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1)
一、从文化学的学科演变谈汉水文化的命名
从文化学的学科演变来看，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经增加到160多个(2)，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文化研究的热情和文化现象的复杂。1940年费孝通教授翻译出版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加上费孝通教授在我国国情研究中的卓有成效，人们对于文化的概念逐步明晰：“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起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3)因此，应该用文化的概念“统一所有社会科学，而充作其他一切日后所认为必须的猜想的基础”。(4)构成文化的结构要素是：①物质层面的器物，②精神层面的语言、知识和价值观，③行动层面的社会组织，它是前两者的统一，是物质设备和人体习惯的综合。
文化学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综合，一方面是人更好地认识作为社会存在的自身，另一方面是解决现实社会更好地发展问题，因此文化研究不断地引起知识阶层和政府管理阶层的重视。尤其是上一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本学科领域与文化研究的结合。1970年代末，李泽厚先生在他的厚重之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观点(5)，把人类的心理现象与文化进行了整合研究。1980年代末，钟敬文先生就写过一篇纪念“五四”70周年的文章《“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6)，试图在文化学和民俗学之间搭建起一个桥梁，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现象。钟敬文先生讲，这是“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的一门科学”。1990年代初，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西建教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提出建立审美文化学的学科，主要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现象，将美学与文化学作了链接，并出版了《审美文化学》专著。1990年代末，陕西师范大学的畅广元教授承担了教育部的文学文化学课题，试图将文学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并出版了《文学文化学》的专著。在这当中，文化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了文化地理学，渐渐成为“显学”，而大大小小的各级政府官员们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当地经济策略，也支持着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进而导致在全国出现的地方文化研究的热潮：各地政府纷纷成立的地方志办公室，出版了蔚为大观的各种县志，而当地的文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为了支持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纷纷加盟，积极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在全国形成了一系列的区域文化研究的名目，诸如长江三角洲文化研究、黄河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海岛文化研究、大陆文化研究、高原文化研究、草原文化研究、绿洲文化研究、云贵文化研究等等。
汉水文化研究伴随着这一研究热潮，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在汉水沿岸的高等院校和地方文化机构的学术活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学科导向。根据笔者阅读和检索所及，汉水沿岸的高等院校和地方文化机构在过去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成立了一批汉水文化研究机构。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社会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安康师范专科学校、郧阳师范专科学校的地域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等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注意到搜集整理汉水区域文化的一些史料(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开设了“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专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专栏，地处汉水流域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学报也有意识地刊发有关汉水文化研究的文章，为汉水文化资源的调研与考辨提供了基本的学术平台。二是对汉水流域的文化资源的考辨。这些成果主要有：考古发现，影响特别巨大的是湖北“郧县人”的发现、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存的发现和南郑龙岗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8)。民间文艺资源的整理，如《湖北民间文艺集成》和《陕西民间文艺集成》等，并正式出版发行(9)。具体文化现象和景观的实地考察，如鲁西奇的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考察研究，陈良学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研究，郭荣章的石门摩崖石刻研究，陈显远、左汤全等人的文化古迹的实地考察与说明。三是对汉水流域的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梳理。随着汉水文化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汉水流域的学者们也试图梳理出其内在的规律。如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的《试论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特征》，马强的《论历史时期汉水流域文化政治的地位》，黄宝生、刘清河、李锐、张正国等主持编辑整理的《陕南文化概览》，安康市谈俊琪、张会鉴、李厚之等人编辑整理的《安康文化概览》，十堰市徐永安的《对汉水文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等，以及散见于三秦文化史论、巴蜀文化史论、楚文化史论中的一些关于汉水文化的有关章节。
从汉水文化研究的现状看，研究者尚无清醒的学科意识，具体地说首先在命名上存在着诸多分歧甚至存在着很大的混乱。有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命名的，如“陕南文化”等；有按照汉水流域来命名的，如“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专栏和一些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论文的提法；有按照演绎推理来命名的，如一些研究机构提出“汉文化”的名称。这也反映出学科初创时期探索的特点。
