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方法对比及实践-代表性战略规划

4.2　代表性战略规划方法论对比研究

4.2.1　研究背景与视角

区域战略规划或预测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组织研究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有些研究成果属于趋势预判型，如《2052》，该报告主要分析气候与环境变化视角下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判断，并提醒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召唤全人类尽早展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又如《美2030》探讨世界千变万化的地缘政治，展望15—20年后全球种种发展轨迹，并提供分析框架供读者思考未来的种种前景及各方面影响。有些研究成果属于挑战应对型，如《俄2030》，该报告主要分析了全球发展趋势下俄罗斯转型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还有些报告属于目标导向型，如《亚洲2050》，该报告在亚洲重新崛起视角下主要分析了如何探规避风险、探寻发展之路，以实现“亚洲世纪”；又如《美国2050》主要分析如何通过国家层面统筹规划保持大都市圈的国际竞争力。

1.趋势预判型

作为趋势预判型分析视角的代表，《2052》详尽地预测了2052年时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虽然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们担心一些悲观预测会压制人们的激情，阻碍正在进行的和未来或将发生的、旨在改善现状的行动，但兰德斯仍然对未来进行大胆预测。《2052》不仅是一份报告，更是对全人类的一次召唤，其写作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采取一定行动，推动世界可持续增长。兰德斯希望其研究成果将起到一个“外部敌人”（external enemy）的作用，能够促使全人类——至少是少数致力于此的义士——付诸行动。兰德斯教授非常注意每一个微小的、不可持续增长减少的迹象，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兰德斯教授描述的2052年并不是一个灿烂的前景，虽然世界人口的未来增长将比大多数人预想的要慢，部分与绿色经济有关的产业部门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修补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等原因，全球GDP增长乏力，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非常有限，社会紧张和冲突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生产率的平稳增长。在某些情况下，世界将在2052年之前有局部崩溃，但还不会突破如石油、粮食和水等的资源极限，世界在2052年将能够供应需求的粮食，但贫困将使得许多人挨饿。

在世界经济的5个大的板块中，作者认为美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欧洲小幅增长，而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另外10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将以“正常进步”的速度取得进展，但全球气候将为此付出代价，除了中国和以上地区之外，世界其他地方仍将陷于贫穷之中。相比较世界其他4个区域，兰德斯教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最为乐观。他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投资领域的强有力的控制，它有可能寻求为增强国家的长远未来而配置资本；中国有明确的增加公民收入的雄心；再加上对环境领域不断加大的投入，中国还将在能源、粮食和其他基本资源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良好，同时中国向经济主导地位的过渡将是和平的。兰德斯教授对世界未来的预测延续了罗马俱乐部一以贯之的悲观主义判断，但是他对中国的未来具有那么乐观的期望，在国际社会大量唱衰中国的舆论中，确实有他独到的视角和见地。

兰德斯教授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民主议会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对短期利益的注重将不能及时做出实现长期幸福所需的明智决策，从而使得市场不太可能落实必要的解决方案，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相关法规，因此不可能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气候友好的解决方案。

《美2030》也是趋势预判型战略研究的典型案例。该报告指出，在未来近20年里，全球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出现“个人能力显著增长”、“权力日益扩散”、“人口统计状况发生巨变”以及“粮食、水与能源之间关联日甚”等四大趋势。与此相应，该报告寻找出可能对2030年的世界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六大因素，并以此推演出“大停滞”、“大融合”、“大分化”和“非国家化”等四种可能的未来前景。

