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发展史简述-《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成果揭示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发展史概述

大体而言，中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期，人们口耳相传，交流感情、表达思想和传递文化信息，即所谓的口译。文字出现以后，才开始有书面翻译。自古就有“舌人”、“通事”、“象寄”等称号或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译员、译者、翻译官或翻译工作者。早在周代，就出现了口译和笔译，因为当时许多异族和汉族的言语不通，不借助于翻译根本无法沟通。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活动直接有关，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就是说，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其义，以达到相互理解之目的。秦汉时期，翻译事业有所发展，已出现“译长”和“译使”的官职。在严格意义上讲，东汉初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佛教早在上古时期便在亚洲诸国传播，东汉时传入我国。此后的近千年内，共翻译佛经一千五百多部，出现了众多著名的翻译家，如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的支谦、东晋时的释道安、六朝时代隋代的彦综和唐朝的玄奘。我国翻译佛经，确凿可考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所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始，他本人译了三十多卷。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隋朝到唐朝期间，翻译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唐朝达到最巅峰，北宋渐衰，元朝以后则渐入尾声。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是中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1]这一时期出现的译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外，著名的还有竺法护，他译了175卷经，对佛经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这些译经活动皆属个人行为，译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组织和筛选。直到东晋的释道安，译事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当时主张严格的直译，并多用音译的方法。道安还总结出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此外，还出现了删削原文的现象，因而文简而不能尽表原义。此间，从天竺请来鸠摩罗什（344年—413年）对先前所译经本进行整理。鸠摩罗什摒弃原先的直译法，主张意译，摒除了音译的缺陷。鸠摩罗什不仅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还是第一位主张为译者署名的人。他大约译了三百多卷，其译作被人称为具有“天然西域之风味”，为以后的文学翻译打下了基础。南北朝时期，印度著名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译了49卷经典，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隋朝的历史较短，因此译家和译著都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释彦综，他生活在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翻译思想。

唐朝的玄奘（602年—664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译家，他在位于现在西安的大慈恩寺中主持译经事业，设置译场，亲任译主，借助于50位学德兼备的高僧的力量，制定了翻译例律，人员有着严密的分工。19年间组织、翻译了75部、1　335卷佛教经文，并把老子的作品译成梵语，是第一位把中文著作译成外文的人。玄奘对翻译理论也有贡献，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重，在当今的译界仍不失指导意义。玄奘的译文通常被誉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到了宋朝时期，宋太宗专门设立组织进行翻译活动，但已经没有盛唐时期的兴旺盛象。南宋时期没有记载，元朝充其量也只有几十卷译本，明清时期佛教的翻译活动也不多。因此，从汉末至宋初近千年的译经事业，以隋唐为鼎盛，是中国翻译史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佛教翻译衰落之后，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清时期开始译介西方科技、政经、哲学、文学等著述，当时的士大夫与传教士联手把西方的宗教、文学、哲学等介绍到中国来。著名译者有梁启超、徐光启、李之藻、林纾、严复等。梁启超集政治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尽管所译作品较少，但他创办大同译书局，培养翻译人才，以政治影响翻译事业，故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徐光启所译大多是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六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自翻译了很多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李之藻翻译了十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这是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书籍，其中创用的许多逻辑术语沿用至今。林纾即林琴南（1852年—1924年），汉学功底深厚。他不谙外文，却与人合作（懂外文的人口述，他笔录）译了一百多部文学作品，硕果累累，其中包括《黑奴吁天录》、《巴黎卖花女遗事》、《雾都孤儿》、《哈姆雷特》等，许多文学译本都是经他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林纾的译文优美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为后来的文学翻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视角，对介绍西方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林纾不懂外文，译文因而难免有不尽忠于原文之处。而且，译文中还出现林纾本人依想象而创作的成分，其翻译更倾向于西人故事基础之上的创作，因此，译文因过于“归化”而为后人所诟病。严复（1853年—1921年）主要是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学著述，最著名的是《原富》、《天演论》和《法意》。在《天演论·译序言》（1896年）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三原则，被后人奉为翻译的“金科玉律”，直至今日，仍不失其指导意义。鲁迅（1881年—1936年）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对我国古代的翻译原则进行概述，“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2]此外，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年）详细论述了筹建翻译书院的重要性和具体做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事业对国人了解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而激发国人思变改革的思想。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是现代翻译的分界线，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是翻译活动的第三次高潮。此前，像严复和林纾等译者主要翻译西方的学术经典和文学作品。此后，西学东渐风气日盛，许多学子留洋欧美，译著颇丰，其中有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以及哲学、社会学著述的翻译，语言有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中国的翻译事业因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郑振铎、朱生豪、梁实秋、林语堂、傅雷、刘半农、傅东华、梅益等翻译家把翻译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仁人志士开始关注马列著作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鲁迅和瞿秋白自俄语翻译了许多无产阶级作品，在激励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的创作与翻译并重，并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硬译”理论，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瞿秋白（1899年—1935年）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翻译情怀，提倡以翻译来丰富中文语言。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的本质、方法和批评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大文豪郭沫若（1892年—1978年）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独到的翻译观，主张“翻译工作者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茅盾（1896年—1981年）主张直译，提倡保留神韵。他1954年关于文学翻译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傅雷（1908年—1966年）运用美学原理，主张翻译“重神似不重形似”。这个时期，俄汉翻译占据很大分量，译作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当时的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也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为翻译的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尤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大量反映新生活的翻译作品的问世，翻译实践活动愈发受到重视，翻译理论的建设也因而得以进一步发展。翻译逐渐摆脱隶属于语言学、社会学等的分支地位，为后来成为一门日益独立的学科作了铺垫。新中国的出版机构设专人负责外版书籍的翻译工作，杰出的翻译家有师哲、成仿吾、巴金、文洁若、罗新璋等。翻译理论的深入，从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年）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到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64年）中提出“化境”，对早期的翻译原则、标准、方法作出了新的诠释，是对“信达雅”理论的突破。

目前有专门的出版机构进行翻译理论的引介和翻译实践活动，如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和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古典名著和现代杰作方面功不可没。此外，中国文学出版社主要从事汉译英的翻译工作，把大批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去。此外，还有一些大型出版公司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翻译理论刊物如《中国翻译》，都是中外文翻译实践的重要窗口，也是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院校成立专门的翻译学院，培养翻译理论和实践人才，同时，外语师资也是翻译实践活动的骨干力量。此外，政府设有专门的翻译资格考试，从学术性、工具性的角度进行命题。这类测试实用性较强，不同的翻译考试侧重考查不同的方面，而且笔译和口译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纵观以上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翻译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翻译理论思想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出现了“直译”和“意译”之分，并有“风格”之说，当代以来还引进了国外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对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优秀译作的大量问世，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不可否认，因中国翻译史上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论及翻译的文字一般简明扼要，切合实用，但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著述。从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中国翻译学科仍处于边缘地位，许多翻译观念需要统一思想，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