1922年梅尔中国之行，在南京结识陈焕镛之后，返回菲律宾。1923年梅尔返回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1929年陈焕镛创办农林植物研究所，与梅尔重新取得联系，获得梅尔赠送所著《马尼拉植物志》（Flora of Manila）和几乎全套《菲律宾科学杂志》（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以及不少采自菲律宾和玻里尼亚地区已鉴定的植物标本。当1929年4月陈焕镛准备创办刊物，并向梅尔约稿。梅尔不仅同意赐稿，还为即将诞生之《中山专刊》拟出拉丁化刊名Sunyatsenia，为陈焕镛采纳。
图2－15 梅尔赠与陈焕镛的签名照片
在Sunyatsenia尚未推出之前，梅尔于1930年1月改任纽约植物园主任。该园有规模宏大之标本馆，收藏热带、亚热带标本极多，其私人捐助之经费充裕，图书亦丰富。陈焕镛与之联系遂更加密切，梅尔对农林植物所研究和发展甚为关心，再次提供许多学术帮助，如赠送全套且为数不少之越南复份标本。是年Sunyatsenia第1卷第1期出版，即刊载梅尔与陈焕镛联名发表的Contribution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Kwangtung Flora论文。梅尔在与陈焕镛商讨该文写作时，致函陈焕镛言：对我个人而言，在出版方面不需要更多声望，然而对于你和你的同人而言，著作能力一定会引起学界极大兴趣，我将尽最大能力来帮助你。[53]由此可知，梅尔之文刊载于Sunyatsenia，实为提携新设之研究所。
植物所在海南采集标本，也得梅尔之资助。植物所成立时，梅尔即建议植物所派遣采集队赴海南岛采集。1930年8月，在英国召开世界植物学大会期间，梅尔与陈焕镛重逢，又作进一步商定。会议结束，陈焕镛仍在英国从事研究，与梅尔函件来往，最终确定合作方案。该方案由梅尔起草，此将该份文件照录于下：
纽约植物园与以陈焕镛教授为代表的中山大学在中国东南部合作进行植物考察协议
为了促进所倡议的植物考察合作事业，纽约植物园提供美金500．00元给陈焕镛教授本人监督使用，中山大学同意提供相应的款项或人员。
双方认为在当地条件具备时，即在海南岛开展实际野外调查工作，而且要为在该岛南半部山区考察工作作出努力。如果由于意外原因，致使海南的工作不能实现，由纽约植物园提供的款项可用于在广东省任何其他地区的植物野外考察。
双方认为并且同意，根据本合作协议，采集所得植物标本在中山大学和纽约植物园两单位之间，按比例分配，拨给纽约植物园的标本应占每一号标本的复份的半数，每一号标本须附采集记录。此外，双方认为应尽可能作出巨大努力，保证每一号标本的复份十至二十份。
为了使复份标本的交换避免重复起见，双方认为由纽约植物园保存的复份标本可与美洲和欧洲植物标本室交换，由中山大学保存的复份标本可与亚洲的研究机构交换。
双方同意，根据合作采集的标本发表的论文，应由纽约植物园的代表E．D．梅尔博士和中山大学的代表陈焕镛教授共同署名，至于约请专家撰写的论文则除外。
由野外采回复份标本，凡拨归纽约植物园者，可用货运由海南、广州或香港启运，装箱或包裹注明下列地址：(www.xing528.com)
纽约州巴朗淣斯公园
纽约植物园
主任
本协议根据工作进展的需要，以及纽约植物园园主任和中山大学代 表陈焕镛教授共同认为需要修改时，得在将来任何时候修订之。
1931年1月30日[54]
是年2月，植物所即收到纽约植物园500美金。这笔经费只是对于植物所采集工作予以补助，以一年为期。标本寄往美国托运费用并不包括在内。其实，陈焕镛在赴英之前，已将植物所调查任务计划妥帖，并开始实施。陈焕镛在与梅尔通函中，还就如何避免热带蚂蟥对人侵扰求教，之前在海南考察时曾以此为苦。梅尔在热带菲律宾为时甚久，经验丰富，其答复云：（蚂蟥）“这种东西在热带地区是很多，而且也十分讨厌。我们在菲律宾实际经验中发现，防避山蚂蟥侵袭最好的方法是用呢制长布旋状绑腿，并在鞋带穿孔处涂上肥皂。我就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用这种简单方法，在极多山蚂蟥森林里工作而未遭遇到什么困难。”[55]
其后一段时间内，植物所履行条约所规定内容，向纽约植物园提供所采标本之一半，经梅尔研究定名，所获新种，与陈焕镛共同研究，研究文章在Sunyatsenia联名发表。此录1933年梅尔为论文撰写事致陈焕镛函，从中可悉彼此合作情形：
今天分别用两个封套将两文手稿寄给你，一为关于海南植物，一为关于广东植物。这些稿件主要是根据你指导之下所采集得来的材料而撰写，由你和我联合署名。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增加一些你认为必要的文字在引言中，尤其是关于海南植物那篇文章。我觉得应包括那些采集人员的名字在内，如果可能，写出他们的野外工作经验，我想起你以前对我说过，在远征队中有一名成员因患热病而致死。文中对一些中文拼写上有任何微小错误，请注意改正，对一些采集人姓名及地名拼写同样注意。
如果你认为应将某一新种奉献给某人，请不要犹豫，直接照做可也。只需让我知道你修改了哪些学名，以便我能在我们的名录上予以更正。如果你有任何可供研究的附加材料，请随时寄来，我已将关于中国植物的标本和文献整理好，对新获得的标本可以迅速鉴定。[56]
该项合作，结果极为完满。1935年梅尔转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总监，继续该园与中国植物学界良好之关系，与农林植物所交往更加密切。1935年陈焕镛赴荷兰参加世界植物学大会，梅尔又资助500美金，用于在伦敦购置植物学书籍。除继续赠送文献外，陈焕镛研究苦苣苔科、牻牛儿苗科等需要标本，通过梅尔向纽约植物园或阿诺德树木园借阅，寄往广州，以供研究。有陈焕镛函为证：“如果你能安排将所有中国的牻牛儿苗科（包括其覆盖物）从纽约植物园借出，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话，这样我就可以在国外省下很多时间，我将等着你的回音。”[57]梅尔接到此函，即为办理，并复函告知。
梅尔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给予帮助，不仅对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如此，对胡先骕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是如此。1933年静生所派蔡希陶赴云南采集，亦获梅尔资助才得以成行。所以陈焕镛认为梅尔与其所接触到的其他外国学者不同，1956年梅尔去世时，他作文纪念：“许多外国植物学家、旅行家、采集家们，为了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或机关的利益，或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为了商业的营利，走遍了我国的大地。梅尔先生同这些人相反，他在扶助中国植物分类学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本土科学方面出了很多的力气。他为我们建立图书馆捐助许多珍本绝版的书籍和定期刊物，用所谓‘特别交换’为名义（实际上不希望得到相应的报答），供给大量有历史价值的旧标本，并慷慨地把六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介绍出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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