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归化”与“洋化”
鲁迅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3]是“归化”还是“洋化”，是保留“金发碧眼”还是“割头换面”？这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时难以回避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归化”与“洋化”也一直是译界存在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持“归化”观点者认为，既然是译本，自然应当为译入语的读者所接受，就应该是完全的译入语言格调，而不能有翻译腔调。持“洋化”论者则认为，既然是翻译，就是在介绍外国文化，就应该保持原文的风貌，即尽量保存原汁原味。翻译史上这些方面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如林纾翻译西方人“拂袖而去”长期为译界诟病，曾招致了许多批评。这是因为，过分“归化”往往导致原文文化色彩的丧失，结果造成译文的不忠实；一味的“洋化”则使译文变得不伦不类，好像穿着中式服装的洋人，怎么看也不协调，甚至有些别扭。
鲁迅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4]也就是说“归化”与“洋化”的统一。翻译实践足以证明，要完全的“归化”或“洋化”也不现实。那么，如何既要保留“洋味”，为译入语引进新颖的表达法，同时又注意保留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经典语言结构，是译者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既然完全的“洋化”与一味的“归化”都不可取，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洋化”与“归化”的真正统一？在翻译中采取的“不中不外”的折中态度也许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度的把握着实不易。因此，“洋化”不是“西化”，因为译文中的西化做法往往使译文晦涩难解，比如欧化句法带有强烈的“西化”意味，是对汉语语言结构的破坏。过度的“归化”又把原文中的文化特质、艺术风格给抹杀掉了，译文的真正价值就削弱了，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
此外，不同的原文，其“归化”和“洋化”的程度也有不同，读者的接受度也有差别。具有生命力的“洋化”语言会逐渐融入译入语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丰富了其表达形式。如“crocodile tears”译为“鳄鱼的眼泪”，“sofa”译为“沙发”，“chocolate”译为“巧克力”、“coffee”译为“咖啡”、“radar”译为“雷达”，“mor-phine”译为“吗啡”，“typhoon”译为“台风”，“tango”译为“探戈”，“Buddha”译为“佛”，都已为汉语读者广泛接受，成为汉语表达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现在已没有人再把它们视为外来语，而是自然地使用之。这些翻译在保留译出语风味的同时，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而“international”译为“英泰纳雄耐尔”，“science”译为“赛因斯”，“telephone”译为“德律风”，“cement”译为“水门汀”，“parliament”译为“巴力门”，则因不具生命力而被淘汰。“归化”和“洋化”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实与译入语的接受度有着极大的关系。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极端的做法对原文和译文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至少是翻译的一种缺憾。
当前译界对此问题已达成一定的共识。翻译之所以为翻译，首先应该保留原文的韵味，但这种保留应该有一定的限度。译文同时要适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就是“洋化”与“归化”的有机统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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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新璋编:《翻译论集》，7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罗新璋编:《翻译论集》，5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罗新璋编:《翻译论集》，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罗新璋编:《翻译论集》，3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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