“楚学”是已经雏形初成的学科，1987年出版的《楚文化史》和1988年出版的《楚文化志》集中反映了截至20世纪80年代楚学研究的实绩，1996年由全国楚学专家分别撰写的历时八载完成的《楚学文库》18种出版，可谓20世纪楚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楚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楚文化，在周代的诸多地域文化中，是后来居上的。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就辉煌，形成了以青铜冶铸工艺、丝织刺绣工艺、髹漆工艺、道家哲学、‘庄骚’文学、美术和乐舞为六大要素的完备体系”。(10)如果将“汉水文化”研究纳入“楚学”学科，好处是可以依托“楚学”已经研究的基础，但汉水上游广大地区被排除在当年楚国的疆域之外，因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先属于蜀国后属于秦国的疆域(11)，以后又由于汉水的缘故与江汉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采取了“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这一富有弹性的术语来概括(12)。
采用“陕南”的提法，可以说是用现行的陕西行政区域的惯用说法来给汉水上游的区域文化命名，将汉水上游广大区域与中下游的文化传承强行割断了。采用“汉水流域文化”的命名，克服了纯行政区划命名的弱点，但文化的扩散常常扩散到周边的非汉水流域的区域，它在汉水流域外但又确实具有汉水文化的诸多特征，因而也有其局限性。采用“汉文化”的命名，虽然概括性极强，但容易忽视整个地域特色，因为约定俗成的“汉文化”一般指整个中华文化，如汉语、汉族、汉语言文学系。
为避免上述学科方向命名的诸多问题和不便，我们提出“汉水文化”的命名，其依据在于：
第一，以汉水文化命名更符合这一区域属于多种文化特征分布区的现实。形式文化区是指具有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特征的人所分布的地理范围。例如，可把根据调查或收集资料标绘在地图上，绘出某种语言、某种宗教、或某种艺术在地图上分布的范围，在确定其具体的边界后，就成为某种文化特征的分布区。学术界一般是根据语言、宗教、经济类型、社会组织、居住的形式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汉水文化属于多种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均随着移民和流民的进入，在这一区域扎根并发展。按照文化地理学的命名原则，“由于所涉及的特点比较多，确定边界通常比文化特征少的形式文化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其任意性就更大一些”(13)，我们只能选取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在全国知名度较为高的，且能体现当地地理特征的名称。这样一来，“汉水文化”就是一个最恰当的名称。
第二，以汉水文化命名符合我国以水命名的传统。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就提出过“因水以名地”（《水经·河水注四》），“藉水以取名”（《水经·寇水注》），“因水以制名”（《水经·来水注》）的命名思想。到了唐代的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志》中，就发现当时绝大多数的地名，都是“因水为名”的，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应该成为命名的原则。今天看来，语言的最基本原理是“约定俗成”和“顺理命名”(14)，既然古人和今人都接受了“以水为名”命名原则，那么用“汉水文化”来给具有多种共同文化特征的汉水流域文化研究的学科方向命名，也是最恰当的选择。
第三，以汉水文化命名可以以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包容其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众所周知，地域的域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汉水文化的产生是人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结果。汉水流域周边的人不断向这个区域渗透、迁徙，而原土著居民在这种交往中逐步融为一体。考古发现，汉水流域的文化在原始部落时期，主要是老官台文化（如西乡的李家村、石泉的马岭坝、紫阳的白马石）、仰韶文化（如南郑的龙岗寺、西乡的何家湾、安康的柏树岭、汉阴的阮家坝）、龙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等(15)，这些先民们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四面八方带到了汉水流域，成为最早的居民，很难用其中的一种文化来命名。而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这里又不断地成为周边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争夺之地，行政疆域不断变化，因此也很难用行政的名称来给这一区域文化命名。同时还由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移民和流民，出现了“十里不同风”“五方杂居”的多种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特点，而且这些居民又向周边毗邻地区渗透，甚至于超越了汉水流域的界域。事实上，汉水文化研究中的域界问题，不能要求像地理学政区划分那样的精确，还是采用一种稳定性和包容性较强的、界域较为宽泛的且具有一定延伸性的“汉水文化”名称，较为符合该区域文化的历史演变。
二、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
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等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而学科则是指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汉水文化的学科建设显然是要建立起一种研究汉水流域并稍稍向周边延伸的这一广大地区所产生的文化形态特征和历史嬗变的知识体系。
那么汉水文化究竟属于什么样的学科？现代人科学观的深刻变化在于：“一门学科，不再是定义和结论的集合，而是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其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研究的进展而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16)因此，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也必须从学科演变来入手。
