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与融入国际经济程度的提高，有关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争论便不绝于耳。不同的人与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官方数字不断提出疑问，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提出了差距极为巨大的估算，有些甚至是明显地令人难以接受的估算。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缘何令世人给予如此密切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估算结果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对待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问题是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过程中不得不加以思考的，也是不得不做出正确判断的。
第一节 GDP的理论性质与经验性质
一、GDP的理论性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界定清楚GDP的概念。GDP的理论性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GDP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给定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出的最终物品和服务的总市场价值。从理论上说，它是迄今人们发现的对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给定时间内经济活动产出水平的一种“最为全面的测量”。它表示在给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消费、总投资、政府对物品和服务的购买以及净出口市场货币价值的总和。
（2）萨缪尔森认为，“尽管GDP及与其相关的其他国民收入核算的概念看上去有些神秘，它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正是有了这一测量经济活动产出水平的GDP概念，人们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测量一国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测量经济活动是处于扩张状态还是紧缩状态，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比较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水平，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比较不同国家间经济活动水平的差异，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以及不同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从理论上说，GDP可以从三个等价的方面进行测算：一是生产法，即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形成的经济活动的市场价值的增加值的总和就构成了一国的GDP；二是收入法，即各行为主体所获得的净市场价值收入的总和构成了一国的GDP；三是支出法，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和净出口市场价值的总和构成了一国的GDP。
（4）GDP可以分为名义GDP和不变价值的GDP，也可以分为以不同国家货币计算的GDP。从理论上说，名义GDP与不变价值的GDP，以及以不同国家间货币计量的GDP，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进而既可以对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GDP水平进行比较，也可以对不同国家间的GDP水平进行比较。
（5）GDP是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没有市场价值，就不可能计算出某种经济活动的净产出。而某种经济活动的市场价值又是以该经济活动存在市场交易为前提的，没有市场交易，就没有市场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作为GDP构成的净产出。这一性质可以说是GDP作为测量经济活动产出概念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一个方面。
不存在市场价值或价格的经济活动的典型形式，是家户为自己家庭消费而从事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如丈夫或妻子为自己家里所做的家务；父母为子女照顾和抚养其子女的活动；以及农村中的相互助工活动。从理论上说，经济越落后，社会分工程度越低，市场发育就越不充分，因而没有市场价值或价格的活动就越多。因此，按照通常方法计算不发达或落后国家的GDP，或历史上社会分工程度较低时期的GDP，结果必然很小。这与GDP的理论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不能说过低估算了该社会或该时期的实际产出水平（downward bias in measured GDP）。
GDP以市场价值为基础这一性质，决定了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GDP都不存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字。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行为人都存在非市场交易（如家庭活动），任何国家都存在非市场定价的经济活动，如政府提供的服务（government services）在任何国家都并不总是由市场直接定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统计假设政府花费一美元就会形成一美元的产出价值。公众对政府支出一美元所形成的价值是高于还是低于一美元的产出价值的不同评价会误估真实GDP。从理论上说，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因此，其支出一美元所产生的产出价值，必然小于按市场价值估算的一美元的价值。此外，任何国家都存在地下经济活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准确地估算地下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产出价值，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精确的GDP数字。
二、GDP的经验性质
GDP概念的提出是人们探索测量经济活动产出水平途径的努力结果，因此，GDP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能够从理论概念转换为可进行操作性界定的经验性概念。然而，如同任何理论转换为经验一样，GDP概念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约束，必然存在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GDP的经验性质上：
（1）GDP的三种测量方法所获得的GDP数字，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对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均为适用。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来说，利用不同方法测量GDP所获得的数据存在差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支持，人们根本无法判断用哪种方法测算的GDP更为准确。
