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信度研究

第一章　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之谜：不同计算方式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每一种变化都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神经，令世人瞩目。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说和针对中国的各种行为，从稍具有中性的“巨狮的觉醒”到政治色彩浓郁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从武器和技术的封锁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以及近年来的人民币汇率风波，从深层次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复杂性。面临林林总总来自国际的有关中国的论说和针对中国的行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和对策，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速度。正确的对策只能来自对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的正确估计基础之上。因此，摸清自己的家底，正确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是中国制定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也是公共政策分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如何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总量，特别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财富量，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从总量上进行测度，其核心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二是从结构上进行测量，主要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或投入产出关系以及财富分配格局。虽然第二种方式更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格局，但它不够简单明了，也不是一个总量概念；虽然第一种方式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却是一个总量概念，直接体现出经济活动总量规模与增长速度。

第一节　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国际格局透视

一、不同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可以从纵横两个角度透视。从纵向的角度看，1978～200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5%以上，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5.9878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10.8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561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6倍多。国民财富由少到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谷物、肉类、棉花、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原油、发电量也分别从1978年居世界第8位和第7位上升到第5位和第2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

从横向的角度看，由于折算过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呈现出不同的样式。若按当年官方汇率折算，中国GDP在2000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4年约为1.6万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3。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2000～2004年，中国GDP总量一直排在美、日、德、法和英之后，居世界第6位，约占全球总量的4.4%。^[1]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则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大约是日本的两倍。若从人均GDP的角度看，按当年官方汇率计算，2004年中国人均GDP约1500美元，略高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高达5000多美元，略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以不同口径计算，与世界可比的中国经济总量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计算方式口径的不同。

二、名义汇率法及其局限

名义汇率法是在各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按照官方汇率将其折算为美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焦点在于不同货币间汇率形成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上普遍建立起了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为了防止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无谓变动，世界银行采用了三年期汇率的平均值来平抑汇率的瞬时波动。长期以来，中国采取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近年来变化不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汇率计算的中国的GDP，就是其按现行官方汇率在中国官方数据的基础上折算得到的，基本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一致。人们对用这种折算方法获得的中国GDP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官方汇率是否真正反映了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

三、购买力平价法及其局限

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pproach, PPP），简而言之，就是使在本国购买一种物品的成本与在国外购买这同一物品的成本相等的方法，或者说，就是根据在不同国家之间购买完全相同的一揽子物品时所确定的汇率关系折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而不是根据市场汇率或官方汇率来确定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购买力平价的一个特殊情形就是所谓的“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即在忽略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完全相同的一个物品在所有国家的市场上都以同一个价格出售。假设在美国市场上用美元购买商品i的价格为美元，在C国市场上用C国货币购买这同一物品的价格为元，根据“一价定律”，要使这一物品在两国市场上的价格相等，必然有，其中e就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

按购买力平价法确定汇率建立在经济学的长期或均衡理论之上。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来看，汇率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决定的。如果，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从一个国家（C）购买这一物品然后到另一个国家（US）去出售而获利，即存在所谓的国际商品套利（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rbigrage）行为，但这一过程将使一国（C）该物品的价格上升而使另一个国家（US）该物品的价格下降，直到。同样，国际商品套利行为也会消除的情形。因此，从长期来看，必然有。

例如，在中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汉堡包需要1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同样的汉堡包需要10美元，如果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由这一个汉堡包而带来的美中两国GDP差了8倍还多，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10美元等于10元人民币，如此确定的汇率为1∶1。这是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含义。

