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任谦副司长访谈录

如何发展壮大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任谦副司长访谈录

访谈时间：2005年8月8日

访谈地点：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

近年来，随着广电政策逐步开放，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迅速发展。其发展现状怎样？遇到了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怎样看待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的发展前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任谦副司长。

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还没有规模化

周建青：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多少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领取到了节目制作许可证？这些节目制作公司可以分为哪几类？您是怎样理解社会节目制作公司这个概念的？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任　谦：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1700多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领到了节目制作许可证，其中包括127家已经取得电视剧制作甲种证的单位。关于制作公司分类的话，从公司性质来分，可分为电视台所属制作公司、事业单位国有控股（包括军队的）公司、民营的社会资本公司。社会节目制作公司是指除广播电视系统之外所有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对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生活、推动我国电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去年，我国生产了一万多集电视剧，其中80%是社会制作公司生产的，电视剧制作产业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

▲中间是任谦，右边是李宝萍，左边是作者

李宝萍：据调查，我国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规模小且各自为战，有的制作公司拿了大片之后，不能独自承担，作为主管全国节目制作公司的职能部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任　谦：小而全的公司都不够专业，据了解美国有些制作公司专门给电影加噱头，它分得很细的；我们一切都是自己做，小而全，恰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们要打破这种小而全的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推动规模化生产。2004年，我们就已开始着手推动制作业的规模化，2005年5月首个民营影视制作联合体——东方传奇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家公司由四家民营影视制作公司联合组建而成，注册资金为五千万元。这家公司除了继续拍摄金庸的武侠系列片外，还斥资买下了王蒙、苏童、王朔等著名作家代表作的版权，准备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编剧、服装、制作、销售等环节，公司分工明确，这才叫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东方传奇成立后，我们也在总结它的经验。将来也不是政府出面要谁和谁组建大公司，而是由他们自己谈，在政策方面我们给予扶持，民营制作公司刚起步时，一般不会给它电视剧甲种许可证的；但是这家成立之后，我们马上给它甲种许可证，这就是政府所能做的，一成立就给他甲种证，这就叫扶持。横店影视集团，浙江最大的民营制作集团，当地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了它许多优惠政策。我国政府现在也有文件规定影视制作公司可以享受财税方面的优惠政策。

按文化产业政策来扶持影视剧的生产

周建青：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虽然量多，但不强大；以生产电视剧为例，近年来我国每年生产的电视剧超过一万集，但是精品少，以致1/3的公司赚钱，1/3的公司保本，1/3的公司亏本，对此，广电总局是否考虑到联合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制订出一系列对社会节目制作公司扶持的政策，使我国的节目制作公司不断做大做强？

任　谦：现在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在生产电视剧，都以为电视剧能挣钱，其实这里面很复杂。如果看播出渠道的话，有中央、省、市、县四级电视台；如果中央台首播了，地方台只能是二轮播、三轮播了，这个价格要差很多，而且中央台愿不愿意给你播呢？如果这个片子卖给省台，基本上就是省台播了。播放渠道在四个层次，每天播2- 3集的话，按365天算，能够在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也只有6000多集，但是现在产量大大超过实际播出的需要，如果超过100%，就有50%的要沉淀，因此，电视台好中选优，有收视率的他就买，没有收视率的就不买。过去大家喜欢拍比较适合观众的警匪片，后来总局下了个规定，警匪片不能上黄金档，这个题材一下全打死了，所以现在电视剧重播率特别高。为什么呢？第一是播出平台有限，第二是没有很多适合老百姓看的优秀片子。我们现在审查得非常严，政府官员认为好的可发许可证的老百姓不一定喜欢，既叫好又叫座的电视剧有，但比较少，因此，很多电视剧要沉淀下去，我们产量太多了。而且这6000多集中，还要引进一定的量，按照播放比例来讲，国产剧与引进剧的比例大概是8:2，这样，每年引进剧加起来有1000多集，因此，每年淘汰、沉淀、亏本的肯定是有，符合市场规律。要么你不生产，生产的话，肯定有风险。政府在政策上扶持，但对每个剧来说，不会扶持，不会给你钱；在税收方面可以调节，作为文化产业就按文化产业的政策来扶持。

