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7.2　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7.2.1　研究背景

1.上海工业发展面临衰退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以工业品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到1965年，除采掘、采伐工业以外，上海已经拥有当时中国所有的工业门类（朱金海，1999）。在计划经济推动的背景下，上海工业产品一度成为“好货色”的代名词，“上海制造”风行全国。不仅上海的日用轻工业品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上海的重工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改变了解放前上海只有轻工业的缺点。至1984年，上海以不到全国1/20的工业固定资产，为国家提供了占全国1/8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上海帮助国内许多城市建立了现代工业，主要是输送工程技术人员（许涤新，1984）。

然而，由于上海的工业设备长期缺乏改造、更新，又缺乏与国际先进技术的交流，导致上海工业始终只能在低层次、粗放型水平上增长，生产的增长逐渐受到工厂技术装备的老化和生产空间饱和的双重束缚。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开始面临老工业基地的衰退症，产品质量同国外距离越来越大，同国内距离越来越小。相当一部分上海产品不仅“外挤”能力不足，而且受到大量国外引进设备和国内其他省市优质商品的双重威胁。由于上海的煤炭、原材料都依赖外地供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的工业生产更逐渐受到原材料不足的严重影响，上海工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举步维艰。

2.全国改革开放格局初步开启

尽管上海的角色和地位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上海的经济在全国一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光环。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日益感觉到发展滞后的尴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从而对整个中国开创开放格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全国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广东等南方省市迅速崛起，反而是上海这一张“王牌”，渐渐放缓了发展的脚步。上海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产值，不仅从冠军的宝座跌落下来，而且下滑势头非常快，至1984年，已经降到全国第五位。至此，上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上海应走改造振兴新路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这一历史命题便应运而生。

3.上海城市发展定位引发思考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曾是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然而，1952年到1978年上海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子，使第二产业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2.4%提高到77.4%；同期，第三产业占比则从41.7%下降到18.6%，彻底转变成为全国提供工业产品的工业基地。与之相反，从城市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发展工业到发展服务业的转型，服务业已经逐渐在东京等国际大城市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个普遍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上海不仅落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比重过大的隐疾，城市改造和社会建设也欠账很多，住房紧缺、交通拥挤、城市公用事业落后和环境污染成为了当时困扰上海城市的四大问题。上海城市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城市发展综合失衡的问题集中涌现，这迫使上海对自身经济发展思路重新作出选择。

彼时，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尚无先例，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尚未消退，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专家学者开始对上海经济的发展定位进行系统反思，试图探寻上海在新形势、大格局下的长远出路。上海的工业“老”了，发展的模式要不要转？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还能从哪里来？如何让上海走出困境？振兴上海经济，进而带动全国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发出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之先声。这正是在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轨、上海经济出现窘态情况下，上海对自身发展思路的重新思考和选择。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伴随一系列广泛深入的调研和讨论，一场规模前所未有、汇聚顶尖专家、影响深远的发展战略大讨论随之展开。

专栏　　　十个第一，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沈峻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编者按”中号召读者“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使上海这个‘经济巨人’从病态中迅速康复起来！”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首次发出的沉思之声，当时被视为不顾全局利益的地方主义的表现。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为国家完成财政收入4 725亿元，提供全中国使用的国民收入达2 963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元，向内地输入各类建设人才140多万人。这样一个“经济巨人”，怎么病了？

其中的内容摘选如下：

据了解，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1）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省市的第一位；（2）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上海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3）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 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5）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6）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7）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 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8）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9）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10）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超过1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上海也有全国“倒数第一”的，其中主要有这五项：（1）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2）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3）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 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 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城市之“最”；（4）上海因交通事故造成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5）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官方网站，www.jfdaily.com。

