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保守与新变

第三节　保守与新变:文化遗民

依照前文对于“文化遗民”的界定，王国维当属典型的“文化遗民”，因为从其政治态度、情感倾向到他的学术研究，无一不符合“文化遗民”的特征。

一、敦守君臣纲纪

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一段名言，他认为，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王的殉道与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后，赤县神州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经济制度的新变，使得纲纪已无所依凭，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²³⁾。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

其实，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影响着王国维。据蒋息岑先生的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然王能沟通不同之中外礼俗”⁽²⁴⁾。1912年避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王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²⁵⁾成书于1924年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影响上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图则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²⁶⁾

而且，王国维的君臣纲纪思想有别于常人，宋元之际的遗民诗人、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时人及明初遗民都把他当作遗民，可王国维戊午年(1918)八月在《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一文中对汪元量人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汪水云(注:水云为汪元量的号)以宋室小臣，国亡北徙，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其时大臣如留梦炎辈，当为愧死。后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俱在，不必讳也……水云在元颇为显贵，故得橐留官俸，衣带御香，即黄官之请，亦非羁旅小臣所能，后世乃以宋遗民称之，与谢翱、方凤⁽²⁷⁾等同列，殊为失实。然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倡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者有别。其仕元亦别有用意，与方、谢诸贤迹异心同，有宋近臣，一人而已。⁽²⁸⁾

理由有二:一是汪元量仕元期间，“橐留官俸，衣带御香”，优裕的生活并不像“羁旅小臣”;二是他出入宫禁，并非出于逼迫，“与委质为臣者有别”。因此，王国维认为汪元量的仕元是“别有用意”，尽管王氏没有明言，但我们大体可以猜测，汪基本上考虑的是个人的生活舒适和性命安全，谈不上敦守君臣节义，因其不能尽君臣之礼，何能称得上遗民?⁽²⁹⁾

虽然说敦守君臣纲纪不是遗民的专利，但是借它以表情抒怀、寄托理想则是遗民常用的手段，上述几个阶段的记载表明，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并呈现出一贯连续性特征，因为，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二、肯认传统文化道德

在君臣纲纪思想的浸淫下，与罗振玉、沈曾植的谈道论学以及与遗老们的密切交往中，王国维对传统的道德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和理解，此时他对国际、国内时局也由以前的隔膜转为关注，以至罗振玉曾赞叹:“公热心时局，甚佩甚佩。弟则转为吟诗，如公之前两年矣。”⁽³⁰⁾环顾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世无神禹，岂能抑洪水之祸耶!智虑短浅，人才乏绝，恐各国皆然。”他进而分析道:“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³¹⁾第二年，在给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亦指出:“世界新潮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³²⁾

王国维对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文化道德的体认，一方面是受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是建立在对中国道德优越性、文化自主性认识的基础上。故从此层面看，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

三、借学术以经世，以赓续学术思想为职志

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里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经世致用，从孔子、孟子到顾炎武、黄宗羲以至近代一直沿袭着，这种精神深入到学术领域，形成了对治学目的的认识，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³³⁾就是它最精髓的表述。王国维是这一传统的认同者，也是这一传统的践履者，可以说，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王国维以学术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既是他对学术本身价值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国内外学术同仁的殷勤嘱托所致。

1911年至1914年间，王国维先后撰写了两个《〈国学丛刊〉序》，后一个是为罗振玉代笔的。

在第一个序中，王国维开笔指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³⁴⁾接着，王国维对“学”的内涵及范围作了界定，古人的“学”“兼知行言之”，现在“专以知言”。“学”的范围有三大类:科学、史学、文学，科学求真，史学求理，文学求情，“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为何学无新旧之别?王国维认为，天下的事物，从科学上和史学上观察，其立论是各不相同的，科学要求“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不能安者，虽圣贤之言有所不信，圣贤之行有所不慊，因为，圣贤只是能别真伪、明是非，而真伪非由圣贤别、是非非由圣贤立;史学则不独求“事理之真与是”，即使是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也有其成立之由和适时之故，其材料亦可供后人研究，所以，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是故，治科学者要有史学上之材料，治史学者要有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的做法是错误的，蔑古者只有科学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只有史学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使是调停古今者，也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因此，学不存在古今、新旧之别。

