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接任南京森林事务所主任

海南采集结束，陈焕镛在上海治病之时，接到姊丈、金陵大学农科森林系主任凌道杨来函，言其将赴青岛接管德国人经营之森林事业，任山东省省长公署顾问、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请陈焕镛来南京代理其主任职务。姊丈托付，也是难得机遇，陈焕镛遂来南京执教，其在海南所采部分标本也于1920年底运抵南京。

陈焕镛在金陵大学时，1921年初接到美国地理学会吴立森（F．R．Wulsin）来电，云将赴中国甘肃进行科学调查，要求陈焕镛为之物色一位懂英文之植物采集员。吴立森电报同时也打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胡先骕。其时，秦仁昌在金陵大学森林系就读，有志于植物学研究，为陈焕镛、胡先骕所钟爱，遂被推荐参与该调查队。秦仁昌于翌年春随队赴甘肃工作，为时约一年，此为秦仁昌野外工作之始。

陈焕镛在金陵大学任职不到一年，就因不能忍受金大农学院院长美国人芮思娄（J．H．Reisner）对中国同事的傲慢态度而辞职，转而应胡先骕之邀，至东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其时，东南大学刚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来，陈焕镛在此与胡先骕、钱崇澍及动物学家秉志等一道工作。陈焕镛在金陵大学之教学甚得学生欢迎，他到东大也促使几位优秀学生转学到东大，如陈封怀、张肇骞等，秦仁昌虽然仍就读于金大，但也到东大兼职，任陈焕镛助教。东大学生张宗汉听过陈焕镛课，后成为生理学家，对于老师授课，他回忆道：

陈焕镛以树木学专家出名，我读过他的两门课，听过一个关于海南岛植物调查报告。他讲中国话很慢，也杂以几个英文字，易懂，有时引人发笑，有时也很严肃，对树木学有实际知识，对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采集的工作很熟悉，师生都很欢喜他。不过也有一些情况使人感到他不老实，喜欢弄花枪，自显神通，但是我们学生还是敬重他，把他和秉志、钱崇澍、胡先骕等老前辈并列看待。^[12]

1922年陈焕镛接到前海口海关之英人包尔林来函，谓其已自海口调至湖北宜昌海关税务司，嘱有机会可到湖北采集，将给予帮助和招待。自从海南岛标本被烧毁后，陈焕镛已心灰意冷，准备放弃这项事业，包尔林来函，又激起其之兴致。于是在学校有限支持下，组织采集队赴湖北采集，以钱崇澍为队长，成员有陈焕镛、秦仁昌和黄宗。因经费只有500元，只能作一月之短期采集。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各人有所分工，钱崇澍专采草本，陈焕镛专采木本，秦仁昌、黄宗作为助手跟随其后。到达宜昌后，先下榻在包尔林处，再由其请到曾为英国人威尔逊（E．H．Wilson）在湖北西部采集做向导的老姚，沿着威尔逊采集路线，采集其所发现而国内尚未有之标本种类。采集队经兴山、神农架东侧到达巴东，最高采集地点到达海拔3 000米的新店子，采得近千号标本，每号至少10份。这些标本能按照萨根主编的《威尔逊植物》鉴定者，即自行鉴定；不能鉴定者，草本寄往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木本则寄往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作为陈焕镛海南岛采集工作失败之补偿。关于此行，秦仁昌在1966年3 月25日曾说：“1922年我和钱老、陈老一起去湖北采集标本，需要600元路费，哪里有？校方设法凑到500元，回来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回不了家，后来见到英国轮船，就连人带标本往上爬，经过陈老和船长说情，才回了家。”^[13]因为陈焕镛有西方人面相，与英国人易于交流，故得同情通融。此亦中国植物采集史中的一则逸话，值得记载。

