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研究

第七章　集群升级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分析

第一节　产业集群内IEM影响因素的演变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演变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相同的发展规律和类似的发展路径，克拉克曾指出，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朝着农业产出占主体→工业产出占主体→第三产业产出占主体的方向发展，进入工业化的初期，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制造为主，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地位，成为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相应地，该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也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优势转化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就业结构的调整，两者是相对同步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先产业结构调整，而后就业结构调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基本没有服务业，产业结构为农业和工业两个结构体系，其中农业占总产值的70%，轻工业占总产值的22．1%，重工业占总产值的7．9%，整体经济结构极不平衡，农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后，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经济几番波动，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农业产值比为72．2∶27．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43．1∶56．9。^[1]工业已经超过农业成为我国的主要产业，而且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也有了明显的改善。1978—1984年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8．19%上升到32．13%，上升了3．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47．88%下降到1984年的43．09%，下降了4．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23．94%上升到24．78%，上升了0．8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与收入结构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同步进展，农村劳动力逐步被释放出来，且开始向沿海地区和城市转移。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就业人口逐步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197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分别为70．5%、17．3%、12．2%；到了1984年，其比重分别为64%、19．9%、16．1%。

1985—199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在该时期，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迅速下降。1985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8．44%、42．89%、28．67%，到1999年其比重分别为16．47%、45．76%、37．67%。该阶段资源配置最大的特点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大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具体变化为，1985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分别为62．4%、20．8%、16．8%；到了1999年，其比重分别为50．1%、23%、26．9%。

2000—2008年是我国工业化飞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约为15．06%、45．92%、39．02%，到2008年其比重分别约为11．31%、48．62%和40．07%。对应的就业结构为:2000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分别为50%、22．5%、27．5%；到了2008年，其比重分别为39．6%、27．2%、33．2%。具体情况如图7-1-1、图7-1-2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所占总体产值的比重逐步降低，现稳定在10%左右，其就业人员的比重以每年1%的速率从70%下降到40%。虽然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员比重都在下降，但其比重结构还是偏高，特别是就业人员比重，如果按照产出/人口比的话，其劳动产出率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自社会主义体制改造完成后，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但奇怪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二产业的产业一直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一开始随着第三产业的起步，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从50%下降到40%，1990年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同时上升，第二产业比重回到50%，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40%。此外，从1978年到2002年，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在20%徘徊，最近几年其比重才开始略有上涨；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在30年内上涨了20%有余。从整体上粗略考虑，可以认为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从业人员基本都流入了第三产业，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图7-1-1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比例

图7-1-2　从业人员三次产业分布比例

二、产业集群升级

产业集群升级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产业集群的衰退和瓦解，可见，集群升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因为这将带来根本性的冲击。200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提出了若干意见。^[2]

第一，加强科学规划，优化区域和产业布局。推进东部加工制造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发展，加快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以特色产业和自然资源为突破口，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健全体制机制，发展专业化协作配套，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形成一批新型装备制造业集群。

第二，坚持节约发展，提高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按照布局合理、土地集约、生态环保原则，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改善交通、电力、给排水、污染治理等基础设施水平，加快产业集中区建设。整合提升各类开发区（包括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等），促进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合理规划土地使用方向，优先满足环保型科技型企业小规模用地需求，为企业集聚发展提供必要空间。

第三，壮大龙头企业，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积极培育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发挥其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中的“领头羊”作用。引导龙头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剥离专业化强的零部件和生产工艺，发展专业化配套企业，提高企业间专业化协作水平。

第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采用先进信息技术，提升工业设计水平，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制造技术，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

第五，切实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型工业。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污染治理和淘汰落后等手段，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集群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转变。对于排放集中、污染严重的产业集聚区，探索集中治理方式，推广节能减排共性技术，降低企业治理成本。

第六，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积极培育区域品牌。把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建设有机结合，重点发展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名牌产品和企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产品争创国际知名品牌。支持产业集群以品牌共享为基础，大力培育区域产业品牌（集体品牌或集体商标、原产地注册等）。

第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加快发展金融、信息和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批以特色产业为依托的商品批发市场，加快建立社会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引导和推动在产业集群内依法组建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

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地区一级的政府也出台了多项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政策，其中尤以浙江省最为突出。2009年7月，浙江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加快形成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的集聚优势、配套协作紧密的产业链优势、持续创新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优势、资源共享的市场网络优势、节能减排的生态优势”六大国际竞争优势。据此，浙江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了21个特色明显、提升力度大、带动力强的块状经济，作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单位，明确了龙头企业培育、空间平台优化、重大项目带动、创新平台推动、政策要素支撑“五大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工作重点以及以“示范区试点”、“智力支撑”、“财政金融支持”为工作抓手的具体措施。

随着国家产业集群转型政策的出台，大量东部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出现了一些起步阶段的产业集群。2005—2008年，合肥市实际引资总量先后跨越200亿元、300亿元、500亿元、700亿元四个台阶，吸引了法国液空、日本住友化学、法国威立雅水务等一批世界500强在内的国内外大型企业入驻，另有日立PDP、彩虹和中建材TFT-LCD玻璃基板等一批平板显示项目签约。金融方面，先后有民生银行、汇丰银行、华夏银行、九江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高特佳、中盈盛达、中金担保等10余家金融机构开业或获批进驻。2009年合肥市累计实现招商引资1040亿元，同比增长33%。^[3]

而沿海地区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经济增幅明显不如中西部地区，浙江省2009年经济增长率已跌至全国倒数第二。可见，金融危机加速了我国产业集群的升级和集群的转移。

