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理论在国际区域旅游市场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节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是区域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因此也是国际区域旅游市场研究与开发的重要基础理论。国际区域旅游市场的开发终极目标是在地理空间上把国际旅游业科学合理布局。

一、区位与区位理论的发展

“区位”源于德文的standort，是1882年由W·高次首次提出。区位在1886年被译为英文“location”。区位同位置不同，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涵。区位的主要含义是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

尽管将区位定义为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现代区位理论并不把诸如动植物占据某特定场所繁殖、生存的行为纳入区位理论范畴，而区位定义中的某事物限定在人类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诸活动，即人类活动或人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区位既然是人类活动所占有的场所，那么人类活动的领域和空间的扩展必然导致区位的发展与变化。因此对于区位的理解与把握也必须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入手。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human activities）所占有场所的理论。它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及空间内人类活动的组合，主要探索人类活动的一般空间法则。在人类活动中，有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像这样的人类活动内容或实体，称之为区位主体，它指区位中占有其场所的事物。讨论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论则构成经济区位理论（economic location theory）。进一步区分经济活动的内容，像农业、工业、商业等相关区位的理论则分别构成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以及商业区位理论。区位论还包括对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的一般性的空间法则的探索，以及在这些人类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村落、都市的空间秩序为研究对象的聚落区位理论等。

区位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古典区位理论

主要指杜能（Thunen）于1875年创立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Weber）于1909年创立的工业区位论。其共同特点都是立足于单一的农场或工厂，核心思想是把决定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区域确定为最优选择。

杜能采用农学试验中惯用的单因子抽象法即“孤立法”，把从引起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类型的地域差异的许多自然因素（土壤、地形、气候、水文、土地肥沃程度、耕作条件等）和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密度、居民劳动素养、经济文化水平、交通等）种种因素统统假定为到处一样的常数；孤立国中唯一的城市位于中央，它与周围农业地带组成一个孤立的地区。最后，杜能发现不同地区到市场的运输费用决定了该地区农产品的收益，由此他认为运输距离决定了农业耕种空间形态，并且表现为6个同心圆状的农业圈。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指出一个区域对于工业的吸引力不仅受运费影响，还受到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的影响。集聚一方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在分布上指向性相同的企业按一定比例规模集中分布在特定优势的区位上会产生比分散布局更大的效益。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胡佛（M．Hoover）修改了韦伯的体系，提出了运输区位论，他考虑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

2．改进的区位理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空间形态和功能在区域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韦伯以后的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并不能最终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为此他们创立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理论。主要是指直到二次大战前后经过改进的各种经济区位理论，有廖什（August losch）市场区位理论、德国学者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中心地理论、勒施（August Losch）的综合区位理论、威尔逊（A．G．Wilson）的相互作用理论、康弗斯（P．D．Converse）的分界点理论等。特点是从立足于单一的企业转变为立足于城市，从着眼于成本、运费最省发展为追求市场的扩大。

廖什认为大多数工业区位是选择在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市场地域。他提出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取最大利润地点。以韦伯为代表的最小费用区位论，在假定需求给定，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区位的选择动机是追求费用最小。以霍特林为代表的区位相互依存学派，假定的线状市场上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企业，认为能够占有更大的市场地域（销售量）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与此相反，以廖什为代表的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却从需求出发，认为最佳区位不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韦伯假定需求和价格已给定，即把收入看作是一定的，但事实上，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和市场地域大小的不同而变化，同时也与选择的生产区位有关。如果各生产区位的生产价格不同，那么，各生产区位所占有的市场地域大小也不同，即总需求不同。总需求的差异将带来收入的不同，最终导致最佳区位的空间变动。总之，价格、需求和区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廖什市场区位论的特征在于确定理论上的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地域。

廖什最大利润区位论的市场不是韦伯学派的“点”状市场，也不是霍特林学派的“线型”市场，而是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廖什的区位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首先着眼于确定均衡价格和销售量，即平均生产费用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再通过此来确定市场地域均衡时的面积和形状。

德国学者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首先系统阐明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勒施在继承克里斯泰勒思想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并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新城市经济学的代表贝克曼拓展了勒施的工作，他认识到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规模。这种拓展是由同一分布的农业生产所推动的，并未对生产布局进行严格的分析。