7.2.2　研究过程

总体来看，本次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的时间线索大致从1980年到1986年，它肇始于调研上海工业何去何从，历经上海和全国专家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两轮研讨集思广益。先于198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承担“六五”国家哲学社科重大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后由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赴上海考察研究与上海市政府共同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报送中央，最终制订成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解放后首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并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同意与支持，成功实施了一次关系到上海城市转型的重大策划工作。

1.第一阶段：组织深入开展振兴上海工业调研

根据《上海通史》的记载，1978年上海开展的工业调研揭开了经济发展战略讨论序幕，其主要组织者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讨论的核心是上海工业的改造与振兴，时间持续了三年多。其间，市经委组织了一大批大专院校的教师、社科院的科研人员以及政府部门的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研究如何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如何增加投入。调查的行业主要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老“三大件”，以及纺织、机械等工业部门。

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上海工业设备陈旧、厂房简陋，“老牛已难以拉破车”。根据对轻工系统8.8万台设备的调查，其中属于三四十年代水平的设备占40%，50年代的占50%，六七十年代的仅占10%。在纺织系统的毛纺染整设备中，43%是1949年以前安装的。在全市工作母机中，用于粗加工的机床、刨床仍占大多数。与此相应，上海工业企业的厂房也拥挤不堪，上海手表厂是典型。这个当时上海的盈利大户，工厂内的过道、走廊及车间内都搭满了阁楼，全厂所搭阁楼近300个。很明显，落后的、低效率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结构，已很难制造出高精尖的产品。大量老设备得不到改革，先进设备难以应用。先进技术也缺乏适宜的机制转化，大量科研人才的成果只是“橱窗里的蛋糕”，难以及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为此，有学者提出建议：借鉴日本“技术救国”的经验，树立“技术救市”观念，要求中央增加上海工业投入，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

2.第二阶段：内部持续讨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

1981年，姚锡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一个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1983年4月，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个重点项目，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不仅全所的科研人员倾力投入此次研究，而且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以社科院为主力，集全市之力，把这个战略课题研究透彻，为上海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伴随着这一课题研究的展开，由上海社科院发起，市计委、经委和市委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组织的“上海经济双周座谈会”组织起来。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中，研究的内容已从单纯的工业技术改造讨论推向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把经济结构调整提到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高度。

讨论“上海经济怎么发展”的“双周座谈会”一般在社科院小礼堂或锦江小礼堂召开，参与的规模达到80人至100多人，其中不乏上海市领导和各委办负责人，时任市长汪道涵就经常参加“双周座谈会”，也会交流发言。

3.第三阶段：地方中央互动研讨形成汇报提纲

时间行进到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已经热热闹闹进行了两年多。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场有关上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大型研讨会，并把成果分别结集出版，从而将研讨活动推至高潮。

1984年4月25—27日，市计委、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联合召开第一次研讨会，只限于上海本地的同志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市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300余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参加了会议。反映此次讨论会的成果出版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论文集》。

1984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讨论了上海的发展方向问题。

1984年9月，中央派出了“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对上海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调查研究。调研组由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的宋平，以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率队。

1984年9月22—26日，名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的第二次研讨会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这次围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高规格讨论会后来被称作“衡山会议”。国务院有关领导、全国著名学者、其他省市领导及专家、市有关领导和各系统的理论工作者共5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北京专家有宋平、马洪、许涤新、薛暮桥、徐雪寒、李宝恒等，外省市专家主要有安徽的杨纪柯、辽宁的王光中、四川的顾宗枨、浙江的张奇等；上海本市各委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一大批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主持，开场由姚锡棠作主题发言。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中，来自中央的、外省市的专家们，全都在会上发表了各自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建议。为上海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也参加了大会，并提交了14篇研究报告，连同会后课题组陆续提出的研究报告共28篇，编成《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这是一次思辨飞扬、智慧凝聚的标志性会议，对上海后来发展影响深远的很多观点、建议，都出自此次会议。会后，市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综合各方面意见共同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并于1984年12月26日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4.第四阶段：获得国务院批复、载入城市规划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以“国发（1985）17号”正式通知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随后，1985—1988年国务院又连续批复同意了《上海进一步开放初步方案的请示》、《关于上海市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报告》和《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从国家层面对上海在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外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由此全面启动上海的转型与振兴列车。