三、国家区域扶持制度的演变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起步较早，也比较发达，所给予的平均薪酬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才会选择来沿海地区打工，而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大战略的实施，制度的天平开始向中西部倾斜。

（一）西部大开发规划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至今已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等。

其中，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中详细列举了国家对西部开发在政策、资金、税收、人才吸引等方面的措施。^[4]

财政政策方面:（1）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2）中央对地方专项资金补助向西部地区倾斜；（3）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4）优先安排建设项目；（5）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6）对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因改革而造成乡镇财政困难，自身无法克服的，中央财政将按照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适当给予补助。

税收方面:（1）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3）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吸引人才方面:（1）从2001年起，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2）鼓励人才和智力向西部地区流动；（3）对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各类人才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4）对到西部地区的外籍高科技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出入境便利。

20世纪末前后，西部地区的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大体相当，国内生产总值却不到东部五省（市）总和的40%。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也分布于这一地区。到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47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超过全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与全国同口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72亿美元增加到78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5%。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7年，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15000多亿元，西洽会、西博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已成为东西互动合作和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平台。西部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约180亿美元。^[5]

可以看出，自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不仅各项基础设施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随着西部的崛起，东部原先的优势在慢慢下降，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吸引也在逐步下降，东部地区经常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二）中部崛起规划

2006年，“中部崛起”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浓墨重彩的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中部崛起的序幕正式拉开。《意见》提出^[6]，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要求是“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即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条重要原则:一是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优势，巩固提高粮食、能源原材料、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稳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四是坚持立足现有基础，自力更生，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五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促进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优惠政策主要有五个方面:（1）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基地，在完善扶持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产业化经营、金融支农、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2）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3）提升中部地区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推进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推进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把旅游业培育成中部地区重要产业的政策；（4）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城市群和县域经济发展，改革和完善县乡管理体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等政策；（5）在扩大对内外开放、加快体制创新、搞好中部地区开发区建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2005年，中部地区的人均GDP是东部地区的44．6%，而2008年，已是东部地区的46．1%；在投资上，中部地区2006—2008年三年的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出现均衡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后，中部地区接受了“全面体检”，2010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GDP超过两位数增长的省份，全国有13个，而其中4个在中部。

（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

对于东北地区，国家发改委于2002年开始部署新的发展规划方案，至2007年，又出台新一轮振兴东北经济的全面规划，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财政、金融等多个领域，是一项“全方位涵盖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该规划还针对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在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有所涉及。可见，在制度层面，中西部已经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东部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自我的发展。

2007年，东北地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3325亿元，比2002年增长101．3%，其中，辽宁省GDP完成11021．73亿元，首度成为GDP上万亿元省，同比增长14．5%；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403．9亿元，比2002年增长284．5%；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9792．7亿元，同比增长18．8%，实现利润2452．65亿元，同比增长27．9%；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871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4%，比2002年增长170．6%，比上年增长25．9%，高于全国增速2．4个百分点。另外，辽宁省地方银行整合后，盛京银行、大连银行实现跨区域经营；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金融服务水平和信息化服务水平大幅提升。^[7]

经过7年的快速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已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出台了新的规划方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共分9大类^[8]，包括: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振兴创造条件；积极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深化省区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这份文件认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5年多来，该项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重点民生问题逐步解决，城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第二节　产业集群内IEM演进路径分析

上一节，立足产业集群角度，从自发型IEM和输入型IEM两个方面讨论了IEM的演变方向，下面将对上述分析进行总结，从整体上揭示产业集群内IEM的演变途径。

一、集群升级对IEM演变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内IEM的演进必然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演变，从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产业集群升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否则整个集群面临的是衰败和消失，那么集群内IEM的演进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如果跟不上产业集群演变的步伐，集群内的IEM就将被淘汰。因此，考虑产业集群内IEM的演进机制，首先要从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开始。

产业集群本身就存在着区域性和特殊性，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甚至同种类型的产业集群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国外学者Peter Knorringa和Jorg Meyer-stamer（1998）把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和轮轴式产业集群，并分析了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特征。我国学者王缉慈（2004）根据我国产业集群的特性，将其划分为四类:（1）建立在乡镇工业基础上，基于当地企业家的内力和工商业传统的特色集群，此类集群一般由中小企业组成，如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2）在港台产业转移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群，如广东、福建的一些专业镇；（3）与大型企业配套形成的产业集群；（4）在民营科技企业集聚基础上、在政府规划下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如北京的中关村。

其中，我国浙江地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和卫星式产业集群属于一类，其特征是中小企业居多且基于低廉的劳动成本，这类产业集群内部的IEM现象比较常见，表现为家庭作坊、个体工商户，还有很多的贩夫走卒。另一类如广东、福建地区的产业集群，和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属于同一类，其主要特征是中小企业居多，柔性专业化，创新潜力大，这类产业集群内部也有众多的非正规就业者，主要包括以模仿为主的小企业、没有签订正式合约的农民工以及自由工作者。这两类产业集群中的IEM现象比较常见，因此本书主要的讨论对象为这两类产业集群，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指的产业集群就是指这两类产业集群，而另外的产业集群由于IEM现象不是很普遍，本书暂不讨论。

按照Peter Knorringa和Jorg Meyer-stamer的描述，卫星式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之路为前向和后向工序的整合，提供客户全套产品或者服务；意大利式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之路为内部劳动分工的变迁，将部分活动外包给企业区域并形成轮轴式结构的产业集群。另外，国外的学者Humphrey和Schmitz（1999）、Gereffi（1999）、Kaplinsky（1998）从价值链的角度指出，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要增强产品竞争力，技术升级、功能升级，从制造向设计和销售两端演进。

