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研究集刊（2）：亚文化与主文化关系探析

汉水文化：在亚文化与主文化关系中审视

黄瑞玲⁽¹⁾

亚文化一词最早于1886年被提出，而关于亚文化的定义，国内外的研究都是在将其与主文化相对而言的层面上使用的。对文化的理解目前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即文化的本性就是对进步的追求。⁽²⁾在此前提下，学术界一般认为主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亚文化是指一个社群的、地区的或社会的某一群体所持有的足以区别与其他的文化或社会的行为特性。这些特性可能包括年龄、种群、地区或职业。⁽³⁾本文的主文化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亚文化是指汉水文化，而汉水文化则是指发源、孕育于汉水流域的区域文化。⁽⁴⁾

一

一个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国各区域、各民族人民之间结成了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区域文化的汉水文化与作为主文化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不断地撞击、交流和融合，这一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水文化一方面是自身不断演变和传承；另一方面不断受到与其共时的其他区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在现阶段，汉水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具体表现为其优秀的、精华的元素为主文化所吸纳，同时也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文化转型，为主文化所收编，还有的则成为永远的文化遗产。

作为区域文化的汉水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亚文化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在许多名篇佳作中都可见到深情称颂汉水为文化之河的篇章，例如，《诗经·周南·汉广》中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楚辞·九章》中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明确提出：“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汉水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首先，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数十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活动。⁽⁵⁾其次，汉水流域也是古老的“华夏族”崛起的地方。⁽⁶⁾再次，汉水文化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奠定的非同寻常的文化地位。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既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⁷⁾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我们可以说汉水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而华夏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汉水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亚文化的汉水文化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汉水流域的经济生产方式正积极迈向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已经形成以武汉为龙头，以襄樊、十堰为中心，深入陕西汉中的汽车工业经济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并正在做出重要的贡献。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汉水文化不仅具有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而且也是现代我国民族文化“多元格局”中重要的一元。

作为区域性文化，汉水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撞击、交流中，不断地融入其中并实现文化转型。由于文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发展的，所以既具有时代性，也具有区域性，所谓“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水文化与其共时的区域文化也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在历史上方国林立的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强化了文化的区域性，正如荀子所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⁸⁾。汉水文化在民族、文化撞击与交流中有所变，也有所不变。地方文化或多或少受到主文化的影响导向以至制约，并留下主文化的烙印。地方文化的核心，往往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汉水文化的转型表现在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其中民俗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婚俗、民居等。汉水中上游的婚姻习俗整体上同中华民族的婚俗文化相一致，其地域性仅体现在某些细节上。现代婚事操办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型：利用“喜庆”这一整合方式，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但是原有的婚姻习俗在现代正在全面松动，甚至于消解。原有的六个基本程序，即“提亲、合婚、见人、落话、过礼、接人、婚礼、闹房”可以根据情况加减，甚至可以删除。不仅如此，更有传统婚俗视为“禁忌”的公公和儿媳妇的关系，在现代的婚礼中，则以虚构的表演方式，展现在众人面前。西方的婚礼的一些做法，也被以喜庆的方式引入汉水中上游的婚俗。⁽⁹⁾民居方面，汉水中上游民居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也体现出一种地域文化与现代建筑方式的结合。日益“西方化”的住宅，给汉水中上游的民众带来了新鲜感、舒适感，也带来了新的居住观念，导致了该地域的居民甚至是山区的居民，也在模仿和借鉴，促使了民居整体水平的提高。⁽¹⁰⁾