李宝萍：对影视节目制作公司的管理权，主要由广电总局及省级广电局掌控，在调研中，有些市级广电局社管处反映，由于他们没有审批权，因此他们无法对影视制作公司实施有效的管理，对此，市级广电局要求下放一点管理权给他们，让他们共同来参与管理，对“权力下放”问题，您怎样看待？

任　谦：对制作公司的管理，我国是实行两级管理，由广电总局与省广电局共同管理。中央领导强调一定要严把市场准入关，省里把关相对要紧些，管理权一旦下到市里后就会五花八门。过去电视剧制作权都属总局管，后来，我们把权下放到省里去了，现在总局只管甲种证，乙种证不管了。乙种证作为项目管理，由省广电局管理。甲种证代表最高资质，年限是2年。连续两年制作达到3部中长片电视剧（8集以上）或4部短剧的可发放甲种证，后来又减了一部；真不容易达到，因为生产电视剧是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不一年一审，而要二年一审？因为制作电视剧有个生产周期，有的是跨年度生产；就投资来讲，还有个资金规模问题，现在一集现代剧是30万元，20集就要600万，3部就是1800万。

我们在调整管理权，但是放到市里面我们还没有考虑。就制作业发展来讲，与管理权下放到市里面没有很大的关系。什么时候下放到市一级，要看制作业的发展情况；如果将来节目制作公司发展多了，全国有一万多家，省里面也管不过来的时候，那时就要考虑市一级的管理权了。

电视制作业的真正门槛是注册资金，300万元是这样确定的

周建青：据了解，申请制作公司的注册资金很多都是虚拟的，虽然总局规定不少于300万元，但是实际上很多公司在申请时，帐上有很多钱，过几天、十几天或一个月资金就抽走了。对此，总局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注册资金虚拟问题？

任　谦：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注册资金为50万元，那时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后来提高到300万元。现在50万元的话，很多老百姓有了，我们算了一下，300万元也是很低了。制作一集电视剧就要30万元，50万元只能拍一集半的剧，那你还是个公司吗？社会融资时，人家也不会相信50元万能融到什么资，就以300万元为基准。我们老是讲电视行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你必须有高投入，才能有高产出。上次有个人建议我们搞零资金注册，那不可能，这不是开个门档卖水果。卖水果还要投入几十块、几百块钱呢，零资金注册是不可能的。你注册后抽走资金，这是你规避我的政策，是你老板的问题。注册资金定为300万元，意味着要承担300万元的责任，让他增加一种责任感。如果打起官司来，法院判你还有社会诚信的问题。现在我们认为300万元还不够呢，还要往上提。例如上海有个汽车演员在拍电视剧时淹死了，如果真打起官司来，老板要赔300万元才能破产。当时以300万元为基准，我们也是经过调研得来的。至于老板抽走资金是另外一回事，小打小闹是做不起来的，他只不过拿了一块牌子而已。抽走资金的公司往往是进来看看，他觉得这个好玩，拼凑起来了，想干点事实际上也干不了，没发展起来，马上就垮了，300万元是最基本的。2004年刘云山部长说要提高制作业的门槛，我们没有其他门槛，只有注册资金的门槛。原来还有个门槛就是必须挂靠地市级以上的文化新闻出版单位。这样，挂靠的单位就变成了稀缺资源。一个地区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文化局等就这么几家，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家、二十家。制作公司挂靠这些单位，每年要交管理费，有的达几十万元，管理费是一个非生产成本，这样就不合适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门槛取消了，我们说谁审批谁管理。例如，广东省的制作公司由广东省广电局社管处管，但不许收费，要减少非生产性成本。我们在34号令中就强调这点，门槛不是没有，而是谁批谁管。从电视制作业来看，真正的门槛就是注册资金。钱不能太少，300万元就是这么来的。

影视制作公司为什么大多数缺乏长远规划

李宝萍：由于我国广电政策的不稳定性，许多社会节目制作公司的发展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想过如何去做大做强，对此，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任　谦：广电政策的不稳定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宣传部门，宣传部门是靠政策来吃饭的，他要根据一时一地的情况，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不断调整。广播电视政策每年都在调整，这不叫不稳定，这是属政策环境的问题。当然大的政策环境还是稳定的，比如说我们鼓励电视制作业的发展，从十六大提出以后到我们34号令，这都是我们行内一个基本的法令。这么大的部门还是要靠法律、法规来管，至于方向我们明确告诉大家当作一个产业来发展。

