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关于汉水正源的考辨

唐宋时期关于汉水正源的考辨

马　强

汉水为长江最大支流，因其正式列载儒家经典《尚书》，早在先秦时就常常与长江、黄河、淮河相提并论，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就说“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故而也成为颇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大河。关于汉水之源及流向，《尚书·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对这段话，历代注释者颇多，歧义纷出，主要集中在“嶓冢”地望何指问题上。《汉书·地理志》定“嶓冢”于陇西汉阳郡西县，并且认为汉水有二源，一源为“《禹贡》嶓冢山，西汉（水）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即历史上的西汉水（系由白龙江续接嘉陵江组合而成）。一在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虽然这里班固对汉源的记载中，并没有说出“嶓冢”山的具体地点⁽¹⁾，但这一“嶓冢”在今天甘肃陇东南是无疑的。东汉的汉阳郡即西汉的天水郡，大致在今天水市西南。倒是东晋常璩将汉水二源陈述得比较清楚，《华阳国志·汉中志》指出：“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流漾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北魏《水经注》卷二十《漾水》则说：“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又说“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嶓冢山”；《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又说“沔水出武都沮县狼谷中……汉水又东北合沮口，同为汉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谓汉水为沔水，孔安国曰，漾水东流为沔，盖与沔合也，至汉中为汉水”。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汉晋时期人们对汉水源流的认识有三：一是（汉阳郡）西县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所导者为西汉水，南入广汉白水（白龙江）至江州（今重庆市）入长江；二是漾水（养水）出氐道东流为汉水（沔水）；三是汉晋时期人们地理认识中的的嶓冢山不在汉中，而在今甘肃天水⁽²⁾。只有《水经注》才真正梳理了东西汉水的源流，把汉志所出的武都沮县沮水东狼谷划定为东汉水源头，比起班固来说进了一步，但仍然颇有抵牾，主要是郦道元本人对嶓冢山汉源实际地理位置也不甚了了，只好采用“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嶓冢山”这样笼统的说法。所以清代孙贻让对此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水经》之沔水，即汉志之沮水，而所云漾水者，其实即西汉水，而亦袭汉志氐道漾水之文，其说非也”⁽³⁾。

正如现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水经》辨明了东西两汉水的流道，但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汉源的认识仍然是混乱的”⁽⁴⁾。对汉源的认识这一问题直到唐宋时期，经过学者反复考辨，才渐趋统一。唐宋时期，对汉源的认识逐渐明朗化，南宋郑樵说得很肯定：“汉水名虽多，而实一水。说者纷然。其原出兴元府西县嶓冢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故地曰沔阳。又东至南郑，为汉水，有褒水从武功来入焉，南郑，兴元治。兴元，故汉中郡也。”⁽⁵⁾这实际上已经将汉水源确定在今天陕西汉中宁强嶓冢山。由于郑樵《通志》的学术价值在南宋甚受推崇，此论一出，几成定谳。但汉水正源在汉中宁强说并非由郑樵始创，实则开始于北魏魏收，在唐代响应者也不乏其人。《魏书》卷一○六《地形二下》华阳沔阳嶓冢县条下有“有嶓冢山，汉水出焉”。北魏梁州领五郡十四县，沔阳郡治今勉县，嶓冢县大致相当于唐金牛县、宋三泉县⁽⁶⁾，这也是第一次将汉水源地定为秦岭以南梁州（汉中）境内。紧接着，初唐所修《隋书·地理志》汉川郡西县条下有“旧曰嶓冢，大业初改焉。有关官，有定军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汉水”。但在贞观年间魏王泰修《括地志》时，仍然受汉志与《水经注》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矛盾，一方面作“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东南为瀁水，又为沔水，至汉中为汉水，至均州为沧浪水”⁽⁷⁾。这里的山为何山？没有讲明。唐人重古文经，多依伪孔传以解《尚书》，《括地志》对“瀁水”（即漾水）的解释显然有承袭伪孔传痕迹。不过另一方面《括地志》还是认为嶓冢山和汉源都在汉中，“汉水源出梁州金牛县东二十八里嶓冢山”⁽⁸⁾。语虽简短，却奠定了有唐一代汉水源于汉中金牛县嶓冢山的基调，唐至元明，遂成通识，直到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炽，才又掀起争讼⁽⁹⁾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对汉源疏于考证，在兴元府南郑条下只说“汉水，经县南，去县一百步。《禹贡》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裴秀云汉氏释淮水改秩汉水为四渎，以其国所氏”⁽¹⁰⁾；在金牛县条下则明确地说：“嶓冢山，县东二十八里，汉水所出”⁽¹¹⁾。唐金牛县系武德二年析利州绵谷县通谷镇所置⁽¹²⁾，隶属褒州，即今天汉中西端宁强县，与利州（四川广元市）毗邻。