3．现代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学）

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以区域经济研究为特征的区位理论，在西方国家如法国经济学家普劳克斯（F．Perroux）增长极理论、希伯特（H．Sicbert）的区域成长理论、里查德森（Richardson）的区域成长理论等。现代区位论更强调行为因素的作用。区位的选择必然受到决策者的志向、能力、知识、现实观察力及对信息收集分析与评价所付出的精力的影响，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为及价值观念，往往成为区位的决定因素。决策者所满意的区位不一定是成本最低或利润最高的区位，而是综合优势最显著的区位。现代区位论在研究对象上，也从个别企业区位扩展到区位体系，认为工业、农业、城市区位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一种区位的选定，都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影响经济的空间结构。从70年代起，现代区位论又开始向动态化迈进。

增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普劳克斯与1950年提出，后经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schman）、法国经济学家鲍德维尔（G．B．Boudeville）和汉森（M．Hansen）等学者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均匀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呈点状分布，并以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及空间聚集意义的增长极。根据普劳克斯等人的观点，增长极是否存在取决于有无能够带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发动型工业。一组发动型工业聚集在地理空间上的某一地区，则该地区通过极化和扩散过程形成增长极，以获得快速发展和最高的经济效益。这种发动型工业应该产品增长率特别高，增值效果好，有全国性或世界性市场，有高度的空间集中倾向，并且与其他产业关系密切。形成增长极的机遇不会同时出现在每一地区，但某一地区一旦形成适合生长的发动型工业，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使经济发展进一步集中在该地区，并使其成为发展的核心区。每个核心区周围又都会形成各自的影响区。增长极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因为很多人相信部门及空间的不平衡增长可促使整个区域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人们认为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具有发展潜力的地点，通过极化和扩散过程，优先发展核心区，然后带动周围影响区，可以使整个区域经济系统获得较高的开发效益。

希伯特1969年提出综合区域经济理论中的供给分析和需求分析，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去探讨区域内部的成长因素和区域外部的成长因素，他把国家层次的宏观分析方法引入区域分析，试图综合当时各种理论对区域成长因素的解释，并以一组恒等式表现了其理论模式。

里查德森更加重视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成长的影响，并在1973年提出了融合进空间向度的成长理论模式。里查德森的理论综合了空间不均衡增长和通过区域间要素移动所导致的均衡增长过程，认为集中和分散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区域的成长，但区域内的经济聚集效应似乎被认为是决定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里查德森的理论揭示了空间集中和空间传播在区域发展中的影响，纠正了以往增长理论忽视空间向度的缺点，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古典区位理论在区位主体上仅考虑一个生产地，而现代区位理论则考虑到企业内外的多个生产地；古典区位理论仅考虑区位主体中的单一部分（如工厂部分），而现代区位理论则考虑到区位主体中的研究、开发、设计，零部件加工，部件组装，最终组装，检验修理，培训、流通、办公等；在区位目标上，古典区位理论仅考虑利润（或成本），而现代区位理论则还考虑到非金钱上的收益以及满足；古典区位理论缺乏或轻视区位选择的具体目标，而现代区位理论则有市场占有率，吸引与稳定人才，企业形象，名声，市场测试，回避汇率风险，收集信息，避免贸易摩擦等；古典区位理论的区位选择基准是成本最小，而现代区位理论则考虑前述具体目标中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另外古典区位理论中产品、规模、销售价格、市场、劳动力、设备、土地、运费等都是事先给定或认为是固定的，而现代区位理论则考虑产品的更新、成熟、标准化、差别化、多角化、多样化等，考虑规模的大小，也考虑销售价格的高低，更考虑到市场的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以及国际性，还考虑到短期、长期、集中、分散、特殊的市场等；古典区位理论不考虑或轻视资金、信息、折旧期间、地域文化、决策机制、动态的企业目的以及企业组织，而现代区位理论则都给予充分考虑。因此，不能期待古典区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经济活动区位现象，必须结合现代区位理论以及深入细致的调查，才有可能对客观经济活动区位现象有较好的认识。

区位理论有两层基本内涵，一层是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另一层是空间内人类活动的有机组合。前者是区位主体已知，根据区位主体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来分析适合该区位主体的可能空间，然后从中优选最佳区位；后者正好相反，大的区位空间已知，依据该空间的地理特性、经济和社会状况等因素，来研究区位主体的最佳组合方式和空间形态。

