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文化人格流变与楚文化、巴蜀文化的印记

陕南人的文化人格流变

王建科⁽¹⁾

文化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受文化的制约。文化是人在实践中所建构的各种生存方式和成果的总和，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即物质文化，指物质文明；中层文化，指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即理论、制度，亦称制度文化；深层文化，即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凝聚而成的心理积淀，亦称精神文化，包括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人们的行为模式，它深深地嵌入人们的心灵之中。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一个社会的总的价值观倾向决定了该社会的理想和目标。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格模式，造就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别，生存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由心理积淀和行为构成体现的民族文化的差别，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已经根深蒂固地融汇在每个民族每一成员的血液之中，一个人的行为抉择无疑会打上民族烙印。人是文化中的人，文化人格是特定文化状态下的人格。因此文化人格自然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人格是特定的自然环境——空间中的人格。

人格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文化却是通过个体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人格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文化的重新理解的过程。文化使人扩展了生存的视野，而个体也为文化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推动了文化向前发展。文化和人格就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向前发展的。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文化既有稳定性、承继性，又有变异性。人格是人们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因此，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的文化人格都有所不同，文化人格亦有变异性。

陕南文化造就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而陕南文化是产生于陕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的。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陕南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陕南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了陕南人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

陕南是中华先民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人类的孩提时代，繁荣的先民部落就星罗棋布地散居在秦岭巴山之中，汉水丹江两岸。他们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渔猎和农耕活动。先民们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以血泪、生命写就了陕南文化的第一页。现存的大量的遗址器物，已具有文化意义，它反映了当时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的创造能力，反映了先民们的极强的生存意识，这些物质实体是陕南先民的人格、精神的结晶和物质象征。

商洛河口遗址位于陕西洛南县梁头塬乡河口村，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距今已有一万年之久。那里出土的大量石器，证明陕西东南部和商洛地区早就有先民居住生息，昭示了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文化创造。考古工作者在陕南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五十多处，它们分属于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南郑的龙岗寺，西乡的李家村，洋县的土地庙，安康的柏树岭、柳家河，汉阴的阮家坝，岚皋的萧家坝，商县的紫荆城，丹凤的古城村等地，都有文化遗址。在这些古老时代的遗存中，我们发现有石锤、石刀、石斧、石铲等，展示了陕南先民对自然的顽强的征服意识。各种各样的陶器、箭头、贝壳和兽骨，显示了人类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况。在南郑龙岗遗址中的墓葬内，遗体均呈头依梁山、脚登汉水的状况，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的乐山喜水的文化人格。乐山喜水的生存态度一直存留在陕南人的文化人格中。这种山水意识是陕南人的生存环境造就的。龙岗寺的陶器上的纹饰，简单朴素，多为植物花纹和几何线条，是先民对生存环境的描绘，是他们朦胧的审美情趣的反映。陶器和墓葬中的石环、石坠、骨锥等装饰品，展现了陕南先民把审美与自身生存紧密相连的原始艺术人格。