为何学无中西之别?王国维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三类，中国之学，西国皆有;西国之学，中国皆有，若说二者有区别的话，只是广狭、疏密的区别，姑且从时俗说有中学、西学之名，人们忧虑的西学之盛则防中学，中学之盛则防西学，均是无根之谈，今日的中国，不是西学、中学偏重之患，而是无学之患。更且，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二者互为推动，没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或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的道理。所以，学无中西之别。

为何学无有用无用之别?世界上万事万物是互为一体的，探讨自然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科学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那么，探讨宇宙、人生、艺术的史学、文学更不用说，仔细深究每一事物，都会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今之不用，后世当能用之。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均由此出。

建立在对中西学术“三无”认识的基础上，1914年代替罗振玉撰写的《〈国学丛刊〉序》，一方面表达出了对辛亥鼎革可能造成学术命脉中断的担忧，是故，他发出了“注坡之马，造父不能制其势;建瓴之水，神禹不能回其流”的感慨;但另一方面，也表达出“思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³⁵⁾欲为学术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雄心。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是又一篇概述清代学术的宏文，序言从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与特征等方面着眼，指出了沈曾植在清代学术时空中的相对位置。王国维首先指出，国初诸老、乾嘉诸先生、道咸以降等前哲各自在学术上开拓了一区域，沈曾植在少年时期已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以及四裔地理，这是对前贤学术的继承;其次，道出沈曾植对后来学者学术视域的开拓之功，“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王国维接下来发挥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并盛称沈曾植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文章最后期望，“康强寿耇，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之”⁽³⁶⁾，暗示着沈曾植的学问仍然有着继承人，这既是对他康寿的祝福，也充满对学问接续的期望。时年42岁、且以亭林、梨洲自期的王国维正当生命和学术壮年，“康强寿耇，永永无疆者”自然也有王国维的一份，正因为如此，此文被众人认为，名为为沈曾植祝寿，实为王国维的“夫子自道”。

有的论者称赞王国维有一种“学术自觉(Selfconsciousness)”的精神，⁽³⁷⁾此话不假，从本质上讲，这应该是王国维对学术本身价值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王国维的“学术自觉”也与学术同仁的鼓励有密切的联系，罗振玉的敦促作用尤不可忽视。

1916年2月19日罗振玉给王国维的信中就说道:“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公，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³⁸⁾次年10月，致刘承干的信中谈及王国维，推荐说，“王静安征君者，今之亭林、梨洲也，其文章学行，举世无俦”，希望刘承干能够提供纂辑、校雠之类的机会，使王国维渡过生活的难关，“异日大成其学，且与亭林、梨洲同不朽，而我辈望之”⁽³⁹⁾。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文章最后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⁴⁰⁾可见，王氏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此意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昭示明显:“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⁴¹⁾学术上的自信与成功的喜悦毫无遮掩。

四、追求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是乾嘉以来形成的、在近现代得以发扬光大的一种优良学术传统，“其发端的时间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⁴²⁾。学术独立的含义“包括学者个人的学术独立，也包括一国学术的独立”⁽⁴³⁾。所谓“一国学术的独立”，大体是指学术及学术研究应单列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既不能沦为本国政治的附属品，也不能在国际学术地位中丧失了代表本民族精神和身份的特性;所谓“个人的学术独立”，大体是指个体在学术研究中，保持自己的研究特色和研究独立性，不掺和党见。这一优良传统，王国维承乾嘉诸老之余绪，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萧公权、朱光潜等扬其波。

1905年前后的王国维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由于严、康、谭等人没有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只是以学术为政治上之手段，王国维认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⁴⁴⁾。他进而指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也。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⁴⁵⁾1907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针对今之士人热衷于求官、求学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申发，当今政府应该采取积极之法，“使道德、学问、实业等有独立之价值，然后足以旋转社会之趋势”⁽⁴⁶⁾。显然，王国维比较注意学术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立地位。

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身体力行着。辛亥后，尽管王氏成为遗民，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事实上王国维却受到像金梁等“合格”遗民的排斥⁽⁴⁷⁾，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逼宫”后赶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有“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1925年清华筹办研究院，聘王国维为导师，是在请示溥仪后就任的，这说明王国维并没有在宫廷中受到排挤。