二、区位论在国际区域旅游市场研究中的应用

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其实也是国际区域旅游业在地理空间上的布局与有效组合问题，因此必然存在区位，区位理论在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旅游业与其他物质生产行业不同，旅游业的区位布局与结构组合就有不同的要求。

1．传统区位论在指导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时的尴尬

传统意义上的区位理论，即针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区位理论，在对工业和农业生产进行规划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用于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的工作中就可能会出现“失灵”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旅游业的生产和工业生产对象的不同，就决定了区位理论在旅游规划上的“失灵”。旅游业同工业一样是一个依托资源型的产业，可是旅游业所依托的资源是旅游资源，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旅游资源一般来说均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在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中生产的区位大致确定的，即不存在旅游资源的运输费用影响旅游生产布局的问题。

第二，旅游生产的非物质性使得旅游市场的需求预测变得十分困难，市场对旅游区位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相同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效用，这其中涉及很多的因素，如个人爱好、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从事的工作等，甚至旅游企业员工的服务态度都会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产生影响。

第三，旅游业与其他的物质生产产业相比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不能仅仅从旅游发展本身来进行生产布局，必须全面通盘考虑。旅游业所包涵的内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外，还需要外界环境的支持和其他的辅助、配套服务设施，如环保、电力、通讯等。而传统的区位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如此巨大的关联网，因而在理论的研究上对产业关联性的考虑必定不够，所以要真正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的目标，规划工作者要从旅游业及其配套服务两个方面来考虑，探索出适合旅游业独特发展个性的区位理论。

2．旅游区位理论的应用

由于旅游业与其他物质生产行业不同，旅游也就有其独有的区位理论，对于国际区域旅游市场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旅游目的地地域系统方面的区位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早期的区位论就已经注意到游憩活动与地理空间的结构关系（Christaller，W．，1964；Miossec，J．M．，1976；Gormsen，E．，1981；Dianne Dredge．，1999），日本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在其《观光社会经济学》中提出“观光之空间结构”来讨论旅游空间结构，但其客源市场主要以国外游客为样本群（除野信道，1985），胁田武光对区位论在旅游开发规划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展成为较成熟的“观光立地论”（胁田武光，1995）。前苏联，地理学家建立了Vendenin地域游憩系统的理论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阐述旅游经济地区组织的地理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普列奥布拉曾斯基、克列沃谢耶夫，1982）。

另外，在国外，也有一些关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结构的空间分析和测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需求预测及其数学模型的构造，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以及旅游客流的空间结构的研究（France，L．，1997）。Pearce Douglas识别出区域旅游供给的五大空间影响要素：吸引物、交通、住宿、支持设施和基础设施（Pearce Douglas，1995）。在旅游空间模型上，Wilson对游客空间分布模型的统计理论进行了研究（Wilson A G．，1967）。Smith归纳了多种空间结构描述的数学或地理方法，用以刻画旅游地、旅游设施的空间关系，如平均中心点、标准距离、标准偏差椭圆、迪佛特旅游功能指数、紧密度指数、连接性指数、洛伦兹曲线、最近邻分法、空间联系指数、高峰指数、方向偏好指数、旅游吸引力指数等（Smith，S．L．J．，1989）。Mitchell和Lovingood从空间关系角度论述了城市公共游憩问题（Mitchell，L．S．1976）。Miossec和Gormsen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并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Miossec J M．，1976；Gormsen E．，1981）。Hills and Lundgren和Britton建立了关于旅游空间分布和旅游业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他们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Hills，T．L．，1977；Britton，S．G．，1980）。Jansen－Verbeke等指出，由于旅游（游憩）的空间和功能积聚趋势愈来愈强，孤立的设施建设不能成为地区和城市经济再生的动力，强调游憩要实现物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整合（Jansen－Verbeke，1990）。Laws划分了国际旅游流的空间类型为跨境旅游流（cross－border tourism）和向缘旅游流（flows to tourism periphery）（Laws，E．，1995）。Sarath Divisekera构建了国际旅游业的需求模型（Sarath Divisekera，2003），Jan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包含有能满足游客多种功能需求的景观和服务设施集中的地域综合体，它对游客的吸引力可以超越空间距离的限制（JanW，2003）。Dimitrios认为目的地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地理单元，有统一的旅游业管理机构，也就是说由统一的目的地管理机构（DMO）进行管理的区域（Dimitrios B．，2000）。Seddighi认为旅游系统模型中应该把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产品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目的地是旅游者在享受各种旅游服务（景观欣赏、游览信息咨询、交通、住宿和餐饮娱乐等）的过程中创造消费经验的空间集合体（Seddighi H R．，2002）。

