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效
《诗经》作为中华文化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原典之一，不仅被捧上儒家经典的宝座，而且《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雄居中国文学长河的源头。然而，《诗经》更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是一部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的壮丽画卷，这恰好是过去的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汉水流域在《诗经》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有关汉水流域的诗篇，更是《诗经》群芳园中的奇葩。
一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最为集中。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都认为二《南》是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南国诗歌。《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现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山：“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由此看来，二《南》确实是地域特色浓郁的南国诗歌，与黄河流域为主的北国诗歌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受到了北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格外推崇。《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以《诗经》作教材，培养学生和儿子伯鱼。他对伯鱼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二《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无法前进。于此可见二《南》在《诗经》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汉水流域在《诗经》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诗经》十五国风中，二《南》最为独特。其余十三国风所标之名，基本上都是诸侯国国家的名称，而二《南》则是地域名。《周南》共11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河南省洛阳以南及江汉流域。”《召南》共24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2)。实际上，二《南》是以西周镐京和洛邑为核心，向南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内的诗歌。因《诗经》中有一《豳风》《陈风》《秦风》《王风》等，集中编排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为中心的河、渭流域的诗歌，故二《南》重点收录了秦岭以南汉水流域为轴心的南国诗歌。这正是二《南》之所以称为“南”的地域特色和诗歌特色上的缘由。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古代学者“王雪山始疑‘南’为乐歌之一种。崔述亦谓‘南’为诗歌之一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亦名曰‘南’”(3)。实际上宋代著名学者程大昌最先倡此说。他在《考古编·诗论》中云：“《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夫在乐为‘作乐’，在《南》为‘鼓南’，质之《论语》则知‘三年不为乐’之‘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颁》之为乐无疑也。”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赞同程大昌的观点。他在《日知录》卷三《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中云：“失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在《四诗》条中又云：“《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程、顾二位大学者皆以博学、严谨、善考据著称，他们的观点未必都是英华，但至少可开启后学之心智，阐述了二《南》不同凡响的特殊性。魏源在《诗古微》中否定了程大昌的观点，认为“二《南》同为国风，但仍然主张《鼓钟》之‘以雅以南’，《礼记》之‘胥鼓南’，毛、韩、郑氏皆释为‘南夷之乐’”。此其一。
从西汉开始，学者们从“正风”与“变风”的关系入手，阐明二《南》在《诗经》中的特殊性。汉代《毛诗》解释二《南》说：“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雏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笺注曰：“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到了宋代，大学者朱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毛诗》的观点。他在《诗集传·国风》中云：“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各观省而存监戒耳，合之凡十五国云。”朱熹在这里明确指出二《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为“变风”，合之则为十五“国风”。接着他在《诗集传·周南》中进一步解释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文昌辟国寝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朱熹认为二《南》之周、召是岐、周故地的采邑地名；二《南》诗形成于文王时；二《南》诗的采编在武王时；南方之国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等。这些见解是颇为精当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大学者王夫之进一步座实了二《南》诗的地理坐标，他在《诗经稗疏》卷一《周南》云：“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光、黄、汝、颖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郧、夔、顺庆、保宁是已。”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甚多，王夫之是其代表。王氏所叙二《南》的地域范围详而且确，即西起汉中东到襄阳、以汉水为轴线的南北地域是南国之诗诞生的热土。还有学者从王者与诸侯之分，圣人与贤人之分，治内与治外之分等方面研究二《南》之别及其各自的特殊性(4)。此其二。
以上两个方面是二《南》在《诗经》中独特地位的主要体现。无论“南”是乐歌之一种，“雅”“颂”并列；还是二《南》是“正风”，其余十三国为“变风”等。这些都反映了二《南》在《诗经》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使人们联想到汉水流域在华夏文明形态和价值体系形成的商周春秋时期所发挥的奇特作用及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宋代著名学者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中说：“于二《南》则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采，骚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郑樵之说甚是，其实、河洛、岐雍之南皆濒汉。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亦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此地是中国诗歌的起始之地，也是孔子向往之地。
二
《诗经·二南》“大抵皆合乐之诗”(5)。孔子喜欢韶乐，尤喜欢合于韶乐的《诗经·二南》。
《诗经》中的诗大都可以歌唱，正如郑樵在《通志序》中所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邱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孔子喜欢《诗经》，是从钻研音乐入手，步步深入的。郑樵对此也有高论，他说：“一部《论语》，言他书不过一再，惟《诗》则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门弟子有能学《诗》者则深嘉之。”孔子尤其喜欢二《南》中的诗篇。“其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声之盛也。又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言其声之和也。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惟《关睢》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唯》所以为美也。”(6)。由此看采，孔子推崇二《南》，其中的奥秘就是二《南》中以《关雎》为代表的诗歌，不仅得“中和之美”，“仁者平淡”，而且其音声也祥和动听，妙不可言。二《南》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关键是得到了汉水流域独特的南国文化的滋润。