1925年8月，北京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清查养心殿时，发现1924年春、夏间清室密谋复辟文件，中间有内务府大臣金梁的奏折——《奏为列举贤才事》，推荐人才:有可用其心者升允等4人，可用其人者柯劭忞等18人，可用其名者赵尔巽等8人，但当中没有王国维的名字。作为内务府大臣的金梁没有列举王为贤才，是有原因的，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但至少能够说明王国维不是金梁眼中密谋复辟的理想人物或合适人选。

王国维对金梁唯一不满的表示是1923年5月7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此公根柢不同我辈”，则大体是从学术角度立言的;而金梁对王国维的评价是“其迂而不苟”。(见《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87年;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金梁《瓜园述异》，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87年，等等。)力是用在学术研究上，也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他的研究兴致，丰厚的学术成果是极好的证明;其次，聘、辞北京大学一职也值得体味，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两年后的1924年又挂冠而去，个中原因，表白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⁴⁸⁾看来，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

事实上，王国维的学术独立思想还包含着对学科自身独立地位的追求，其中以对美学和哲学的认识最清醒。形成这一自觉认识，可以追溯到1905年撰写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王国维认为，哲学家和美术家“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容，此其神圣之所存也。”但是，通观中国古代，无纯粹的哲学，唯有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无纯粹的文学，唯有忠贞爱国、劝善惩恶之文学;无纯粹的美术，唯有写自然之美一方面的美术。总之，哲学家、文学家、美术家都陷入了“有用”的藩篱而忘却了“其神圣之地位与独立之价值”，因此，王最后大声疾呼:“愿今后哲学家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⁴⁹⁾次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及《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等文章中，针对张之洞对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提出的改革方案——《奏定学校章程》，王国维提出尖锐的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然后分为五科，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中均设置哲学课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学科分类方案，这一方案是对中国自西汉刘向、刘歆以来的《七略》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的突破，也是对传统学科分类的一次分解。它的出现与王国维对哲学学科的认识以及哲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有着必然的联系。

王国维对于美术、美育或艺术情感教育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基础上的，他指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但是，我国无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德之格代(即:歌德)之类代表全国民精神的代表，说明我国或不重视文学，或无实际相当之人，因此，国民非吸鸦片或即赌博，是有“必然的心理”，所以，“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⁵⁰⁾。在1906年的《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方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中，王国维究其原因说:“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王国维的意思是要用高尚的嗜好抵御、置换卑劣的嗜好，而高尚的嗜好要用美育来陶塑，美育是赎救灵魂的有效手段。“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为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需要者也。”⁽⁵¹⁾这一说，为后来的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埋下了伏笔。

五、学术理路的开拓

作为一位“文化遗民”，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又一实绩是在学术方法上的开拓。有学者曾经将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作用概括为五个方面:介绍外来思想的先行者;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躬行者;立于传统的学术根基，旧学新知完美结合;追求学术独立;注重学术分类。⁽⁵²⁾其实，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人，上述五个方面并没有完全概括出王国维的贡献，至少忽略了王在学术方法和学术区域上的首创之功，前者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提到的“三目”，也即后人常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和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至于后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宋元戏曲史为代表的戏曲学研究，1912年完成的《宋元戏曲史》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一部完整的、科学的戏曲史研究专著，有了它的开山之功，接着才有1925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以及其他相关戏曲研究著作，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⁵³⁾郭沫若以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⁵⁴⁾二是以殷墟卜辞、殷周金文、汉晋竹简和封泥等为代表的古器物、制度、文字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如罗、王二人在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沙畹获得的“敦煌汉简”(即“流沙坠简”)基础上考释而成的《流沙坠简》，对西域屯戍士卒的簿记、汉代西域军事组织的情况、玉门关的位置等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就，连王国维自己在给缪荃孙的信中也说:“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注:钱大昕)先生辈操觚，亦恐不过如是。”⁽⁵⁵⁾1922年，鲁迅先生在其文章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⁵⁶⁾又如，王国维在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对甲骨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第一次排列出殷王世系表，并进而形成他考察西周制度史的《殷周制度论》等系列文章，奠定了他在甲骨文研究中的地位，所以文字学家唐兰说:“卜学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⁵⁷⁾今人也评价说:“1917年是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的丰收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是我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志，也为王国维本人奠定了在这个学科中的领先地位。”⁽⁵⁸⁾再如，王国维在清人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及刘鹗、罗振玉等人对封泥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以之研究、考释汉朝的官制和地理，发前人所未见，并拾遗补阙，使得零星的珍珠镶嵌到恰当的位置，呈现出流光异彩。所以，有人感叹:“同是手中的封泥，到了王国维手里却做出了学问，且一鸣惊人。”⁽⁵⁹⁾