购买力平价法同样存在着众多的局限性。

首先，蕴涵于购买力平价从而“一价定律”中的基本假设是：国际贸易是完全自由的，没有运输成本，没有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由于这一基本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一些高新技术出口上设置了一系列壁垒，甚至根本就不允许出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按购买力平价法核算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可能真正反映两国间汇率的真实情况。由于现代经济的特点是，越是知识密集的产品，相对价格越高，越是劳动密集的新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因此，在存在歧视性关税壁垒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法倾向于系统地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现代经济是一个分工十分细密而又相互联结的经济，非贸易经济广泛存在，而且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国家也不同，此外，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不同，也会导致非贸易类物品和服务在相对价格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衡量这些非贸易类物品的相对价格，直接影响到对经济总量的估计。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商品种类繁多，各种价格指数纷繁复杂，要想完全剔除由于价格差异导致的GDP变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方法有从支出角度测算的支出法（ICP方法）和从生产者角度测算的生产法（ICOP方法）两种，这是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两种方法相对应的。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各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进行广泛调查后，按照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进行计算。前面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中国GDP，就是运用支出法得出的比较结果。这种比较由联合国进行，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分开做的。凡是没有比较过的年份就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进行调查的国家，也是用这种方式外推出来的。中国过去没有参加ICP，数据是用任若恩和陈凯在19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世界银行最后作出的中国的GDP为6353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得来的。这样，相隔近20年的外推时间实在太长，而且中国这20年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改变、各种指标体系变动剧烈的时期。在这种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利用这种外推方式估算中国的GDP，必定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上述国际比较项目的PPP计算方法表明，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同、消费习惯或消费偏好相同、发展水平相同，最重要的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并且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所进行的测量，那么，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经济总量，理论上剔除了非贸易类物品和服务，应该是准确的。但如果这些条件中有一个不成立，那么这种方法就存在偏向问题，如果再加入较长时间的外推，那么如此计算的结果将是不可信的。

正是由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了中国GDP估算值出现重大差异，不仅引发了有关中国GDP总量的争论，也同样引发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信的争论。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速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即所谓的“一枝独秀”，引起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的质疑。表1-1给出了中国与世界上12个有关国家和地区1996～2001年的GDP增长率。

表1-1　1996～2001年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December 2001.

表1-1中的数据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美国在2001年结束了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记录以来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也就是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陷入经济衰退期，经济增长率由2000年的4.1%下降到1%。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增长率于1998年下降到-1%，经过1999年和2000年的微调之后，2001年又陷入-0.4%的负增长。英国经济增长在1996～2000年期间虽然较为平稳，但在2001年增长速度也下降到2.3%。德国经济在1996～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但2001年的增长速度则由上一年的3%迅速降为0.5%。

与中国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更是格外醒目。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极为显著。1998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到-6.7%，经过1999年和2000年的努力之后，于2001年上升为2.6%。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下降到0.3%，经过1999年和2000年的恢复后，2001年又陷入-2.9%的负增长。泰国的经济增长在1998年猛降到-10.8%，虽然经过1999年和2000年的调整和恢复，但经济形势仍然不景气，2001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5%。此外，表1-1中数据表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亦低迷不振。

第二节　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国内政治机制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方的地区生产总值竞赛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绩效考核方式的继续影响。不过，这种绩效考核的具体形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具体形式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重构或升级，由于这种重构或升级被视为地方政府的政绩，下级政府为了向上级政府显示这种政绩，中国各地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也就自此开始有了水分。在相互影响下，这种有水分的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变得日益普遍并日趋严重。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加速中国经济发展途径和措施的探索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一方面，伴随着这种探索而来的是各种各样发展模式、建议和路径的出笼；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日益明显。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人基本形成一种共识：改革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格局，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这两方面探索的结果是形成了“乡村城镇化”和加速“城市化”步伐的发展战略。

乡村城镇化和城市规模扩大，原本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过程必经的一个阶段。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绩效考核方式的影响，乡村城镇化和城市规模扩大，不仅被视为是政府的绩效，同时在实际上也显现出一种政治过程和利益再分配过程。1984年，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个乡村城镇化条例，只要符合人口条件和产出水平条件，一个乡村就可以转化为城镇。乡村转化为城镇后，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它不仅可以自然地获得更大的企业上缴的利润份额，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财政上的补贴。