传说在夏朝兴国初年，位于陕南汉中西北山地的“褒人”十分强盛。夏禹封其宗室为褒君，从而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褒国”。从城固、洋县等地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铜戈、钺等兵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来看，与中原殷商文化遗址的兵器基本相同。可见商人的势力范围、文化影响已扩大到陕南汉中一带。春秋时，楚占据陕南安康、汉中一带，楚文化影响了陕南地域文化，模塑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楚文化中宏妙的哲理，爱国念祖的民族意识，对神鬼的虔诚奉祀都影响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在楚占领安康、汉中之前，春秋初期，其地先属秦，后归蜀，战国初又归秦，后楚得汉中而控蜀。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包括西起现在的旬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正是汉水中游的地方，故名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上述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陕南有些地方时而属秦，时而属楚，时而属蜀。当时诸子并起，学派林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区域文化格局也已形成。当时的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都深刻影响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关心垦荒、攻伐、农事等对国计民生有利害关系的事，较少注意仁义礼乐，他们搞多神崇拜，重视现世生活，追求现世功业，具有极强的进取意识。巴蜀文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富饶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常使蜀人留意饮食，注重享受，在醇厚的酒香中载歌载舞。楚地是道家的发祥地，道家不受外物束缚的超逸人格深深浸润了陕南的隐逸之士的骨髓，许多人追求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自由，顺世、遁世、超世、游世，全身避害。道家的超逸之气，给予陕南士人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以深刻的影响。蜀楚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浸染了陕南文化。《汉书·地理志》言：“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同俗。”这说明陕南人的文化人格中留下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烙印。《诗经》中的一些篇什写到了汉水流域，描绘了近山临水的青年男女的生活方式和情爱人格。他们热爱生活，性格开朗，追求浪漫、真挚的情爱生活。《诗经·周南》中的《汉广》就写了一个砍柴青年的恋爱心态，他的爱情专诚而执著，对姑娘的极度期待反映了他对恋人的极度爱慕，他热切盼望与她组成二人世界。《诗经·大雅·旱麓》虽然是一首祭神求福之诗，但也展示了生活在旱山一带（南郑周家坪等地）的人民生活的安乐，这里没有悲观，没有倦怠，只有对生活的一脉痴情，高扬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旗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既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大事，亦是陕南文化史上的大事，它揭开了陕南文化的新篇章。陕南文化吸收了新鲜血液，陕南人的文化人格亦发生了明显变化。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陕南英才辈出，群星闪烁。先贤们的开拓精神和光辉业绩，激发了后人创业的情怀；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生存方式，成为后辈追慕的典范和模式。

秦在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陕南人，秦文化亦深深浸润了陕南人的精神、人格。如果说秦王朝过于短暂，陕南人的文化人格的转变还没有完成的话，那么秦末汉初由于刘邦、张良、韩信在汉中的活动，他们的创业精神、博大气度对陕南人的人格产生了强辐射。陕南人在刘邦等人的社会现实人格面前，从自家的小田园中抬起头，把目光转向更为广大的世界。他们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检讨过去的生存方式的缺失。刘邦、韩信、萧何等人横扫天下的信念和魄力惊醒了陕南人的田园美梦，刘邦等人的活动给陕南人标举了一种新的生命存在方式。陕南人在震惊、反思之后，树立起新的人生理想和“存在”信念，调整、修正了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推举出新的大众期待人格。此次陕南文化的人格的转变是不同文化中的生存理想和价值观念撞击的结果。我们说“陕南人的文化人格和其他区域文化人格的撞击史，就是陕南人的文化人格的演变史”，就是因此而说的。值得注意的是，从陕南历史可以看出：陕南的精英分子都是在文化交融、文化撞击之中产生的，长期（或终生）生活一隅未能受到外域文化冲击的人不可能成为陕南人的精英。能获得这种“文化洗礼”的殊荣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陕南人走出去，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或先进城市去接受“洗礼”。在与外域文化的撞击中，走出去的陕南人接受了先进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人格，并以此去模塑自己。他们当中有的不再回陕南，成为故里的时代精英。另一种是具有外域先进文化的理想人格的人走进来，像刘邦、张良，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化人格，影响了陕南人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理想，促使了陕南人的文化人格的转变，带动了陕南籍精英分子的成长。

第一个走出家园去实现自己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的当推张骞。张骞，陕南城固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他第一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其后被软禁十多年，历经艰辛，久历磨难，但始终不忘使命。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到许多国家进行了外交活动。张骞两通西域，行程万里，加强了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打通了我国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张骞通西域的业绩的取得，与他的人生理想和人格有密切的联系。他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拥有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顽强精神，他的人格所放射出的光芒，照耀着陕南人的奋发之路。