因此，产业集群升级的第一步就意味着要进行技术改进，淘汰落后的产能，这对于集群内的IEM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IEM的特点是小而精，依靠的是灵活性和多样性，无法满足技术升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要求。另外，IEM注重的市场本来就是边缘市场，其不需要依靠技术改进来扩大产能，从而和正规的企业进行竞争，所以，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演变会使IEM出现初期分化现象。一方面，依靠旧机器、淘汰技术进行小规模生产的如家庭作坊类的IEM，由于正规企业的技术改进而面临市场份额紧缩现象。正规企业通过技术改进，在降低了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产能，这就使得家庭作坊类的产品无法依靠低质量、低价格的策略与其竞争，必然会使这部分的IEM群体转变策略，其策略有:（1）通过创新，提供异质性的产品来抢夺细分市场，只有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才能找到另一个细分市场，满足一部分特殊群体的需要；（2）转变模式，通过给正规企业做配套生产或销售服务进入另一个领域，既然无法生产竞争性产品，采用另一种模式不仅能避开竞争，还能通过与正规企业建立联系来稳定自己的销售端，甚至可以以此来向正规的小企业过渡；（3）由于不忍放弃设备的剩余价值，从而利用现有设备或再次购买辅助性旧设备，转而生产其他市场所缺的低技术产品，依靠对生产过程的熟悉仍旧能保持相应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竞争的激烈，可能迫使一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向正规就业者转化。由于前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源和供销网络资源，家庭作坊类非正规就业者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可以转变为正规的中小企业。正规的企业虽然没有了家庭作坊逃税漏税的利益，但是其规避了被处罚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正规的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帮助，除此之外还能得到非正规就业渴望的金融市场的帮助。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除了技术改进，更为重要的是资源的整合。如浙江地区的产业集群基本是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集群内的企业相似度高，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又由于是自发形成的，因此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其技术水平不高，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也比较薄弱，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进行技术改进，另外还有很多的家庭作坊无法进行自我升级。整个产业集群依靠的是“低技术、低成本、低价格”的战略参与市场的竞争，再加上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产业集群的升级就是要将优质的资源进行整合，在优质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形成集群内在的动力和竞争力，从而跳出“三低”的循环怪圈。这对于自发型IEM中的中小企业或家庭作坊来说，第一，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兼并；第二，意味着离开IEM群体，进入正规企业工作；第三，在IEM之内进行转变。

对于第一点，由于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进行升级改造，只能联合几个相似或者互补的企业进行联体改造，将各自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或者通过联盟的形式共享彼此的资源，一方面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达到了分散风险的目的。在彼此合作的同时，某些发展比较好的小企业，依靠企业独有的技术、创新能力、供销网络，兼并其他小企业，达到扩大产能的目的。不过根据笔者对慈溪家电产业集群调查的结果显示，这种小企业之间的兼并只是个别现象，其原因主要是被兼并的小企业没有优质的资源可供兼并。由于自发型IEM使用的技术和设备比较相似，员工的人力资本也比较低，当较优秀的小企业扩张时，其考虑的并不是简单的产能再扩张，这样的扩张对企业从非正规转到正规企业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而这类优秀的小企业往往倾向于寻求政府的帮助，在政府土地、政策的帮助下再获得银行的贷款，这样就有能力购买较先进的技术，并吸引较优秀的人才。

对于第二点，主要指的是正规的中型企业兼并小型的非正规企业。有部分非正规的小型企业可能因为市场的激烈竞争、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而无法生存下去，但其自身拥有某些较优秀的资源，比如供销网络。这个时候，想要进行扩张的中型企业可能就会兼并这类小企业来获得这部分网络资源，而小企业的所有者也变成了中型企业中的一名员工，完成了从非正规就业者到正规就业者的转变。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这样的转变也只是偶尔的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正规就业者没有非正规就业者自由灵活，另一方面则是正规就业获得的收入没有非正规小企业获得的利润丰厚，因而除非处境十分困难，否则一般的非正规小企业所有者不愿意被别人兼并。

对于第三点，可以承接第二点进行说明。由于不想成为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人员便选择从一种非正规就业类型转到另一种非正规就业类型。如一个家庭作坊所有者可能因为市场的转变而无法进行制造生产，但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他就有可能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股市、房市，而自己成为一个个体工商户，从制造行业转为销售行业。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这类在IEM之内转变的情况是最为常见的。因为本身不具备熟练的技术或较高的人力资本，再加上不愿意进入正规企业“为别人打工”，很多非正规就业者会寻找其他非正规就业途径作为自己的转型之路。

总体来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对IEM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对自发型IEM的影响。技术进步演变会使IEM出现初期分化现象，即仍旧选择IEM或者转型为正规就业者。仍旧选择IEM的群体有三种策略:一是创新来占领细分市场；二是转变模式，通过给正规企业做配套生产或销售服务进入另一个领域技术；三是利用现有设备或再次购买辅助性旧设备，转而生产其他市场所缺的低技术产品。对于产业集群内部资源整合带来的影响，自发型IEM中的中小企业或家庭作坊分化出三种演变路径，分别为:第一，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兼并；第二，意味着离开IEM群体，进入正规企业工作；第三，在IEM之内进行转变。另外，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第三种路径即在IEM之内进行转变是非正规就业人群比较常见的选择。具体如图7-2-1所示。

