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的主要人员

现代植物分类学以1775年林奈发表《植物种志》为起点，至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建立之前，在大约150年内，西方诸国来华采集植物标本者不断，搜集大量标本均运往国外，收藏在各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植物园标本馆中，中国植物之分类学研究遂由西方学者所垄断。至1949年，90%以上中国植物，是由外国人鉴定、命名、描述，发表在国外科学刊物，并编辑出版了一些地区植物志。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逐步进入中国，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些植物标本室设立，如英国设立香港植物园标本室，美国设立的教会大学，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福州大学等也都设立标本室，通过它们，也将一些中国标本寄到国外。

中国的植物学家建立中国植物学研究机构，首先是采集植物标本，建立植物标本室。建立标本室最便捷的方法，是把不认识的植物标本寄给国外标本馆代为鉴定。因此时中国国力有所增强，外国人来华采集受到中国政府限制，依照学术交流方式，寄出一张复份腊叶标本，可以得到正确的植物名称，然后在国内统一其名称，这也是国外学者继续得到中国标本之途径。同时，由于中国植物学研究机构经费有限，与国外合作，还是得到经费之一途。

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初，首要任务是调查广东植物种类，编纂《广东植物志》，故于采集植物标本和标本室建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时，国内各省均无植物志编写计划，此无疑为其先导。然而，广东面积广大，南北气候差异，以及各地土质不同，因此种类甚为丰富。此前虽有香港植物园出版Flora of Kuangtong and Hoogkong（《广东香港植物志》，1912），但农林所建所几年之后，于1934年所得标本种类即已超过该书，此后还有许多奇异种类不断被发现。面对如此复杂的种类，不是短时间即可将《广东植物志》编就完成，虽然农林植物所希望其早日问世，但还是因人手有限，一个人仅能关注几个科，而高等植物共有200余科，在研究人员尚不到10人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工作之难度。再加上其后既有外敌入侵，还有内政混乱，对研究工作影响甚大。该志至1950年缩小范围，改为《广州植物志》，在人员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才于1954年编成，1956年出版。至于《广东植物志》则延至1987年才出版第1卷，此时距陈焕镛去世已多年，在陈焕镛弟子吴德邻持续努力下，至2012年出版第10卷，终告完成。

从事分类学研究人员，首先须经过野外调查采集训练之后，再转入室内研究工作。研究员必须能够阅读植物学拉丁文，因为各国分类学家一致遵从《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之规定，同种植物只需有一个拉丁文名作为该植物国际通用名称，又规定任何地区发现新种，其植物形态特征，必须以拉丁文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进行描述，讨论则可用英文、德文或法文。

农林植物所成立之初，所内人员工作如下：

主任：主持所务及研究；技正：担任研究及授课；技士：担任研究及采集调查；技佐：标本室助理及研究，暨助教；技术员：担任各种技术事宜；事务员：文牍、会计及庶务等。其后职务名称变更频繁，总之分为两类，一为研究人员，一为事务人员。

植物所成立伊始，研究人员大多系陈焕镛从南京邀请而来，前述孙雄才、戴藩瑨，其后还有左景烈、蒋英等，他们在东南大学或金陵大学毕业，均受过植物分类学训练，来此通过实践，很快即可独立研究。但孙雄才、戴藩瑨在此工作时间未久，左景烈则有5年，蒋英最久。通过他们，再培养了不少采集员和技术员，为植物所奠定基础。

农林植物所初级人员则就近在中山大学农科毕业生中招聘，当时大多数学生对植物分类学不甚了解，有兴趣者更少，只要愿意来所工作，陈焕镛一律欢迎。先后入所者有王显智、侯宽昭、梁宝汉、陆剑才、何椿年、高蕴璋等，还有陈焕镛侄女陈淑珍、侄子陈念劬也被吸收入所。

对农林植物所初级研究人员的培养，首先从植物的分科入手，方法是解剖大量不同属的有花、有果之新鲜植物，利用所编分科检索表查出其科名。这样可以使初学者在野外采集时可以立即确定各种植物所属之科，进一步根据实际经验逐渐把科、属、种的关系概念提高到理性认识。所以精通形态特征和准确运用术语，是分类学专业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32]