2.挑战应对型

以《俄2030》为例，作为俄罗斯重要智囊机构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与跟踪研究，认为经过20年的转型发展，俄罗斯进入了长期战略发展阶段，而面临国内外新挑战，需要在预测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战略分析以明晰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强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提升俄罗斯对世界进程和全球治理的影响来改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质量。研究的开展源于三大背景：一是俄罗斯进入发展战略阶段，社会经济形势严峻。经过20年（1992—2010）的转型发展，俄罗斯已经度过过渡时期，进入长期战略发展阶段。这些年里，俄罗斯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克服了20世纪末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保持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开始恢复。近期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新的危机。由于受到金融危机重创，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社会问题凸显。2009年，俄罗斯全年GDP实际下降7.9%。而贪污腐败问题依然是俄罗斯积重难返的病症。二是俄罗斯正在面临多重国际环境新挑战。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挑战主要体现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上。首先，俄罗斯与欧罗斯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欧盟能源供应多元化政策的挤压。俄罗斯70%以上的油气出口市场在欧盟，但是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新能源战略计划，决定通过建设新天然气管道和风力发电站，加强欧盟的能源自主性，这使得俄罗斯在欧洲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其次，俄罗斯发展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战略计划受到来自欧盟、美国和中国等复杂因素的制约。此外，俄美关系长期存在不确定因素。三是俄罗斯国家转型需要自身的战略指导。历经20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处于一个世界其他主要大国再也无法向其提供明晰引领指标的境地。这种局面不仅可归因于俄罗斯政治及行业精英习得的成熟转型政策经验，同时也因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者已促使主要全球角色寻求经济、金融、安全、技术和气候变暖领域的“新规范”。俄罗斯不得不为这些全球趋势做出自己的贡献。俄罗斯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充分参与并适应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领域的全球发展趋势。如果考虑到现代化的任务，分析未来20年的全球长期发展对于俄罗斯而言意义尤其重大，对于将在俄罗斯面前呈现出怎样的世界前景和挑战，迫切需要清晰的认识。

3.目标导向型

《亚洲2050》与《美国2050》都属于目标导向型研究成果。《亚洲2050》主要在分析亚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亚洲各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进，实现亚洲世纪。《美国2050》则主要是分析如何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着手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圈。

《亚洲2050》：作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进机构，亚洲开发银行长期为亚洲各会员国或地区成员经济发展筹集与提供资金、拟定发展项目、提供技术援助、协调经济发展政策。通过多年来的各类服务支撑和相关研究积累，亚洲开发银行意识到，经过过去四五十年的高速崛起，全球可能再次迎来“亚洲世纪”。但是，由于亚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快速的崛起既提供了历史机会，也具有非常多的挑战。在它通往繁荣与脱离贫困的漫漫长路中，亚洲需要保持高速的增长率，解决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缓解资源竞赛所带来的环境恶化。此外，为了实现亚洲世纪，亚洲的经济体还必须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向“亚洲世纪”的美好前景，亚洲需要各种新的政策来应对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并主持了《亚洲2050》这项研究，研究将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试图在明晰亚洲崛起风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情景分析模式、构建区域合作框架以及强化亚洲的全球责任等五个方面提供新的价值和洞见。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亚洲重新崛起的动态过程和不确定性，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以及这个地区在未来40年中可能较为合理的发展方案，确定改变的驱动力以及亚洲地区必须做出的政策选择，概括出对亚洲地区而言的国家、区域及全球改革议程。

《美国2050》：进入“第三个世纪”，美国迫切需要新的战略来奠定新阶段的国家发展基石，提升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发展可持续性以及民众的生活质量。《美国2050》是美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全国国土空间战略规划，由联邦政府提议，研究和构建美国未来40—50年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在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以应对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以维护和坚实美国作为“全球领先者”的战略地位。在核心议题的选取上，由于该规划主要由“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管理，具体由美国区域协会组织实施的战略研究项目，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职位分层和部门分类，其核心理念是“区域主义”和“区域城市”^[1]，认为城市扩张并不是城市发展逻辑的必然选择和结果。因此，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特点决定了《美国2050》以建设美国大都市圈的主要规划目标。其首要目标在于为美国识别和构建10个乃至更多的大都市圈，并围绕其探索创新性的政策和投资战略，从而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生活宜居水平。