在东南大学任职期间，陈焕镛还有两项兼职。1922年8月18日，秉志、胡先骕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陈焕镛被聘为该所研究员。创建之初，研究所经费每月仅200多元，所有人员皆为兼职。此为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所址在南京成贤街中国科学社的小楼内，与东南大学毗邻，所长秉志，兼动物部主任，植物部主任是胡先骕。其后该所得到中基会资助，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孳乳出其他动植物研究机构。陈焕镛在生物研究所研究中国樟科植物，以英文写出研究报告，刊于该所丛刊第1卷第5期。还与胡先骕一同编纂《中国植物图谱》，该书共出版5卷，所载多是新种类。在该所时期，陈焕镛用功甚勤，他说：“秉志研究鱼类，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成贤街工作，直至我离开南京来华南为止。”^[14]

陈焕镛在南京另一项兼职是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森林系主任。该校设于南京市内，校长为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孙玉书，森林系只有一名助教郑万钧。陈焕镛在此研究江苏省主要树种，设立一个树木园，栽植一些经济树种，以观察其特性并探索其栽培技术。在此期间，郑万钧受到陈焕镛辅导，后来也成为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任教于该校时间不长，不久学校即停办了。

图1－7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人员合影（前排右起：陈焕镛、秉志、胡先骕）

1922年对于陈焕镛而言，可谓是重要年份，这一年，其结识美国植物学家梅尔。梅尔（1876—1956），生于美国缅因州冬奥本，1898年获缅因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加入美国农部，1902—1923年调到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在国家科学局任职，最后担任该局局长。在菲律宾22年中，梅尔集中精力从事太平洋地区植物调查与研究。1956年梅尔去世时，陈焕镛撰写纪念文章，刊载于《科学通报》。其时，中国报刊刊载纪念美国人之文章实属鲜见，文中讲述梅尔之中国植物研究及与其交往：

梅尔博士在1917年开始进行研究华南植物，因为华南属于热带和亚热带，与他终生研究的东南亚地区的植物状况在分布和亲缘上有密切关系。1916年，他来到广州帮助在广州的美国教会学校组织一个区域性的植物标本室。这年10月至11月之间在广州附近黄埔和罗浮山所采得的标本成为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基础。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进行采集，路过南京时，我才得和他初次认识，从此建立起终身的友谊。虽然当时他在南京的时间有限，他还是把我在1919—1920年收集的约1 200号海南植物标本在四天辛苦紧张的工作中完成了初步鉴定。在这批首次大规模获得的海南标本中发现了许多新种和新记录的植物，因而他建议把这些材料运到马尼拉去，共同进行深入研究。可是因为不久以后东南大学生物系大楼口字房失火，这些宝贵的科学资料全被烧毁，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实现。^[15]

上引陈焕镛所言梅尔来南京时间有误，梅尔乃研究中国植物专家，来南京时，当在菲律宾科学局局长任上。陈焕镛所言1920年梅尔是路过南京，其目的是往浙江、安徽采集标本，当不在冬季，而是时陈焕镛在海南采集，来南京是在年底，故文中所记时间有误。陈焕镛另有自述云：“1922年金陵大学邀请菲律宾科学馆馆长梅尔来南京，重新规划该校的植物标本室。当梅尔知道我大量海南标本收藏在东南大学，他主动来生物系访问参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16]此说时间机遇较为合理，故笔者从之。因前引文是公开发表，易被讹传，故作此更正。文中又言与梅尔合作研究海南标本事，失之简略，此再据陈焕镛自述，作一些补充。梅尔在南京停留四天，其中有三天在鉴定标本，即席写上科名、属名，不少还写上种名。不过梅尔声明这不过是初步定名，允有错误，希望陈焕镛携带标本到马尼拉国家科学馆，利用那里的标本和图书作共同研究。但1922年12月12日，陈焕镛所采海南标本，因收藏的东南大学生物系标本室所在之口字楼失火而烧毁，使得陈焕镛在海南之艰辛工作前功尽弃，赴菲律宾之计划不得不取消。

