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岛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1919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毕业后，经业师杰克推荐，获得舍尔顿奖学金1 500美元。该奖金原规定用作赴欧洲各国研究机关参观游览之用，因陈焕镛在美留学已14年，思乡心切，急于回国，即请求导师向奖学金委员会申请，改为前往中国，作为赴海南岛进行植物调查采集费用，获得该委员会同意。赴海南岛调查是萨根之意，其认为中国海南岛此前未有人深入调查其植物资源，是采集的处女地，采集结果可对东南亚地区植物分布有进一步了解，极具学术意义。但是，其时海南岛尚未开发，前往必然会遇到不少困难，此前曾有一位英国鸟类专家死在五指山附近，所以萨根嘱咐陈焕镛要慎重行事。当初萨根招收中国学生来阿诺德学习，即是为将来学成之后回到中国，为树木园采集标本，增加中国植物种类，以扩大其引种中国植物之计划。陈焕镛是执行此项计划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临行时，哈佛大学一位动物学家获悉陈焕镛将赴中国海南岛，托为采集爬虫类动物标本，并给他400美元作为采集费用。

在陈焕镛即将启程时，哈佛大学财务处发来通知，要求从陈焕镛所获奖学金中扣除部分，以偿还杰克为他申请的贷款。幸好Bussey学院院长、昆虫学家W．M．Wheeler为之说情，暂缓交还。陈焕镛原计划一年之后还要返回哈佛大学。但他并未按计划返回，这笔贷款即为拖欠。1923年胡先骕到哈佛时，杰克为其申请贷款即遇困难，没有获得当初陈焕镛所得之多。杰克致函陈焕镛予以批评，陈焕镛立即清还一半。1925年胡先骕即将离开哈佛时，感到哈佛当局已对中国学生产生偏见，考虑到其他中国学生的利益，由胡先骕出面筹款，还清了陈焕镛所欠的另一半贷款。

前往海南岛无疑是一次探险，未知之情形令人恐惧；但前往一个人迹罕至之区域，必将有珍奇种类被发现，对从事植物分类学者而言，又令人兴奋。陈焕镛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哈佛大学，后来他曾写道：

我凭着年轻人的全部蛮勇，单人匹马出发了。汤姆斯·巴尔波尔博士（Thomas Barbour）送给我一本《探险家手册》，我的义务导师维利尔（Wheeler）、布鲁斯（Brues）、贝利（Bailey）、奥克斯·阿美斯（Oakes Ames）、卡美里奥·施耐特尔（Camillio Schneider）、威尔逊（E．H．Wilson）等博士和爱芙莲·杜盖尔（Eoelyn Tucker）小姐等人对我的期望，以及我的教授理查德·汤尔顿·费舍（Richard Thornton Fisher）、约翰·杰克和阿尔弗雷·雷特尔（Alfred Rehder）等人的祝愿，这些都使我意志坚强起来。^[7]

这段文字写于28年后之1947年，陈焕镛列举出阿诺德树木园诸多师长之名，也见其当初在树木园学习期间有很好的人缘。临行之前，萨根还致函香港植物园园长特查（Torcher），请其帮助。

图1－5　阿诺德树木园主管萨根

1919年7月陈焕镛乘美国“杰克逊号”（President Jackson）轮到达香港，随即转赴上海，与家人团聚。此时，父母及九哥焕昆、十哥焕来均在其留美期间离世，仅大哥陈斗恒部分家眷住在老靶子路16号。在上海，陈焕镛找到幼年伙伴姜义作为工友，一同于9月再往香港。在港逗留十余日，住在跑马地其胞兄陈焕昆岳父何星畴家中，为购买采集用品并做其他准备。他还持萨根之信函，往香港植物园拜访园长英国人特查，了解海南岛情况并查阅该标本室中的海南植物标本。特查赠送一部他与敦氏（S．T．Dunn）1912年合著出版的《广东香港植物志》（Flora of Kuangtong and Hongkong）给陈焕镛，并写一介绍函予海口税务司英国人包尔林（Bowline），请其对陈焕镛予以关照。陈焕镛回国时已不懂中国文字，甚至中国话也不大会说，此时重新开始学习。陈焕镛将1 500美金兑换了700元大洋，10月与姜义一同前往海口。抵达之后，先住在包尔林家中。在他帮助下，请到一位懂多种海南方言的人作为向导和挑夫，即开始采集。首先在那大沙堡山工作，1920年初渐渐深入，10月抵达五指山。在五指山，姜义被毒蜂蜇伤，后陈焕镛和姜义都染上一种热带高热病，被人以担架抬出大山，不得不终止工作赴上海治疗。陈焕镛说：