在1984年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成果的基础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送审稿）》修改完成，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后，于1984年2月上报国务院审批。1986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和讨论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并作了重要指示。1986年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又上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第一个报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7.2.3　内容及主要观点

遵循研究过程的发展轨迹，此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的成果主要包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两部成果——《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和《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文集》，以及第二次全国研讨形成的最终成果——《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此外，在1984年的全国研讨会中，各专家的发言更不乏充满智慧和先见之明的重要观点。

1.《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当时上海社科院课题组的工作而言动员了48位研究人员，最终成果包括了28篇研究报告和5篇附录，于1985年7月出版。

书中收入的陈敏之、姚锡棠撰写的研究报告《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抉择》作为研究主报告，阐述了对上海城市功能战略转移问题的看法，认为上海过去主要是发挥了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上海的经济结构和上海的工业结构一样，是陈旧和落后的；实行经济发展战略转移，不仅对上海的工业是必要的，而且对上海的整个经济结构也是必要的。它提出了“上海今后仍然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发挥其单一的功能，还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发挥其多种功能”的问题，强调为了适应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应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在以下领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一，在国内外贸易中，应当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第二，随着贸易中心的形成，应当逐步相应地形成金融中心；第三，应当成为提供各种专业人才的中心；第四，应当大力发展为生产、流通、消费提供服务的各种事业，如技术、信息服务等。这些重要观点为最终形成汇报提纲奠定了基础。

2.《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文集》

除总报告外，《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围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凝聚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共53篇收录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文集》中，其中包括了第一场研讨会的成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由姚锡棠、朱金海等4位学者撰写的《新技术革命与上海经济结构调整》预测论证报告。这篇耗时半年多时间写就的文章，先是刊登在上海社会科学季刊上，后又被收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文集》一书。文章很快被广为流传，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文章中比较突出的观点，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议题，建议从“工业怎么办”的思路中跳出来，思考上海的产业之路怎么走。二是建议用国民生产总值综合考核的办法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而不是仅仅考核工业的贡献。相应地，建议上海要把金融、贸易等各种产业都发展起来，重新成为一个金融、贸易的中心城市，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工业重镇。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新技术革命，用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代表性的新技术产业代替上海的传统工业。报告在引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只有走新的路子，按照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摆脱目前发展中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困难局面，才能真正发挥上海在知识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方面比较高的优势，才能在全国四化建设中发挥先锋作用和基地作用，在世界经济之林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报告还指出：“在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同时，上海要加速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建筑、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使全市五大产业更趋协调”。(www.xing528.com)

3.《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1）战略目标。

一方面，汇报提纲提出了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的中心城市的作用。到本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而在国务院的批复中，也做了相似的描述：“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另一方面，对于达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世纪末“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在对汇报提纲的批复中肯定了采取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的方案，实现了重要突破：“考核上海的经济工作，仅仅考核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应把上海为全国四化服务所作出的贡献，把包含‘第三产业’产值在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作为主要指标。”

（2）战略定位。

汇报提纲指出，“上海应当成为我国四化的开路先锋”。在此基础上，汇报提纲明确了上海振兴发展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全国四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是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替代的。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全国四化全局的大事。”

通过此次大讨论，上海本身的功能定位也初步建立起明确的概念，在汇报提纲中有这样的提法：上海“应成为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门户，以及消化吸收后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桥梁；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外贸口岸；成为全国重要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技术信息中心；成为面向全国培训科学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广泛提供咨询服务的重要基地”。

（3）战略资源。

汇报提纲提出，上海作为全国的开路先锋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上海是我国实力雄厚的工业基地；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重要的经济技术信息中心；上海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上海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又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 500美元，居于全国的前列。由此明确了上海具有的战略资源。