西汉有些陕南人期望积极奋进，建功立业，迫切需要通过功名奋斗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有些人对生命的本质进行冷静平和的观照和反思，寻找精神的家园和归宿，选择一种自由的、艺术化的美的人生方式和生活内容，这就是与建功立业大异其趣的隐逸避世的“存在”方式。秦末烽烟四起，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于商山，年皆八十余，时称“商山四皓”。西汉初年汉高祖屡诏不应。后来高祖想废太子，吕后利用张良计策，令太子卑词安车，招“四皓”与之游，使高祖认为太子有德盟望而未废。吕后为四人封官，四皓不受，仍入商山隐居，死后葬于丹凤的商山脚下，月江之滨。四人把人格的尊严，个体意志的自由和独立，心灵的安宁和纯洁看得高于一切，厌弃和疏离丑恶肮脏的官场政治。他们超脱的隐逸型人格被后代士人所敬仰。西汉隐逸名士郑朴，祖居褒中，他常常在褒水谷口处垂钓，守默养性，名播京师。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三次派大将军王凤备厚礼聘其做大官，均被郑朴辞却，终生隐居不仕，世号“谷口先生”。他心灵纯洁、意志自由的人生境界，保持主体精神对政治的超越，以一种豁朗、旷达洒脱的态度俯视功名富贵。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士的地位、命运，必然会导致隐逸型文化人格的产生。而陕南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是隐士们的好去处。

陕南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忧国忧民，刚正清廉的从政者，李固可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李固是东汉城固人，他的祖父官至儒学博士，官至司徒。他的祖父、父亲以当时崇尚的理想人格来教育他，影响他，要他树立为国为民的大志。以后，李固访师求学，博览古今，声名远播，多次被察举。顺帝时李固上疏直述外戚、宦官专政之弊，不畏权贵，正气凛然。质帝时梁冀辅政，他收受贿赂，任意安插党羽心腹，官员的任用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李固时为宰相，出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冒着被忌恨，遭陷害的危险，挺身而出，罢免疏于政事的官吏一百多人。质帝为梁冀毒死后，李固从汉室的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为立帝事和梁冀进行了生死相搏。朝会上，梁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立刘志为帝。文武百官敢怒而不敢言。李固为了汉室的长久利益，置生命于不顾，以生命、以热血去殉自己的高洁信念，继续与梁冀争辩。以后梁冀诬陷李固谋反，杀害了李固。李固具有强烈的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他的身上洋溢着令人肃然的浩然正气。他明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但却宁折不弯，刚正直言，即使流血杀身也坚毅向前，显示了陕南人的伟岸人格。其子李燮也大有其父之风。李燮十三岁时父亲与二兄遇害，跟随父亲门生王成逃到徐州，受雇于酒家。权奸梁冀被杀后始归故里城固。先后官拜议郎、安平相，秉公不屈，刚直敢言。李固父子具有刚正不阿的诤臣人格，他们为后世从政者所敬仰，为士人所称道。(www.xing528.com)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南战事不断，其他地域的精英人物走马陕南，气度夺人。这影响了陕南人的人格理想和生活方式。东汉末年江苏人张鲁在汉中发展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的教徒。汉中人张修与张鲁一起率众徒攻取汉中，改汉中郡为“汉宁郡”，断绝斜谷阁道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张修等人主张人人平等，人无贵贱，反对当时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五斗米道不纯粹是个人逍遥超脱、怡性养身的学说，它的教义充满强烈的拯救天下、匡扶难民的精神；五斗米道不仅仅宣传形而上的学说，而且把教义与物质许诺和物质诱惑相联系。比如张鲁政权“设义仓义舍，行人量腹取足，不收分文”，禁止酿酒，在春夏禁止杀牲。犯法的人原宥三次，然后用刑，有小过者则修治道路百步。张鲁政权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较为安宁富足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陕南人的现实人格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像李固这样的精英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和对当时黑暗现实深刻批判的斗争精神，救民救众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强烈的兼济天下的英雄意识使他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清闲安乐，而是自己在他人、在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另一类是一般的陕南大众，他们追求和平的生活，向往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他们入五斗米道不是为了精神上的愉悦，而是为了物质上的生存需要，他们的生存理想不是旷达潇洒，炼道成仙，而仅仅是能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

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刘备、张飞、魏延等人在陕南汉中一带驰骋理想，各显英才，陕南人再次真切地感受外域人的迥异的人格理想。曹操的雄心、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德、张飞的英勇模塑影响了当时和后世陕南人的人格。后世许多在陕南为官和陕南在外地为官的人以他们为榜样，构建自己的从政理想和从政人格。