（2）名义GDP与实际GDP在转换过程中必然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大小与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是与新产品出现的速度、与产品质量提高的速度以及与产品成本降低的速度成正比例的关系。特别是名义GDP与实际GDP之间转换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要远大于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时期大于迅速变迁时期。甚至可以说，名义GDP与实际GDP转换过程中存在几乎不可避免的重大差异，正是一个社会经济体正在发生迅速变迁的体现。[1]
（3）以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测量的GDP，以及以PPP方法测量的GDP，必然存在差异，而且往往无法将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区分开来。不论是不同国家货币测量的GDP的转换，还是运用PPP方法，都存在作为转换基准的“一揽子产品”的选择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与另外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这种以“一揽子产品”为基础的转换所导致的GDP估计上的差异，也就必然很大。
（4）经济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市场经济。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的市场经济各自存在其自己的特征，因而整体上存在重大的差别，因此，各个不同国家都存在不同的非市场交易或非市场定价的特定经济活动。如果以一种特定的非市场交易的存在去估计某一国家的官方GDP是高估或低估了其实际GDP，那么，这里已经犯了概念上的错误。因为GDP本来就是测量市场活动部分的净产出，而非市场部分并不在GDP所涵盖的范围之内。
上述GDP的理论性质和经验性质表明，GDP的估计是一种对经济总体状况的近似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其GDP数字。GDP在测算方面存在的这些误差，由于源自于GDP的理论性质和经验性质，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发展问题。GDP数字估算的完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过程，它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依赖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因而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某个特定国家面临的问题。而科学地测度一个国家的GDP，或尽可能准确地估算一个国家的GDP，是指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相关信息，减少GDP的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去探测GDP的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之外的问题。否则探讨的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之外的问题。
第二节 中国GDP研究的历史演变
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相关机构关于中国GDP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二是20世纪80～90年代；三是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2005年）。
一、关于中国GDP的早期探索
关于中国GDP的早期研究，学者们主要是围绕国民账户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陆续实施了国民账户体系，为了对经济的整体活动水平加以测量和进行国际比较，构建中国的GDP序列，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中国即将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为了对中国的“家底”进行探索性的估计，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了中国GDP序列的构建工作。在这些研究之中，由巫宝三牵头对中国1931～1936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从国民账户体系的角度进行的首次估计（OU，1947），成为中国GDP探索的开山之作，也成为后来一个时期研究中国GDP的基础和权威性来源。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经济建设的迅速进行，从1965年起，部分学者开始从国民账户体系的角度对新中国的经济活动水平进行测算。其中，刘大中和叶孔嘉（Liu和Yeh，1965）、赵康（Chao，1965）等人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估算的中国这一时期的GDP，成为后来研究中国GDP的基础。这期间，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时期研究了中国的GDP水平。但西方学者的大部分研究均以前面的研究为基础，因而不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果上，都没有使这种研究向前推进或改善。
“冷战”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经做过一些研究，试图独立地和重新地构建中国GDP序列和中国工业增长率，以便了解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其研究结果分别发表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2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年度报告上。由于当时无法获得相关数据，因此这项研究所采用的估计方法非常粗糙，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该项目于1982年终止。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账户体系的建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提高，中国有必要使用国际通用术语——国民生产总值——向世界说明和展示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增长速度。为此，中国开始了建立国民账户体系的艰苦探索。
众所周知，中国自1952年开始遵循前苏联统计学家设计的物质产品体系（MPS），编制反映中国经济总量的各种指标，其中两个核心的总量指标是“社会总产值”和“物质产品净值”，这两个指标均由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和商业五个行业部门组成。这些指标分别以现价或不变价物量指数形式公布。