图7-2-1　产业集群升级对IEM演变的影响分析

二、IEM自身的演化

IEM的演进不仅受到集群演变的影响，还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当IEM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其也就按照群体的特性自我循环、自我发展，受到市场的影响和制约，要和其他就业形式（包括正规就业和失业）形成一种动态的演化关系，即IEM内部的动态演变，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之间的动态转换以及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动态流动。

（一）IEM内部的动态演变

IEM最根本的形成原因其实是一个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商品市场。对于输入型IEM来说，其主要目的是想获得比原来所在地更高的收入，因此只要出现更好的机会，其就会从某一领域转向另一领域发展，或者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比如一个农民，原本想到集群内的一家企业成为一名临时工人，随着工作阅历的增加和工作技能的熟练，他可能会离开这家企业自己建立一个家庭作坊，依靠自己的技能为其他小企业提供辅助性生产；或者他发现在社区、车站等人流量较多的区域摆设流动摊点获得的收入要高于他在工厂里的收入，那么他就会选择成为一个贩夫走卒，从生产性领域进入服务性领域。输入型IEM的灵活性很高，在IEM之内的转变也十分平常，再加上其流动性很高，经常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谋生，因此这种转变是其最主要的演变路径。对于自发型IEM来说，没有输入型IEM那么高的流动性，也没有那么高的灵活性，但是其内部之间的转变也经常发生。根据对慈溪市家电产业的调查情况表明，这类产业集群存在一股股生产热潮的现象，即如果饮水机行业能获得较大利润，则中小企业全部生产饮水机；如果电风扇行业行情大涨，则又一股脑地生产电风扇。正规的中小企业尚且如此，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非正规就业企业的转变就更加迅速。另外，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如果经营家庭作坊不能获得利润，那么这部分的IEM会迅速寻找其他就业机会，比如进入个体工商户领域、商品的批发销售领域，甚至商品物流领域。随着互联网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网上购物的热潮席卷各地，一些非正规就业人群就会选择购买运输工具，加入商品物流的行业。可以说，IEM内部的动态演变是IEM自身演变最主要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IEM的锁定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IEM本身的灵活性和逐利性。

（二）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之间的转换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是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完善，随着非正规就业群体自身实力的发展和壮大，随着限制的进一步放松，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将会变成主流。同时，正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的转变也会逐渐增多。因为IEM的非正规特点，其没有正规就业的各项福利措施，没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更主要的是没有资本市场给予的帮助。IEM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更难以获得政府政策的帮助，如果发生财务困难，非正规就业者只能依靠自己的社会网络寻求帮助，即无法在资本市场上化解风险，也无法获得资本市场的帮助。因此，如果IEM想发展，首先就要成为正规就业者。一些发展比较好的非正规小企业会通过注册成为正式的公司，虽然要付出注册成本且不能再逃税漏税，但可以获得政府税收的优惠和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这对于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正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的转换，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成为自由工作者和创业。随着社会的发展、集群的升级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工作者选择成为自由工作者，比如设计者、翻译人员等。凭借着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熟练的技术能力，部分正规工作人员或者是大学毕业生选择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市场中，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工作者灵活的时间安排，另一方面是自由工作者一般都有较高的收益，因此自由工作者这类高端的非正规就业模式会越来越普遍。至于创业，则是很多人的梦想，同时也是政府解决就业的一个新方法。如上海政府推出了大学生“零成本”创业政策；杭州政府要建立100个“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并对某些行业的创业提供了各项优惠措施，同时对大学生和下岗人员创业免收各项手续费；广东省财政2009年就首次计划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无偿资助大学生创业，而广州各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则表示，可以提供共约5000万元的配套资金。可见，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创业将会是很多正规就业者和大学毕业生的选择。

（三）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动态流动

非正规就业本身就是一种介于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特殊就业形式，而非正规就业人员更多的是从失业人员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因而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可以说就是一纸之隔。两者之间的动态流动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非正规就业人员在一份工作和另一份工作之间的一段时期是处于失业状态的。因为非正规就业的高流动性和高灵活性，就会导致非正规就业人员经常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轮回，比如寻找另一个非正规就业机会的等待时间、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时间等都属于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动态流动。第二，由于非正规就业既不能享受就业的各项福利，又不能享受失业的各项救济，因此，如果参加非正规就业的收入还不如失业的救济收入，那么很多人就会宁愿选择失业也不会主动去寻找就业机会。当出现一个较好的机会时，他们就会从失业状态进入非正规就业状态。第三，如果某个非正规就业领域失去了竞争力，那么这类的非正规就业人群就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直到进入另一个非正规就业领域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参加选拔考试等方式进入正规部门。

总体来说，IEM自身的演化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IEM内部的动态演变，指的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从一个非正规就业领域向另一个非正规就业领域的转变；（2）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之间的转换，指的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为了获得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帮助而转变为正规就业人员，正规就业人员则选择创业和自由工作者等高端非正规就业方式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3）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动态流动，指的是非正规就业者在寻找机会过程中的一种动态，以及如果失业的救济收入高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那么非正规就业者宁愿保持失业的状态也不主动去寻找就业机会。具体如图7-2-2所示。

图7-2-2　IEM自身的演变分析

三、输入型IEM演变路径分析

（一）制度演变对输入型IEM的影响分析

制度对输入型IEM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原先到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拉回中西部地区；二是促进当地IEM的发展，从而减缓了流入东部地区的IEM。制度天平的倾斜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就业岗位被创造，再加上东部地区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一部分在城市中没有扎根的农民就会选择回到本地工作。2000年，安徽省正式启动了“凤还巢”工程，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发展，把“走出去”的农民工视作凤凰，把家乡建设成他们的栖巢，通过上门邀请、优化环境、优惠政策、全程服务等措施，建立起一套吸引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长效工作机制。据统计，截至2008年，安徽全省已有70余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30余万，吸纳220余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其中，2008年返乡创业农民工5．26万人，创办经济实体14706个，带动就业27．25万人。^[9]

