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发展与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概述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发展史概述

西方翻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公元前3至2世纪期间，当时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圣经·旧约》，就是《七十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讲，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这两次翻译活动都是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西方翻译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次比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据说，当时为了适应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72名学者在72天内把《圣经》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语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把希腊文化移植到本土，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承继。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可以说，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对于罗马以至后来整个西方世界承继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是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翻译的这一发展与基督教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宗教意涵。为了传播基督教，就必须把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广为罗马人普遍接受。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个《圣经》译本，其中最为著名、最具权威性的是哲罗姆（Saint Jerome，约347年—420年）于391年至404年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在西方历史上，哲罗姆的地位不仅在于他是拉丁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哲学化作出了贡献，还在于他翻译《圣经》的工作对拉丁语文法、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论最优秀的翻译》有许多独到的建树。这一时期的许多译者都采用直译的处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是神圣的读本，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应该忠实传达原文的意思，因此直译法是最安全的办法。这些译文因此比较拗口难解。哲罗姆则认为“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从这一翻译理念出发，他的译文自然流畅、通俗易解。这样《圣经》译本开始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

第三次是在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的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许多著述从阿拉伯语译成了拉丁语。这一时期，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阿拉伯语的作品译成拉丁语。此前的9、10世纪，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语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因此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相当于巴格达的“翻译院”，对后来的翻译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次出现在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当时思想、文化和艺术的革新，翻译活动发挥了其独到的工具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发展空前绝后。翻译活动的领域扩大，涉及思想、政治、文学、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德国于1522年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花费17年（1542年—1559年）时间译出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也是译作中的精品。查普曼1598年至1616年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的重要译作。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译本（King James Version）以优美、通俗、流畅的语言闻名于世，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是英国翻译的一大成就，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西欧翻译史上的重要时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以及文学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五次是现代以来的翻译活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翻译事业提供了腾飞的机遇和发展的物质基础。20世纪曾被称为“翻译时代”。在19世纪，翻译只在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当中才用得着，商界主要用英语，外交界用法语。到了20世纪，翻译的领域从宗教和文学内容占主导地位很快转向社会、文化、科学、商业、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近当代作品的翻译分量逐步加大。拿美国作为例子进行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高校当时还没有开设翻译课程，只是在创造性写作的工作坊基础上才逐渐设立了文学翻译工作坊。在当时的美国学界，翻译被认为是不值得登大雅之堂的领域，翻译活动处于边缘地位。引用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翻译工作坊主任埃德蒙·基利（Edmund Keeley）的话说，“1963年，没有确定的和连续性的公共论坛来实现这个目的。据我所知，没有翻译中心，没有文学翻译协会，没有专门刊物研究翻译、译者及其不断出现的问题。”^[3]1964年，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主任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开设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工作坊，设立文学翻译学分。第二年，福特基金（the Ford Foundation）拨给位于奥斯丁（Austin）的得克萨斯（Texas）大学15万美元建立全国翻译中心。1965年，《现代诗歌翻译》（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第一期出版，编辑是泰德·休斯（Ted Hughes）和丹尼尔·威斯伯特（Daniel Weissbort），为文学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场地。1968年，全国翻译中心出版了第一期杂志（Delos），从事翻译历史和翻译美学的研究。70年代，翻译继续得到认可和发展，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衣阿华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宾厄姆顿大学开设了翻译课程和研讨班，还为在文学翻译领域所作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创造性工作颁发高级学位。到了70年代末期，出现了美国专业翻译组织——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简称ALTA），该组织还出版期刊《翻译》（Translation）。1977年，美国政府设立了全国人文资助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 Grants）专门用于发展文学翻译。于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翻译工作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翻译发展总体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因为仍有许多人认为翻译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尚未达成普遍性的翻译共识。美国不重视翻译是有其历史传统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具有“单一语言”的性质，另外还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这一原因，使得许多美国人认为翻译没有存在的必要，更不具备研读翻译作品的意识。这一时期有一些当代颇有影响的诗人从事翻译活动，如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默温（W.S.Merwin）、加里·辛德（Gary Snyder）、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高尔韦·金内尔（Galway Kinnell）、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斯诺德格拉斯（W.D.Snodgrass）和劳伦斯·费林海提（Lawrence Ferlinghetti）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对翻译的普及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西方翻译史的划分，习惯于按照翻译研究的基本路径出发，分为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的交际学派、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科学派、翻译的功能学派、翻译的文化学派等等。如尤金·奈达（Eugene A.Nida，2001）、根茨勒（E.Gentzler，1993）、陈德鸿、张南峰（2000）、廖七一（2000）等学者采用的就是这种分类法。也有学者根据西方的历史分期进行划分，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别，对翻译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如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2004）。翻译研究的历史划分和流派界定本身反映了翻译研究角度的差异、重心的转移和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交互影响。这是因为翻译涉及领域的广泛、内容的庞杂，使得交叉学科进行翻译研究既有可能又有必要。