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一些人乘运建功立业，大展宏图，另一些人则以另一角度参悟人生，追求乐闲享受和洒脱轻松的生存方式。祝龟就是汉末魏初陕南人的这种人格的代表，他通博豁达，长于文史，当时曾有“海内士无如祝龟”之说。他鄙视功名，乐观旷达，流连书册，撰有《汉中耆旧传》。他不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而向往人生的内在充实。他的生存方式具有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率性而为，适意而生的特点。他厌烦追名逐利蝇争蚁忙的官场生活，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极力维护自我精神和特异人格。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强盛的国力面前，唐代文化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收并蓄的大气派。不但儒、道、释三家异彩纷呈；而且任侠之气也大为兴盛。宽松的文化氛围，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现实人格。唐代国家高度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陕南与帝都长安相距不远，人们来往密切，帝都长安的宏大气象激发了陕南人奋发进取的豪情壮志。再者，唐代士子喜爱漫游生活，他们有的由川、鄂或陇到长安，有的由长安关中一带到川、鄂，不管怎样都经过陕南。这些人昂扬奋发，投身社会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感染着陕南人，陕南人也积极入世，以图建功立业，扬名于世。李白、岑参、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都路经陕南，他们的生存样态和人格理想都曾给陕南人以启示。

唐代陕南人在走向社会、建功立业的同时，开始了对人自身的生存意义和人的终极价值的询问。唐代儒、道、释三家并存，但儒家关注的只是人的现实行为，而不是关注行为的终极目的，忽略或回避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回答。佛教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回答引起了陕南人的浓厚兴趣。陕南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寺庙，比如汉中的净盼寺，略阳的灵崖寺，洋县的开明寺、智果寺，南郑的乾明寺，安康的新罗寺、开圣寺、双溪寺、万春寺等。陕南人反思人生的苦恼，彻悟生存的意义，企图在纷乱和多变的社会中找到人的固定位置，心灵的明净状态。唐代陕南安康人怀让就是一个悟佛悟禅的人。他是佛教禅宗高僧，谥号大慧禅师，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往南岳观音台宣扬慧能学说，开南岳一宗。他认为“真如”无处不在，“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第28），“真如”即本心，人可在万事万物之中感受佛性的存在，人可在自己做的任何事中悟佛明禅，达到心态淡泊、清净解脱的人生境界。禅宗最适合士大夫文人的口味，在陕南士子之中广为传布。

北宋陕南经济发展迅速，兴元府是当时全国三大名镇之一，与都城开封和成都府齐名，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四十万贯以上。兴元府（治所即今汉中市汉台区）是中原、陕西和四川商业流通必经之地，以商业繁荣而闻名遐迩。北宋中期文同说，这里有各地来的商人互相“贸迁有无”，“天下物货种列于市”“公籴私贩，辇负不绝”，附近的洋州（陕南洋县）也是个“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兴元府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贸易的繁荣，商品的交流，培养和塑造了陕南人的商业人格。商业活动使陕南人在一定程度上萌生了商品意识，一些陕南人从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生活中挣脱出来，在繁荣的都市贸易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商业活动使人的目光远大，敢于冒险，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产生了。经商者向往的不是和平安宁的农耕生活，也不是经天纬地的仕宦生涯，而是辛劳、冒险带来的大量金钱。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理想有利于士子、从政者和固守土地的农民。