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安徽阜南县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投资企业享有从第一笔销售收入起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一免两减半”政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全免；在周转资金方面，返乡创办企业如有资金上的困难，政府给予一定数额的贴息优惠贷款支持等。目前，阜南农民工回乡创业者正成倍递增，已由2004年的50多家增加到2006年的230多家。2008年，这一数字则达到500多家，总投资近3亿元，吸纳了30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全年完成产值近6亿元。^[10]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随着制度的推出，的确让一部分外出的“打工者”（其基本属于非正规就业人群）回到了家乡工作，而他们回到家乡不再从事低端的非正规就业工作，而是选择了在家乡创业。因为制度上的优惠，创业的成本被大大降低，又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创业的风险也比城市要小很多。另外，这些投资带动了当地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得原本可能选择外出的农民转而留在当地工作，这就减少了流入东部产业集群地区的IEM。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返乡的农民工基本是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或者是有比较熟练技术的工人，而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回家创业，创业成本和风险对他们来说还是要高于在外打工的成本和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选择回乡的农民工应该会逐年增多。

另外，从产业集群方面的制度来说，对农民工等输入型IEM的各项保障措施、福利制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会促进输入型IEM的增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中，经常有“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工作时间每周超60个小时”等报道，可见对于IEM的各项保障措施还是很不到位，不仅工作量和收入不成比例，还有可能面临无法拿到正常工资的情况。随着集群内各项制度的完善，随着IEM就业环境的改善，输入型IEM的数量将会有所增加。(www.xing528.com)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对输入型IEM的影响分析

输入型IEM之所以来到集群，是因为集群内获得的收入较高，因此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对输入型IEM的影响至关重要。产业集群地区经济的增长会带动需求的上升，从而带动供给的增加，也就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工资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这就进一步吸引农民工等IEM进入集群就业。相反，经济的衰退会造成大量裁员，而裁员的首要对象就是没有任何合同保障的IEM群体。另外，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和中西部产业集群的崛起（即劳动力输出地的经济增长）则会减少东部产业集群输入型IEM的数量。不仅如此，随着东部产业集群的升级，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西部转移，东部产业集群需要的是高技术、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对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需求会逐渐降低，这也表明东部产业集群对输入型IEM吸引力的下降，而这又从侧面体现出了劳动力输出地吸引力的上升。

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当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由剩余变为相对稀缺、可以选择就业机会时，他们不仅要考虑城市与农村、务工与务农之间实际收入的差别，在城市务工的生活成本以及迁移成本，还要考虑务工与务农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差别（务工相对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频繁的加班等），以及由于工业风险远远大于农业风险而又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而必须支付的风险成本（工伤、大病、人身意外伤害的危险）等，农村意欲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就可能有了不同的走向和选择。第一，外出劳动力必然流向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相对好的地区。第二，在同一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必然流向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相对好的企业。第三，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加，一些原本要流向外地的农村劳动力也可能选择在本地打工。

相对于经济增长对输入型IEM影响作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作用显得较单一。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灾难，经济的滑坡给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据最新统计，2008年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是1．3亿人。在2009年初前由农业部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中，一共对农民工输出比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进行抽样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到年前（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占到38．5%；在返乡的农民工中间，有60．4%的农民工是正常的春节回家探亲，说明他在城市的工作仍然是保留着的，节后他会回去正常上班，而另外的39．6%是属于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11]根据15．3%这个数字测算，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可以看出经济衰退对输入型IEM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IEM内部进行流动，只能成为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失业后，有相当一部分的IEM人员会选择离开集群所在地，回到家乡，或者去其他区域。有调查显示，小部分农民工选择去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谋求工作。

（三）社会发展对输入型IEM的影响分析

30年前，第一批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30年后的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的农民工有着本质的区别。“挑工作，而不仅仅是被工作挑”已经成为新一代打工者们普遍的心态。原先的农民工只要有工作，报酬能接受，不管是脏活累活，还是加班加点，都愿意做，而新一代的农民工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有前途的工作，有发展空间的工作。“钱途”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前途”才是他们真正渴望的。2009年5月，辽宁针对“90后”农民工做了一项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0后”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2．2%，而选择出来“学一门技术”和“为了将来留在城里”的占到71．4%。^[12]如今，第二代“80后”和第三代“90后”农民工将逐渐成为打工者的主体，和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梦想。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变化，使得新一代农民工更“上进”，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像上一辈那样只满足于打工生涯、告老还乡，而是渴望创业，在打工中积累经验、寻找机会自己做事。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他们拥有比父辈更开阔的视野、更多彩的世界。他们追求经历、追求发展、追求一个崭新天地，他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已经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正因为这样，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土地当做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做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

除此之外，农民工的社保意识逐渐强化。根据对北京市744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有61．2%的人愿意参加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已参加者为5．5%；58．6%的人愿意参加医疗保险，已参加者为10．4%；37．5%的人愿意参加失业保险，已参加者为5．4%；43．9%的人愿意参加工伤保险，已参加者为13．1%。^[13]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输入型IEM在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另外，从产业集群角度来讲，企业对输入型IEM的要求也提高了。随着产业的升级，全国平均学历水平的上升，以及采用了国外的技术，这些都要求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具备学习知识的能力。根据一名新华社记者的全程访问，企业的用工要求普遍是中专以上学历，学历低已经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找工作最大的绊脚石。