政策是经常调整的。民营制作公司发展没有长远规划，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老板本人的素质表现，他懂不懂这个行当，这是一个主观上的原因；二是政府给他们什么样的资讯。现在我国数字电视、IP电视发展很快，作为业主他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他没有地方获得这个信息。我们搞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IP电视就是给大家增加一个市场渠道，拓宽一个市场面，我们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今年又批了多少个付费频道与少儿频道，专业频道多少个，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频道，好让他们生产节目来提供。政府与市场主体平等对话、沟通交流有，但是不够。一是业主自己不去想；二是政府渠道不畅；三是制作公司只看眼前利益；由此使他没法做长远规划。三、五年内公司制作几部精品，到2010年发展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有，都是眼前的。没有长远规划，不仅制作业是这个情况，而且其他中小企业也是这个情况。当然，制作业中还是有些公司有长远规划，像光线传媒、东方传奇就是如此。钱进来后，公司要对投资方负责，每年增加多少利润才能还得起人家的钱，除了还本还要还息，逼着他去想这些问题。只是这样的公司太少；大多数是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看一步。这也是规模小的问题。

1700多家制作公司里面有长远发展规划的不多，大多数缺乏长远规划，这是我们要加强引导的方面。如何引导我们也有想法，比如每年出一本《制作业手册》，手册里把每年有多少个专业频道、什么设置等等全包括进去，我们2005年出了一本《广播电视播出、制作、传输机构名录》，免费派送给制作公司，以后我们还要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www.xing528.com)

影视制作业风险确实存在，我们要解决建立行规行矩的问题

周建青：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节目在卖给电视台时，由于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行业标准，因此，买卖双方往往是不平等的，电视台常常以掌控了播出平台的优势来压价，对于这个问题，总局能否制定出一个可供参考的行业标准来平衡各方利益？

任　谦：这个不平等在我国体制内肯定是存在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就看谁大”。现在我们是店大，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没有商业电视台，没有什么竞争，一个地方一个台，“店大”也要讲规矩。制作业风险确实存在，我们要解决建立行规行矩的问题。我国制作业市场的秩序不够规范，这样造成了开店的人老欺负客人，而且客人还不敢告他。协议签了，但他没把它当回事，他可以找很多理由挤你出去。我们要解决的是进来有个规矩，要把法律法规建立起来。除了《合同法》、《著作权法》外，我们还要建立起有针对性的法令制度。

现在所有风险都是在制作方，因为一个制作公司不可能保证每部片子都是精品，每部片子都是成功的，都是有收视率的。他可能两年之内生产一部精品、一部废品，但成本要从精品里面提取才能再去生产。

公司制作出来的电视节目及电视剧，电视台可以挑三拣四。怎样规避制作风险？电视台回款应该要交，要严格按协议来办。原来想搞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格式化的合同，后来有人说这不是你们政府办的事呀，就没办了。但是现在买房合同照样是格式化，霸王条款照样存在。

我们搞个统一的合同出来，一定会是客观公正的，起码保证制作公司有个底线。合同文本都已经拟好了，并且有一句“必须统一使用广电总局统一印制的规范的合同文本”。我觉得这个标准化、格式化的合同，更多的带有一定的指导性。制作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可以参照这个格式化的合同，如果觉得太离谱，承受的风险过多，可以拒绝签订。现在纠纷越来越多，上海有一家公司一页纸的合同卖了四部电视剧，他什么权力都没有，打官司的时候没法打，吃亏了。当然，市场上如果大家缺乏诚信的话就难办了。

中央台信誉好，回款快，但价格压得太低。与中央台签了协议，播了以后，他绝对守信誉。店太大了，有的公司认为只要节目能在中央台播出，价格低点也无所谓。

2004年有个统计，历年沉淀在电视台里应该返还给制作公司的资金大概有7个亿，广告部的主任今年换了，接班的主任不认帐；明年接班的主任也就不认了；后年的就更不认前任的了。很多制作公司的节目播了无数次，你找他去要钱，他说他不知道你们协议是怎样签的，这种赖账现在较多。即使电视台还款，他也是先还一部分，制作公司拿他没办法。现在电视台都盖高楼大厦了，就制作公司没有，盖不起来呀。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规范合同外，政府部门还有个监督的问题，要监督市场。

