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中教育史论略-汉水文化研究成果

古代汉中教育史论略

董文军⁽¹⁾

教育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活动过程中。”其外延，若按场所分，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²⁾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原始社会有广义的教育，奴隶社会产生古代的学校教育，19世纪末产生现代学校教育。

汉中位于陕西省南部，素有“小江南”之称。汉字、汉语、汉学、汉文化……，中华文明和汉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教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核心组成部分，时刻在影响着人类进步的脚步。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汉中，其教育产生变化发展史是我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史的缩影。汉中地方千百年来形成的教育观念、传统，时至今日，仍将影响、制约区域教育现代化进程。因此，研究汉中地方教育史对丰富中国教育史料，促进汉中地方教育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广义的教育的萌芽：汉中地区原始社会教育形态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人群（以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为代表）、母系氏族公社（大约从18 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建立的氏族公社起，到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窖文化时期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和父系氏族（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

考古学研究证明，在原始社会早期，汉中地区就有人类祖先活动的痕迹，主要有梁山（南郑）旧石器文化，宝山（城固）、李家村（西乡）、何家湾（西乡）、龙岗（南郑）以及红岩坝（西乡）新石器遗址文化。其中以梁山旧石器文化影响最大。

梁山位于汉中市西南6公里的南郑县境内，是大巴山的一支脉，海拔600～800米，山体由古老的石灰岩构成，为古人类利用和制造石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质材料。由于亿万年前地球的造山运动，梁山由海底隆起，在缓坡地段，有古老河床的冲积层。自1929年在梁山首次发现旧石器以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年考察和研究，先后采集和发掘旧石器近2 000件。这些石器，主要用打击法、砸击法制成，材料多为砾石。石器的种类有石斧、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石锤、削刮器等。形态粗犷、尺寸较大。用砾石制作石器，是我国华南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一个特点。伴同石器出土的还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犀、赤麂、水牛、羚羊等的化石。这些动物，属我国南方大熊猫——剑齿象的动物群的成员，主要生活在远古时期的更新世中、晚期。据此，考古学家推断：梁山旧石器的地质年代，应属远古时期的更新世中晚期，距今约10～50万年。从而表明：早在10万年前，汉中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³⁾。此外，在梁山的龙岗寺以及汉中周边的洋县、城固、西乡等地发现的大量生产工具、纺织工具、种植物、方形和圆形的房子、有彩色图案的陶器、墓穴（男女合葬、让灵魂出入的小孔、陪葬品）、饰物、图腾崇拜等⁽⁴⁾，反映了汉中地区有原始社会三个时期完整的活动痕迹。

20世纪初，我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只限于当时当地的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⁵⁾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早在原始社会，汉中就有了教育（广义）的萌芽，即有目的、自觉地培养人的活动。原始社会时期汉中地区的教育状况是：1.教育没有阶级性和等级性，教育的目的是为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服务；2.教育内容是传授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种植经验和家畜喂养经验；打磨石器技能的模仿与传授；与野兽侵袭斗争的经验；陶器制作工艺及其审美意识），以及社会生活常识，包括生活习俗教育、原始宗教教育（对自然、图腾、鬼神、祖先的崇拜）原始艺术教育（唱歌、舞蹈、绘饰、雕刻）、体格武力训练等。3.教育完全为生存和生活所必需，在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中进行，没有专门的教师、学生，也没有文字和校舍，教育的凭借手段主要是语言和模仿。这些特点就是广义教育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现代社会仍然留有痕迹，主要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形式存在。在今天的民间仍然有这种原始教育的痕迹。

二、私学的兴起、重视家庭教育和道德教育是早期汉中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始于奴隶社会，有文字可考的始于夏，有史迹可证的学校在商。学校又有官学与私学之分，政治稳定时期和国都地区官学发达，私学则在民间以及动乱时发达。

