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谜：屡世崇敬的探寻结果

诸葛亮被屡世崇敬之谜探述

郭荣章⁽¹⁾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例外。以孔子为例，他在世时周游列国，虽四处碰壁，但他所创立的儒学，以其灿烂的光辉仍得以传世。正如司马迁所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²⁾汉武帝时，儒学被奉为国学，定于一尊。其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基本延续这一格局，孔子的名声也日渐显耀，甚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儒学面临挑战。特别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遭到空前的非议；建国后也一度被横加责难。这个变化的轨迹说明，孔子的声誉在中华本土确曾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然而，孔子作为华夏族圣杰的地位却是比较牢固的。他删定的“六经”，还有记载他言行的《论语》，一直为后世所讽诵。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无可否定的。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由此而导致对孔子的尊崇，甚而顶礼膜拜，产生了一种文化现象，可称是“孔子文化”。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被后世缅怀、颂扬的知名人物，如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但就其声誉、影响而论，比起孔子来说，却是相形见绌的。愚以为在诸多前贤中，能够被世代崇敬、进而酿成一种文化现象，垂流久远者，三国时的诸葛亮亦当在此列。

诸葛亮的事迹正史有记载，民间流传更为广泛。明人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正文辞，通好尚”⁽³⁾撰写《三国演义》，将历史上的诸葛亮形象化了，再加上戏曲的传播，其影响所及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如此，境外也有热衷于诸葛亮者，尤以日本、韩国、香港、东南亚等地为甚。近年来，笔者从多次接待这几个方面的学者来访中得知，海外的诸葛亮热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国内尚有过之。

为什么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会有此殊遇，世代称颂诸葛亮的原因何在？今就这一问题试陈拙见，以期抛砖引玉并就教于史家与同好。

凡被世代称颂者，大都有不凡的作为。诸葛亮青年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⁴⁾管仲，春秋时齐国人，家贫，早年经商，后经鲍叔牙引荐，得为齐相。“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名言⁽⁵⁾皆出自管仲之口，堪称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⁶⁾乐毅，战国时中山国灵寿人（今河北灵寿西），其先祖乐羊曾为魏文侯将，可算是将门之后。赵武灵王时灭中山国，及乐毅生，遂为赵国人，乐毅好兵，赵人举之。继而去赵适魏。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欲报齐败燕之仇，而屈身下士，以客礼待之。乐毅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乐毅向燕昭王陈以联合赵、楚、魏等国伐齐之策，并与诸国结盟。“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遂率“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⁷⁾乐毅作为军事家，想是当之无愧的。

管、乐的作为，在诸葛亮早年的心目中引起共鸣。其时，他正躬耕于襄阳隆中，长达十余载。他常抱膝呤啸，自比管、乐以明志，说明他是不甘沉寂的。但在乱世之秋，投靠何方？却有严格的选择。就在他二十七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他从此步入仕途。他何以钟情于刘备呢？从他同孟公威的对话中或可窥知一二。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⁸⁾其意是说，北方人才济济，似不宜作为求仕进之地。裴松之深讳此说，“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已言，可谓未达其心矣。”他认为诸葛亮所以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服为己任故也。”⁽⁹⁾窃以为裴松之之言颇有见地。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称刘备系“帝室之胄”，而他本是汉室幕僚之后。同系于汉，应是他们之间的切合点。加之刘备“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诸葛亮感于知遇之恩，“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¹⁰⁾诸葛亮向刘备陈以进取之策，亦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为归宿。诸葛亮倾毕生之力，虽兴复汉室之夙愿未酬，但能铸成鼎立之势，已十分难得。实践证明，诸葛亮的德才当不逊于管、乐。对此，前贤多有论及，恕不赘述。就诸葛亮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可以说管乐是无可企及的。其主要原因是诸葛亮的形象更符合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也更趋于完美。

所谓文化？《易·贲·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曰：“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也就是说，以诗、书、礼、乐教化于人，谓之文化。毋庸质疑这样的文化是清一色的儒家文化，反映了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的社会现实。《诗》《书》《礼》《乐》，加上《易》《春秋》，谓之“六经”，据说是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整理出来的教本，用以传授弟子，是正宗的儒家经典。由于《乐经》亡佚，汉代集《诗》《书》《易》《礼》《春秋》，并称“五经”。唐代集《周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左传》与《诗》《书》《易》，并称“九经”。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宋代又增入《孟子》，共称“十三经”。这一整套儒家经典的日渐强化，形成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也是每一求仕进者必须遵循的墨绳，生活在东汉末到三国时的诸葛亮自然也不例外。综观诸葛亮的生平事迹，虽不能视其为儒家，但其立身行事毕竟是较多地合于儒家法度的。这里不妨举例以述之。

