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批评的困难及分类

第二节　翻译批评综述

翻译批评在中国至少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五四时期就有一些翻译批评，对当时的翻译活动起到了相当的监督和促进作用。鲁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之余，还进行了许多翻译批评。鲁迅对轻视翻译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突出的是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比创作的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的郭沫若。1954年郭沫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曾做过说明，这已成为文坛掌故了。所谓“翻译批评”，指的是运用翻译的基本标准，对翻译理论、具体实践和接受活动进行价值评价和判断。翻译批评是整个翻译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水平的整体提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为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营养成分。因此，翻译批评所肩负的责任不仅是要对众多的翻译作品进行评论或对复杂的翻译现象作出解释，而是要通过这种评论或解释，对翻译实践产生影响，营造良性的翻译氛围，引导它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负责的、有效的文学翻译批评应该是客观的、辩证的和动态的。

由于历史和学科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翻译批评曾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于，在许多翻译问题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翻译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公认的客观标准的缺失。早在20世纪50年代，董秋斯就撰文“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对当时的翻译批评进行审视。他认为，当时的翻译批评应该有三个重点，“1.译者和翻译书出版者的作风；2.影响比较大的经典文献和供多数人学习用的理论书；3.比较难译的文句。”^[2]并提出翻译界应该有专业化的翻译批评家，指出“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典型性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的”^[3]。同一时期的焦菊隐也提出“建立一个翻译方法和批评方法的理论体系之必要”^[4]，从客观条件、不同学科的译文、批评态度等角度透析了翻译批评的问题。

翻译批评中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的译界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比如，文学翻译批评中的“过于死板”和“过于灵活”的批评方法，对翻译实践非但没有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而且，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表现在相关翻译批评的论著并不多见，而且严重缺乏明确的批评标准。此外，我国的翻译批评多为随感式或印象式的批评，而翻译的本质要求评判的客观性，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

根据目前翻译批评的现状，就其目的而言，翻译批评可分为两类，即为鉴赏而作的翻译批评和为纠正翻译问题而作的翻译批评。前者侧重优秀译作，为翻译界同行或初学者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范本；后者侧重抨击粗制滥造之译作，意在提醒译者以此为鉴。就其思想方法而论，可分为功能性批评、分析性批评和对比性批评三类，分别从同一译文的整体思想和内容、局部细节和处理手法以及不同译本的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大体通过对原作的分析、原文与译文的对比以及译文的评判这三个方面进行翻译批评。

总之，翻译批评有助于克服翻译界的滥译、乱译等问题，并纠正译作中出现的错误，培养良性的翻译机制，营养良好的译文赏析氛围，对翻译实践、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都有相当的指导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求文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5]因此，翻译批评与翻译活动的其他环节应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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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ugene A.Nida and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the Netherlands:E.J.Brill，1969，p.4.

[2]董秋斯:“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翻译通报》，第1卷，1950（4），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年—1983年），27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同上，29页。

[4]焦菊隐:“论翻译批评”，《翻译通报》，第1卷，1950（6），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年—1983年），3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罗新璋编:《翻译论集》，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