到了宋代，山南西道兴元府嶓冢汉源说逐渐得以确认。北宋初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在兴元府三泉县条下明白无误地记有“嶓冢山在县东二十八里，《禹贡》曰岷嶓既艺，又山海经云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亦曰沔水”⁽¹³⁾；而且乐史也把漾水与沔水（汉水）视为一水，“漾水一名汉水，一名沔水，源出县东二十八里嶓冢山”⁽¹⁴⁾。由于《太平寰宇记》在宋代地理总志上的开创、权威意义，兴元府三泉嶓冢汉源说影响所及，两宋地理学著作几乎承袭不变。宋神宗元丰年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兴元府三泉县的“古迹”门注记有“金牛驿、百牢关、嶓冢山”⁽¹⁵⁾，只是《元丰九域志》行文太简略，没有注明汉水所出。北宋末欧阳忞《舆地广记》中汉水源地失载，只在西县条提到了浕水：“北发武氐中，南径城东，又南径张鲁治城，南流入沔，谓之浕口”⁽¹⁶⁾，实际上提到的只是沔水支流浕水。由于《舆地广记》缺佚较多，汉水记载或在其内，今天人们无从看见。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以征引丰赡，考证缜密著称，在汉源问题的处理上没有轻易下结论。首先他将沔水与汉水分开载述，不混为一谈。记沔水“源出古金牛县界又一派出，东流入南郑县界，入汉水，此今所谓沔水也”。其次他重点引证了《华阳国志》诠释《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认为汉水实际上有两个源流，“东源武都氐道漾山，因名为漾，〈禹贡〉流漾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最后王象之借《皇朝郡县志》的说法，指出：“今之言汉水者，以西县之嶓冢山为源”⁽¹⁷⁾。细读这段记述，可以发现《舆地纪胜》对待汉源问题所持态度相当慎审，不偏不倚，最后也没有对汉源作出自己的认定。但透过字里行间不难体知王象之似乎是不大赞成汉中汉源说的。只是在宋代汉中汉源说已经成为学人和社会之共识，难以逆转，所以只好以《皇朝郡县志》的观点默认之。

宋代疏注《禹贡》者层出不穷，以程大昌、毛晃、傅寅三家最负盛名。宋儒对汉源的考证同样存在矛盾。一方面囿于前人的权威性影响多承袭汉志的观点，但因宋学疑古风气，也对《禹贡》的说法有所批驳。如毛晃就力攻《禹贡》汉水下游记载之谬：“夫汉既已入江，且汇为彭蠡矣，安能复出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¹⁸⁾。南宋程大昌先后著有《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等学术著作。《禹贡论》：“经叙汉漾其初流东已乃转南，既已入江，则又东下其位置可考甚明也。以今汉派言之，自汉中至武当则皆东也”。《禹贡山川地理图》中又说：“经之漾、汉，即秦之汉中与今兴元，汉水是其东流为汉之地也”⁽¹⁹⁾。同时该书卷下还专门绘有“嶓冢导漾”地图，汉水源清楚地标记在兴元府以西金牛县地界。但程大昌的汉源观同样也是充满矛盾的，其《繁演录》中专门有一节是讨论“嶓冢”问题的，首先程氏认为“嶓冢”地名太多太泛，提出“汉书误以嘉陵江为西汉（水），予于禹贡论详辨之矣。嘉陵既不为汉，则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误也。”程大昌对考证“嶓冢”汉源是下过一番调查访问苦功夫的，“予先着论，姑以意定谓嶓冢当在汉中发源之北，而不能指其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终昧昧然也。《水经》以为汉中之汉源出武都东狼谷山，予尝询诸经行其地者，曰：由汉中而西，有水焉，发源之地，距兴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水又狭，秋冬间仅胜一二十石舟，而经之所次，汉上有沔，沔上有漾，禹贡有一二百里间，该载三名，如此其详也欤。……今漾、汉之文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是漾源本未流东，至其折东而后始得为汉也。然则嶓冢者岂其当在汉中之西也哉。水经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东行，而衙岭褒源悉发北而南，行直至南郑而流委始东，始名汉水，则与经导漾东流为汉者其方向正合也”。程氏在这里还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嶓冢”可能系“褒中”之音讹传：“汉人并褒中置县，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语，前世必已久有，而汉人采之以名其县，非剏为若语也。‘褒中’、‘嶓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战国，世人称为不的，而辄相讹易也乎”⁽²⁰⁾？程大昌乃南宋之硕学大儒，以擅长经史、地理之学享誉朝野。程氏对《禹贡》“嶓冢”汉源的考辨自有其价值所在，如提出“嶓冢”汉源并非真正汉源，并且对汉源考证并不仅仅是独坐书斋引经据典，而是尽量采访曾经亲历汉中者寻求答案，这种求实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其提出的“嶓冢”即“褒中”之音误之说，虽然颇有创意，却是失之臆断。“褒中”即周代方同褒国遗址，汉置褒中县，地点在今陕南汉中市正北约15公里秦岭南麓褒河冲程河谷平原。褒水系汉水支流，自汉中正北秦岭中流出，南段曰褒，北段曰斜，沿河谷之山道即历史上著名的褒斜道。而无论是陇西之“嶓冢”还是金牛之“嶓冢”，都与“褒中”之地相去甚远，所以程氏之论只能是凭空臆想。