首先，我们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门类入手来进行学科定位。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在反观自身活动时所形成的精神现象以及这种精神现象的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显而易见的是，汉水文化关注的是作为人类创造物的文化，以及该区域的居民如何改造并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问题，不研究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因而不能归之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由于汉水文化在研究中必然要注意到该区域人们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方式、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风俗习惯的特殊性、其文化的传播和扩散等等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同时要涉及生活在该地域的居民们的知识信仰、价值观念、巫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现象，因而它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
问题在于，汉水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在何处？它究竟是侧重于人文科学还是侧重于社会科学？笔者认为，侧重点的确定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把握汉水文化的内在规律为准则。如果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切入有利于把握汉水文化的内在规律，那么我们可以把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确定为以人文科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反之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有利于把握汉水文化的内在规律，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的学科性质界定为以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
把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确定为以人文科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当地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把握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因为“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17)。但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固有传统文献基本上得到发掘，而汉水文化研究的新资料还相当匮乏，除非有新资料之发现与新思路之提出，则很难有较大的突破，只能是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只有将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界定为以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将文化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理解为“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将巫术、宗教、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精神现象也看成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有用的方式，眼光向下，走向田野，进行一些实证性研究，这样才能突破传统的固有文献，发现新的资料，实实在在地发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其次，我们需要在文化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三个学科的互动中，确定汉水文化的学科性质。汉水文化关注的是汉水流域以及向周边略略延伸的地区的文化现象，它既不能脱离涉及空间关系的地理学的学科，也不能脱离涉及时间关系的历史学学科，更不能脱离作为母体的文化学学科。如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文化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了文化地理学，文化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形成了历史文化学，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而汉水文化研究则是在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形成的一个具有综合性、边缘性、应用性的三级学科方向。这一学科定位要求我们对于汉水文化中的诸多现象，必须将它置于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去进行梳理，以了解它的过去，把握它的现在，推测它的未来。
问题在于，我们的审视点是从历史文化学的立场研究区域地理和历史，还是从文化地理学的立场研究区域文化和历史，抑或是从历史地理学的立场研究区域地理和文化？
如果取历史文化学的立场，那么重点是研究汉水流域的居民（移民或者流民）是如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他们在这种新的人地关系中是如何作出可能性的文化选择的；如果取历史地理学的立场，那么重点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是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18)；如果取文化地理学的立场，则把汉水流域以及向周边略略延伸的地区作为一个形式文化区，来研究汉水文化各种形式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各种文化的差异和变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表现。
汉水文化采取历史文化学的立场的前提是对于该区域居民的活动了如指掌，但民间资料的田野考察，目前尚未形成气候，个别的文化现象研究又不免挂一漏万。同时，该区域居民的创造文化活动的活动所以不同于其他地区，是受到当地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而采取历史文化学的立场容易寻找文化的普适性而忽略这一点。尤其要指出的，尽管文化学的研究在国内外已经渐趋成显学，最新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也列了文化学的学科，但目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专业学科设置上，尚未将文化学列为一级学科，历史文化学也未构成相应的二级学科。鉴于上述的种种困难，目前采取历史文化学的立场还不现实。
历史地理学的前提是将历史置于地理学的框架内，就像侯仁之先生最早阐明的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及其演变规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源”，而古人创造的遗产是“流”。历史地理学虽然可以给我们发掘出现实可利用的历史地理的文化资源，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一是目前现有的传统文献显然多是具有话语与权力的一方所整理的资料，“在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和从事历史著述的过程中，话语与权力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们支配着人们写历史和读历史。传统史学忽略了没有话语权力的一方：平民、日常世界和当事人，只是让政治精英和国家御用的知识精英去理解和‘创造’历史”(19)，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二是文化景观实质上是有形的物质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表现，它既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又反映了各民族的独立的文化传统，取此立场较难发现区域现实存在的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