与当地土著度过了九个月之后，我感染了恶性疟疾，发着105度^[8]的高烧，由于受到山蚂蟥的伤害和营养不良，致使我遍体鳞伤，左手肿胀，其大小和颜色与拳击手套相似。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出五指山，就像乌特豪斯（C．Woodhouse）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四个菲律宾人把他抬出来时，他已经死了。^[9](www.xing528.com)

图1－6　1919年11月29日陈焕镛在海南考察时留影

陈焕镛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即将所采植物、昆虫及爬虫等标本进行包装，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里，准备运往波士顿。后因仓库不慎失火，全部标本毁于火灾。本来陈焕镛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再返回波士顿学习一年，整理并研究所采标本，现标本被毁，其返美国计划遂为取消。

在其所采植物标本中，还有一些复份后来收藏于东南大学生物系标本室中，1923年底该标本室所在之口字楼也化为灰烬。至此，陈焕镛在海南所采标本未予充分研究即全部丧失。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学教授莫古礼获悉陈焕镛在海南所采标本全部被烧毁后，立即组织采集队前往海南采集，先后达六七次之多，所得主要经梅尔研究，发表了许多新类群，其模式标本后来也藏在美国。陈焕镛直至1929年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之后，才有机会再次组织采集队并长期在海南调查，仍然有不少新发现。

陈焕镛在海南所采植物标本未被充分研究即化为灰烬，爬虫类标本不知下落如何，但所采昆虫鳞翅目标本后给了包尔林，与包尔林所采标本一并交给英国萨里希尔博物馆，由该馆人员予以研究，发表在该馆Bulletin of The Hill Museum第1卷第1期（1921）上，名为Descriptions of New Forms of Lepidoptera from The Island of Hainan。1928年陈焕镛在《农学杂志》发表英文《海南蝴蝶之新种》一文，其按语云：

本文中的蝴蝶新种基于1920年一次在海南岛进行的植物标本采集中顺带收集到的标本所描述。一些标本被送到了位于英国萨里的希尔博物馆（The Hill Museum in Surrey，England），经由乔伊斯（J．J．Joicey）和乔治·塔尔伯特（George Talbot）先生鉴定。这批标本现正在希尔博物馆中展出，但最终将移交给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而这批海南蝴蝶标本中部分由鲍林（Bowring）先生和我鉴定的，曾在位于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校园内江苏省昆虫局（The Kiangsu Provincial Entomological Bureau，at The National Southeastern University，Nankang）展出。

在这些标本里面，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极为罕见的那加白粉蝶（Pieris Naganum Moore），此前只在印度支那的那加丘陵和上缅甸地区发现过（The Naga Hills and Upper Burma）。总而言之，海南岛的鳞翅目区系似乎与越南东京湾地区最为接近。^[10]

据朱磊考证：“1928年陈公发表之文很多段落和词句和1921年Joicey与Talbot合写之原文几乎一样；文中提及的新种或新亚种也没有指出命名人是谁，给人感觉就是由陈公自己描述的新分类单元（而事实上很多不是）。不知道陈公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何种考虑发表的这篇文章？也不知道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学术行为？”^[11]笔者难悉陈焕镛发表该文的具体情形，故赞同朱磊之分析。两文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陈焕镛所鉴定的新种是否为学界认可，不得而知，有待鳞翅目专家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