总体来说，输入型IEM影响因素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制度对劳动力输出地的鼓励，二是经济周期的波动，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新一代劳动力的转变。这些变化对输入型IEM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国家对劳动力输出地制度的鼓励使得产业集群内输入型IEM增速的减缓，并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回到了其所在地；（2）劳动力输出地经济的增长使得输入型IEM回流，而产业集群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逊于劳动力输出地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经济的衰退会造成输入型IEM的大量回流；（3）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二代输入型IEM表现出和第一代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更远大的梦想，更渴望融入城市，另外，IEM的社保意识、集群内企业的用工要求也发生了改变。输入型IEM具体的演变如图7-2-3所示。整体上，产业集群输入型IEM的数量会上涨，一方面是东部比中西部发达，另一方面是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输入型IEM的质量在长远来看也是逐渐加强，一方面表现在第二代农民工观念的改变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增长带来的高要求、高标准上。

图7-2-3　输入型IEM影响因素改变对IEM的演变分析

四、自发型IEM演变路径分析

（一）市场转变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内自发型IEM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市场供不应求，各种生活所需品大量短缺，而如今整个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市场的快速变化会对自发型IEM造成深远的影响。卖方市场意味着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而生产者处于优势地位，不管什么样的产品，质量好或者质量差、仿冒的或者是原创的、有危害的或者是无公害的，都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家庭作坊、中小企业能生存并发展的原因。而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大量价廉物美商品的出现，卖方市场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这对商品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在市场上顺利售出了，消费者开始占主导地位，开始选择商品。而自发型IEM中的家庭企业和小企业原先的产品都是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这一矛盾只能通过IEM的演变来化解，即这类IEM要通过技术改进、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参与市场的竞争。

另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导致IEM演变的一个原因。如温州地区的自发型IEM原先的市场是国内市场，而随着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加入WTO后和世界市场的接轨，国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这给原本就没有雄厚资金、没有先进技术的IEM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方面，自发型IEM只能将目标市场不断缩小，定位到更细致的消费人群，同时积极开拓国外的市场，如非洲市场、越南市场等。根据对黄岩模具产业集群的调查得知，其集群内的企业基本都有出口业务，有些企业出口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一半。可见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在努力开拓国外市场，且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所加剧。^[14]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使得一部分的中小企业破产，一部分中小企业转而生产其他产品。根据对台州温岭几个中小企业的所有者访谈得知，大部分所有者有过转型的背景，即碰到行情不好的时候，有些从生产模具转而生产零配件，有些从生产零件转而销售零件等。

（二）政府规划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分析

政府的规划对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有很大影响，首先体现在节能减排规划和环境保护政策两个方面。在节能减排方面，1998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标志着中国的节能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1999年2月11日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2007年6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在保护环境方面，1979 年9月，中国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把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任务和政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0年3月20日，国务院发布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4月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到了2004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将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方案中的节能、节水、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预防污染等清洁生产项目列为重点领域，加大投资支持力度。从中可以看出，近几年在资源紧缺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共识中，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特别是在当前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更加艰巨的任务的情况下，坚持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形势风云突变，中国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一直被强调的环境保护工作、节能减排的实施并没有因此而停滞。本书选取了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三个产业集群密集区域近三年来的节能减排情况来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具体如表7-2-1所示。

表7-2-1　近几年主要产业集群区域节能减排情况^[15]

从表7-2-1可以看出，不管是废气治理设施，还是废水的治理设施都稳中有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工业粉尘去除量和工业烟尘去除量都是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节能减排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而IEM中的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一般采用的是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模式，节能减排取得的成绩恰好说明有部分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被取缔。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高”类IEM将会逐渐从产业集群内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企业就不再存在，由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较大，一部分产业可能会向西部地区转移。

除了节能减排，政府规划还体现在促进当地经济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方面。前文所述的卫星式产业集群和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其集群特征是集群内部企业小而多，大量的中小企业加上众多隐藏在暗处的家庭作坊使得集群的发展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中，如果不进行转型升级，这两类集群就将瓦解。如，英国的斯塔福德郡陶器产业集群、贝德弗德郡草帽产业集群、白金汉郡椅子产业集群、设菲尔德刃具产业集群等就因为没有进行转型升级，随着研发的减少、技术的落后而没落了；再如，美国的“128公路”也成了衰败集群的代名词；另外我国湖南省邵阳地区的小企业集群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温州瑞安场桥羊毛衫集群在几年时间内就彻底溃败。这些例子都说明，政府需要对产业集群进行干预，不断挖掘产业集群的内在动力，不断适应新的发展方向才能使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为了提高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要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进行资源的整合，这就导致有一片小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被兼并、被整合或被强制关闭；另外，产业集群的活力又离不开灵活性，而中小企业则是灵活性的代表，因此为了保证集群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政府会选择一部分有特色的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再次，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家庭作坊，政府则会加大打击力度，迫使这类IEM进行转变。浙江省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的报告就指出，政府将对家电产业进行全面的整合，打造龙头企业，对部分的中小企业进行兼并整合，中小企业不允许模仿集群内大企业的产品，对家庭作坊要进行查处。

（三）经济的增长和衰退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意味着市场的繁荣，意味着需求的增加，这对自发型IEM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带动家庭作坊和小型企业数量的增加，也会带动原先这类企业产量的增加。其次，经济的增长会通过正规企业的传导使得IEM的数量间接地增加，如季节性需求的高涨会让正规企业供不应求，这时正规企业就可能会将订单拆分，寻找劳动力成本低的IEM来代工完成订单。再次，经济的增长会加快这类企业的转型，原先的低技术路线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市场，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因此有了一定资本积累的家庭作坊会向小型企业转型，而小型企业会向中型企业转型。可见，经济增长会使得自发型IEM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并促使IEM转型升级。