需要指出的是，农林植物所并未吸纳中山大学理科生物系毕业生入所工作，可知其时，陈焕镛与生物系隔阂已深。陈焕镛将其亲属安置在所，虽然他们同样接受训练，承担研究或外出采集任务，之所以如此，还是家人更得到陈焕镛信任，便于对研究所的领导。蒋英就曾说，陈焕镛两次出国参加世界植物学大会，均是请陈淑珍代理所长。当然，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开办一项事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陈焕镛父亲之《华字日报》，从开创到发展，直至最后结束，均是一项家庭事业，其人事更替、营业收入分配等核心问题，均是家庭事务。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中山大学所办，陈焕镛即使对该所创办与发展有极大贡献，也只是主其事者。但农林植物所属社会事业，若以血缘论亲疏，而不以道德文章作为提拔标准，自难服众。此后，自南京而来诸位纷纷离去，其原因现难考证，仅留下之蒋英最后还是与陈焕镛分手。不过也需要指出，正因为陈焕镛以所为家，所以广州沦陷时，将所迁至香港，无房舍落脚，他毫不犹豫动用家族资金，为研究所新建办事处，挽救研究所于危亡之中。这些史实，容后记述，在此仅是说明，对于现代社会公益事业而言，家族观念对事业发展之阻碍作用更大于促进作用。

图2－10　林炳耀

植物研究所建所之时，事务员由王显智担任。王显智此前是中大农科德籍森林学教授芬源尔助手。在植物研究室时，陈焕镛曾与芬氏一同外出采集标本，芬氏离职，其助手王显智被陈焕镛吸纳入所，担任总务工作。抗日战争之后，王显智改任中大图书馆管理员，此后未曾回到植物所。建所之时打字员则由林炳耀担任。林炳耀（1904—1988），广东罗定人，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1927年入中山大学出版部任英文讲义打字员，植物研究室成立，因有甚多外文打字工作，即任专职英文打字员兼事务员。抗战胜利后，在中山大学出版组工作，1951年10月曾一度再来植物所，院系调整，最终任职于华南农学院图书馆。林炳耀在植物所时，曾有离所之意，时在1932年。其自述云：

岭大附中主任杨重光先生与岭大校长钟荣光酌量委任我做附中舍务员，又可在附中兼上课，读书半日，月中待遇五十五元毫银。我已接受委任，目的多读点书。此时陈焕镛所长不愿意我离开，劝我追随他做事，学问无需高低，只要做得事，待遇不成问题。劝慰我留在植所工作。一九三三年，由事务员改升为技佐，同时由六十元薪加到八十元，受此恩慰，遂抱纯技术观点。^[33]打字员亦为技术工作，不是一般人就能胜任，所以陈焕镛要慰留林炳耀。在植物所中，有不少员工跟随陈焕镛甚久，说明陈焕镛具有组织领导才能，具有人格魅力。

以下重点介绍植物所主要研究人员及抗战之前研究情况。

陈焕镛　南下广州之后，陈焕镛开始着手松杉植物、桦木科、胡桃科、豆科、樟科等研究，论文先在阿诺德树木园和中山大学理科所属之刊物发表，1930年农林所创办《中山专刊》，其论文多刊于其上，主要是与梅尔合作发表新种论文。此列刊于《中山专刊》之外论文题名。

1．《中国植物之新种及新名》，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专刊，第8卷第1期，1927年；

2．《广东产之四新种》，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专刊，第9卷第2—3期，1928年；

3．《桦木科之研究》，中山大学理科《自然科学》第1卷第1、2期，1928年；

4．《胡桃科之研究》，中山大学理科《自然科学》第1卷第3期，1928年；(www.xing528.com)

5．《中国乔木植物之增加（一）》，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专刊，第9卷第4期，1928年；

6．《广东红豆树属志略》，中山大学理科《自然科学》第2卷第3期，1930年。

1934年陈焕镛发现芮达木属（Rehderodendron）3个新种，一种采于四川峨眉山，一种采于四川马边，一种采于贵州。是年陈焕镛研究还有中国苦苣苔科之订正。其工作系按以下步骤进行：①搜集所有原种说明；②征集全国各研究机构所藏该科标本做一概略观察；③栽培苗木，以供勘合花果标本。按其时搜集之结果，知我国苦苣苔科植物共有30属约150种。研究完毕，拟用彩色图谱专著刊行，惜未如愿。陈焕镛与胡先骕合著《中国植物图谱》，自1929—1937年共出版5卷。对于陈焕镛在植物分类学上之成就，《中国大百科全书》作如下记载：

陈焕镛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特别是南方植物研究的先驱之一，发现的植物新种在百种以上。所发现的新属有任豆属（Zenia）、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银杉属（Cathaya）、细蒴苣苔属（Raphiocarpus）、肥牛木属（Muricococcum）、驼峰属（Merrillanthus）、扁蒴苣苔属（Cathayanthes）、鹿角苣苔属（Ceratoscyphus）、华南苣苔属（Sinoboea）、世纬苣苔属（Tengia）等。银杉系孑遗的裸子植物，仅见于中国局部地区，对研究植物界之演化及地球历史变迁甚有意义。国内外学者，为敬仰他的才学和贡献，不少植物类群以其姓氏命名，如山铜材属（Chunia）、乐东藤属（Chunechites）、琼棕属（Chuniophoenix）等。^[34]