1923年梅尔回到美国，旋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院院长。此时，秦仁昌参与的美国地理学会在中国所采标本拟留在中国，归并于东南大学标本室。而金陵大学植物学教授史德蔚（Steward）希望该标本收藏在金陵大学标本室，其与梅尔交往日久，拟借助梅尔之学术威望，促使美国地理学会改变计划。因此史德蔚说东南大学去冬大火，其标本收藏没有好好整理，管理人员无能，且无兴趣，也无合作精神，认为标本归入东大不安全。对陈焕镛，史德蔚更是备加指责，云金陵大学资助陈焕镛1922年赴湖北采集，欠金陵大学标本；阿诺德树木园原要鉴定陈焕镛在海南所采标本，却收到陈焕镛在湖北所采标本，史德蔚认为是陈焕镛导师杰克支持这批标本归入东南大学。但是，梅尔与陈焕镛也有交情，曾热心帮助陈焕镛鉴定海南标本，所以并未支持史德蔚，金陵大学之愿望没有实现。

1925年起，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东南大学生物系渐有起色，胡先骕经陈焕镛介绍，在阿诺德树木园学习两年，获博士学位回到南京。胡先骕如同陈焕镛一样，得到萨根之信任。在萨根和M．Case两人就任阿诺德树木园基金委员会成员时，准备筹措一笔经费用于考察中国植物，拟将这笔经费交由胡先骕掌握，金陵大学负责监管，参与其事。胡先骕曾天真地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谈论此事，而芮思娄则不甘落于中国人之下，欲独自操纵此事。

芮思娄怂恿梅尔帮助金陵大学获得此笔考察资金，他致函梅尔说：“没有人比我对中国人的抱负更富于同情心，胡虽然是强有力的中国主义者和热衷于植物学，不幸的是他的热情从不曾成功地把东南大学的标本室组织好，以使它成为一套有用的材料。”当然，芮思娄又拿东南大学的火灾为证。他还指称生物研究所所收藏标本资料由胡的管理，也像其他的中国植物标本室一样，欠缺有效性，以至于失去其本来价值。芮思娄请求梅尔推荐金陵大学与萨根的阿诺德树木园合作。胡发现了芮思娄的企图而感到恼火，指责芮思娄“总是损害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假如此即所谓‘基督精神’，就毫不奇怪我们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努力推动全国性的反基督宣传了”。^[17]

其时之中国正在开展“反基督教运动”，对此运动，胡先骕并不是拥护者，对于教会学校，则持批评意见。他说：“吾未见帝国主义之害与基督教有不可解之关系也”，“近二十年来，基督教渐渐脱离政治之影响，而从事于社会事业，如设医院、立学校，其利他精神，诚有令人景仰不置者。然其妄自尊大、越俎代庖，造成一种买办牧师式教育，贻误中国青年之罪，亦有不可恕者。”^[18]此或可看作是对金陵大学芮思娄之回应。胡先骕认为，中国植物学研究者已成长起来，对教会学校在此领域“妄自尊大、越俎代庖”予以批判。陈焕镛之所以离开金大也是对外籍人士傲慢之不满。

图1－8　萨根复陈焕镛函（1925年7月25日）

今日已不知阿诺德树木园给予胡先骕、陈焕镛多少经费支持，也不知胡先骕、陈焕镛寄出多少标本作为回报。1926年树木园与东南大学有在南京合办植物园计划，后因北伐战争影响而作罢。此有一通1925年萨根复陈焕镛函，或可说明其间学术交往。

我亲爱的陈先生：

十分高兴接到你六月九日关于今年在安徽省要做的采集工作的来信。所有那些标本连同附着注释的便条都应该编上号码，以便当它们被鉴定完毕，我们就能把你保留的那一份植物名称寄给你。我们宁可多些种类，少些复份，或者除了你保留那一套之外，再加三份，将正合我们之用。

谢谢你的来信，并祝一切都好。我是

十分忠实于你的萨根^[19]