但是，汉水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虽与本体主流文化发生了一些差异并接受了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产方式，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已发生了变迁，但仍然保留着本身的文化成分和文化认同，心理方面的反映尤为突出。汉水流域由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处于三大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受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叉辐射和居民构成的复杂性的影响，在风俗文化上别具特色，自成系统，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风俗文化圈，熔铸出了纯粹中国特色的宗教——道教，形成了五方杂处、健康开放的生活习俗。土著的传统民俗与外来的移民民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混合交融，形成了较稳定的心理定势。这种民俗心理推动和制约了这里的民俗文化生活，使本地域的民俗文化生活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俗画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汉水亚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交流、撞击与融合中，既有进步的、上升的文化转型，也出现了退步的、下降的不和谐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¹¹⁾例如，婚俗中过分表演性的成分，特别是老公公与儿媳之间的暧昧表演。⁽¹²⁾再如，民居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开发商过分的牟利动机而导致的原有文化价值的被扭曲所致。房屋的“防盗铁门化”，消解了传统中的“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房屋的“批量化生产”，使得人们在居住上愈来愈丧失个人的“情趣”。房屋的高层化，使人们丧失了大地之根。⁽¹³⁾在这种情况下应寻求批量开发的商品住宅民居和村镇居民自建房的文化互动。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文化互动中，乡镇的民居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整合，即把传统民居那种平面绵延的格局立体化，把“板凳挑”的构造扩大化，把“两坡水”的屋顶固定化，把封火硬山墙几何化。

二

美国的社会学家和亚文化研究的权威人士弥尔顿·英格尔（J.Milton Yinger）认为亚文化是由于有别于较大社会的特征而形成的群体⁽¹⁴⁾。而汉水区域文化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的特定的、区域性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位一体的建设。作为大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整合区域文化的积极的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文化中，同时又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项重大任务。因此，对于汉水文化而言，一方面我们要探讨如何以社会主义文化引导汉水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并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能够做到保护文化的生态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探讨汉水文化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下，实现自身的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以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具有个案意义，而且对于由于我国疆域广阔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而对区域文化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努力展现其历史和现实的全貌，无疑是对整个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化，其成果是对民族文化从而也是对全人类文化的贡献。

关于如何应对、解决亚文化，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认为，大部分的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从反抗、融入以至于最后被主文化所接纳的过程。⁽¹⁵⁾主文化如果要吸纳亚文化首先就要分析亚文化和主文化的差异所在。CCCS的研究者们基于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群体是阶级的前提，提出最基本，最主要的文化结构也是“阶级文化”。由于亚文化是亚系统——更小、更地方化和更具差异性的结构，它处于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的这个部分和那个部分中。我们必须通过亚文化与亚文化所属的阶级—文化系统的关系去思考亚文化。关于主文化吸纳、整合亚文化的途径，迪克·希伯狄格认为有两条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众生产的对象的商品形式来实现整合。二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中，有统治集团——警察、媒介、法院系统——对异常行为进行命名并加以重新界定。⁽¹⁶⁾英国沃特森也提出了具有文化多元性的民族国家加强文化的凝聚性，建立单一文化主导的社会的途径，即通过文化整合。支持多元文化，使得以本文化为荣的文化群得到国家认可，而乡土情结和差异意识的增强反而鼓舞了对民族目标和体制的强烈认同感。因此，我认为应该在把汉水文化放在我国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格局”的文化系统中分析其与我国社会主义主文化的差异，进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整合汉水区域亚文化的途径和模式。汉水文化在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受其共时的主文化的辐射和影响，⁽¹⁷⁾在乡土情谊的基础上对主文化认同，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¹⁸⁾其中由于汉水文化的区域性而形成的特定的民俗文化在其变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与本体主流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恰恰体现出了希伯狄格所说的第一条路径。

具体到我国的文化国情，关于文化的模式，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教授提出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社会转型加速期，文化的模式应该是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并加以正确引导，而对于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必须受到抑制。他提出防止反我国社会主义主文化的三条途径：第一，要不断有效地强调和坚持我国社会的主文化。第二，要不断有效地引导和选择我国社会的亚文化。对于偏离亚文化，要批评它的消极方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引导它成为常规亚文化。第三，要不断有效地限制我国社会的反文化。⁽¹⁹⁾当然，汉水文化中所包含不和谐的亚文化的成分只要正确引导，在整个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变迁中，将会逐渐被纠正和消融。