汉水流域及其相邻地区是虞舜韶乐主要传播之地。《汉书·礼乐志》云：“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舜的韶乐主要是吸收了南方音乐的养料，如《史记·乐书》所云：“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而舜在汉水流域的活动遗迹甚多。《水经注·沔水》云：“汉水又东迳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在汉中西城县。”西城县旧城，“城内有舜祠、汉高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双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也。由郦道元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上游还有舜的遗迹和舜的崇拜。宋人罗泌的《路史》曰：“舜子商均，本曰义均，见于《山海经》，以其封商而谓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纪》云：虞帝三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冢在商，则特舜崩之后，随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焉。”汉水上游不仅是舜生活过的地方，而且舜的妃子女英及其子商均也居住在这里。因此，舜乐“箫韶”在汉水流域得以传播和继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史记·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史记·索引》注解说：招音韶，即舜乐箫韶。九成，故曰九招。”而《史记·夏本纪》则云：“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舜乐箫韶在夏朝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夏氏族中的“褒氏”“男氏”等族定居汉水流域，发展成为“南国”“褒国”。《水经注·江水注》云：“《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势敌，竟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郦道元的记载说明二南的得名与“南国”的分裂有关，而“南国”确实是夏人的后代，《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可以佐证，即“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清代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马瑞辰对夏与南国的关系有精辟的考证。他在《毛诗传笺通释》卷一《周南召南考》中说：“《韩诗》以二南为古国名矣。《史记·夏本纪》，夏之后，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潜夫论》亦作南。男、南古同音假借通用（《左传》郑伯男也，《外传》作伯南）。南氏即男氏耳。”“周召二公分陕，盖分理古二南国之地，故周召各系以南。”钱穆先生也说：然则《韶》之为乐，实亦南音也。”(7)以韶乐为代表的南国之音温润中和，悦耳动听，不像“大武乐”那样“发扬蹈厉”，有杀伐之气。《尚书·益稷》云：“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呈现出天地生民和谐的景象，正如《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乐动声仪》所云：“萧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温润以和”不但是南国之音的最大特点，而且也是音乐的最高境界。《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故“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样，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南国之地，不仅得到古老华夏族文化的浸润，而且继承保存了箫韶古乐，形成了与“雅”“颂”媲美的“南乐”“南诗”，此种纯正而又颇具南国风情的华夏文化，自然对孔子产生了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南国美妙的韶乐由“楚夏之交”的陈（河南淮阳）传到齐（山东临淄）之后，才影响到孔子的。《汉书·礼乐志》云：“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正如钱穆先生所云：“谓陈之《韶》乐，与二《南》同源共祖，谅不诬矣”凹孔子不但对韶乐废寝忘食，更对二《南》诗歌如醉如痴，将其作为《诗经》三百篇之首。《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由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随着孔子音乐修养水平的提高，他编辑、研究和传授《诗经》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颁》各得其所。”对此，郑樵在《通志.乐府总序》中说：“有仲尼之圣而不知雅颂之分。仲尼为此患，故自卫反鲁，问于太师氏，然后取而正焉。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而《诗经》中最美妙动听的诗章是二《南》中的《关雎》等篇目。《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之所以钟爱《诗经·二南》，其主要因素是二《南》将诗、礼、乐结合在一起，不仅给人以知识，启迪心智，而且可陶冶情操，成就事业。正如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8)也就是对一个人来说，诗歌可以振奋精神，礼节可以坚定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事业成功，达到天地人和谐的最高境界。这正是孔子喜欢汉水流域二《南》诗歌的奥秘之所在。盖二《南》之风，取之江汉汝淮之间。巫鬼祭祀，男女相随，野舞民歌，别有天趣。其清新和畅之致，有非文武成康以采，天子公侯贵族在上位之雅乐之比者。宜乎孔子深喜之也。(9)故《汉书·儒林传》说，孔子“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
三
《诗经》中的汉水是南北文化交汇的轴心地带，这里既有北国文化的庄严凝重，又有南国文化的清新浪漫，更有天人文化的感应合一，“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诗经》中常常是“江汉”并举，非常明显地把汉水纳入了南国范围，完全符合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但《诗经》在“江汉”连举时，每每是以“汉水”为主、“江水”为辅，这恰好是汉水文化南北荟萃的最大特色。“《诗经》中江汉”并举之处甚多：《周南·汉广》：“滔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大雅·常武》：“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钱穆先生指出，“余观《诗》与《楚辞》于‘江汉’‘江湘’每每连举，此多不得专指长江而言。如‘江汉浮浮’、‘汉江之浒’，以及‘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大率即指汉不指江。故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则诗人之所谓江者，即汉也。昭王南征，诸书皆谓溺于汉，《史记》独称卒于江。南方水通称江，其于此等处本通用也”(10)。另外，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人们将天上的银河称为“云汉”，可能也与地上的汉水有关。如《如大雅·木或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商周时期的人们将天上的星系称为“云汉”“天汉”主要是受到地上“汉水”的启迪。《左传》云：“汉，水祥也。”《毛传》：“汉，天河也。”郑玄笺曰：“云汉，谓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气也，精光转运于天。时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视天河，望其候焉。”这些都说明天上“云汉”的得名与地上的“汉水”有关。(www.xing528.com)
总之，汉水流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奇特的民风习俗，为华夏人民在这里的衍生发展提供了宜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除《诗经·二南》之外，《小雅》中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节南山》《沔水》和《大雅》中的《崧高》《江汉》《常武》《旱麓》等篇章，都对汉水流域文化有或多或少的涉及，正是汉水流域这山之魂、水之灵孕育塑造了这里多姿多彩的文化，难怪引起了《诗经》作者的吟咏歌唱，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注释】
(1)此文原载于《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余冠英、韦凤娟：《诗经与楚辞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浩非：《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中华书局2000年版。
(5)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
(6)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7)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
(9)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
(10)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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