4.2.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总体思路

全球或区域战略规划的总体思路通常是由分析战略环境出发，在厘清战略资源、明确战略驱动力的基础上，研究未来发展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未来发展愿景，最终提出用于实现愿景的对策建议。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基于研究主体和研究背景的差异性，各类研究会有不同的关注重点，有些研究会特别关注某些重点环节，而有些研究则会进行综合分析。

（1）关注重点环节。

《2052》与《俄2030》虽然也涉及战略环境、战略资源、战略驱动力、战略风险、愿景目标、思路与对策，但两者都比较注重关键环节的研究。比较而言，《2052》比较注重人口、GDP等关键要素的未来变化趋势；而《俄2030》则对于俄罗斯发展的国际环境具有较为细致的分析。

《2052》研究思路：兰德斯教授在《2052》研究过程中，主要基于系统动态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对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系列全球趋势进行预判，从而构建出未来40年世界变化的大致图景。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世界市场长期处于均衡状态。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读报纸或走在街上的时候，所观察到的是一个均衡的世界。而系统动态经济学派认为世界是不均衡的，兰德斯认为整个世界正在不断从一边倒向另外一边，在探求着下一个均衡，它总是永不停息地探寻着。基于系统科学的要求，兰德斯构建了世界模型，并将预测工作定为两个问题：其一，“未来40年，全球消费模式会有什么变化”；其二，“在什么情况下——也就是在何种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会出现未来消费模式”。这两个问题，其实也不妨合并成一个问题：“个人在2052年对自己的生活会有多满意？”在此基础上，兰德斯提出了对人类行为的反思，并倡导全人类尽快脱离思维定势，为可持续发展积极行动起来。

资料来源：根据《2052》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1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技术路线

《俄2030》研究思路：该研究从开展长期预测的要求出发，从意识形态、经济增长、社会领域、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挑战等五个方面对全球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分析了未来20年俄罗斯在这种全球趋势下的风险和机遇，进而提出具体的评估和政策建议，报告的研究框架如图4.2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俄2030》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2　《2030全球战略预测》的技术路线

《美2030》研究思路：该研究首先对全球发展的几方面趋势进行了分析判断，然后重点对世界全局发展产生影响的几大要素进行了分析，最终确定未来世界发展的四种情景。相对而言，该研究重点对影响世界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美2030》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3　《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研究总体思路

（2）综合战略研究。

与《2052》和《俄2030》相比，《亚洲2050》和《美国2050》研究更加全面，对于区域战略研究的背景、远景及对策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亚洲2050》研究思路：该研究主要面向亚洲的决策者，高层商业领袖，以及主要的评论家，其目的是对亚洲从现在到2050年可能从全球社会中历史性崛起的前景和战略达成共识。其主基调为：亚洲要再经历另外40年持续的进步绝非是天上掉馅饼，但亚洲在寻求一个“亚洲世纪”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亚洲政策制定者们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必须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措施。研究汇集了世界各地20多位经济学家的宏论，并形成了有关亚洲过去和未来的8个关键议题：一是亚洲过去50年间的重新崛起及“亚洲世纪”在未来40年可能的演变；二是亚洲从18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出现到现在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史；三是推动亚洲从现在到2050年这段时期内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人口结构、资本深化、城市化、中产阶层的增长及通信革命；四是展现“亚洲世纪”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背景和假设；五是亚洲国家在向“亚洲世界”行进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巨大挑战；六是实现亚洲世纪的战略框架以及实现“亚洲世纪”的政策议程的关键要素；七是实现亚洲世纪的战略路径；八是错过“亚洲世纪”的成本及对策建议。基于此，研究形成了重点突出、线路清晰、简明流畅的技术路线安排（见图4.4）。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2050》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4　《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研究技术路线

《美国2050》研究思路：研究注重以人口、环境和经济一体化发展为规划理念，研究框架以“将美国的大都市圈建设成为全球范围最具竞争力的宜居宜业之地”为核心目标，以多层级的区域合作、多式联运的交通体系、优美的景观环境、均等的就业和社会机会、有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五大愿景为指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并延伸出基础设施、大都市圈、景观环境、滞后地区发展等一系列专项研究，研究技术路线如图4.5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2050》相关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5　《美国2050》研究思路