文化的内涵是发展的、开放的，因此主文化在强调自身的存在的前提下，越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兼容性，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雍容吸纳，才能越促进自身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争就是以中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化不够开放的缘故。居住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由于其文明总体上的确优于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而把居住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民族称为“蛮夷”，这实际上是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直到明清之交对别国文化还是持蔑视和排斥的态度，称越洋而来的欧洲人士为“夷”，把外交、外贸等涉外事务称为“夷务”，实则还是“四夷宾服”、自尊自大的文化本位主义的表现。而民族融合和成功的文化交流则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汉、唐时期，主文化对周边亚文化雍容吸纳，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历史上我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更是我们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历史上吸收印度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和近代以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优秀文化的结果。⁽²⁰⁾具体到汉水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而言，也不例外。中华民族文化吸收了汉水文化的优秀成分，特别是汉水文化中自由开放的生活习俗。历史上汉水中上游人们的生活习俗远比传统文化核心区关中自由开放，如竞渡龙舟的习俗，陕南各县极为流行的汉调二黄、花鼓、八岔、端公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巴山不起什么作用；“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一些地方是看不到的，情歌似海，“自由相爱”的婚俗历来盛行等等⁽²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国家里，主文化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科技、通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愈加密切，本土只能是全球化视阈中的本土，而且每一处本土几乎都是全球化进程的演练场，何况同是中国疆域上共生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呢？在亚文化与主文化撞击、交流中，很容易使得过去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丧失了异质性。由于亚文化处在弱势、边缘地位，如何在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过程中保持亚文化相对的独特性、保护文化生态多样性就尤为重要。⁽²²⁾汉水区域亚文化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实现向工业化的转变，特别是国家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将促使这个地区，特别是中上游地区出现一个迅速的变化，对原有文化的冲击更为猛烈。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双重的问题：一是原有文化形态的迅速变异，乃至湮没，如何挖掘、整理、保存这些丰富的材料；二是对于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量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冲突，如何及时把握、研究、解决。⁽²³⁾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从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的现状来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甚至混乱的，这里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潜藏着繁杂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沟通进而化解是有效法门。反文化的界定与相关群体的互动和认识有关，任何经验研究都未能确认存在一种纯粹的反文化。在一种刻板的环境里，一种亚文化很容易被视为反文化；在一种宽松的环境里，即使是反文化性质很强的亚文化也可能受到有助于缓解矛盾的对待。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应该创造宽松的环境，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文化政策，促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多种亚文化的发展，而作为亚文化的汉水文化，在中华文明走向全面复兴，进而再次步入世界伟大文明的进程中，必将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1)黄瑞玲（1974－　），女，山东省苍山县人，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此文原载于《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以美国文化学家怀特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者认为，文化是一种象征的、连续的、积累的以及进步的过程。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认为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史。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指出，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后退的路和它的素质是相矛盾的，它双腿的站立姿势不是要向后迈错误步伐的。

(3)Howard P.Chudacoff，The Age of the Bachelor：Creating an American Sub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p.12.

(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主文化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作为亚文化的汉水文化都是历史变迁的范畴。首先，它们各自本身在历史的文化长河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演变、发展的。其次，汉水文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www.xing528.com)

(5)来自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资料显示，1975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梅铺龙骨洞发现人类牙齿化石3枚，其年代距今约80～100万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的早期遗址之一。而“郧县人”的发现为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奠定了重要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基础。1989～1990年间，考古工作者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先后发掘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并定名为“郧县人”。“郧县人”完整的头骨化石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与非洲和欧洲同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而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人类并非仅仅起源于非洲，亚洲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的观点。