中国各地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中的水分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这种相关性，可以从有关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存在水分的相关报道中得到证实。据作者不完全的文献查阅显示，有关中国各地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存在水分的报道，最早出现于1985年3 月18日的《人民日报》。而后，1985年12月1日湖南长沙广播电台播报了湖南某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情况，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城镇化和城市规模扩大浪潮已过，但以GDP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方式本身成为一个自立的指标。结果是，有关各地方政府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报道则开始接连不断。

大量揭示中国各地统计数据存在水分的相关文章，最初均出自统计部门内部的统计审计工作人员或专题研究人员，而且每次统计执法检查之后，都会出现一大批这类文章。一个在全国百强县排名榜上名列前茅的县级市，1993年上报乡镇工业产值320亿元，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47亿元的水分（刁恒昌等，1996）。某市三年抽查6个乡镇100个村办集体企业，虚报浮夸的占30%～50%；某乡抽查8个村39家村办集体工业企业，1995年上报工业总产值1.9亿元，经核实只有2296万元，虚报达7倍之多（赵宝珍，1997）。1997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件，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王金海，1998）。

众多国内文献均指出，中国各地出现的统计问题大多与政绩有关，越是领导关心的统计数字就越可能不准（统计数字质量研究课题组，1995；赵宝珍，1997）。据统计部门内部及其他知情人士透露，“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观念十分流行（于洪彦等，1990；赵鹏，1998）。乡及乡以下统计违法现象特别严重，产值以虚报为主，人口与劳动工资以瞒报为主（乐大华，1998）。乡镇工业总产值多以现价代替不变价，且存在严重浮夸现象（杨本全，1989；刁恒昌等，1996）。

中国自1985年开始采用GDP核算和公布方法。最初的具体核算过程是“逐级核算”上报，最终汇总成全国GDP及其增长率。此间虽然有地区总产值和增长率不实的报道出现，但由于缺乏单独的和全面的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部门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汇总的GDP与真实GDP发生重大偏离，因此，国家统计部门并没有也无法对逐级汇总的数据进行修正。

随着关于各地统计数据存在重大问题的报道的不断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统计数据是否真实的问题引起国家统计部门的重视。1993年，统计部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工业总产出和增加值统计大检查，并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计部门第一次对原有统计数据的修正。表1-2中的数据表明，国家统计部门对1994年工业总产出数据下调了大约9%，其中部分是对乡镇企业数据的调整。这一调整的结果表明，1994年逐级汇总的乡镇企业总产出被高估了大约1/3。表1-2中数据同时表明，国家统计部门也对1990～1994年工业总产出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平滑处理，但并没有对工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系统调整，只是将1994年工业增加值做了微小的上调。

表1-2　中国工业总产出与增加值（亿元）

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修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

鉴于在统计大检查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此后国家统计局一直探索改善中国GDP的统计与核算方法，特别是自1999年起，采取了“逐级核算”与“超级汇总”相结合的核算方法，并且在核实“逐级核算”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从原则上说，如果下属各地方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统计技术是可靠的，统计态度是严肃的，则国家统计部门就直接采用地方的核算数据。在实际操作上，考虑到跨地区重复计算、地方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和误差、统计人员的素质、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为干预等诸多因素，国家统计部门通常会对地方核算数据进行一定比例的修正。采用超级汇总的方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统计数据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为因素的干扰，采用超级汇总的项目主要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表”，以及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等抽样调查数据。

扩大抽样调查范围和实施超级汇总方法，目的主要是剔除统计误差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从理论上说，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中国各地生产总值的核算数据应该更为可信和真实。然而，如下事实却与此理论推测相矛盾：“从2000～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分别高出1.7、2.0、2.6和2.8个百分点，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和又高于省级核算2个百分点左右，各县级总和又高于市级核算1～2个百分点。”（李德水，2004）为了理解这一矛盾，我们下面对中国各地方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的加总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第三节　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地方加总透视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的GDP与其所属各地区的增加值总和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也的确如此。王志平（2004）随机检索了美国、英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GDP统计数据，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GDP与其所属各地区的增加值之和完全一致。或许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权力去核算本地的生产总值，但从一个完整的核算单位来说，其总增加值不等于各地方增加值之和，就等于说，至少有一方（或是国家或是地方）在增加值核算方面存在问题。