例之一，忠君。《论语·八佾》篇记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记·缁衣篇》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大凡儒家，皆莫不以此为准则。诸葛亮仕蜀，对先帝刘备，可称是五体投地，刘备临终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之后，他以“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¹¹⁾他对蜀帝忠贞不渝，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点上，不仅管、乐有所逊色，曹操、司马懿更无从类比，人皆敬重忠臣，世代如此，这是诸葛亮深得人心的首要因素。

例之二，正身。《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师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出将入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便是从正身做起的。今举二事以证之，其一，蜀汉建兴六年之春，亮率诸军首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后因马谡“违亮节度”导致街亭之失，全军败退。大军还于汉中，亮“戮谡以谢众”，同时上书“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¹²⁾诸葛亮面对军事失利，不诿过于人，而以自贬律己，在客观上也有效地维护了法纪的尊严。其二，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之南。当年八月，卒于军中。遵其遗命，葬于今汉中勉县定军山。其遗命称：“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早在他生前就曾向后主刘禅上表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¹³⁾有人曾问孔子，管仲俭乎？孔子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¹⁴⁾”意即管仲娶三姓妇人，且家臣备职，互不相摄（兼），奢豪若此，安得为俭也？管仲，世称贤相，尚且如此，至于奸相贪官就可想而知了。以诸葛亮之廉洁，堪称古今将相之楷模。这是他被世代称颂的又一重要因素。鲁人林放请教孔子，何谓“礼之本”。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¹⁵⁾孔子这句话被诸葛亮身体力行了。

例之三，进谏。《论语·宪问》篇记子路请教孔子何以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意即事君以诚，且能犯严直谏。历代忠臣大抵如此，诸葛亮亦不例外。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出征北伐，临行前上疏，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并晓之以利害，其诚敬之情昭如日月。后主系凡庸之君，诸葛亮既尊之，且谏之。蜀国尚可无虞。及至诸葛亮去世，宦官黄皓以其谄媚而博得后主宠信，导致蜀国败亡。陈寿评曰：“后主任贤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昏闇之后”。⁽¹⁶⁾两相比较，后世对诸葛亮之贤能更当起敬不暇。

例之四，勤政。《论语·颜渊》记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无信不立。”又记子张问政。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史称，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¹⁷⁾又云：“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¹⁸⁾此皆系诸葛亮勤政之结果。

当代史家范文澜评说诸葛亮：“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在这方面“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¹⁹⁾诸葛亮屯兵五丈原，集征战、治军于一身，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做到“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作为一军主帅，明察秋毫，细致入微到这般地步，是古今罕见的。此举虽有精力之不逮的缺憾，而其精神则是无可厚非的。就在他屯兵五丈原时，“每患粮之不继，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²⁰⁾“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亮深知“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²¹⁾”终身实行之，其功效自见。

例之五，和戎抚夷。《论语·子路》记樊迟请教孔子何以为仁？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²²⁾属隆中定策中的重大举措，堪为蜀国之国策。此一国策之提出，虽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但也难免包含着儒家的事夷之道。说得具体一点，即施仁政于戎夷，做到居处以恭，执事以敬，与人以忠。这样，就消除了固有的民族歧视，从而为实现民族和解，促进民族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没有这一思想基础，把和戎、抚夷，单纯作为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则不会取得持久的成效的。蜀汉章武三年（即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平南中，闻孟获其人，为夷、汉所服，遂以“七禽、七纵”之计，使其折服，进而归降。孟获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²³⁾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攻祁山，得姜维，以其“忠勤时事，思虑精密”，且“敏于军事，既有胆略，深解兵意”“心有汉室”“才兼于人”⁽²⁴⁾等情，深加信爱并委以重任。又，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²⁵⁾亦为诸葛亮所器重。凡此，皆系诸葛亮抚夷、和戎之证，既如此，诸葛亮深得戎夷之心就不难理解了。