陈焕镛到东南大学之后，至1927年离开南京为止，还曾与东大教授钱崇澍、张巨伯、张景欧及金大农场管理员黄宗等人合资兴办一家神州苗木公司，陈焕镛担任经理，采集中国树木种子，向美、德、英、法、日本、荷兰等国出售，秦仁昌野外采集时，也曾代为采集种子。中国植物学家开设公司，经营种苗，此为第一家，具示范性。此后，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均以经营种苗或其他农林植物弥补经费之不足，陈焕镛在广西梧州所办农场，秦仁昌在云南丽江开办松香厂，蔡希陶在昆明种植烟草，陈封怀在庐山出售种苗等，无不借鉴陈焕镛此时在南京之先例。

1926年10月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派出代表有秦汾、翁文灏、任鸿隽、竺可桢、胡先骕、薛德焴、魏嵒寿、沈宗翰、陈焕镛等共11人。陈焕镛自认为是一位新毕业的学生，没有宣读论文。在会上初次认识来自各国的有名望的植物学家，曾陪伴这些前辈学者到野外游览。(www.xing528.com)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更换校长风波，许多教师辞职他去。秉志、钱崇澍专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植物部主任，胡先骕往北平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而陈焕镛则往广州开创华南植物研究事业。由此在中国境内，按地理分布，从南到北，分别设立三个生物研究机构，如此布局，对全面探明整个中国动植物资源将有莫大之裨益。陈焕镛1926年南下，先至香港，1927年获中山大学理科之聘，遂来广州。

图1－9　1964年，陈焕镛与夫人周丽萍、儿子陈国仆、女儿陈都合影

在南京东南大学时期，陈焕镛先住在学校，后移居鼓楼十庙口。在此期间，陈焕镛与唐席珍结为伉俪。唐席珍系广东香山人，大约在1921年，陈焕镛十七妹陈英莲从上海来南京料理家务，由其介绍成婚，证婚人是东南大学农学院院长邹秉文。唐席珍没有生育，遂抱养一女，取名陈玉兰。陈玉兰系南京人，生于1921年，1922年1岁时，督军内战，家中房屋被炮弹击中倒塌，亲生父母被压死，有人将其送到陈焕镛妹妹陈英莲处，恳请收养。陈英莲为其雇请奶妈，日久之后，仍无亲人领回，遂转送唐席珍收养。陈焕镛、唐席珍视陈玉兰如同己出，将其抚养成人。唐席珍因病于1947年在广州逝世，此后陈焕镛娶周丽萍，1948年生子陈国仆，1960年生女陈都。陈都生于首都北京，其名为秉志所取。是时陈焕镛年届七十，尚举一子，乃人之罕事，学界同人均为庆贺。

【注释】

[1]《霭庭公事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霭庭公事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4]吴宓编：《游美同学录》，1917年，第112页。

[5]W．J．Haas著，许兆然译：《陈焕镛与阿诺德树木园》。《植物学通报》1993年第4期。

[6]陈焕镛致梅尔函，1947年1月2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此函原为英文，“文革”时，为搜集陈焕镛材料而译成中文。本书除特别注明外，陈焕镛致国外人士之函文中译，均与此同。

[7]陈焕镛致梅尔函，1947年2月24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8]此为华氏温度。

[9]陈焕镛致梅尔函，1947年2月24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0]陈焕镛原文为英文，此为朱磊译。

[11]朱磊复胡宗刚函，2012年12月17日。

[12]张宗汉：《对于陈焕镛的一些回忆》，1968年6月8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3]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三查”节约运动简报》第12期，中国科学院档案馆，A002－293。

[14]陈焕镛自述，1968年7月4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5]陈焕镛：《纪念植物学家梅尔博士》。《科学通报》1956年12月号。

[16]陈焕镛交代材料，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7]W．J．Haas著，许兆然译：《陈焕镛与阿诺德树木园》。《植物学通报》1993年第4期。

[18]胡先骕：《论反基督教运动》。《东南论衡》第1卷第8期，1926年。

[19]萨根复陈焕镛函，1925年7月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