在历史上，汉中是华夏文明开化程度较早的地区之一。汉中在夏商时为“梁州”，西周将梁州并入雍州，春秋时梁州属秦，战国初为蜀占领。虽然在此后的封建社会历史变迁中，汉中的归属、名称多有变化、更迭，但作为一级政权无疑是长期存在的。汉中的教育与当时政府的文教政策应当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夏朝开始已有学校的传说”推知，汉中在夏商时代“可能”已有地方学校，主要是地方奴隶主和官员教育自己子女的场所。《汉中府志·卷六》记载了战国时期很有名气的“鬼谷子”，在汉中教育培养了苏秦、张仪、庞涓和孙膑等一代军事家、外交家，在褒城“西北五十里黄草坪云雾山皆有其真迹”，但他是否真在汉中进行了教育活动，因史籍无载故不可考，只能推知：汉代以前汉中可能有学校，主要是私学。

总之，在汉以前，汉中由于交通的闭塞，教育文化落后于关中地区，是可以肯定的。但汉中由于离商周秦的国都（咸阳、长安）最近，在全国处于较发达地区也是可以肯定的。当刘邦作了汉王，以汉中为发祥地，建立了汉朝之后，汉中的教育在汉代的文教政策的推动下有了较大发展，也为国家培养了以良好的道德著称的大量栋梁之才，这些人才主要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道德文化环境潜移默化而培养的。注重道德教育和家庭教育是汉中传统民间教育的特点。

第一，汉中私学在汉代有较大的发展，并以良好的道德教育见长。刘邦建汉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则采纳董仲舒的“崇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定文字”等三大文教政策，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学制系统已初具规模。作为“始封之地，兴王之所”的汉中，教育状况也不再因交通闭塞而落后，而是紧跟时代，甚至得到特殊关照，成绩斐然。西晋的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西汉时，汉中“自叔（田叔）之后，世修文教，有俶党之士，异人并挺，”赞叹“汉勉彪炳，灵光上照”。田叔是汉高祖九年开始就任的汉中太守，自此以后，由于不断重视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经典之作《学记》中“化民成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在老百姓中形成，使许多有志青年不但在本地求学，甚至不远千里，去外地求学，才涌现了豪爽洒脱之士和境界高深的“异人”。如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家、开辟了丝绸之路的城固人张骞，他不畏艰险，出使西域，忠于使命，“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阳刚品质，为汉朝的巩固乃至华夏民族文明的中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抗言于孝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的校卫邓先；“以儒学称官至博士”的李颉；“上言宦官权重，椒房宠盛”而降职但仍“正言危论，不改其旧”的铮臣李法（《后汉书·李法传》）；历经三帝而“清宫直亮”“术畅思精”的司徒李郃（《后汉书·方术传》）；上疏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的太尉李固（《后汉书·李固传》）等载入史册的汉代名臣，都是刚直不阿，忠君爱国的经世之才。同时还有大量饱学之士，有以“以高行闻”而“公府州十辟，公车三征不应”的卫衡（《华阳国志·汉中士女》）；文采斐然，“通博畅达”的祝龟（《华阳国志·汉中士女》）；居于褒谷口，“不营不求，德声迈流”的“谷口子真”郑朴；精于黄老之学，“家累千金”，而死后裸葬，“以复吾真”的杨王孙等逸士高人。当时的汉中如果没有重视教育（官学和私学）传统，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教育设施以及重视道德修养的教育思想，汉中不会出现这一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名人”现象。

第二，教育质量较高，外地学生纷纷来汉中求学。西汉末年，中原战乱，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齐鲁一带的儒生纷纷到汉中避难，如琅邪（今山东临沂）的承宫“将诸生避地汉中”（《后汉书·承宫传》）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四川一带的学子不顾路途遥远，到汉中求学。《风俗通义·佚文》记载“蜀郡任嘉年三四岁时，父腾为诸生，于汉中就师”。由此可见，汉中当时的教育水平是较高的，也因此成就了李郃、李固、李燮祖孙三代大文豪。