社会总产值测量的是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所有产出，它的最大缺点是包含重复计算。物质产品净值虽然剔除了重复计算，但它并没有包括大部分服务业的产出值，因此，物质产品体系中没有与GDP相对等的指标。除此之外，物质产品体系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为了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适应与国际通行术语对接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构建。1985年3月，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陈述了开展第三产业统计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必要性。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抓紧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通知。统计部门于当年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并于1987年编制了第一张SNA类型的投入产出表，即“1987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首次公布了回推到1978年的中国GDP估计值。
此后，中国不断完善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9年开始试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1993年，中国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启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从此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成后，分别于1986～1988年间和1988～1997年间对1978～1984年、1952～1977年的数据进行了两次重大补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时间序列，并于1994～1995年间对1978～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形成了更为准确的时间序列。1999年世界银行全面接受了中国官方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表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建立完成。
三、20世纪90年代后中外学者和机构对中国官方GDP的检验研究
“1987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发表以后，特别是在做了两次重大补充之后，中国形成了1952～1987年比较完整的GDP时间序列。于是，中外学者与研究机构立即开始了围绕中国GDP实际值的讨论，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中国GDP的争论。
在新一轮的中国GDP争论中，中外学者及相关机构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进行：一是中国官方GDP低估了中国实际GDP；二是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率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三是按PPP估算的中国实际GDP及其增长率的合理区间问题。
中国官方GDP低估了中国GDP水平的假设依据有两个：一是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覆盖范围不全，覆盖不足效应（undercoverage effect）造成了中国低估了GDP水平。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受MPS的长期影响，中国的统计体系倾向于低估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其中的“非物质性”或“非生产性”服务。此外，这一体系也低估了实物性与非市场交易的收入与支出，如住房、个人服务、自我消费、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提供的福利、国防工业的生产等（Maddison，1998；Keidel，1992；World Bank，1992b和1994b；Shiau，2005）。二是认为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价格扭曲效应（price distortion effect）使中国GDP水平被严重低估（Keidel，1992；World Bank，1992b 和1994b；Maddison，1998）。
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率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主要依据有三个：一是认为中国GDP增长率的数据失真，这主要源于制度效应（institutional effect）（Rawski，1993；Woo，1996；Maddison，1998）；二是认为没有进行充分的价格缩减，与双缩法、单缩法和外推法不同，中国利用的“可比价格”法存在对增长率的高估；三是中国在估算GDP及其增长率时混合运用了生产法和收入法，由于计算口径不同，如此计算出的增长率存在高估的偏向（Shiau，2005）。
按PPP估算的中国实际GDP及其增长率的合理区间问题，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由于不论是用支出法还是利用生产法，都要面临PPP换算因子选择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已远远超过人们所能达成共识的程度。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差异问题，即所谓的质量匹配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样是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按照PPP估算中国的GDP水平只具有启示性意义，而不具有比较性意义。
第三节 中国GDP检验的方法与结果
如前所述，按照SNA标准，GDP可以从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三个等价的角度估算。同时，到目前为止，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对GDP进行估算才被学术界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即认为具有可信度的方法，而其他方法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承认，因而利用其他方法估算的GDP受到怀疑和挑战。尽管如此，随着人们对其他方法的完善和更为详细的界定，其他方法在检验中国GDP数据的可信度时，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检验中国分省数据时，这种参考价值可能会更大一些。此外，通过各种方法可以确定GDP及其增长率的不同数据，进而可以确定其大致的上限与下限。因此，这里同样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一、利用物量指数法检验GDP数据
物量指数法是生产指数法或生产法的一种形式。这种方法是先计算实物量的增长速度，再用加权的方法计算出综合的增长率。这种方法本质上是构造拉氏数量指数，因而依赖于三个方面的数据：一是当期各种产品的产出数据；二是当期各种产品的价格；三是基期各种产品的增加值率。
