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遗民：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第二节　新时代的遗民

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恐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湖北汉口工程第八营新军的“一呼夜呼”将王国维的“新民”梦付诸实现并响彻了14个省的时候，“新民”王国维已与“挂冠神武”的罗振玉飘洋过海在日本成了新民国的“遗民”!

辞书对“遗民”的解释虽有不同，但基本围绕“改朝换代后仍效忠于前一代”这个核心内容展述，“效忠”是立足于政治态度、思想观念、日常行为方式及社会交往等方面而言的。如果以这些标准衡量王国维，其“遗民”身份自然不假。

1923年，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辈此次立言，须泯去痕迹，方为有效，故鄙意论人故不可，论事亦着形迹，故以论心为要。”⁽⁹⁾事实上，“论心”是王氏一向的习惯，他的心迹很少表露于文字，从与王国维往来的1200多封信中，只有在给他非常熟稔的罗振玉、蒋汝藻、许同蔺等私人信件中才真实地表露过自己的看法，但是对政治倾向的表露则不同。1904年他接手译编《教育世界》，第一期公布了《本报改章广告》，断然排斥“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¹⁰⁾的文章，仅见的一篇政论文章是他1924年写成但又未发表出来的《论政学疏》，因此，要通过第一手材料直接论证王国维的政治表白是十分艰难的，好在王与罗振玉及他人的往来书信已经刊行，这对了解王国维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作为“遗民”，王国维的外在身份就是大家熟知的一根伴随他二十几年的辫子。民国后依然留辫的也不少，如吴庆坻(字子修)、左孝同(字子异)、辜鸿铭等，辫子招来一些麻烦，但王国维对人们用辫子说事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慨:“吴子修、左子异皆有辫发而束之于顶，此又何为者耶?”⁽¹¹⁾(www.xing528.com)

从本质上讲，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里有较强的遗民特征:1912年逃到日本后，朋友铃木虎雄欲在刊物上发表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赠诗，王国维劝阻他不要发表，其理由有二:一是诗中语意，与日本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虑……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二是“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贵国人观之，或恐不喜”⁽¹²⁾。可见，王氏清醒地意识到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角色的转换是不糊涂的。成书于1912年3月中下旬⁽¹³⁾“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的《颐和园词》，王氏的自我认可度是十分高的，给铃木虎雄的信中，他表白说:“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¹⁴⁾王国维以白居易、吴伟业、学吴的清代诗人陈文述(字退庵，号云伯)相比，认为此词合白居易的“使事(注:即用典)”、吴梅村的“白描”、陈文述的“秀缛”为一体，因而他颇有信心地向铃木推荐，“拙词，尊意拟转载贵邦杂志，毫无不可”⁽¹⁵⁾。通篇中抒发了对清代兴亡的感慨，遗民情结历历可见。

其次，从罗振玉、王国维1916年、1917年密集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以复辟为主旨的社会动态及与海上遗老们交往的情况汇报、学问的切磋、家庭情况的沟通构成了罗、王信函的三大主题。在第一类主题中，对张勋的复辟表示了无限的关心，如1917年复辟失败后，他说:“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¹⁶⁾借周穆王南征将士魂化为鹤的典故、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悲剧表达了自己对张勋等出师未捷的惋惜之情，进而又痛斥首鼠两端的瞿鸿“乃无心肝，竟有电辨明心迹，甘与犬羊为伍”⁽¹⁷⁾。再如，1923年4月，当溥仪诏其“在南书房行走”、赏五品衔、着在紫禁城内骑马时，昔日翰林科甲垄断的职位突然荣膺于一个诸生身份的人，其惊悚、惶恐与荣宠心理无以言喻，心迹的表白在与罗振玉的信中真实毕现:“维于初二日与杨(注:即杨钟羲)、景(注:即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¹⁸⁾此外，像处心积虑地以开辟皇室博物馆来达到保护皇宫的目的、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斥御名至于再三”的理由辞去北京大学国学所国学门通讯导师，足以说明王国维对前朝的依恋。

或许说，恋旧是一个人的本性，但曾经作为“新民”的王国维，对新兴事物表现出了与顽固遗民同样的愤恨心理。俄国革命取得成功蔓延至欧西各国，王国维则担心这一潮流影响中国，主动致书柯绍忞并为之出谋划策:“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联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同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并谓变鲁之道，此为第一着……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遑论其它?”写完之后，好像心有不甘，又补充说:“细思此事关系至大，拟致函于十余年不通只字之陆宗舆，以利害言之。”⁽¹⁹⁾陆宗舆亦为王国维的海宁同乡，长王一岁，当王国维1901年第一次去东京留学时，曾为王乃誉代找并传书告诉王国维在东京的情况，陆在背弃宣统的袁世凯手中做了高官，自此王、陆形同路人。⁽²⁰⁾1919年2月，北洋军阀政府与广州军政府举行南北议和，孙中山等人因担心国会权力被当成交易的筹码极力反对，面对此境，王国维说:“闻会宗(即孙中山)一派或有反动，然彼此皆庸奴，又安有幸耶!”⁽²¹⁾10月1日，在给罗振玉的信中，针对全国汹涌的学生运动，他表示:“京津学潮见于报纸者甚烈，实在如何?此等事似与教会有关，其运动之根据地，北则京沽，南则上海也。此风气一开，以后行政如何措手?”⁽²²⁾选此几例，可见王国维仇视共产主义、孙中山、五四运动等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个人通信，其中表达的情感是绝对真实和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