Simth分析加拿大安大略等8个城市5类餐馆布点模式，研究餐馆布局的空间规律（Simth，1985）。Weaver利用核心－边缘模型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了案例研究（Weaver，D．B．，1998），Oppermann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空间进行了研究（Oppermann，M．，1993）。

在国内，陆大道则提出了空间组织过程中的“点轴结构模式”，阐述了点轴空间结构的系统过程，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是“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的机理（陆大道，2002）。汪宇明对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核心—边缘理论为区域旅游规划提供了建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的认知模型。运用这种空间结构模型，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景区土地利用功能配置与都会城市旅游圈层构造、以及促进区域旅游联动发展方面可取得满意的实践成果。核心与边缘地区应该是一种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合作互赢的空间关系。发展核心，带动边缘，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中地区要注意培育旅游核心区，形成旅游创新活动基地，带动边缘区域发展，壮大整个区域的旅游竞争力（汪宇明，2002）。

在区位论的旅游应用上也有大量的研究，陶小平在研究区域旅游业布局模式时，讨论了区位论的应用问题（陶小平，1995）。陈耀华讨论了风景区开发建设中的区位因子问题（陈耀华，1992）。王瑛则提出了旅游域的概念，认为旅游域构成了旅游业空间结构的基本单元，且它起因于空间相互作用（王瑛，1999）。分析了传统的农业区位和工业区位论在旅游业中的适用性问题，发现一成不变的运用传统的区位理论来解释旅游业区位存在一些困难（王瑛，2000）。王铮等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建立了旅游域模型，通过实例分析计算，给出了模型参数，并研究了模型与GIS技术的问题（王铮，2002）。关法兰认为旅游地的空间作用主要分为两种，即互补增强作用和抑制替代作用（关法兰，1992）。保继刚在互补性和替代性之外，还认为可达性也是影响旅游地空间相互作用的条件（保继刚，2002）。利用区位论概念进行旅游开发分析，是许多地理学家习惯使用的观察角度，黄羊山讨论了区位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意义（黄羊山，1999），但国内大多数研究尚未进入空间模型的构层次。对于旅游中心地理论应用研究，李小建等结合旅游产业的特点，借用中心地理论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旅游中心地的概念（李小建，1999），林刚对旅游地的中心结构进行了探讨（林刚，1996）。张凌云用普洛格（Plog）理论进行了旅游流的空间模型分析（张凌云，1988），王大悟对影响旅游流流向的要素进行了研究（王大悟，1998）。吴晋峰以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型为依托，通过绘制旅游流距离衰减曲线，对旅游流距离衰减现象进行了演绎研究，认为高斯分布型和指数分布型是旅游流距离衰减曲线的基本类型，旅游系统中客源地结点的空间分布格局是旅游流衰减曲线类型的决定性因素，到访率距离衰减数率是曲线形状的修饰性因素，距离衰减曲线的绘制方法不同，距离衰减曲线的类型也不同（吴晋峰，2005）。另外，顾朝林等还提出了旅游中心城市体系的概念（顾朝林，1999），张丽、吴必虎提出了环城游憩带（ReBAM）理论（张丽，1999；吴必虎，2001）等这些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对于系统结构的优化方面，赵仁平对空间旅游系统优化设计进行了研究（赵仁平，1992），全华利用图论方法引入了旅游网络的概念，并试图以此为工具分析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全华，1996），关法兰曾应用网络结构理论对区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关法兰，1998），吴晋峰将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界定为以目的地和客源地为结点、交通线路为连接所形成的占据一定空间范围的网络。并用结点数、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平均径路长等拓扑参数对旅游网络结构进行了拓扑分析（吴晋峰，2002）。佟玉权运用区域旅游系统结构优化理论来分析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种种失衡问题（佟玉权，1998）。张序强等应用生态学阻力面理论，创建了旅游地阻力面理论模型，构建了旅游景点、景区、旅游地、旅游区域之间联系的阻力层次体系，建立了旅游空间关系的影响因子系统（张序强，2003）。戴学军在其硕士论文里采用分形理论和方法，对旅游目的地中的吸引物系统结构进行了分形研究，测算出系统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各种分形维数，认为旅游吸引物系统的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都具有分形特性，并在不同地理区域表现为不同演化时段，指出系统结构优化的分形分析途径（戴学军，2003）。刘俊提出了区域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的概念，认为根据演变可以分为极核型、点轴型和网络型等（刘俊，2003）。张立明对旅游目的地及空间演变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目的地可划分为城市型、胜地型、乡村型和综合型四种基本类型，他们都遵循“点—轴—网”的空间发展规律。只有出现网状模式时，区域旅游目的地格局才最终形成（张立明，2005）。黄泰对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进行了研究，强调了旅游资源“集中性”的功能属性，并区分了地域、线性、等级、节点四种集中性，揭示了旅游资源经济、交通指向性的空间布局特征。通过分析旅游地域系统同区域城市体系在要素、结构及功能上的多层耦合关系，归纳出一定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地域旅游城市网络等级体系模式。并通过分析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城市旅游功能结构，结合旅游业产业特性，划分出三个等级构成：中心旅游城市、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城镇或旅游景区。最后给出了江苏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空间组织（黄泰，2003）。杨新军在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导入了区域旅游的概念，从旅游空间要素的识别与分析入手，接受了Pearce Douglas的观点。从旅游规划、基本距离、旅游区位等角度对旅游空间结构及其研究进展进行了阐释。指出由于缺乏范式的指引，国内外对区域旅游规划的研究体系较为松散，绝大多数研究者被实践性问题或者潮流牵着走。对区域旅游活动发生地的区位进行考查，显示出对城市这一空间经济实体的极大依赖。同时，指出旅游地宏观区位因子和可进入性是衡量旅游地发展潜力的主要因素（杨新军，2004）。黄金火提出了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并根据旅游地域系统的内部形态结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区域旅游发展模式分为凝聚模式、放射模式和扩展模式三种类型（黄金火，2005）。