中国自1985年开始实施SNA体系的核算。为了显示地方增加值之和与国家核算的GDP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一个比较，复制了王志平（2004）的计算结果。

表1-3中数据表明，国家核算的GDP与各地方核算的增加值之和，以1995年为分界点，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自1985年中国实施SNA核算体系起，直到1995年，国家核算的GDP始终大于地方核算的增加值之和，而且两者之间的差额在不断地缩小，由最初三年地方增加值之和与国家核算的GDP之比超过5个百分点，其余年份的两个GDP之间的相对误差均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或许由于统计口径问题、统计人员素质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两个GDP相对误差在5个百分点以内，可以视为正常的统计误差。但自1996年起，各地方核算的增加值之和开始大于国家核算的GDP，而且两者之间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96年，各地方核算的增加值之和超过国家核算的GDP为0.63个百分点，1997年迅速扩大到3.17个百分点，2000～2003年则分别达到8.68、11.29、14.86和15.64个百分点。同时，从各地方核算的增加值之和与国家核算的GDP之间的绝对误差来看，数额也是极为惊人的。2000～2003年这一差额分别达到7763.58亿元、10830.87亿元、15216.34亿元和18250亿元，这些差额分别相当于当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3.13倍、3.81倍、4.74倍和4.98倍。如此庞大的误差，不可能是由于非系统因素造成的。(www.xing528.com)

表1-3　1985～2003年地方公布GDP之和与中央公布GDP的差异

资料来源：1985～1991年GDP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1992～1995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6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1997～2001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2～2003年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部门核算的GDP与各地生产总值之和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显然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在系统地发挥着作用。这种潜在的因素，很可能是自计划经济开始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的一种自然延续。总量加总上的差异若显示了在中国各省之间的确存在“GDP情结”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空间地理位置分布等都存在重大差异，绝对量的可比性相对要差一些，纵向可比性可能更要强一些，各地追求速度可能比追求数量的动机要更强一些。因此，从理论上说，各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核算的GDP增长速度也应该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显示这种差异的存在，我们复制了王志平（2004）整理的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统计部门核算的GDP增长速度（见表1-4）。在计算各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时，王志平（2004）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简单的算术平均；另一种方法是加权平均。计算结果表明，2003年各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值为11.21%，高出全国增长速度2.01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值为11.98%，高出全国增长速度2.88个百分点，即2003年各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全国增长速度高出31.7%。

表1-4　1992～2003年地方公布GDP增速与中央公布GDP增速的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1992～1995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6～2001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2～2003年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中用到的1991年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第四节　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评估的意义透视

有关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争论焦点表面上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总量被低估、中国经济总量被高估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这三个方面，但争论的实质或争论欲达到的目的却远比表面现象要复杂得多。归纳起来说，系统评估与研究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一、是把握和监视中国经济运行状况，进行适时、正确的宏观调控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诺德豪斯在他们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它能够帮助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没有像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国内生产总值和有关数据就像灯塔一样，帮助政策制定者引导经济向着主要的经济目标发展。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尔·J.博斯金（Michael J.Boskin）指出，信息是理解人类所有活动和企图的基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我们的核心经济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将会处于对经济一无所知的时代。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贝利指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及时的和准确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我和其他人怎样谈论美国经济和商业周期。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向国会和其他部门提供了美国经济健康情况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今天，我们制定出较好的经济政策，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使我们较好地了解了政策的作用。我们应当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现代化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保持我们的统计基础建设跟上迅速发展的经济。

然而，只有基本准确或基本接近经济现实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才能够引领政策决策者据此制定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这些数据存在扭曲，脱离现实，那么就会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幅虚假图景。若以这一幅虚假图景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那么政策必然是扭曲的和错误的，必然给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重大危害。