至于经济的衰退，则会首先打击到IEM群体。比如，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给实体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大型企业纷纷采取降价措施来稳定市场份额，这就使得依靠低价竞争的小企业难以生存，他们先于正规企业进入倒闭狂潮。另外，经济的衰退使得市场需求骤减，由于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只能选择倒闭或暂时性停业等措施。不过，根据对台州温岭几个家庭作坊及小企业的调查得知，随着经济的复苏，小企业都开始复工，基本都选择原有的行业，只有极少数小企业所有者转为其他性质的IEM就业。这种情况可能是与对原有行业的熟悉，以及固定资产的投资和社会网络的建立等因素有关。可见，当经济经历周期性波动时，自发型IEM数量也随之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自发型IEM群体基本会选择原有的行业。

（四）社会发展对自发型IEM的影响分析

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的不同，那么自发型IEM的后代和父辈是不是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呢？我们先从自发型IEM对其后代的教育上讨论这个问题。根据对台州温岭几个家庭作坊和小型企业所有者的访谈可知，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没有打算让孩子接手自己的事业，问及原因普遍解释是“如今生意很难做”。可见，从自发型IEM对后代的培养上来看，这类IEM无法再繁衍出类似的IEM。除了不想让子女“子承父业”外，其对子女的培养是尽量提高人力资本，或出国留学，或尽可能地读书获得高学历，也就是希望下一代通过知识的增加来从事其他的行业，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较稳定的工作。从这方面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群内自发型IEM的数量将会减少。

那么自发型IEM的后代（本节内简称下一代）的想法是如何的呢？对此，笔者也作了一些调查。下一代的学历一般是大学本科生，由于来到了城市读书，对城市有了感情，他们更渴望能融入城市生活，这一点和“第二代农民工”是相似的。另外，一部分人渴望像父辈般创业，但不是从事个体工商户或者家庭作坊类的IEM，而是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成立具有创新性、有生命力、服务性质的企业。从这点来说，产业集群内的IEM现象会出现明显的改变，即从事低技术、低价竞争的IEM会被具有高创新能力或服务型的小企业所取代。除此之外，另一部分下一代选择进入当地的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工作，这也表明自发型IEM的减少，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即，第二代自发型IEM表现出和第一代自发型IEM显著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选择成为个体工商户或者家庭作坊类的IEM，而是选择成为正规就业者或者创建具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这些都表明，产业集群内的自发型IEM会减少并向高端IEM转变。

总体来说，产业集群内自发型IEM的演变比输入型IEM的演变更加剧烈。第一，市场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使得自发型IEM要通过技术改进、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参与市场的竞争；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自发型IEM更加关注细分市场并和正规企业形成网络关系，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第三，政府节能减排规划和环境保护政策会使得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高”类IEM逐渐从产业集群内消失；第四，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有一部分自发型IEM将在政府的推动下被兼并、被整合或被强制关闭，另外政府会选择一部分有特色的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第五，从对“第二代自发型IEM”的访谈来看，产业集群内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类自发型IEM的数量将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高创新能力或高服务型的小企业。具体关系如图7-2-4所示。

图7-2-4　自发型IEM影响因素改变对IEM的演变分析

五、产业集群内IEM演进机理分析

根据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特征和行为模式的不同，上文分别对其演变路径进行了分析，现将上文的分析结论进行总结和梳理，以得出产业集群内IEM整体的演进机理和发展方向。在此，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总结。

（一）集群升级对IEM演变的影响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对IEM带来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对自发型IEM的影响。首先是技术进步演变带来的IEM初期分化现象，即仍旧选择IEM或者转型为正规就业者。仍旧选择IEM的群体将会出现三种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创新来占领细分市场；二是转变模式，通过给正规企业做配套生产或销售服务进入另一个领域技术；三是利用现有设备或再次购买辅助性旧设备，转而生产其他市场所缺的低技术产品。

其次是产业集群内部资源整合带来的影响，自发型IEM中的中小企业或家庭作坊分化出三种演变路径，分别为:第一，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兼并；第二，意味着离开IEM群体，进入正规企业工作；第三，在IEM之内进行转变。另外，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第三种路径即在IEM之内进行转变是非正规就业人群比较常见的选择。

（二）制度演变对IEM演变的影响

第一，西部地区的制度优惠使得很多企业迁移到了中西部地区，这就使得东部劳动力需求有所下降，对输入型IEM的吸引力也就有所降低，原本打算进入城市当IEM的农民就选择在劳动力输出地附近就业。

第二，制度的鼓励使得原本在东部集群内打工的农民返回到劳动力输出地寻找工作机会，这也减少了输入到集群的IEM的数量。另外，回到劳动力输出地的人群可能不再是IEM群体，其可能自己创业或进入正规的企业工作，在整体IEM规模上出现少量的减少，不过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拐点”并没有来到，因此在统计数据上可能无法察觉这部分IEM的减少。

第三，集群内各项福利保障措施的改善，一方面增加了输入型IEM的数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IEM的劳动生产力，因为IEM有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三）经济波动对IEM演变的影响