所有的旅游区位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心地理论。对于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就有许多学者将它引入了旅游地的分析中来。在旅游中心地的研究中，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旅游中心地。(www.xing528.com)

①游中心地的界定。实际上对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其是否为该地域范围内的旅游中心地，比如说这个旅游地提供的旅游产品或服务，被周边地区的大多数客源市场所消费；这个旅游地人均旅游业的收入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较周边地区大等。—般说来，旅游中心地必定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因为这两个条件是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中心的先决因素，实际上在地理空间上基本就是旅游（中心）城市。

②旅游中心地的市场（旅游域）范围。旅游地资源的吸引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范围。当然，除了旅游资源外，旅游产业的配套服务设施和旅游地的旅游活动容量都会对旅游地的市场范围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总的来说，旅游中心地的市场范围有上限和下限之分。所谓旅游中心地的市场范围上限，就是由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吸引力、旅游业的社会容量、经济容量以及旅游业的生态环境容量四者共同决定的客源市场范围或接待游客数量，但是上限值不能超过上述四个变量中的最小值。而旅游中心地的市场范围下限则可以引用克里斯泰勒理论中的门槛值来进行说明。在克氏中心地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门槛值”，指的是生产一定产品或提供一定服务所必需的最小的需求量。在旅游地的研究中，这个概念同样是适用的，此时门槛为旅游地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所必须达到的最低需求量。这一点要从旅游生产的经济性方面来理解：开发一定的旅游产品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市场对该旅游产品的需求状况不好、消费量很小，那么旅游区必然不能实现规模化的经营，旅游活动的成本也十分高昂。高昂的旅游产品成本又会造成人们旅游需求的进一步压抑，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过程，因此，在旅游规划时要考虑到旅游产品开发的需求“门槛”问题。

旅游域就是人们以一个或数个旅游集散地为核心，在一次有效用的旅游活动中愿意达到的最大范围，它是由旅游者自身行为决定的，是一个资源需求区，旅游圈则是以某一旅游集散地为食宿中心，为游客在一次有效用的出游活动中所提供的空间范围，在结构上它可能由几个功能不同但有联系的景区构成，本质上它是一个资源供应域（王铮，2002）。因而，按照旅游供需平衡的原理，只有当旅游域和旅游圈相等时，规划出来的旅游圈在经济意义上才是合理的，当然，可以通过改变旅游圈内的旅游供给要素来改变旅游者的旅游域，比如改进交通条件等来增加旅游者的旅游域等。旅游域模型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条件下，一个旅游域内的旅游活动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天，根据旅游当量时间与旅游域的半径关系，可以确定旅游活动持续2－6天所对应的旅游域半径（见表2－3－1）。对于一个旅游中心城市来说，其旅游圈范围可以通过旅游域来确定。具体方法是：选择一个旅游中心城市，从T＝2开始，统计在该旅游持续时间T下所包含的景点数，接着将旅游时间增加一天，分析T＋1天的情况，直至T＋1天时没有新的景点被包含进该旅游域范围内，此时的T天的旅游域半径值就是该城市为中心的旅游圈大小（张振国，2005）。