如此业绩，必孜孜以求、皓首穷经才能获得。陈焕镛追求科学之精神，一直被其追随者奉为楷模，再加陈焕镛用心培养，使得农林植物所具有良好向学之风尚。陈焕镛之业绩也为其赢得国际声誉，1937年德国植物学家Max Burret在农林植物所自海南采集标本中，发现琼棕新属，即以陈焕镛之姓命名为Chuniophoenix Burret。今日华南植物园园徽，即以此热带亚热带棕榈科植物琼棕（Chuniophoenix Hainanensis Burret）的叶片为主体图案，寓意华南植物园以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为学科定位，也有铭记其创始人陈焕镛之意。

图2－11　1935年的蒋英

蒋英（1898—1982）　字菊川，江苏昆山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先入私塾，再入昆山浸会小学，后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20年入金陵大学。蒋英就读学校多为教会所办，受其教育，也成为一名基督徒。在金陵大学所学为森林系，为陈焕镛门生。1925年毕业，先在安徽安庆农业学校任教，1928年3月，经秦仁昌介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助教，1930年2月又经秦仁昌推荐，往南京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助理员。1930年4月该馆担任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之植物采集工作，历时近一年，于1931年3月返回南京，所采植物标本7000余号，10万余份。1931年6月，又率植物采集队对江西进行为期3个月之采集，共得植物标本1 000余号。蒋英本人致力于中国夹竹桃科研究，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丛刊》第3卷第5期上发表《广西Pottsia属植物之一新种》。夹竹桃科与萝藦科有密切之关系，其亲缘地产均在热带和亚热带，故蒋英在研究夹竹桃科的同时，也肆力于萝藦科研究。在中央研究院时，蒋英即在谋求出国，以作深入研究。然而出国之愿未能实现，而于1933年7月，应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之聘，重回中山大学任教，并协助陈焕镛为发展农林植物研究所而尽力，继续其专科研究，并成为此领域专家。其弟子李秉滔撰写蒋英传略，有云：

1933年，蒋英开始对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进行系统研究，成为我国较早开始植物专科研究的植物分类学者。他先后发表了《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广东番荔枝科植物》、《中国夹竹桃科植物一新属》、《印度尼西亚膜质藤属植物之研究》等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从此，他的名字为国内外植物学家所熟悉。蒋英认为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对中国技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献出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大力搜集这三个科的资料。多少年来，他为搜集过去失落的中国植物标本和邻国植物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及原始文献，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利用自己与各国植物学家和研究机构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友谊，先后向美、英、法、德、荷兰、瑞士、瑞典和东南亚各国共26个国家借用或请他们代拍照片和抄打、复制原始文献资料，有时还自费向国外购回中国流落异国的许多模式标本碎片和照片。为了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有时整个白天在实验室解剖植物，晚上查阅有关书籍和摘录文献直至深夜。几十年来，他基本收齐了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原始文献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把文献做成一式两份，一份归入植物标本室内，另一份留给自己研究，并按科属种做成两万多张植物卡片。1933—1949年，他主要从事这3个科的专属分类研究，并将发现的新分类群，先给予发表。《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是蒋英对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专科专属研究论文，文内有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植物新种、种的分布新记录、新组合和新异名，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主要参考文献。^[35]

蒋英还曾与陈焕镛联合发表萝藦科梅尔藤新属Merrillanthus Chun ＆Tsiang，刊载于1942年《中山专刊》第6卷第2期，以表彰梅尔与农林植物所之友谊。

左景烈　字仲伟，生卒年月不详。湖南湘阴人，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左宗棠之曾孙。1929年春应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之聘，任该所研究员，主持广东植物之采集工作。抵达广州之初，即与所长陈焕镛计划赴海南采集。然该岛政局不定，治安大受影响，一时无法进行。及1932年春，华南政局日趋稳定，海南采集计划乃乘时进行，全队5人，同行者为采集员陈念劬及技工李耀、陈文、林铨等，留海南凡七阅月，深入五指山，所获丰富，写有《海南岛采集记》刊于《中国植物学杂志》。1933年左景烈赴广西十万大山采集，此行结束，即离开植物所而改任山东大学生物系讲师。

左景烈在广东所采著名植物有：乐昌含笑Michelia Chapensis Dandy，又名景烈含笑，1929年左景烈在乐昌县采得，后由英国植物学家恩第于1942年在乐昌市两江镇茶坪村再次发现并定名。著名之金花茶发现也与左景烈有关。1965年，胡先骕根据广西植物工作者吴欣芳、黄适升和高如椿1960年在邕宁坛洛采到的两号模式标本，以Theopsis Chrysantha Hu发表，意即“黄色连蕊茶”。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茶花专家津山将金花茶修订为Camellia Chrysantha（Hu）Tuyama，即“黄色山茶花”。1991年，中国山茶科专家张宏达在研究中惊喜地发现，我国植物学者戚经文先生早在1948年就根据左景烈在1933年7月29日采到的金花茶标本模式，以C．Nitidissima Chi发表，即“光亮山茶”。张宏达对照研究证实，这和胡先骕发表的为同一个种。由此可见左景烈采集之深入，而其本人还致力于兰科研究。