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对IEM有着直接的影响，不仅影响IEM数量的变化，还会带动IEM质量的提升。对于输入型IEM，产业集群地区经济的增长会带动需求的上升，从而带动供给的增加，也就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工资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从而增加输入型IEM的数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使得外出劳动力必然流向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相对好的地区，在同一地区，劳动力必然流向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相对好的企业。而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本要流向外地的农村劳动力也可能选择在本地打工。对于自发型IEM，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增加了自发型IEM的数量，另一方面则提升了其质量，并促使IEM转型升级，如家庭作坊向小企业转型、小企业向中型企业转型。

至于经济衰退的影响，对于输入型IEM来说，一方面他们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也很难在IEM内部进行流动，只能成为失业人员；另一方面，失业后，有相当一部分的IEM人员会选择离开集群，回到劳动力输出地。经济衰退对自发型IEM也会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其数量会在短时间内大减，并有相当一部分IEM处于休整期。而随着经济的复苏，自发型IEM群体基本会再次从事原有的行业。

（四）社会发展对IEM演变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使得IEM的下一代明显不同于上一代。对于输入型IEM来说，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变化，使得新一代农民工更“上进”，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像上一辈那样只满足于打工生涯，告老还乡，而是渴望创业，在打工中积累经验、寻找机会自己做事。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他们拥有比父辈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彩的世界。他们更多的人追求经历、追求发展、追求一个崭新天地。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更看重“前途”，而不是“钱途”，更看重发展的空间，更希望能融入城市。另外，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进入城市寻找一席之地，增加了输入型IEM的数量。因此，社会的发展使得输入型IEM数量和质量都不断上升。

对于自发型IEM的下一代来说，其学历一般是大学本科生甚至更高，由于来到了城市读书，对城市有了感情，他们也更渴望能融入城市生活，这一点和“第二代农民工”是相似的。另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像父辈般创业，但不是从事个体工商户或者家庭作坊类的IEM，而是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成立具有创新性、有生命力、服务性质的企业。就这点来说，产业集群内的IEM现象会出现明显的改变，即从事低技术、低价竞争的IEM会被具有高创新能力或服务型的小企业所取代。

（五）政府规划对IEM演变的影响

政府的规划代表了改革的方向，对产业集群内的IEM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出台的节能减排规划和环境保护两方面的政策会在短时间内让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高”类IEM从产业集群内消失，这对于自发型IEM是一个强制的动力和扭力。

第二，政府规划还体现在促进当地经济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方面。这就导致有一批小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被兼并、被整合或被强制关闭；另外，产业集群的活力又离不开灵活性，而中小企业则是灵活性的代表，因此为了保证集群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政府会选择一部分有特色的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第三，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正规企业的利益，政府会对扰乱市场秩序的IEM行为进行肃清，迫使这类IEM进行转变。

第四，随着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划的实施，IEM会逐渐从第二产业往第三产业发展，即从事服务性质的IEM人数会逐渐增多。另外，政府规划会改善输入型IEM生活质量、工作环境、福利保障，“血汗工厂”等情况必会逐渐减少，这也从侧面促进了IEM人力资本的提高。

至此，我们分析了产业集群内IEM的演进机理和演变的方向，其具体情况如图7-2-5所示。

从图7-2-5中可以看出，我国产业集群内IEM的演变结果主要有五种。一是IEM内部的转变。经济波动、产业集群升级都会加速IEM内部的流动，即非正规就业人员从一个非正规就业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二是输入型IEM数量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产业集群内各项保障措施的完善，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对城市生活的追求都会促使农村的人口往产业集群区域转移，虽然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减缓了输入型IEM增长的速度，但是从整体规模上看，其绝对数量还是上升的。三是IEM质量的上升。这里的质量指的是如自由工作者、创业类IEM数量的上升和IEM人力资本的提高。随着产业集群升级带来的技术升级和资源整合，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本累积，高端IEM也会随之增加；另外，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福利措施的到位，使IEM群体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资本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四是自发型IEM数量的减少。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国家规划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会迫使部分自发型IEM进行转型，从而造成了其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下一代选择进入正规部门工作、新创企业的速度不及IEM减少的速度等原因，自发型IEM数量在整体上会减少，但是会保持一定的程度，而不会消亡。五是IEM向正规就业转变。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扶持、为了获得资本市场的帮助等原因，高端的IEM随着发展会向正规就业逐步演进。当然，为了享受自由工作时间或者更高的收益，部分正规就业者也会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因此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着动态演化。

图7-2-5　产业集群内IEM演进机理分析

【注释】

[1]陈大红:《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联性研究》，《当代经济》2007年第15期，第6—7页。

[2]具体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07tongzhi/t20071205＿176934．htm。

[3]具体情况见http://www．hf365．comhtml01/06/20100317/318678．htm。

[4]具体内容见《关于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http://www．qh．xinhuanet．com/economyxn/2007—01/10/content＿9012573．htm。

[5]具体内容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4．htm。

[6]具体内容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34999/135000/8105027．html。

[7]相关资料来自《东北地区2007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8—03/06/content＿12630056．htm。

[8]具体内容见新华社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11/content＿12035959．htm。

[9]数据来自:http://city．finance．sina．com．cn/city/2009-03-03/110425．html。

[10]数据来自:http://city．finance．sina．com．cn/city/2009-03-03/110425．html。

[11]数据来自:http://news．sina．com．cn/c/2009-02-02/113817133593．shtml。

[12]数据来自:http://202．127．45．55:7001/pubagrillzy/t20090521＿1277307．htm。

[13]数据来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4857804．html。

[14]虽然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出口带来沉重的影响，沿海几个出口大省的出口份额急剧缩水，但是到本书写作时（2010年），出口情况已经逐渐复苏，因此本书认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依赖国外市场的趋势并没有因为促进内需而发生大的转折。

[15]数据来自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的《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