2.战略研究方法

全球和区域战略研究的研究方法涵盖范围广泛，模型工具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其预测或分析手段通常包括计量模型和综合推演两类。其中，计量模型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及严谨的计算方法，如《2052》；而综合分析需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这在各类代表性研究中都有体现。两种分析方法各有特点，对于区域战略规划或预测都非常重要，并且，由于长周期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相对较多，综合性的分析手段通常在各研究中都有使用。

（1）计量模型。

《2052》和《亚洲2050》在对未来全球和区域发展趋势的预判中，都从系统理论出发，借助计量模型来推算未来发展前景。

《2052》：在该研究中，兰德斯教授的预测基于简单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一系列全球趋势的产生。预测在罗马俱乐部构建的世界模型^[2]基础上，将模型进一步改进完善，选取了一些由惯性阻碍而发展得相当缓慢的实体与概念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这些事实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因而比大多数现象更容易研究。这类事实变量包括人、GDP、能源使用、温室气体排放量、气温、工业基础设施和许多基本价值。这些事实需要数十年才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兰德斯将这些缓慢变化的事实称为预测中的16项“决定性的支柱”（参见第2章图2.3）。除了“决定性支柱”的数据外，还要增加无形的、非实体的变量，其他更主观一点的问题则采取定性方法。在研究中，兰德斯使用了统计数据库、动态电子表格等一些工具，使预测尽可能保持前后一致。

《亚洲2050》：该研究借用大量计量模型，如借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推算亚洲未来发展的两种前景模式。为了展开关于亚洲的长期性设想，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了许多专家以建立多维与多阶段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使用假设来阐述近期分析研究的中心思想，并以之引导后面分析的方向。当然，这种假设不是严格意义的数理统计方法上的。但这并不妨碍利用假设突出研究的中心思想，并利用假设帮助阐述分析的结果。另外，为了突出亚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快速崛起既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也提出了显著的挑战；“亚洲世纪”与“中等收入陷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研究也采用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

（2）综合推演。

《俄2030》、《美国2050》和《美2030》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计量模型，但更多的是结合其他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推演。

《俄2030》：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际安全等重要全球问题出发，对于各领域的未来全球趋势进行并行预判。由于该研究是跨学科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们根据积累的经验，发展了原创的预测方法。该报告以预测的GDP、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以及研究所独创方法获得的其他指标作为本项预测评估工作的统计数据基础，以大批研究不同全球问题、不同地区和国别的专家具有长期的未来预测图景作为经验基础，聚焦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持续性变化趋势，同时考虑国际范围内的预测实践，揭示了具有战略影响的长期趋势本质特征。该报告全面考虑了不同类型发展的广泛关联，比如经济、金融、人口和社会趋势，科技进步的成就，意识形态活动、社会心理倾向和文化进程等，使我们可以形成未来20年全球根本变化的完整画面。(www.xing528.com)

《美国2050》：主要是运用鱼骨图方法，根据自身相关的关联要素对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及对未来进行规划。该研究以美国为核心对象，根据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趋势，逐一对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其中，在大都市圈研究中，该项研究运用到计量模型。但在基础设施、景观规划中采用综合定性分析为主。此外，该项研究是一项持续性研究项目，在未来的系列研究报告中可能会采用其他研究方法。

《美2030》：采用多情景分析方法，结合全球发展大趋势与改变全局的因素，通过分析影响全局因素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推导未来世界图景的可能性。但在具体预测人口、能源资源、城市化等方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引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美国能源信息局等利用计量方法得出的数据。

4.2.3　研究工作机制

1.研究主体

对于战略规划和研究而言，研究主体的性质和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的视角、范畴和质量。一般来说，从事全球或区域战略规划的主体都是该区域或领域最为重要的智库，这些智库通常具备一定的全球知名度，对于国际和地区的发展非常了解，并与区域的各类利益主体和政府部分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合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将研究主体归结为国际组织、著名智库和混合主体等三大类。