南宋时陕南汉中一带成为抗金前线和根据地。抗金名将张浚、吴玠、吴璘等，以汉中北部的秦岭为屏障，扼守关口要隘三四十年，歼灭进攻汉中的十万金兵，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河山。伟大诗人陆游投笔从戎，到四川宣抚使王炎手下做幕宾（四川宜抚使的行政办公地点设在兴元府南郑县，即今汉中市），筹划恢复中原的大计。张浚、吴玠、陆游等人的爱国精神和济世人格深刻地影响了陕南人的意识世界。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它的末世。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都远离陕南，陕南缺乏外域文化的冲击和荡涤，民众乐天知命，满足于低下的物质生活。明清之际，陕南汉中“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土地宽平，泉源清洁，俗多醇谨”（《陕志辑要》）。清代汉中“士敦礼让，守诗书。农无闲工，亦无余粟。工极拙，一无长技；器极质，不尚奢华。商惟麻、缕、丝、粟、鱼、盐、铜、铁，以资民用。无异产，亦无远贩，妇女贫家编织缝纫，不尚衣饰”（清《陕西通志·风俗》）。陕南人“不尚奢华”，勤俭自持的精神品格也可以从陕南走出去的从政者身上看到。汉中人张羽为明孝宗弘治末年进士。武宗时先任御史，继出任广平知府，清正廉明，甚著声绩。嘉靖中期任贵州布政使司，查出地方官赃款，一律入公。晚年任南京工部侍郎，历官三十年，两袖清风。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陕南人的文化人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化，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陕南是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显著的地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因素主要出现在炼铁业、造纸业、木材业、药材业和种植经济作物等门类。“陕西南山铁厂，令商民自出资本，募工开挖”。“各厂匠役，责成商人造具循环簿，按名注明岁籍贯，及上工日期。如有辞工另募，随时添注，于每季底，送该管官稽核”（道光《户部则例》卷42，铁矿征课）。“炭路（矿）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之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数百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炉厂雇工二三千人，采用计件给酬的办法（即买卖关系），这可说是资本主义性质工场手工业生产了。陕南不少县还拥有许多造纸作坊，商南有三四家，作匠三四或五六人；砖坪县（今岚皋县）纸厂二十二处，西乡“山内有纸厂三十八座，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以上见卢坤《秦疆冶备》）；定远（今镇巴）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这些厂由商人投资经营，雇佣匠工生产。陕南林大木好，秦巴山区当时木厂达数百个，人数达十五万有余，佣工“不下数万”（《会戡三省边境拟添文武官员事宜禀》），他们受雇于商人，其关系属雇佣关系，工人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陕南在明清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大量的工厂主（工场主）、工人和商人，这些人已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在新的领域和天地施展自己的才力。工人可以自由趁作，他们就比农民更多一些自由，胆识就比农民远大，生存样态与农民有所不同。工场主和商人携资开矿办厂（场），他们不像地主固守一地，而是趋利而动，冒险闯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已和地主有了很大距离。在商品活动中商业人格诞生了，它与这些人的生存样态相一致，相吻合。

另外，明代万历年间，商南人就把桐籽油由丹江水路远销东南各省。清代商南桐油成为清王朝与外商交换的重要商品之—。这说明陕南人的人格也有开放的一面。明代丹风县就有“船帮会馆”，行船经商的人互帮互利，共同获利，这种会馆显示了陕南的商人精神和商业人格。丹凤的龙驹寨丹江水面在明清时“舟蚁聚，百艇联樯，千人拉纤，万人装卸”，龙驹镇“康衢数里，巨室千家，鸡唱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街人行人摩肩接踵，马帮、驼队络绎不绝。南方的丝绸、茶叶，北方的山货特产，都在这里集散转运。陕南人以自己的精明、智慧和胆识，在商场上一展风采，长期的商业活动造就了陕南人的商业人格。清代末期平利大漆商饶学虞将生漆标以“牛头”商标，运往老河口、武汉、上海港岸出口。这表明陕南人不但具有成功的商业经验，而且具备开拓的商人精神。

近现代陕南经历了许多历史事变，各种思潮、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激荡和撞击，造就了陕南人多样的现实人格和各异的生存样态。陕南人有的走出故土，到外地参加改造中国的运动；有的走出故土，到传播进步文化的中心城市甚至到海外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他们形成了新的人格理想，然后又返回故土，传播进步思想、文化，改造陕南的社会现实。近现代陕南的精英人物没有认同传统的价值观，而是背离传统的人格理想和价值体系，在外域新文化、新思想的沐浴中成长起来。他们是陕南人，是陕南人中的精英，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和人格结构不是在陕南文化中形成的，而是在新文化、新思想激荡澎湃的地区形成和建构的。这一点应引起陕南人的注意，促使我们深刻反思陕南文化和陕南人的文化人格。

【注释】

(1)王建科（1962－　），男，陕西洋县人，教授，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