表2－3－1　旅游当量时间和旅游域半径范围表

资料来源：王瑛，旅游业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模型与系统设计，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9

同样的，杜能的农业布局的圈层理论也可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开发中得到体现。杜能认为，从城市向外延伸，不同距离的地方适宜的生产方式是不同的。他从实际的研究中发现，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可分为不同的生产圈层。圈层布局理论在旅游规划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北京大学的吴必虎就提出了环城市游憩带（ReBAM）的概念。所谓的环城市游憩带（ReBAM，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指的是，位于大城市郊区，主要为城市居民光顾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公共空间以及（特定情况下还包括）位于城郊的外来旅游者经常光顾的各级旅游目的地——这三者共同形成的环大都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这一地带的划分，形象地刻画了大城市周边区域的旅游市场模式，即围绕城市呈现出环状特征。同时环城市游憩带随着城市的远近不同，其主要旅游功能也会出现分异。例如，距离城市较近的游憩带依托城市以市场休闲和康体健身为主导功能；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带则依托自然生态以生态旅游、度假旅游为主要吸引点。

③旅游中心地（旅游城市）体系的等级。旅游中心地的等级划分是根据它的市场范围即吸引力来进行的，所谓的高级旅游中心地就是指提供的旅游服务是市场范围较大的中心吸引物；而低级的旅游中心地则是指其提供的旅游服务为较小范围内的市场所消费的中心吸引物。一般来说，高级旅游中心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档次高、功能多、品种全、质量好、价格相对服务质量低廉，而低级的旅游中心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相对单一。旅游中心地在地理空间上基本上就表现为旅游城市，对于旅游城市体系的概念和等级划分，许多研究者从旅游资源、旅游者人数、城市规模和旅游职能等方面做了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从旅游资源方面定义，如根据旅游域模型，作为旅游中心城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在以这个城市为中心，15km为半径的的范围内所包含的旅游资源必须能够支持两天的旅游活动（王铮，2002），其实就是必须保证旅游者在中心城市至少住宿一夜，由于旅游者从客源地上讲有海外、国内、省内、市内等之分，不同客源地的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不同，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旅游中心城市定义实际上包含整个旅游城市体系。从旅游者人数、城市职能和规模方面，顾朝林认为大中城市旅游职能的形成有赖于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中心城市是旅游业的管理中心、旅游交通中心、旅游服务中心和旅游景点集中分布区。随着我国重点旅游区的开发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迅速形成了一批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专业旅游城市。中国旅游城市职能体系中职能规模与专业化程度相背离，具有较强旅游中心职能的城市都是特大型和大型综合性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广州等城市都是中国一级旅游中心城市，专业性旅游城市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小城市，是一个新的专业化城市职能体系（顾朝林等，1999）。在旅游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城市内部提供的游憩机会和服务设施也有所不同，城市体系的结构影响到其间的旅游流的等级结构，大、中、小旅游中心城市之间的旅游客流量及游憩功能呈正相关等级结构（除野信道，1985）。黄泰等通过分析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城市旅游功能结构，结合旅游业产业特性，把旅游城市体系划分出三个等级构成：中心旅游城市、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城镇或旅游景区（黄泰，2003）。段七零等根据江苏旅游资源区域分布特征、城市地域分布特征、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三个指标，划分出江苏旅游城市的三个等级：中心旅游城市、一般旅游城市、特色旅游镇或乡村景点（段七零，2004）。综合这些研究，戴学军认为旅游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划分应根据城市或所能代表的区域的客源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特征、行使的旅游职能、旅游规模、旅游者行为特征等方面来进行，可以分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和专业旅游城镇三个等级层次（如表2－3－2），其中每个等级层次内还可以根据旅游规模、客源市场等再分级（戴学军，2006）。