汉代的汉中尽管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才，流芳百世，甚至有外地学子来汉中求“学”，但是如何培养的，是不是通过学校（官学和私学）培养的，抑或通过家庭教育培养的，因为没有明确的史书记载，只能根据当时国家的文教政策以及汉中优秀人才成长的规模推知：汉代的汉中可能有学校教育（含官学和私学），并且教育质量较高。

第三，汉中教育有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重视家庭教育特点。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影响下，儒家的教育思想深入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汉中作为汉朝文化发祥地也不例外。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大学》指出教育的纲领（目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至于至善”，教育的程序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圣外王”“能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求学治学集体人格。上述载入史册的汉中知识分子，其行为是对儒家教育理念的最好注解和成功案例。

家庭教育方面，史书有几处记载，如李固的祖父李颉是汉中大儒，“以儒学称，官至博士”，李固的父亲李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故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后汉书·李固传》），李固的儿子李燮，也“专精经学”，“忠直有父风”，女儿李文姬也“贤而有智”（《汉中府志·卷十五》）。在《华阳国志·卷十下》中，有多处记载了汉中良好家教的典型：城固陈氏两姐妹顺谦和惠谦。顺谦“十五寡居，长育遗孤”，成为仁的楷模，惠谦教侄立志君子，不信仙道之术，劝夫为官“恢弘德教”；南郑人赵宣，出身贫寒，刻苦求学，文德高尚，其妻杜泰姬也受其影响，对子女严加管教，七个儿子“皆以令德”著称，教育她的女儿们也要“威仪”“恭敬”“勤恪”“孝顺”“忠信”，她的教育方法被当时称为“杜氏之教”，受到当时太守的崇敬；南郑人杨矩妻子泰媖，丈夫死后，寡居家中，“教训六子，动有法矩”，使“四子才官，隆于先人”，成为地方家教美谈。

总之，汉代汉中的教育从效果来讲，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东汉后期以张鲁为代表的五斗米道在汉中传播，宗教教育盛极一时。但接着是连年战乱，汉中成为古战场，教育活动和场所受到严重冲击；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短暂的稳定，但因选拔人才重视出身等级，“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汉中因远离都城，“世胄寂寥”，也就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读书人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教育就失去了基本的动力，学校的荒废在所难免。直到后魏时，梁州刺史寇隽到汉中就任，发现社会风气颓废，“梁俗多盗贼”，即令“郡县为立庠序，劝耕桑，敦让”，才使风气好转。但真正再次振兴，则是隋唐以后了。

三、唐代兴起的科举制度使汉中古代学校教育实现了普遍化和规范化

有史料记载的汉中学校设置始于唐朝，如《汉中府志》卷十三“洋县儒学”条中有“唐天宝时在城之东”有地方学校的记载，较大规模的普遍性的社会教育机构设置记载，出现在11世纪40年代，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⁶⁾。

隋朝虽是短命王朝，但在教育上却有很大的变革：一是隋文帝时，提倡学校，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专门管理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教育成为国家的事业；二是集中了选士大权，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代替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此后，科举制度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直到清末。(www.xing528.com)

唐沿隋制，推行“重振儒术”文教政策：提倡尊孔、提高儒士的地位、皇帝亲临国学观释奠和重视儒经整理和研究。在教育上，首先，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央有六学二馆，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府州县市各学校系统属直系，由长史掌管，各府州市另有医学，谓之旁系；其次私学也相当发达，当时名师大儒多聚徒讲学，农村还有私立小学；第三，学校内部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第四，学校与科举关系密切，学校培养人才供科举选拔，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的这些一脉相承的教育政策实际上为其后各朝所沿用。

隋唐以后的汉中教育，基本上与中央教育政策一致，但发展的速度却缓慢得多。大致经历了兴办文庙，进行崇儒的舆论宣传——州县创办学校——民间创办“书院”“义学”和“社学”，所有这些学校都是为科举服务的。