(6)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的人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而古时的夏水就是现在的汉水。因此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指出“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从章太炎先生的解释看汉中城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7)从农业文化来看，西乡何家湾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发现有稻谷的痕迹，龙岗寺遗址发现有粟的种子。从文化特征来看，汉水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南北方的认同性，像刘邦的用人之道、诸葛亮的智慧、道教的人生哲学等。从商业文化来看，汉中是连接北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的重要环节。

(8)《荀子·荣辱》。

(9)封彩梅：《汉水中上游婚俗现代转型的文化考察》，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0)李锐：《汉水中上游民居文化现代转型的研究报告》，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亚文化包括常规亚文化与越轨亚文化或偏离亚文化。其中与主文化在方向上一致的，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叫常规亚文化；在方向上与主文化偏离的叫做偏离亚文化或越轨亚文化，或反文化。美国的社会学家弥尔顿·英格尔（J.Milton Yinger）于1982年详尽阐述了反文化的定义：反文化无论何时都被作为一个群体的规范体系的最初元素使用，其核心之一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冲突。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趋向、需求和观念都直接地包含在它本身的价值观的发展和巩固上（J.Milton Yinger，Countercultures：The Promise the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d Dow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2，p.23），并指出反文化会生长出一系列颠覆较大社会的价值观或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J.Milton Yinger，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960，p.627）。威廉·泽尔那（William Zellner）也指出，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不会对主流文化产生威胁，但反文化明显地同较大文化的一定方面相抵触（William W.Zellner，A Sociological Analysi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vii.）。

(12)为传统婚俗视为“禁忌”的公公和儿媳妇的关系以虚构的表演方式，展现在众人面前。最典型的便是主持人设计的“公公和儿媳妇手拉手”和“公公背儿媳妇入洞房”等节目表演。

(13)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这一不和谐的亚文化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汉水文化，而是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向传统复归的文化需求。

(14)J.Milton Yinger，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960，p.627。

(15)和权力相联系的主文化总是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它试图把所有的其他文化都限定、包含在自己的范围内。它的世界观，除非被挑战，将作为最自然的、无所不包的、普遍的文化而存在。而另外的文化，也就是其他的亚文化，尽管服从这种秩序，但它们也将与之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主文化的霸权。也就是说主文化与亚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关联和斗争中。（参见［英］阿雷恩·鲍而德温等（Elaine Baldwin）：《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8～339页。）葛兰西也认为统治阶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有别于大众的上流阶层的亚文化。但是统治阶级却往往打着大众文化旗号，把制造的有利于自身的文化贩卖或强加给和统治阶级的文化相反的“反文化”。而真正的大众文化毫无疑问是来自大众的。参见Peter Worsley，Knowledges：Culture，counterculture，sub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p.265。

(16)（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7)明清时期的垦荒移民和战乱移民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文化对亚文化的影响，移民文化以及所谓流民文化形态的演变，构成了该地域文化积淀的基本成分。明清时期汉水中上游地区移民文化的主流是推动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和代表当时文明程度的文化形态，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教化之功，以及外地先进人文因素的移入是其主要资源。

(18)朱飞：《汉水中上游文化特性及其现代转型》，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9)郑杭生：《市场经济与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5年第12期。

(20)易杰雄：《哲学、文化与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68页。

(21)梁中效：《论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特征》，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2)我国历史上的文化政策就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经验。历史上诸侯割据、群雄称霸的时代，文化的区域分野得以强化，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中心从多元走向一元，尊崇法家思想，“事皆决于法”，特别是“焚书坑儒”文化政策，使得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区域障碍大大减弱，甚至丧失。一时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变得万马齐喑。秦朝的文化垄断和思想钳制，最终导致了亡国。而在反秦战争中建立的汉朝，吸取前朝的教训，进而寻求适应时代的主导文化，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和孔子以来的原初意义上的儒家思想不同，吸纳法家思想，兼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等多元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政治张力。至此秦汉整合多元文化的努力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特别是唐朝对于中外文化的雍容吸收，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充实和丰满，并进而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出现了盛事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吸纳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23)徐永安：《对汉水文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