（1）国际组织主导。

以《亚洲2050》为例，它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研究。亚洲开发银行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965年，亚行在成立之初只有33个成员，如今成员数量已增至67个，其中48个成员来自亚太地区，日本、美国和中国是亚行的三大股东。建立亚行的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不是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它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赞助建立的机构，同联合国及其区域和专门机构有密切的联系。亚行多年来通过贷款、股本投资、技术援助、联合融资相担保等多种方式，对发展中成员提供援助。同时，亚行长期关注全球和亚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主要出版物包括《年度报告》、《亚行季评》、《亚洲发展望》和《电讯》等，并致力于推进亚洲一体化合作进程。

作为促进亚洲地区重新崛起，实现繁荣与合作的倡导行动的重要环节，亚行主持开展了面向2050年“亚洲世纪”的长周期战略规划，《亚洲2050》报告于2011年5月4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发布，并就此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借助此份报告及相关研讨，亚行联合各成员国和相关力量，提议通过自下而上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式在全亚洲内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同时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更好的合作，从而以一种和平与和谐的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2）智库主导。

以《俄2030》为例，该研究为官方智库主导的典型案例。《俄2030》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主持，是由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地区事务和国家研究的专家组推出的跨学科研究报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俄罗斯最高的学术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18个学部之一，成立于1956年，前身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1925—1948）。2013年，俄联邦政府通过一项有关改革俄罗斯科研机构的法案，要求合并重组俄罗斯科学院，合并后的新科学院下属的科研院所将由一个新的直属俄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管辖（暂定名“科研院所署”）。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从事社会经济、政治和战略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实力很强，对国际形势发展能做出独到的分析和预测，在俄罗斯国内学术界和政界以及国际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历史上，А.А.阿尔祖马尼扬、Н.Н.伊诺泽姆采夫、А.Н.雅科夫列夫、Е.М.普里马科夫、В.А.马丁诺夫和Н.А.西蒙尼亚等众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俄2030》的主编为А.А.登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此次研究延续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长期预测传统，并在研究领域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与研究所以往的预测（2001年的《世纪之交的世界》和2007年的《2020年前世界经济预测》）相比，《俄2030》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第一次给出了世界全方位的发展图景，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俄文版已于2010年底呈报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等政要并获得好评，为推进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地区安全等领域构建全方位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2052》则是由民间智库主导研究的典型案例。《2052》有世界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主导研究。罗马俱乐部最初成立于1968年，是由一群来自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精英人士组成的非正式的社团，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俱乐部成员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有着共同的关注和担忧，希望能通过更加系统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未来世界开展预测。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2052》是该论著的再一次延续，它主要预测从现在起到2052年于宏观层面将会发生的情形，旨在鼓励人们采取一定行动，推动世界可持续增长。

《美2030》研究也是以官方智库主导的典型案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是美国情报体系内最高级别的分析机构，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直接领导，其前身是1950年中情局下设的“国家评估理事会”。主要职能是在专业领域协助总监工作、负责撰写国家情报评估、了解决策者需求并在情报体系内分配任务、吸纳情报体系外专家的意见及分配情报资源等。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情报分析主管，目前下辖12名国家情报官，分别负责非洲、东亚、西半球、军事问题、经济与全球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扩散等领域。作为美国战略情报评估在专业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该委员会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质量最好、不加修饰和不含偏见”的信息而享有盛誉。

（3）混合推进。

《美国2050》是这一类混合型研究主体的典型代表。《美国2050》由“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发起，研究主体包括国家委员会和民间基金会。“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由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区域规划人员组成，主席有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城市规划部主席阿曼多·卡博内尔（Armando Carbonell），南加州政府联盟主席马克·皮萨诺（Mark Pisano），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主席罗伯特·亚罗（Robert D.Yaro）；委员包括前美国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Bruce Babbitt），《2020年芝加哥大都市》编委会主任弗兰克·比尔（Frank H.Beal），邻里技术中心主席斯科特·伯恩斯坦（Scott Bernstein），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尤金尼亚·伯奇（Eugenie L.Birch），波特兰地铁理事会主席戴维·布拉格登（David Bragdon），美国精明增长协会主席唐·陈（Don Chen）等。该项研究以“美国2050”为核心主题，尽可能涵盖了综合性的全国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所可能涉及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及社会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和专业机构。