南宋著名诗人、学者陆游则是坚信汉中“嶓冢”为汉源。乾道八年（1172）陆游仕宦四川王炎征西幕府时曾在抗金前线的兴元府一带从军大半年之久，对汉中的山川河流地理颇有兴趣，在诗文中多次记述。陆游曾亲自赴三泉考察嶓冢山汉源，后来在淳熙四年五月所作的《成都府江渎庙碑》中特地提及此事：“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纪其事，莫备乎＜禹贡＞之篇。＜禹贡＞之所载，莫详乎江、汉。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曰：‘岷山导江’。某尝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两山间，是为汉水之源，事与经合”⁽²¹⁾。他还作有与此次汉中实地考察嶓冢山汉水源有关的诗，如“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嶓冢之山高插天，汉水滔滔日东去”⁽²²⁾；“嶓冢山头是汉源，故祠寂寞掩朱门。击鲜藉草无穷乐，送老那知江上村”⁽²³⁾。诗中所言“孤云”“两角”山皆在汉中，系大巴山之险隘，宋代《方舆胜览》等地理志书均有收载⁽²⁴⁾。需要指出的是，陆游为什么就一口断定汉中三泉嶓冢山为汉源？作为诗人，他不大可能潜心于皓首穷经，沉浸于解经注经的烦琐考证，所接受的只能是社会流行的地理观念而已。因此，陆游的汉源在汉中的观念应该在南宋是很有代表性的，也说明汉中三泉嶓冢山为汉水发源地的说法已经在南宋时被人们所普遍认同，而陇西氐道汉源说则已悄然退出。

据现代地理考察，汉江有三源，其中正源（南源）为玉带河，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烈金坝村嶓冢山中⁽²⁵⁾，这与宋人之论是相符合的。也可以说汉中西部宁强县嶓冢山为汉水源头，是从北魏发现、唐人认可至宋代确定的。此后虽有清儒争议，但汉中汉源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至今，汉中宁强县嶓冢山汉源说得到进一步的科学确认，国内权威性的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均持此说，并被写进大、中学校地理教科书。回首历史，唐宋学者对汉水源地的不解探索功不可没。

【注释】

(1)《汉书·地理志》对汉水地理记载相对错乱模糊，故清人全祖望批评说“班志与汉、沔一派最为茫然”，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四。

(2)刘国元、吕叔桐：《嶓冢汉源考辨》，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孙贻让：《周礼正义》卷六三。

(4)刘国元、吕叔桐：《嶓冢汉源考辨》，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郑樵：《通志》卷四十《地理略第一》。

(6)关于北魏置嶓冢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山南西道一·兴元府·西县》引《周地图记》记载比较具体：“后魏宣武正始中，分沔阳县地置嶓冢县，属华阳郡。开皇三年罢郡，置白马镇于古诸葛城，县理不改。大业二年，改嶓冢县为西隅，以县西南有诸葛所立西乐城以名之”。

(7)《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记》。

(8)《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记》。

(9)清代疑古之风盛行，学者在解注《禹贡》汉源问题甚有争议，阎若璩、胡渭等力主汉中嶓冢汉源说，钱坫、徐松等则坚持陇西氐道说，而且双方皆有实地考察的依据，反映了汉源问题实乃中国经学史上一大公案。(www.xing528.com)

(1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兴元府·南郑县》。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兴元府·南郑县》。

(12)《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13)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兴元府·三泉县》。

(14)毛晃：《禹貢指南》卷一《冀州》。

(15)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八《利州路·三泉县》。

(16)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二《利州·西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8页。

(1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三《利州路·兴元府·景物上》，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18)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下。

(19)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下。

(20)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嶓冢》。

(21)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六《成都府江渎庙碑》。

(22)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四《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鼔矣》。

(23)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怀旧》。

(24)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六《兴元·南郑县》引玉堂闲话云：“兴元之巴州，其路险峻，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髙处，谓之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庙在焉”。

(25)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杨起超：《陕西省汉中地区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