物量指数法是国际上通行的从不同角度检验GDP数据的一种公认的方法。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就有不少学者（Rawski，1980；Field，1973；Cheng，1971；Chao，1965）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来获得独立于官方统计的产出增长率，以便重新估算中国的GDP。但由于当时只能获得有限而且通常是扭曲的价格信息，只能获得残缺不全的实物数据，同时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用于确定分类产品加总的权重，因而这方面的努力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研究者们不得不做出更强的假设，甚至是光凭主观猜想的假设，代替本应根据数据计算的结果。这些研究虽然都支持了增长率高估的假说，但这些结论的可信度相当差。
国内关于GDP增长率高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湖南省统计局工交处（1989）曾进行过一项研究，主要通过构建工业生产指数的方法，展示用可比价格法计算总产值增长率的高估偏向。在推导工业生产指数时，他们利用了每一种产品的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加权平均数，所用的权数是每种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他们利用了Paascheh指数，并使用1985年的数据计算权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生产系数方法计算的增长率系统地低于利用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
伍晓鹰（1993，2000，2002）利用生产指数法对中国GDP及其增长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以198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通过构建拉氏数量指数，形成了工业行业总增加值序列。具体方法如下：
令qij为行业j（j = 1，2，…，m）中产品/产品组i（i=1，2，…，n）的数量，wij为该产品/产品组对应的权重，行业j的定基（1987年为基期）实物产出指数为：
在产品/产品组水平上得到分行业的数量指数之后，分行业1987年价格工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可以由以下公式生成：
伍晓鹰利用约200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数据和从1987年投入产出表中新得到的分行业和部门的增加值权重数据，经过一系列努力后，建立了15个制造业加上采掘业和公用业的拉氏数量指数(Wu，1997，1998，1999）。伍晓鹰的估计结果表明，在1952～1997年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2%，而官方的年均增长率为11.8%。这个结果第一次在一个较坚实的基础上系统地支持了有关中国官方数据高估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假说（见表2-1）。
伍晓鹰的实物产量方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可以获得的信息还不能允许对伍晓鹰的估计值随时间变化进行质量改进的调整。其次，拉氏数量指数法实际上假定了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值的比率）是不变的。所以，伍晓鹰的结果一方面可能因无法考虑质量改进因素而存在低估增长率的偏差；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众所周知的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而存在高估增长率的偏差(Ark，1996）。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效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抵消。毕竟这个结果完全独立于任何官方的增长率估计值。
表2-1 中国全部GDP、工业GDP增长指数和年增长率的官方和替代估计值
注：估计数据分别取自麦迪森（Maddison，1998，Table C-5）、任（Ren，1997，Table 5.3）、伍（Wu，2000a，Table 4）、亚当斯-陈（Adams和Chen，1996，Table 4）和国家统计局（SSB，1998）。
*麦迪森的“物量变动法”以部门为基础，旨在消除由官方缩减指数反映不充分的某个特定部门中实际价格变动的影响，该方法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理论和经验知识的基础上。
**同任若恩的研究中（1997）所使用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类似。
麦迪森（1998）应该是试图建立中国1952～1995年非官方分产业部门GDP时间序列的第一位学者。首先他根据可以获得的最新统计信息推算出农业和“非生产性”服务活动的产出，然后再结合刘一叶（1965）和伍晓鹰（1997）有关工业产出的估计值以及刘一叶（1965）和国家统计局与一桥大学（1997）有关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和商业餐饮业的估计值，进行分部门增加值的估计。他的结果看来有很强的说服力，应被视为比官方估计值更可信、迄今为止最好的结果，即使它没有包括国防工业生产和没有考虑仍然可能被低估的住房服务价值。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改革前的1952～1978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4.4%，而官方的相应估计值为6%；在改革后的1978～1995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7.5%，而官方的相应估计值则为9.9%（见表2-1）。
二、利用其他官方价格指数估计增长率
也有研究者利用其他各种中国官方价格指数重新测度中国的增长表现，因为这些价格指数并不直接受到产出测量中苏联式“可比价格法”的影响。虽然也有些人认为这些价格指数同样显著低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Chen和Hou，1986；Feltenstein 和Ha，1991），但是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中国官方统计中主要有三种价格指数，即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F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IPPI）和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任若恩（1997，第106～109页）将FPPI应用于现价农业GDP，将IPPI应用于现价工业GDP，将CPI应用于现价服务业GDP，得到1985～1994年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甚至低于他利用美国价格指数得到的估计值（7.3%～8.4%，见表2-1）。