2.研究组织模式

战略研究的组织模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区域特点需要不同的组织模式，同时也决定了研究成果的特点。总体而言，战略研究的组织有独立攻关、内外混编、专题外包、外部并行、网络平台协作、公众征询等多种模式。就上述几项代表性研究而言，主要呈现出内外混编、平台协作和独立攻关三种模式。

（1）内外混编型。

内外混编型组织模式主要是由某一组织机构主导，并引入外部研究力量，一般是国际著名智库或大学著名研究团队，如《亚洲2050》。

《亚洲2050》由亚洲开发银行与圣坦尼集团共同参与研究。亚洲开发银行下属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领导了这一研究项目，办公室的高级总监阿肖克·夏尔马^[3]参与该项研究的全过程。亚行的许多专家、学者和高级主管都参与行政管理、协调、调研、撰写以及报告的修订工作。同时，亚行引入圣坦尼集团共同参与研究。圣坦尼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瑞尔达·考利^[4]先生是该项研究团队的队长兼首席专家，他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圣坦尼集团的阿尼尔·索德^[5]指导本书的其他编著者确定该研究成果的主要章节的研究和协作框架。此外，一些国家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也为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和相关观点。一些国际智囊团和机构也对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5月召开亚行第44届年会暨行长研讨会以及同年6月召开的亚洲智者小组讨论也为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该项研究成果于2011年5月4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发布，并同时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其研究工作机制如图4.6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2050》相关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6　《亚洲2050》工作机制

（2）平台协作型。

平台协作型组织模式一般由政府下设的机构成立研究平台，规定研究范围体系，设定大研究方向，引入外部各研究力量加入，根据研究特点针对专项问题进行研究，如《美国2050》。

《美国2050》研究于2006年由联邦政府提议，由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等资助，由“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管理，联合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研究构建美国未来空间发展的基本构架。“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由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区域规划人员组成。《美国2050》是一项持续性研究项目，研究时间较长，没有明确具体研究周期。其各阶段研究成果通过“美国2050”网站发布，其研究组织机制如图4.7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2050》相关报告文本整理绘制。

图4.7　《美国2050》研究组织架构

（3）独立攻关型。

独立攻关型研究组织模式则较为单一，主要是由单一研究团队或组织机构进行研究，如《2052》。

《2052》主要由民间智库罗马俱乐部乔根·兰德斯教授的研究团队完成。挪威管理学家兰德斯是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国际著名的未来学家和全球系统研究的先驱者，罗马俱乐部元老级成员。早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25岁的兰德斯就作为该项目最年轻的负责人，参与到经典著作《增长的极限》的研究与写作之中，从而成为全球极富争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2052》的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来源于罗马俱乐部成员，俱乐部为维护其学术领先性和国际代表性，创立40余年来一直维持100人左右的小规模、松散型的组织特点，成员入会要求严格，加入俱乐部需要老成员的介绍，申请人必须在学术领域有预见性的研究，或是关注全球长期变化的企业家和政治家。

《美2030》主要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马修·伯罗斯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作为该报告的主笔，伯罗斯也是过去三次《全球趋势》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和项目负责人。此外，《美2030》组织模式非常明显的特点是，该研究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美国国内外的专家共同探讨。为深入理解未来趋势和多方观点，他们曾与数百位专家交谈；为此访问了近20个国家，同政府、学界、智库、科研院所和工商业界的不同专家进行广泛的磋商。

4.2.4　成果发布与更新

成果发布与更新同样是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球或区域战略规划的观点宣传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成果发布形式