表2－3－2　旅游城市体系等级结构及其划分依据

④旅游中心地的均衡布局模式。高级和低级的旅游中心地具有不同的服务职能，由于不同等级旅游中心地服务的市场范围各异，就产生了旅游中心地的均衡布局问题。即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等级的旅游中心地，如何进行均衡布局使得区域旅游在不同等级旅游中心地的带动下获得持续的发展，是布局模式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中，他谈到了在市场作用明显的地区，中心地的分布要以最有利于物质销售和服务最方便为原则，即要形成合理的市场区。在市场最优原则下，一个高级的中心地提供的服务能力应该实际上相当于三个低级中心地，用公式表示就是k_n＝3^n－1，以k表示每个单元内各级中心地的数量，n表示中心地的级别高低。

国内外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这样的一种布局模式在区域旅游市场中也是适用的，区域旅游中心地体系中，每个高级中心地都相应地拥有几个中级或低级中心地。例如，国内学者在对北京市旅馆业的空间布局和锦州市旅游客源市场的分析中发现，上述区域旅游的空间布局都能用这个模式来加以刻画。

（2）旅游空间组织层次与规划层次。区位论研究事物的是空间组织问题，空间组织又分为三个层次：①广域角度的某一作用体系的空间格局；②作用体系集聚单元的区位选择；③组成集聚单元的基本要素的场所选择。在旅游活动中，这种空间组织相应地也有三个层次：区域，旅游地、旅游要素的场所。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与区域旅游规划、旅游地规划、旅游位址规划与设计相吻合。区位论应用于旅游规划，但在三个规划层次上的具体指导内容各有侧重。

正如上所述，区域旅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结构也包含许多方面，但在所有的结构中，由于旅游活动起源于旅游吸引物，发自于旅游客源地，依托于旅游城市体系的服务和交通路径的连接，而这些要素子系统在地理空间上都有物质性的体现，这些子系统的地理空间组织结构是旅游系统结构的内部核心，其他结构都是以此而建，因此，对区域旅游系统的结构研究，就是对旅游系统中具有物质性的子系统在地理空间上的组织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结构模式和秩序。

哈格特（P．Haggett）描述空间结构模式与秩序时，从宏观层次上把区域抽象为点，从而辨别出六个几何要素：A运动模式，表示事物的空间移动特点；B路径，表示事物运动沿着特定的路线；C结点，表示运动路径的交点，诸多结点控制着整个系统；D结点层次，表示各个结点的重要程度；E地面，位于由结点和路径形成的框架中；F扩散，地面的时空变化过程叫做空间扩散（约翰斯顿．R．G．，1999）。哈格特描述的空间结构模式，强调了空间秩序，考虑到了结点具有层次结构，结点体系控制着整个系统，从宏观层次上对区域系统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但是，其考虑仅限于各要素系统间的作用与联系，忽略了区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和描述。

吴晋峰根据此模式用这六个要素建立的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模式是以旅游目的地、客源地为结点、以交通线路为连接的占据一定地面、处于扩散过程中的网络，可称之为旅游系统的网络空间结构模式（图2－3－1），中心结点表示目的地，其他结点为该目的地吸引的全部客源地（吴晋峰，2002）。此模式也只研究旅游系统整体的结构，即从目的地、客源地和交通线路组成旅游系统这一层次进行研究，在旅游系统尺度上，不考虑目的地和客源地内部结构等。

与哈格特不同，冈恩（Gunn）从微观层次对旅游地域系统进行了研究（Gunn，C．A．，1988），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地带的概念，认为它由吸引物组团、服务社区、中转通道和区内连接四个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地域系统（图2－3－2）。该模式仅为旅游目的地内部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没有考虑到目的地外部的要素，缺乏和旅游客源地联系和作用的研究，因此也没有考虑客源地进入目的地的连接通道问题。

黄金火在分析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型和冈恩的目的地地带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由旅游目的地区域、旅游区、节点、区内路径、入口通道和客源地市场等六个要素构成的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型。并按照旅游开发的时序关系，阐述了该模型在不同阶段的演变形态和特征（黄金火，2005）。该模型虽然考虑到了旅游系统尺度上的宏观影响因子，但主要也是将视点放在旅游目的地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六种要素的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和形成模式，没有在宏观层次上对各要素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没有考虑节点的层次结构等系统空间秩序问题。卞显红针对城市旅游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六大基本要素：城市旅游目的地区域、城市旅游客源地市场、旅游节点、城市旅游区、城市区域内旅游循环路线及城市旅游入（出）口通道。并认为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及其空间规划布局模式有单节点、多节点及链状节点三种（卞显红，2003）。该模式也是从微观层次对旅游系统进行研究，只是具体到城市旅游系统的地域系统，同样缺乏在宏观层次上各要素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图2－3－1　旅游系统的网络空间结构模型