笔者认为，采取从文化地理学的立场研究区域文化和历史，将学科定位在文化地理学二级学科下的汉水文化研究方向上更具有现实性。①从空间的研究对象上来看，汉水文化主要研究由移民或流民带入的各种文化形态在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的传播、交流与变异，进而与地域自然地理条件结合生成新的文化特色，构成其内在的演变规律，这更符合文化地理学“人类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研究对象限定。②从时间的发展角度看，汉水文化是该区域居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改变其行为文化（组织方式）和观念文化从而更加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将它的研究置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论的框架中，既可以整合历史地理学的“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的研究，又可以将多种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变迁研究。③从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功能角度看，汉水文化取文化地理学的立场，一方面有利于汉水文化资源发掘，另一方面有利于现实问题的发现，并为该地域的政府决策提供学科支持。④从现行的学科目录角度看，汉水文化研究置于文化地理学的框架内更为有利，因为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文化地理学是一个成熟的二级学科，而文化学迄今为止尚未列入一级学科目录，历史文化学也在创建之中。
三、汉水文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矛盾、某种问题而产生的，都由一个逻辑起点或一个核心问题，引申出一系列的范畴。这些范畴都是学科网上的纽结，然后逐步形成自身的体系。各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这个发展过程。
作为学科的汉水文化其核心问题是文化与自然的矛盾。人是一个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的成员。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物要求，人类创造了文化从而超越了所有的动物，并日益“人化”“文化化”。但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来进行，必然地要与自然产生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现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可靠的实证支持。例如，在汉水上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现，“该区域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水灾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本地区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初始选址条件较好的遗址上面都叠加了后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最为典型的可能要数石泉县池河镇的马岭坝聚落遗址和旬阳县吕河镇黎家坪聚落遗址。这两处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5～3米，自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早期李家村类型文化直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都有遗存”(20)。这表明了该地区文化与自然的基本矛盾，“正是因为洪水威胁的存在，原始聚落的发展往往出现间断甚或消失，使文化层堆积大多表现为不够丰厚，聚落难以向大型复杂化发展”，“但先民们是顽强地、相对稳定地生活着”(21)，体现着生存意志。可以说汉水文化的历史也就是文化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文化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进化的基本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人类与环境矛盾的一种表现。
按照文化与自然的矛盾这一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汉水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应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汉水流域及其略略延伸的周边地区的移民迁徙活动和方言。如前文所述，考古发现的汉水上中游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已经显示了该区域的文化，是由代表着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的移民创造的。而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后，由于人口增加、垦荒、战争、灾害和饥荒等各种原因，该区域的移民和流民一直未中断过。来自不同区域文化的民众进入汉水流域及其略略延伸到周边的区域，不仅要与先前来的居民发生文化的关系，同时也必须适应或者改造该区域的自然，而这就涉及文化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包括文化传播扩散的方式、路径，也涉及他们如何适应该区域的自然条件问题。移民迁徙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方言。方言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它以语言的形式保留了移民迁徙的轨迹，显示出不同文化区的文化在汉水文化这一区域的扩散、同化和顺应。(www.xing528.com)
其次，研究汉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组织方式和风俗习惯，以把握他们在这个水患频繁的区域是如何解决文化与自然矛盾的。这当中，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亲属关系、乡邻关系、社区组织、房屋形式、成人仪式、婚丧嫁娶习俗和禁忌条例等等，都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以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例如，在鄂西北的少数民族集聚地区有以洞穴和砦楼为居屋的形式，而“古崖居的建设在地势的选择上都大体相同，都选择在地势险要、水源丰沛、周边林木繁茂的大山腰依山凿洞而成。但在室内布局、洞门的修砌和居室的面积上略有不同。据当地老年人说，当时有钱人或名门望族在开凿崖洞时，是很讲究的，他们会将男女居室、灶房和‘客厅’分开，而穷家或单门独户开山建房的在室内布局上是很简单的。只是挖个石洞，能遮风挡雨，够一家安身就可以了”(22)。显然，选择石洞、崖屋来居住主要是为了预防水患，这一居住形式的变化又集中地反映了生产生活方式、亲属关系、乡邻关系、社区组织、房屋形式、风俗习惯和禁忌条例等等的变迁，是文化与自然矛盾的必然产物。