侯宽昭（1908—1959） 广东梅县人，家庭出身清寒，有兄长多人，全家上下都克勤克俭，其还是在半饥半饱状态下度过孩童时代。直到长兄远走南洋，有所出息之后，才进梅县中学念书。此后，曾就读中山大学预科，后升为本科，1932年7月于中大农学院毕业。其入植物所系校长邹鲁推荐，据陈焕镛言：“侯宽昭是校长邹鲁以亲笔便条介绍入所的，当时他不熟悉植物，外文很差，经过在海南多次调查采集锻炼和专属学习，很快承担起辅导初级学员，鉴定一般植物标本，进行专科研究，协助编辑《中山专刊》。”^[36]由校长邹鲁推荐入所，仅此一人。何以得到青睐，不得而知。在中山大学档案中，有一份1941年“侯宽昭履历”是这样记载：

图2－12　青年侯宽昭

廿一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37]廿一年秋奉委为农学院植物所技助，月薪100元。廿七年秋辞该职，考入研究院肄业。在此六年中曾派赴海南岛工作约二年，湖南及广东各地工作一年。廿八年秋奉招往滇教学，研究院功课于焉中辍。旋奉委为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讲师，月薪110元，每周教课约十小时。廿九年改为农学院专任讲师，月薪国币130元，所任课约与上年同，同年十一月辞该职，恢复研究院学业。^[38]

侯宽昭于1932年秋入所，是年25岁。入所之后，在陈焕镛指导下，即抱全心全意为科学服务之宗旨，始终未离此岗位。首先接受野外工作训练，1932年冬，即赴海南岛采集约一年，至1933年秋返回；1935年春复率队往海南岛采集，同年冬返回；其后，至抗战爆发之前，或作短期野外工作，或在标本室工作。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使其对海南及广东植物有一全面了解，为其日后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招收研究生　农林植物所研究人员还有自己培养的研究生，侯宽昭即其中成就最大者。侯宽昭攻读研究生在1938年，而农林植物所开始招研究生则在1935年。是年春，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筹备成立研究院，将文学院之文史研究所、教育学研究所，农学院之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研究所等改隶于其下，分别改组为文科研究所和农科研究所。研究院院长照章由校长邹鲁兼任，于6月6日举行就职典礼。此后农林植物研究所又名为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部，此仅是新增一个名称，与原先之建构并未有变动。带来较大变化是按研究院章程，开始招收研究生。《农科研究所章程》规定：“本所招收研究生，遵照本大学研究院章程第九条之规定，以左列各生为限：一、国立省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二、国立省立或立案之私立农学院（独立学院）毕业生；三、国外大学农科毕业生。”^[39]将研究生生源限制在农科毕业生，对于农林植物所而言，其范围则甚为狭小。植物学本属理科范畴，此将理科生物系毕业生排斥在外，显然不利于选拔学科优秀人才。此后，农林植物所所招研究生，多是农科本科毕业学生，且是中大本校农学院之学生。

1935年9月，中山大学在全国范围共招收10名研究生，其中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部招收李日光、王孝两名。陈焕镛、蒋英分别为导师，主要课程有植物名词学、高等植物分类学、植物分类学法则、植物分类学史、拉丁文以及采集与实习、书报讨论等。“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每月提出研究报告以凭考核，研究期满，则须提出论文，经审查合格后，依照教育部规定之《学位授予法》，授予相当之学位。”^[40]农林植物部所招研究生之一李日光，广东宝安人。1935年李日光在中大农学院本科毕业，报考研究生被录取，投陈焕镛门下，其研究题目为《中国药用植物研究》，在陈焕镛指导下，搜罗阅读有关书刊，整理研究有关药用植物标本，编造一套黄颜色卡片，以便于辨别，为写作毕业论文及学术答辩做好准备。其工作地点有时在研究所，有时在石牌农学院。另一研究生王孝，其情形知之甚少，仅悉其在研究生时研究题目是“中国蝶形花科植物研究”。研究生按章在校学习时间为两年，此两位本应在1937年毕业，因研究工作未能完成，又照章延长一年，于1938年毕业。毕业之后，李日光留在农学院任教，随学校内迁至云南，在云南主理药用植物苗圃事。1941年2月广东农林局开展药用植物研究，商得农学院院长丁颖同意，调往该局，遂脱离中山大学。抗战胜利后，虽亦回广州，也曾与植物所侯宽昭、徐祥浩、欧阳有群有联系，但未再入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