（4）战略思路。

国务院对于汇报提纲的批复中指出，上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发挥相对优势，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这一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是，摒弃以往走发展单一经济的老路，发挥以对外开放为重点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作用，走综合协调、发展多元经济的新路子。

（5）战略驱动力。

汇报提纲指出，“上海近期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改革、开放和理顺经济上”。并强调，“进行体制改革是实现上面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保证。上海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积极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都必须解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积极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而且把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走在全国的前面，为实现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此明确了以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要战略驱动力。

（6）战略举措。

其一，对国内外都开放，起沟通内外桥梁作用。在明确上海应当“对外开放、对内联合”、“逐步走向以对外开放为主，起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这一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汇报提纲进一步指出其中的重点。一方面是“对外开放要加快步伐，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多方面开展工作，有效地利用国外可以利用的资金和技术，并向内地移植，同时打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是“对内联合，上海要按三个空间层次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第一层次是上海经济区四省一市的紧密联合，第二层次是长江流域包括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经济联合，第三层次是与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此外，汇报提纲还强调，“上海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只是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引进，还将进一步扩大同外国的文化交流”。

其二，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有重点地加快改造传统工业。汇报提纲提出，改造传统工业应以行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的改组为前提。使上海工业的发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对一般产品，应积极组织向郊县或外地扩散；对铁合金、电石、酒精等耗用能源和原材料多的企业，应下决心调整或外迁，以腾出场地发展“第三产业”。各行各业必须进一步扩大技术引进，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争取用较少的时间，缩短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其三，逆向发展新技术，开拓新兴工业。在工业结构的调整方面，汇报提纲认为，上海应把开拓新兴工业放到重要位置，以微电子的扩大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加强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的开拓，逐步形成一批新产品。

其四，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汇报提纲提出，“上海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更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产业发展的目标：“设想到一九九年，上海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绝对值上升的条件下，‘第三产业’在全市劳动力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分别由当时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和二十一点九，都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到二年，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进而明确短期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一，发展内外贸易，办成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第二，发展金融事业，发挥一定范围内的资金融通作用。第三，发展咨询服务，形成经济技术信息中心。第四，发展旅游事业，扩大旅游网络。

其五，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汇报提纲提出，“根据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也要适应于发挥多种功能的要求，采取逐步改造老市区和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解决近期需要和兼顾长远发展相结合的方针，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并强调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加强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尽快使上海的城市面貌有一个显著变化。为改善上海的城市和工业布局，汇报提纲明确了“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将新建工业企业都放到新区，并将老市区内的一部分老企业逐步易地到新区去进行技术改造”。

其六，经济体制改革。汇报提纲指出，上海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当迈出大的步子，走在全国的前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的活力。要切实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扩大基层企业的自主权，使它们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有责、有权、有利的经济实体，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汇报提纲提出了：政企职责分开，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公司组织形式，实行自由联合；改革工资制度，搞活企业内部分配等具体对策措施。

7.2.4　研究方法

1.分组调研讨论法

1984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最初是针对多行业进行深入基层调研，从而准确把握了上海工业存在的症结，由此明确战略研讨的议题方向。1984年国务院派出的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带队的上海专题调研组在进行大规模的调研时，是围绕传统工业改造、“第三产业”发展、城市改造和基础建设等六个专题分别展开调研的。同时，在1984年的第二次研讨会中，采用的也是分组讨论法，其中包含综合组、工业组、商业组等多个组别。这些针对性极强的专题调研和讨论，为形成清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2.多方案比较论证法