反过来，通过对一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重估，个别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干预某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进出口关税水平，以便形成对本国有利的局面。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各经济体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是否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本国政策的合理性，据理必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本国真实经济状况的了解程度。显然，对本国经济的正确了解建立在正确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之上。

二、是正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全球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费以及随着能源消费而产生的对自然界的一系列影响，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水平问题。不论是对投入依赖型还是技术促进型经济的识别与判断，还是对GDP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的计算，都依赖正确的GDP核算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存在问题，那么，不可能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出科学、客观的判断。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经济发展规律是通过各个不同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的。与经济发展规律相关的众多规律，均与GDP及其增长速度相关，例如奥肯定律、斯密定理、Lucas中性假说等。如果没有准确的GDP及其增长速度，那么，这些定律如何才能成为定律呢？特别地，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依赖于实证检验，如果GDP及其增长速度的数据不准确，那么，所作的实证分析将失去意义。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在特定时空中的经济体。经济体的这种与特定时空的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任何经济发展及其绩效都与特定的制度、文化、伦理规范相联系。人类理性要求人们追求能够最大可能创造造福于人类的社会财富的制度、文化与伦理。然而，哪一种制度、文化与伦理更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财富的生成，不是单一地依靠冥思苦想就能够做出判断的，必然依赖于对经验的总结。要从经验中归纳出能够最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制度、文化与伦理，没有实证研究是不可能得到的，而实证研究没有准确的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三、是恰当地享受相关优惠待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发挥相应政治作用的基础

目前，国际上存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许多这类组织要求其成员国承担相应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如交纳会费和进行捐款）往往又与本国的GDP密切相关。例如，联合国会费比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联合国会费比额=该国GNP占世界GNP比例×（1-宽减率）

宽减率=（世界人均GNP -该国人均GNP）÷世界人均GNP× 85%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联合国会费比额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联系。这充分反映了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与国民（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各种国际组织在要求其成员国承担相应义务基础之上，也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这些优惠待遇通常也与本国的GDP高度相关。

例如，在国际上能否享受某些优惠待遇往往与世界银行关于国家收入等级的分类有关。世界银行1999年关于收入等级的分类标准如下：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55美元以下；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56～2995美元之间；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996～9265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9266美元以上。

对应于上述不同的分类，世界银行按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确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55美元以下，能够享受软贷款和7.5%的土建工程招标优惠政策；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56～1445美元之间，能够享受软贷款和20年期的硬贷款；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446～2995美元之间，能够享受17年期的硬贷款；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996～5225美元之间，能够享受15年期的硬贷款；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226美元以上，不再享受硬贷款。尽管这些政策在执行中有出入，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银行确定优惠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

最后，各成员国在不同组织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与本国GDP相关。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要向基金认缴一定的份额，成员国在基金的份额决定其在基金的投票权、分配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及向基金借款的份额。各成员国份额的大小由基金理事会决定，综合考虑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黄金与外汇储备、进出口额、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2001年2月5日，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投票决定将中国在基金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1亿美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的份额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第8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上升。

由此可以看出，加强GDP及其增长速度的系统评估与研究，对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以及发挥相应的作用，对于中国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宝珍，1997：《提高统计数字质量问题研究》，《辽宁商专学报》第2期。

2.刁恒昌等，1996：《论统计数字的质量问题及其对策》，《黑龙江财专学报》第2期。

3.李德水，2004：《关于GDP的几点思考》，《经济研究》第4期。

4.统计数字质量研究课题组，1995：《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如何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统计研究》第2期。

5.王金海，1998：《更准、更快、更全：调整统计“晴雨表”》，《人民日报》4月26日。

6.于洪彦、许松山，1990：《论统计数字》，《吉林财贸学院学报》第5期。

7.赵鹏，1998：《农村经济统计不实的原因与对策》，《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第6期。

8.王丕斌，1999：《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计算方法的看法》，《经济研究》第4期。

9.王志平，2004：《我国地方GDP之和与中央公布GDP差异的实证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注释】

[1]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