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文学家和神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之余还有零星的译论。此外，按国别来分，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16世纪的多雷、18世纪的巴特、20世纪的穆南、赛莱斯柯维奇；德国: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20世纪的卡特福德、别林斯基；苏联:20世纪的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加切齐拉泽、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和科米萨罗夫等。他们的翻译思想对后世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存在差异。

1790年，英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年—1814年）写出了第一部论翻译的专著《论翻译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以重大的翻译活动为标志对译论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2001）认为西方翻译可分为语文学翻译、语言学翻译、交际学翻译和社会符号学翻译。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则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一、古典译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二、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三、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内、奈达、穆南和卡特福德为代表；四、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现代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根茨勒将现代译论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凯瑟琳·戴维斯（Kathlean Davis）的《解构主义与翻译》（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2004）则从文化解构主义的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总结。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院的卡特福德（J.C.Catford）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lstion，1978），这是一部开拓翻译理论研究新途径的著作。

当代是西方翻译研究最具成就的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新的翻译理论和模式层出不穷。美国奈达的“功能对等”、英国纽马克的“交际与语义翻译”、美国文努蒂的“异化和归化”、德国的目的论、加拿大的女性翻译理论等，从不同视角研究翻译的各个维度，对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成就突出表现在翻译理论著述的大量出现，而且在质的方面也出现了飞跃。其中两个概念的引入对翻译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A.V.Fedorov）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二是七八十年代由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等翻译研究学者把“独立学科”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他的“翻译研究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首先提出了“翻译研究”这一概念，确立了翻译学科的名称，并对翻译的本质作了深入的分析，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发展开启了思路。这两次引入在翻译观念和方法论方面都为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使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3年，《现代语言学会国际文献目录》（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第一次把“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条，赋予了该术语在学术领域的地位。目前，译界在探索翻译问题时，多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学科”等不同术语，但实质上指的是同一概念。沿用术语的不同，也彰显出翻译理论研究的多方位性和多重视角。尽管翻译理论在学术界一直属于边缘学科，但翻译理论对于阐释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现代文学理论缤纷登场的现当代，翻译理论与文论的相关性愈发明显。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已成为学术领域不可抵挡的一股新潮流。(www.xing528.com)

结　语

从对中西方翻译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翻译首先跟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上的需求使得翻译活动的发展成为必要，也是翻译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因。因此，对翻译相关活动的思考，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是:首先，如何使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理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翻译首先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是当代社会极其需求的实践活动。理论的发展是在翻译活动的丰富和拓展基础之上展开的。翻译的独特性在于，它关涉到至少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互动，尤其是语言结构和思维存在巨大差异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更应是理论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方面，同时也是翻译工作者进行拓展研究的方向。其次，翻译学科建设体系尚不完善，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比如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根本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翻译活动本身的一些问题等等，并使理论研究真正作用于相关实践，避免目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状况。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相对于悠久的翻译实践活动，翻译理论的拓展尚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翻译研究把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带到一起来，这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考古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这既是当今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所致，又是翻译学科本身性质所决定的。翻译的过程好似重新创作的过程，是把新的思想概念、新的文学流派和写作技巧汇合、引进、融合的过程。因此，翻译的历史也是文学创作革新变化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影响的过程，这种作用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翻译研究也应该彰显出这一层面的特点。

美国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1959年发表的“论翻译的语言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对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雅各布森认为，对一个语言符号，可以有三种方法进行解释:把这个符号（一）翻译成同一语言中的其他符号；（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三）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根据这一理论，当代翻译可以概括为三大部分: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即同一语言内部语言符号的转换）、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即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符号转换，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即一种语言的语言符号转换成非语言符号，或称为跨类翻译，比如把语言转换成绘画或音乐）。我们通常讲到的翻译多指第二种形式，但实际上这三大部分构成了翻译的真正本质，因此不可能孤立任何一部分。只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同的研究侧重不同的部分。此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应包含语言、文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互渗透和影响。因此，“现代翻译理论，正像当前的文学理论一样，始于结构主义，反映了这个时代翻译的激增”^[4]。保罗·恩格尔生动描述了当今社会翻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这个世界像一个熟透的橘子一样慢慢缩小起来，所有文化的所有民族距离更近了（无论是颇不情愿还是心存疑团），我们有生岁月中可能说到的一句关键的话可能就是:要么翻译，要么死亡。（TRANSLATE OR DIE.）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可能要倚赖一个词语的及时准确的翻译”^[5]。这话也许不无夸张，但翻译实践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翻译理论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提上日程。但翻译理论往往和实践相脱节，这不但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者，也是中国翻译工作者的一大通病。如何有效地摆脱这一缺陷，使翻译研究真正对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仍是翻译工作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注释】

[1]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p.7.

[4]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p.2.

[5]Paul Engle and Haualing Nieh Engle，Foreword to Writing from the World:Ⅱ，Iowa City:International Books and 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5，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