再次，研究汉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祭祀、巫术、宗教活动。由于生产知识“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不能有效的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间的良好关系”(23)，因而如何达到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只能依靠祭祀、巫术、宗教等活动。从历史上看，该地区曾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祭祀、巫术、宗教活动，也生成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文化价值观。屈原《九歌》中记载的鬼神信仰，道教的神仙故事反映的神仙崇拜，道教中张伯端、张鲁等巫术活动等等，都成为该区域最富有魅力的文化现象。
再次，研究汉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娱乐活动和文艺活动。在文化与自然的矛盾中，该区域的居民如何消除内心的困惑与紧张，如何在紧张的劳作和身心的困顿中获得一种解脱，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促成团结和友谊，如何更加优雅地实现自己的声、色、形的美感享受，事实上都依靠着娱乐活动和文艺活动。这是该区域居民不可或缺的一副精神调节的药剂。
根据前述的汉水文化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内容，我们可以采取的研究路径应该是：①进行方言调查，搜集家谱、族谱、家族墓地碑文、祠堂碑刻，以便弄清楚移民的迁移路线、所带入的其他地域文化的内容，从而了解移民们是如何适应汉水流域以及略略延伸的周边地区的自然条件，并更新原来区域文化的。②开展田野调查，选取不同类型的村庄，了解当地居民的亲属关系、乡邻关系、社区组织、房屋形式、成人仪式、婚丧嫁娶习俗和禁忌条例，弄清楚该区域居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方式和风俗习惯，并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③在不同的组群居住区，选取不同类型的祭祀、巫术、宗教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发现该区域居民是如何在文化与自然的矛盾中，企盼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活动的实际内容。④结合已经整理出版的湖北、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民间文艺集成》，同时选取不同类型的村庄的居民进行入村实地调查，了解他们的日常的文艺和娱乐活动。
经过这样的系列考察与研究，再结合传统的有关汉水文化研究的资料和成果进行综合研究，有利于总结出汉水文化的基本模式。
【注释】
(1)李锐（1954－ ），男，陕西省安康市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此文原载于《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7)鲁西奇教授在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发言《汉水流域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综合研究》。
(8)1975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梅铺龙骨洞发现人类牙齿化石3枚，其年代距今约80～100万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的早期遗址之一。1989年到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先后发掘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被定名为“郧县人”。比以前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更具有意义的是，“郧县人”完整的头骨化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非洲和欧洲同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实物。汉水上游的西乡李家村文化“不论从地层关系上，还是碳－14年代测定，李家村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很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此类遗存在汉水上中游有近十处，而其中南郑龙岗寺是影响较大的一处。
(9)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已经按省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年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部已经按省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4年版。
(10)张正明、蔡靖泉：《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拓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2)张正明、蔡靖泉：《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拓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3)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几个课题［EBPOL］.http：PP218.22.166.105：8000PRE－SOURCE P CZ P CZDL P DLBL P DLTS0084P12616－SR.HTM，2005－11－23.
(14)陈其光：《约定俗成与顺理命名》，载《汉字文化》1997年第3期。
(1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6)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8)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0日。
(19)鲁西奇教授在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发言《汉水流域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综合研究》。
(20)陶卫宁：《陕南汉江走廊新石器时代考古聚落研究》，载《经济地理》2003年第4期。
(21)陶卫宁：《陕南汉江走廊新石器时代考古聚落研究》，载《经济地理》2003年第4期。
(22)欧阳辉：《汉水崖居文化初探（上）》，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2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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