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中，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研究设定了到20世纪末，上海经济发展可供选择的三种方案。第一方案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第二方案是在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使社会总产值翻两番；第三方案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其中第三方案的特点是大幅度地提高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咨询、科学教育事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收入，使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24%上升到2000年的12.07%，整个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达到35%，工业的比重则相应地有所下降。以国民收入为标准，研究得出第三方案的综合经济效益是最优的。在1984年的战略大讨论中，同样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另一种是应当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总和。汇报将这两种意见都反映到了中央，国务院最终做出批示，指出城市不应该只发展工业，还是应该综合发展。

7.2.5　研究特点

1.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积极互动

1984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是在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是地方与中央、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更是汇集了一批沪上应用经济专家和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名家。这样规模与层级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是首次。专家学者通过参与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碰撞出许多宝贵的火花。因此，汇报提纲是北京和上海积极互动的结果，这个过程充分表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中央乃至全中国的重要作用。

2.由研究报告推动形成正式决策文件

1984年大讨论在上海内部形成《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全国决策层与专家共谋形成汇报提纲，最终推动国家文件及上海规划文件的正式发布，对未来形成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者的研究报告推动形成了最终决策的步调和思路。

3.学者的独立性观点引起决策关注

在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中，学者发表的独立性意见不仅引起决策关注，而且促进了对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和研讨。从沈峻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引发的广泛大讨论，包括之后上海社科院承担的国家“六五”规划，到1983—1984年开始有关上海经济战略的全国研讨，中央、国务院的专家组也都参与其中。整个过程当中，学者的独立性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提出把包含第三产业在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评定首要指标，在80年代理论上尚存在争议、国民经济核算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具有指导意义。“第三产业”的经济学概念早就存在，但在国内却存在思想上的障碍。通过开放式的讨论，少数人的意见最终得到了重视。

4.研究具有超前性

在此次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在之后几十年内仍然热门的观点，比如《上海理顺经济的战略形势和开创工作》一文认为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中心可能转向亚太地区，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中心，恢复远东金融贸易中心前景的条件正在逐步形成。其他观点如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分析，一是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发展新技术，包括发展新技术产业；又如建设高速公路网、建设中国的硅谷等，充分体现了战略思考的前瞻性精髓。

7.2.6　研究作用

1.引领上海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决定上海近30年发展的重要的开拓性、战略性研究。这一次肇始于调研上海工业何去何从，深化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凝聚于“衡山会议”及《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的大讨论，在万事待举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把眼光投向了2000年，首次设定了上海到20世纪末的城市定位，推动80年代由工业基地向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回归，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形成的思路和观点，不仅引领了上海后来很多年的发展，并逐渐丰富、成熟，成为指导上海城市定位的一些核心主旨，使上海多年在践行“以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中心城市多功能”的功能作用描述，后来也延续到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同时也推动了后续城市东扩战略、开发浦东的重要决策。对于这一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成果，1994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曾有这样的总结性评论：“这个发展战略是上海改造和振兴的纲领性文件。近10年来，上海开发新区、改造老城、外引内联、调整结构、展开布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是在这个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的，都是这个战略蓝图的具体实践。”^[1]

2.初步明确上海核心资源优势

通过反复的研讨，上海初步明确了自身的核心资源优势：第一，上海在历史上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有相关的人才、经验、传统和规则；第二，上海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大的工业基地，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基本上都出自上海，在工业管理、工业开发工艺、工业设计等方面有很好的资源；第三，开埠以后，上海比较熟悉国际规则，比较能够与国际接轨，国际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正如许涤新在研讨会上提出的，“对外来说，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上海对美国、对日本的联系，同周围其他城市比较，是居于优势地位的。这是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利条件。”

3.上海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本次讨论明确提出“改造、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国家应该给予上海必要的支持，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给予支援和帮助”，这也是首次把上海的振兴发展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

4.拉开城市战略大讨论的序幕

此次战略大讨论的规模和层级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由此形成的组织机制、参与的研究专家资源都为此后数次大讨论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由此不断地将上海城市的科学发展提升至更高层级，成为科学研究向社会化迈出了一大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向科学化迈进了一大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