图2－3－2　Gunn的目的地地带模型

结合前人的研究，戴学军具体到城市型区域旅游系统的地理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认为应该包括宏观层次上和微观层次上的两种形式，在微观层次上主要以旅游目的地地域内部要素为视点，反映区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旅游吸引物视为点，城市和旅游目的地视为面域，旅游交通路径视为连接，关键组成要素包括旅游目的地区域（Tourism Destination Districts）、城市（Cities）、吸引物（Attractions）、区内路径（Routes）、出入口通道（Gateways）和客源地市场（Origin Markets），这些要素的空间相互关系和形成模式构成城市型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组织模式（图2－3－3）。

图2－3－3　微观层次的城市型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组织模式

在宏观层次上反映各要素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素系统内部表现出空间作用和秩序层次，要素系统之间反映相互作用关系。将视城市、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为结点，城市体系为架构，旅游流在结点中运动，以交通路径为连接的占据一定地面、处于扩散过程中的多重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图2－3－4）。其主要地理空间要素为城市、旅游目的地、客源地和交通路径。本研究也主要是在宏观层次上对各种空间要素系统内部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的。

图2－3－4　宏观层次的城市型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组织模式

（3）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区位论对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区位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旅游的方便程度、旅游市场规模和可进入性，从而决定了旅游开发建设的力度和旅游经济效益的大小。保继刚在陈传康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基础上，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的旅游发展战略（表2－3－3）。

表2－3－3　不同区位条件下的旅游发展战略模式

（4）寻求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对旅游开发和布局来说很重要，除与旅游资源优势有关之外，还与许多其他因素，如自然环境、交通、市场、人力、经济、社会等有关。寻求区位优势，首先要分析各个区位优势因素，然后分析其整体优势。区位优势一般包括有形区位优势和无形区位优势、绝对区位优势与相对区位优势、局部区位优势和全局区位优势、空间区位优势和时间区位优势等。

（5）增强集聚效应。由于提供相同和不同服务的各个旅游企业共同组成了一个地区的整体旅游形象，增加了地区的整体旅游吸引力，并且地区内各个旅游企业共同使用基础设施和共享同一市场，带来了旅游经济的集聚效应。在进行区域旅游和旅游地的空间布局上，要充分运用集聚效应原理，合理布局，使其产生集聚效益。如同一条交通线路，如果专为某一旅游地修建，未免代价太高，若几个旅游地和旅游点共同使用，不但相对成本降低，而且还可以提高利用率，增加旅游资源的容量，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旅游者来说，集聚效应可以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旅游目的地，减少交通时间，对旅游目的地来说，集聚效应可以分流客源，减少游客对某一目的地资源的压力和破坏。

另外，许多旅游点虽然资源价值很高，但由于容量小，所占面积小，游时短，难以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因此需要同周围的其他旅游地和旅游点联合，共同开发，以形成整体优势，增加吸引力，同时也降低了形成成本。这就是旅游规划中的集中紧凑的原则。集中开发后的地区，能提供很多观光、游览、娱乐的去处，能提供很多种服务，其土地利用率和价值都会增加。但是集聚也会出现污染集中、交通拥挤以及水、电供应不足、土地价格和物价上扬。

（6）旅游线路设计。旅游线路设计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旅游线路产品，二是旅游区内的游览线路。旅游线路的设计要考虑距离、时间、费用及游客的满意程度。根据游客行为规律和意愿特征，旅游线路可分为周游型和逗留型。前者包括多个旅游目的地，多属游览性质；后者包括旅游目的地相对较少，多属度假或娱乐性质等。二者都要考虑成本最小、满足感最优等。

以上应用虽然不是特别针对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研究的，但只是旅游区位研究中区域范围的大小问题，无论宏观的全球国际区域旅游系统，还是微观到一个旅游目的地内的各旅游要素的区位选择和组合，各种旅游区位研究对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开发具有切实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