影视制作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李宝萍：您认为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任　谦：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还是有的。第一，从大的环境讲，老百姓有需求。因为人们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老百姓看电视希望每天都看到新的东西。制作业按照发展产业规律的方向走。

第二个是科技发展的机遇。现在科技发展为我们开拓了很多节目市场，网络电视、楼宇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都出现了，原来的一条出路现在变成了几条出路，企业可以在市场中寻找合适的定位，要避免品种单一，过去的品种只有电视剧。

第三个机遇就是社会的资本非常冲动。只有我们这个行业还算是一个优质的行业，人家愿意不断地投入，哪怕第一年、第二年赔钱他也愿意投，别的行业没有这种机遇。现在一些银行的贷款成了不良贷款，只有我们这个行业始终是有投入有产出的行业，这里面的机遇很多，看你把握得住不。

至于面临的挑战也有好几个方面。第一是受到外来的挑战。改革开放最早开放的领域是广播电视，这点不承认不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把《霍元甲》引进来了。现在由买节目变成为人家可以控股的时候了，国外的广告公司可以搞独资的广告公司，广告业有大量的外资进来，而我国传媒发展离不开广告，这就面临着挑战，又要用人家的钱，又要保证文化安全、政治安全。

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很多老板不懂市场的规则、市场的游戏，人的素质要亟待提高。我们这个行业是个复合型人才的行业，需要懂宣传、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这种人才还是很缺乏的。现在我们队伍素质不适应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少，懂制作但不懂怎样去开拓市场，不仅制作业是这样，而且我们政府官员中，有些人懂经济只会懂花钱经济，不会懂挣钱经济。我看宣传片，一看就知这种片能否播，但这个片子能不能挣钱我肯定看不出。我们要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但看这片子能不能播，还要看能不能挣钱，整个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变了以后，我们要积极地调整。

第三个挑战就是高新科技发展以后，很多老板跟不上，连上网都不会，怎么去理解高科技的东西，去寻找市场空间。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最关键。我认为挑战还是自己挑战自己的问题。

周建青：社会节目制作公司需要从哪些方面提高竞争力？怎样积极参与国际传媒竞争？

怎样提高竞争力，产品是核心竞争力，但是人是最关键的。

参与国际传媒竞争，我们要走出去。电波的覆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有效覆盖，有效传播。我们需要懂国际市场的人和渠道，这才是关键。很多国外机构在电视节期间买了我们很多的专题片后要重新编辑，他只作为素材来购买。另外，我们制作的节目都不会留国际声道，声道还是混合的，人家一般要求采用国际声道，现在我们出去的节目声道都是混在一块的，他都没法给你做。我们制作节目的人与卖节目的人是脱离的，国际节目营销的人与制作国际节目的人，管理上是脱节的，所以我们的很多节目缺乏针对性，同样一个题材，老外换个角度在他国内台播出了；但这个信息反馈不到我们制作部门，电视台里的人还互相抱怨，国际部的（过去的外宣部门）抱怨卖节目的，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卖不出去。参加嘠纳电视节及其它国际电视节的人员，回来之后，不把国际电视市场什么行情告诉制作部门，互相脱节，这种脱节怎么解决，我认为还是要靠公司化来运作。只有公司化运作的时候，作为企业的老板要占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他就必然会去主动关心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国很多民营公司制作的电视剧、纪录片出去的很少。电视剧主要还是华人世界为多，覆盖东南亚还是以华人居住区为主。我们怎样把产品形式丰富起来，用各种形式去宣传中国。我们的古装戏出去太多了，英国人还以为中国人都在梳辫子；在这方面，要靠贴近生活的纪录片来宣传，我们的人文精神还是靠纪录片来宣传，这些东西在国际竞争业里太少了。

我们讲参与国际传媒竞争，竞争还达不到，只有把节目输出去才能讲竞争，先要解决走出去的问题，然后才能讲竞争。

李宝萍：没有强大的制作业，就没有强大的电视业。您认为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的发展动因是什么？您是怎样看待我国社会节目制作公司的发展前景？

任　谦：动因就是社会需求、老百姓需求。节目制作业始终只有往上走的线，没有往下走的线，不是抛物线。因为人们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老百姓看电视希望每天都看到新的东西，老是炒冷饭就没意思了；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因此制作业始终是朝阳产业。

本文采访系与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辑部副主任李宝萍合作完成，发表于《视听界》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