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史臣的史籍编纂-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第一节　作为清国史臣的史籍编纂

章梫作为文化遗民的史籍编纂是与他作为清国史臣的史籍编纂一脉相通的。

借用上文王国维“顺民”的称呼，辛亥革命以前章梫的“顺民”时期，集中在学校教育和撰述史籍等。辛丑年八月清末实业家叶澄衷(1840—1899)在上海创办的新式私立学校——上海澄衷蒙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叶氏聘阳湖刘树屏(1857—1917，字葆良)为校长，蔡元培为总教习(即教导主任)，章梫为副教习。章梫在主教澄衷学堂期间，翻译了日本人田口的《小学校教授学管理法纲要》，推介西方的教育模式。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又倡导创办海游学堂，后代理校长。

章梫的史籍撰述主要体现在《国史传稿》中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王文韶等人的传记撰写、《康熙政要》的编纂及提议增辑《四库全书》等方面。

《康熙政要》是章梫在光宣两朝任实录馆纂修、国史馆协修和翰林院检讨等职时撰写的一部反映康熙皇帝为政处事的训诫和言谈的著作，涉及康熙君道、任贤、宽仁、俭约、谦让等诸多方面。因章梫少治儒书，好研帝学，“观历代兴衰之故，考列朝因革之源”，又以为“百王之治”无有过于康熙皇帝者，于是有效仿唐朝吴兢《贞观政要》而作《康熙政要》的想法。为达这一夙愿，章梫广泛搜集正史材料，细加甄别，秉着对稗野之说“不敢杂厕”的态度，又主动与同馆诸臣“朝夕讨论”，几易寒暑，终于完成了《康熙政要》24卷合42篇。对于该书，沈曾植有高度的评价:“章一山左丞所为《康熙政要》，余昔尝称为三十年来著述家第一有用书。”⁽¹⁾

1922年，逸社的陈夔龙亦做诗歌《〈康熙政要〉题词赠一山太史》赞颂该书及章梫:(www.xing528.com)

我生之后厄阳九，倏忽白衣幻苍狗。道揆驰尽彝伦亡，茫茫中原豺虎吼。圣清二百七十年，二祖七宗皆仁贤。同光已是太平世，隆盛况溯雍乾前。太史东观读书早，一朝典制富搜讨。才识突过唐吴兢，政要贞观奚足道。目想神游斗室中，如见开国之仁风。侧身衰白今何世，翦鹑一醉天梦梦。⁽²⁾

将《康熙政要》与吴兢的《贞观政要》作比，盛赞270年的清王朝。

上文业已指出，续修《四库全书》起于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续修《四库全书》的疏奏，1908年，时任翰林院检讨的章梫再次提出增辑《四库全书》，其《拟请增辑四库全书折》指出增辑的目的是“以昌宪治而端学术”，他认为:“东西强国，皆富图书，诚以图书为学问之根源，而学问为政治所自出……我国图籍，固有之国粹也，东西国之图籍所以羽翼我文明之治者也……宜亟乘此时，荟萃中外典册，续编《四库全书》，以昌宪治之文明。”续编《四库全书》有四大好处:“网罗群书足以促成圣学”、“校核诸籍使异端邪说不得混乱人心”、“使各国知我实行宪政，以收罗藏书为开通民智之急务”、“为各省建设藏书楼之倡”，他对最后一点阐述得更详尽，他认为，“朝廷续增《四库全书》以振起之，各省闻风争相慕效，庋藏之室，偏于遐乡，其所以补助教育普及者尤易为功也”⁽³⁾。此后，喻长霖、邵瑞彭、黄文弼、伦明、金梁等亦主张续修《四库全书》。虽然上述诸人的建议在当时未见采纳，毕竟对后来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提供了帮助。

尽管章梫的史籍撰述等行为是他作为一个史臣分内的事情，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他借史籍撰述以实践其史臣的职责，这正好与章学诚的“史志之书”须“传述忠孝节义”，强调史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⁴⁾的史学主张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