一般来说，战略规划成果及发布形式包括研究报告、网站建设、论文、出版物、会议和论坛、文化和社会活动、社会联系网络、各领域间合作、行动计划与启动项目、政策文件等。就所研究的代表型案例而言，其成果发布形式基本涵盖了上述方面。其中，由官方或国际组织所主导的战略规划，其规划成果向实际项目、计划和相关政策的转化效率会更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官方或国际组织主导研究的目标导向性和实际操作性更强。

表4.1　代表性战略规划研究成果形式及发布

资料来源：根据各代表性战略规划发布成果整理。

2.成果更新周期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地区发展进程的变化，战略规划的研究成果必然要不断更新。由于研究内容和组织模式的不同，各类战略规划或研究成果的更新周期、更新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主要呈现为“长期跟踪与定期更新”和“动态监测与滚动更新”等两类。

（1）长期跟踪，定期更新。

“长期跟踪，定期更新”的模式主要被一些专业性机构所设立的研究项目所采用。它们通常长期关注某一或几个领域的全球性或区域议题，拥有丰富的数据积累和独到的模型体系，并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能够依据研究对象的不断演变而适时完善研究方法和手段、集聚特定领域，实现研究成果的定期更新与调整。如罗马俱乐部的《2052》，以40年为预测周期，定期设立研究项目，更新研究成果。又如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俄2030》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美2030》。

罗马俱乐部创立于40多年前，从那时起，俱乐部就着眼于未来几代人可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开始讨论世界发展的极限问题。1970年，罗马俱乐部借助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着手分析研究全球经济的总体演进过程，研究团队借助计算机设计了一个LTG（增长的极限）模型，当整个系统随时间变化时，它能跟踪各项变量及其相互作用，并于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此后的40多年中，俱乐部根据全球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完善模型体系，每年召开相关研究会议，并延续此议题陆续发表了30份报告，如《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未来路线图》（1980）、《超越极限》（1988）、《考虑到自然》（1995）、《私有化的极限》（2005）、《全球人口危机和之后》（2006）、《蓝色经济》（2006）等，都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2012年是《增长的极限》报告发布40周年，俱乐部通过对这场40年前辩论的回顾，以及对历史、发展与现实的分析，希望对未来的40年做出新预测，这也是新项目“2052年的世界”的由来。

《俄2030》是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预测性研究成果。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根据俄罗斯国内外发展形势定期或不定期的发布长、短期战略预测。例如，2005年、2008年和2012年发布的《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和外交政策年度预测》等短期预测报告，以及2001年出版的《世纪之交的世界》、2007年出版的《2020年前世界经济预测》和2011年出版的《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三个关于全球化的重点长期预测。

《美2030》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定期发布的预测性研究成果。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四年定期发布《全球趋势》报告。从1996年到现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已经发布五份该系列报告，前几份包括《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等，对各时期未来世界15年大趋势进行分析预测。

（2）动态监测，滚动更新。

“动态监测，滚动更新”的模式主要被一些官方或国际机构主导的项目所采用，其研究成果通常为一项持续性的研究工作，并根据各阶段成果适时转化为项目、计划和政策文件的实际需求，进行不定期的细化、完善和落实。如“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管理的《美国2050》。

《美国2050》是一项持续性研究项目，研究时间较长，没有明确具体研究周期。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各大学等专家学者不断对大都市圈、基础设施、就业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财政融资等问题进行研究。其各阶段研究成果通过“美国2050”网站发布，其衍生的大都市圈、区域交通网络、环境与景观、滞后地区发展等专项规划也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深入而相继展开。研究基于整体框架，不断在新形势下分析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方法，并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如在2006年，课题组分析了美国基础设施情况，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在2009年后，课题组对美国高铁进行了规划。目前《美国2050》已经发布的关于大都市圈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加利福尼亚地区面临的挑战分析、得克萨斯三角地带的经济融合与交通走廊规划以及2011年发布的东北巨型区域《2040年城市增长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