此种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知道这些价格指数是如何建立的前提下，很难判断以它们为基础推算出来的产出增长率的合理性。在中国参与物价调查的有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和农村调查队以及国家物价局（SPB）。虽然地方统计局的调查队在技术上隶属于国家统计局，但是它们在行政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后者的目标就是保持高增长和低通货膨胀水平。如果认为地方政府可能存在低估通货膨胀率的利益动机，那么由地方统计局建立的价格指数就有可能含有低估偏差。至于国家物价局，它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一个旨在监控价格水平和调查不正当定价行为的机构。由于被赋予了反通货膨胀的特殊使命，它可能会有利用偏差样本夸大通货膨胀水平的动机。此外，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说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物价局之间是如何协调它们的物价调查结果的。
尽管存在评估官方价格指数质量的困难，我们仍然可以用它们来大致测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表2-1中我们对整个改革时期建立了由官方CPI导出的实际GDP增长指数。可以看出，即使CPI不应被视为GDP的合适缩减因子，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官方GDP增长率中存在高估的可能性。
三、利用外国价格探索中国的“实际”增长率
在经济研究中，利用其他国家的价格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有悠久的历史，前提是该国的价格因保护措施而被扭曲，因而不能反映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例如，戈申科恩（Gerschenkron，1962）曾试图利用1927～1937年美元价格指数推测苏联重工业产出的增长率，因为当时苏联官方统计也使用“可比价格”方法计算增长率。任若恩（1997）利用他的1985～1986年基准年中国GDP的PPP估计值也做过采用美元价格指数的尝试。他的结论是，支出法PPP估计的GDP年均增长率为8．4%，而生产法PPP估计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3%，两者都明显低于官方9．8%的年增长率。
但是，正如任若恩（1997）所指出的，这种方法所隐含的假设是当时美国价格体系所反映的权重与中国的相似。显然，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因为这两个经济体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要素成本。巴瓦蒂（Bhagwati，1984）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是利用世界市场价格代替美国价格，从而做出有关被研究经济体增长率的一系列估计值，而不是单一估计值。
四、利用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等因素与GDP关系的变化推测“实际”产出增长率
许多研究都表明，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紧密相关（Chern和James，1988）。罗斯基建议（1993），作为评估“实际”GDP增长率的一种途径，应该深入研究中国是如何统计能源消费实物量的。他注意到，在生产率数据和能源消费统计中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该建议促使亚当斯—陈（1996）进行了一项更为严谨的实证研究工作，他们建立了一个回归模型以估计中国能源消费对GDP的弹性系数。其结果表明，在1978～1994年这一时期中国能源消费对GDP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45，大大低于代表亚洲平均水平的1.12（1974～1993）。对于电力消费的考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该时期中国电力消费对GDP的弹性系数为0.94，而亚洲平均水平为1.63；中国电力消费对工业GDP的弹性系数为0.63，而亚洲平均水平为1.67。
亚当斯—陈认为，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反应如此之低可能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中国低能耗部门比高能耗部门增长要快，这一点似乎根据不足，因为实际情况是自经济改革以来大多数能源消耗工业部门增长得最快；第二种解释是，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而迅速提高，这一点似乎也缺乏证据；最后一种解释同迄今所讨论的普遍接受的假说有关，那就是中国官方统计夸大了中国GDP的增长率。利用亚洲国家平均能源产出弹性系数作为参照，亚当斯—陈的估计是1978～1994年中国整个GDP和工业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4.7%，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低估计值。
在亚当斯—陈的研究中可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能源生产中的瞒报。瞒报的主要来源可能是那些用于自身消费的能源产出以及农村小型非国有采掘企业（特别是煤炭业）的产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实行限制小型和低效煤炭矿井的开发政策，此举可能导致这些矿井生产的瞒报，甚至地方政府也会因税收利益而鼓励瞒报。瞒报显然会降低能源的产出弹性。然而，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这种瞒报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亚当斯—陈的结果。
五、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返推测GDP增长率的可信性
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与投入增长无关的产出增长率，所以它可以反映一个经济体的效率表现。由于TFP被定义为扣除投入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后的剩余项（或残差），因此，假定对资本和劳动的测量是准确的，由于对产出缩减不充分而高估的中国GDP增长率，会使中国的TFP可能同样被高估（Borensztein和Ostry，1996）。在投入给定的情形下，重新估计的GDP增长率将改变对TFP的估计，例如，较低的GDP增长率就意味着较差的TFP表现。
在对中国工业产出中存在的可能高估和增长率缩减因子的基年不一致进行调整后，胡永泰（Woo，1996）将中国的TFP增长率分解成劳动力重新配置效应和净TFP（技术进步）效应。他得到的结果是，改革时期（1979～1993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效应为1.1个百分点，而净TFP效应为1.1～1.3个百分点。如表2-2所示，假定他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计算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使把GDP增长率下调1个百分点也将显著改变我们对中国TFP表现的估计。如果我们利用麦迪森的估计值进一步校正GDP增长率，同时让剩余项（接近实际的）主要解释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则意味着改革后的中国在这个时期内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技术进步。这也许更接近现实情况，因为劳动力重新配置效应反映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创造工作岗位上的成功。这就是说，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可以归因于投入的增长和体制的变化。
表2-2 胡永泰和麦迪森对增长率高估的校正以及胡永泰对中国TFP表现的分解