总之，无论是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⁶⁰⁾是精当之论。

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国维身上，陈寅恪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概括王国维的死，从表面上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具有此倾向)的梁、陈对王国维有惺惺相惜的情结，但从深层次看，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揭示出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创痛，而集人文追求和道德崇信为一体的王国维及其同道者既承载着纲纪、道德、传统学术的社会责任担当之精魂，又开启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新境界，这大概就是探寻“文化遗民”王国维的真谛所在!

【注释】

(1)《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王哲安序，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

(2)王国维《自序》，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2页。

(3)王国维《自序》，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2～3页。

(4)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转见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4～25页。

(5)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2～10页。

(6)邓之诚《张孟劬别传》，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51页。

(7)王国维《自序》，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3页。

(8)《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55页。

(9)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597页。

(10)转见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11)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26页。(www.xing528.com)

(12)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32页。

(13)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4页。

(14)王国维《致铃木虎雄》，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26页。

(15)王国维《致铃木虎雄》，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27页。

(16)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268页。

(17)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271页。

(18)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603页。

(19)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37页。

(20)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21)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47页。

(22)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74页。

(2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

(24)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25)雪林《王国维及其〈谕张勋碑文〉》，《文教资料》1999年第3期。

(26)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0～282页。

(27)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载为龚圣予(即龚开)，非方凤。(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96页)

(28)《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657～658页。

(29)虽然王国维对汪元量的人品评价不高，但并不否定他在诗词上的造诣，写于1913年、1914年间的《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就认为汪元量的有些词“远在梦窗(即吴文英)之上”。(王国维著、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78页)

(30)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351页。

(31)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47页。

(32)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311页。

(33)《张子语录》，《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

(34)《〈国学丛刊〉序》，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875页。

(35)《〈国学丛刊〉序》，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710页。

(36)《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483～484页。

(37)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页。

(38)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33页。

(39)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308页。

(40)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303页。

(41)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290页。

(42)刘梦溪《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刘梦溪《传统的误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第78页。

(43)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61页。

(44)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98页。

(4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00页。

(46)《教育小言十三则》，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70页。

(47)金梁与王国维早就相识，据金梁的《瓜园述异》载:“王静安，余少识于湖上，貌寝而口呐，了不异人，而与余意气颇相得，早订交。”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受命为溥仪“南书房行走”，初无住处，金梁曾约王住其寓所，王也基本同意寓居金梁处。两年中，王国维、罗振玉的通信不时谈到金梁，二人没有对金梁有任何不满，且金梁常接济困窘的王国维，罗振玉1924年1月24日给王国维的信中，夹有金梁致王的几句话，金告诉王不要“典质应急”，并宽慰他说，“缓急人所时有，正不必拘拘也”。1924年1月17日，王国维致蒋汝藻的信中，王拟将《观堂集林》赠送友人，王择其“最要者赠送”名单共19人，金梁就是其一。在王国维投水前三日，金梁曾访之校舍，二人还有谈话。这说明王国维和金梁之间没有个人矛盾。

(48)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394页。

(49)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05～107页。

(50)王国维《教育小言四则·文学与教育》，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12～113页。

(51)王国维《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方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62～164页。

(52)刘梦溪《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5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7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364页。

(54)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干春松、孟彦弘《王国维学术经典集》附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506页。

(55)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40页。

(56)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66页。

(57)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转见刘煊《王国维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80页。

(58)刘煊《王国维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83页。

(59)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02页。

(60)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