第一，官学的兴废交替螺旋式提高。有迹可查的汉中地方官办学校是在“唐贞观中，升孔子为先圣，配以颜回，诏州县皆作孔子庙”（《汉中府志·卷十四》），由优选出来的管理文庙的士子和来朝拜孔子的读书人聚在一起研讨学问，求人指导，这就是学校的雏形——“庙学”；到中唐天宝年间（742—756），才有正式官办的“儒学”，如《汉中府志·卷十三》“洋县儒学”条中“唐天宝时在城之东”。至宋、金、元，才逐步建立其各州县和府级的儒学及其领导机构。具体情况是：⁽⁷⁾

北宋年间的初建：北宋王朝有过三次办学高潮，第一次是范仲淹参政时发起，汉中地区首次兴学，有庆历年间（1041—1049）修建的“汉中府学”“褒城县学”；第二次是王安石任宰相时于熙宁二年（1069），但主要是中央官学，汉中地区没有痕迹；第三次是蔡京任宰相时，于崇宁元年（1102）下令兴办地方学校，并把办学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汉中地区原有学校进一步扩充，并增建了城固县“儒学”。

元朝时，汉中地区的学校进一步维修和增建：汉中府学，“宋庆历中建于城外东南里许，元至元五年（1268）提举王德舆始移今地”；城固县学，“元大德八年修”；西乡县县学，“旧在县治东关，元延祐二年知县宋彦中建”；略阳县县学，元“至正十年，县令李舜臣建学于县治北”。

元末兵乱，初步建立起来的汉中儒学受到毁坏，直到明朝洪武年间，才又逐步恢复，并多次修建、改建：汉中府学，从明洪武五年（1372）到万历三十年（1602），进行了6次大修和扩建；南郑县学从明洪武八年（1375）到明正德十四年（1519）经过3次修建、迁移重建；褒城县学从明洪武年间迁建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迁建重修4次……，每约50年就要进行改造修建。

到清代，汉中历代地方官吏对府州县儒学又有所增建、扩建和移建，并随建制沿革变化扩充到地处山区的留坝、佛坪、镇巴等地。

第二，以“书院”为主体的民办教育大发展。从明朝嘉靖到清乾隆年间，汉中各州县厅还兴办了官吏提倡、民间资助的民办教育机构“书院”“社学”“义学”，至清末，汉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为封建科举服务的私学网络。

“书院”是始于唐代，流行于宋明清时期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汉中兴建书院是清代。汉中最早的书院是清代康熙八年（1669）由汉中知府钟琇在明“瑞王府”残遗后殿的基础上建立的“兴元书院”⁽⁸⁾；此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乡县的“丰宁书院”；乾隆二十二年（1757）洋县“定淳书院”；嘉庆十五年（1810）宁羌州“振文书院”。

“社学”是明清时期设于乡社，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学校，一般招收12—20岁的有志学文者；“义学”，又叫义塾，由官民合办或完全民办，吸收贫寒子弟免费读书的启蒙教育，始于宋元，盛行于清；私塾，是由私人设馆招生、私人聘请老师授徒的私学。这几种私人办学形式，在汉中地区也有一定发展。以洋县为例：明朝时，就广泛设立“社学”，“一在县治前，一在县治东，一在县治西”。又“关厢社学四所，基公铺社学一所，乡村社学四所”。明清时，洋县还有“义学”两所，“一在县治右，一在县治东渭门镇”。⁽⁹⁾

纵观汉中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汉代以前，汉中的地方教育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汉代以后逐渐滞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汉中地区的古代教育发展的轨迹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尽管汉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学校教育的水平和规模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总体上仍不可超越客观的局限。

【注释】

(1)董文军（1964－　），男，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理论研究。此文原载于《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黄建中、伍长述：《可爱的汉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黄宝生：《陕南文化概览》，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杨贤江：《新教育大纲》，载《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6)朱飞：《古代汉中地区的教育设置》，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版。

(7)朱飞：《古代汉中地区的教育设置》，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版。

(8)陈显远：《汉中最早的书院》，载《陕西教育》1996年版。

(9)朱飞：《古代汉中地区的教育设置》，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