注：胡永泰（Woo，1996）；麦迪森（Maddison，1998）。
六、利用加工深度系数法推测中国GDP增长率
徐滇庆教授认为，不论用汇率法还是用购买力平价法进行核算，在产品选择、价格、产品质量、汇率变动方面，都存在一些难以统一、引起争论的地方。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须选择完全相同的产品，要让产品质量基本一致，要采用同一组价格，做到完全不受汇率影响。比如，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生产一吨钢就是这个价格，生产一吨煤就是这个价格，不受汇率影响，不受相对价格影响，因此，我们在选择产品时要选同质性最高的产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工业原材料和基本农产品。美国生产的小麦和中国的小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煤和美国的煤也区别很小，特别是石油，各个国家的石油区别是很小的。同样，像农产品中的棉花、大豆、玉米……工业产品中的发电量、烧碱、粗钢等都不存在重大的质量上的差别。因此，选取一组原材料和农产品作为统计对象就可以避免因产品质量和选取统计样本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因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都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挑选出这些原材料作为统计对象，对各国和地区来说，大体上是公平的。
用这种方法，徐滇庆创造了一个“虚拟原料价值”。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原材料价格各不相同，如果采用各国本地的价格仍然会掉进歧义的陷阱。为了克服这个弊病，选取一组虚拟的国际市场价格，用这个价格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得出一组数据。用一个固定的价格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徐滇庆称其为虚拟原料价值。在这里面，不论产地在美国、中国还是津巴布韦，每类产品只对应一个价格，此价格参考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得到。此方法的衡量标准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工业化程度越低，反之工业化程度越高。方法确定后，徐滇庆选取了37个经济部门比较完整的国家，选择了17类农产品和13类工业原材料进行比较。在他的研究中，假定别的国家的数据准确，以便找到衡量的标准，然后以中国在发展水平上肯定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但肯定高于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等国家为根据，推算出中国GDP的合理范围。
徐滇庆对1998年和2000年加工深度系数（等于虚拟原料产值除以GDP）的比较后发现，不同年份的加工深度系数呈现稳定性的特点，工业国较低，仅为0.02，而落后的国家如津巴布韦为0.24，因此，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一定在0.02～0.24之间。
那么，中国究竟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首先这个方法并不能直接显示中国的具体数字，而只能显示出中国最低的底线。假定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和津巴布韦一样，津巴布韦的加工深度系数是0.2367，中国的虚拟原料产值是2847.97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津巴布韦一样，中国用这些原材料就能生产出12131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8年中国的GDP为78345亿元，折合9554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的GDP底线要在汇率法数字的基础上至少向上调整27%。这是底线，不能再少了，因为中国比津巴布韦强多了。如果我们跟菲律宾差不多，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为0.1052，而中国肯定比菲律宾强，中国能做的很多东西菲律宾做不了。中国的电子行业、机械加工行业、汽车行业都比菲律宾强，但是如果用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0.1052，那么，中国的GDP是27380亿美元。德国的GDP为21440亿美元，日本为394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相当，中国的GDP就超过了德国，居世界第三位。徐滇庆认为，我们比菲律宾强，按照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我们排第三。在1998年，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是12.47亿人，按照上述算法，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原材料国际价值是230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差不多，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在2200美元左右。按照这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2003年的人均GDP约为3223美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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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例如，20世纪的GDP与19世纪的GDP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社会提供的物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同一数量的人均GDP却意味着不同的生活质量。19世纪最富有的人也享受不到20世纪网络、等离子电视、冰箱、空调等所带来的方便与舒适。虽然在同一时期某种特定商品的质量与其价格成比例，但历史地看，却并非如此。计算机（computer）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物品之一，在其价格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其质量却以惊人的速度在提高。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现代商品中均存在，例如汽车，其质量日益提高，其价格反而日益下降。
相关专家曾经试图构建调整的GNP序列，以便包含物品质量和品种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差异，从而使调整的GNP（adjusted GNP）能够更好地测量社会福利。到目前为止，最为广泛和详尽的研究，应归属于已故经济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的Robert Eisner教授，他估计的调整的美国GNP序列比美国官方统计的序列高出大约50%（参见Robert Eisner，The Total Incomes System of Accoun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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