例之六，重教、明法。《论语·尧曰》篇记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不予先示人有所准备）视成（立等成事）谓之暴，慢令（令出无信）致期（届时必使人从令）谓之贼。”⁽²⁶⁾前已论及，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可知其明法与重教，始终是相互结合且相得益彰的。当代史家范文澜先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文革”期间，更以诸葛亮是法家人物而鼓噪一时，实则非也。诸葛亮在其《论诸子》篇中就曾说过：“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初据益州，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法。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糜，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胡三省引孔子之语：“政宽则继之以猛”。谓孔明知之。⁽²⁷⁾可见诸葛亮执法，审时度势，原是宽严有度的。即使用法严，亦必辅之以教。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²⁸⁾此非传统的法家所能做到的。陈寿本是蜀国人，其父曾受诸葛亮的髡刑，他后来仕晋，奉命写史，其所记载的诸葛亮的功勋和品德当是可信的。廖立和李平，皆受诸葛亮弹劾，被削职为民，及闻诸葛亮去世，廖立垂泣，李平发病而死。习凿齿论之曰：“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²⁹⁾这也是传统法家所难以做到的。所以陈寿在《进诸葛氏集表》中称诸葛亮“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辅于当世。”

以上所举，仅系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某些片段，其合于儒家的言行当不限于此。概言之，即使搜罗备细，应有尽有，亦不足证实诸葛亮就是一个地道的儒家。殊不知在诸葛亮的一生中，亦有诸多与儒家相悖的作为，如《论语·子路》所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也’。”诸葛亮“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³⁰⁾并有治道、屯田、修水利等建树。就连作斧、作匕首、作刚铠，亦有明教。两相比较，泾渭分明。又如《论语·颜渊》记鲁国上卿季康子就为政请教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此语亦为诸葛亮所不取。斩马谡即为其例。诸葛亮有言曰：“必杀可生，众奸不禁”⁽³¹⁾前后对照，其径庭之辞又是何等鲜明！再者，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曾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刘繇系汉末扬州刺史，王朗系汉末会稽太守，此二人遇事无定见，常以圣人之语粉饰自己，实则误己误人，堪称是十足的腐儒之辈。诸葛亮既非其所为，自然不为圣人的只言片语所泥。仅此三例，可知诸葛亮非虔诚之儒者，明矣。

诸葛亮《论诸子》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生。”⁽³²⁾显然，若以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加于诸葛亮者，皆妄也。然而，诸葛亮之所为，合于此四家者亦不乏其例。平心而论，诸葛亮仕蜀二十七年，集将相于一身，面临诸多复杂的重大问题，绝非固守某一家即可胜任。观其一生之作为，可称他是最能善用儒术和诸家之长的霸王之道者。所谓霸王之道，从《汉书·元帝纪》的一段记述中可得一诠释。其文云，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何足委任！’”这寥寥数语，就把大汉王朝的施政方略勾画出来。大凡汉代有作为的帝王及其后世的治世哲人皆莫不如此。诸葛亮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所不同的是，依照儒家所塑造的完美的“仁人”形象，诸葛亮更能当之无愧。在国人的心目中，历来以人品和有为作为立身的准则，所谓“内圣外王”⁽³³⁾者也。诸葛亮正是以其高度的道德修养所积蓄的“圣功”及其非凡的建树所构成的“王政”而被屡世崇敬。他的英名由史籍走向社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其强大的威力是无可轻易毁败或改变的。

【注释】

(1)郭荣章，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史记·孔子世家》。

(3)《三国演义·序》。

(4)《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5)《史记·管仲列传》。

(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语。

(7)《史记·乐毅列传》。

(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语。(www.xing528.com)

(9)《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语。

(1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进诸葛氏集表》。

(1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2)《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4)《论语·八佾》。

(15)《论语·八佾》。

(16)《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1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进诸葛氏集表》。

(1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语。

(1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语。

(2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进诸葛氏集表》。

(22)《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语。

(24)《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25)《三国志·蜀书·马超传》。

(2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7)《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献帝建安十九年》。

(2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9)《资治通鉴》魏纪四《明帝青龙二年》。

(3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31)《诸葛亮文集·赏罚篇》。

(32)《诸葛亮文集》卷二引《长短经》语。

(33)《庄子·天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