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揭示旧时代的新民

第一节　旧时代的“新民”

借用上文关于“新民”的界定，17岁至34岁的王国维当属一位十足的“新民”。

王国维能够成为“新民”是与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国最后的十年恐怕是最为诡谲多变的时期，集梦想与进取、屈辱与愤懑、抗争与慨叹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次第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强悍的冲击，面对“老大帝国”在崛起的东洋小国及西方列强前的日暮穷途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反差，众多的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奔波呼号，而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往往使适逢其时的人物命运波澜起伏。

一、“顺民”

参照梁氏的“新民”称呼，18岁以前的王国维当属“顺民”时期。虚龄7岁的王国维就读家乡海宁城的塾师潘绶昌(紫贵)的私塾，初为《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进而学习“四书”、“五经”。在“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发行箧书，口授指划，每深夜不辍”的父亲王乃誉(字与言，号纯斋)的督促下，11岁的王国维已经是“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¹⁾了。结束了潘塾师的蒙教，王国维进入庠生陈寿田的私塾，这位在总理衙门同文馆李善兰门下读过书的同乡，授给王国维的依然是骚、赋、骈文、唐诗等古典性内容。待至16岁，王国维除不喜《十三经注疏》外，“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²⁾。“治举子业”的王国维16岁顺利地中了秀才，与同乡禇嘉猷、叶宜春、陈守谦等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依照常态，顺此路入闱登科是情理中的事情，然而，五年中连续二次乡试未售彻底破灭了他走帖括成名的梦想。“顺民”前程的不顺，加之生活的逼迫与个人兴趣所致，1898年2月来到上海《时务报》馆代替同学许同蔺任书记，同时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进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王国维逐渐由“顺民”转变为“新民”。(www.xing528.com)

二、“新民”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恒居怏怏。”⁽³⁾17岁的王国维始知有“新学”，加之，“摩挲书画古物”的父亲王乃誉“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也”⁽⁴⁾。可见，当时的王国维在父亲的渐染之下对西学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只是因为家贫而游学无缘，惆怅之心溢于言表。21岁供职于维新变法舆论中心的《时务报》，耳濡目染，熏陶于中西言论及时事的前沿，对西学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时更多地流露出对中西时局的关心:在1898年2月至秋冬间给同乡好友许同蔺的21封通信中，除一部分论及报馆事务和个人生活外，较多地流露出对时局的希望、忧虑与愤怒以及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如，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次年2月沙俄强筑旅顺、大连铁路，英俄加紧对清政府实施政治借款换取筑路特权，王氏看来，“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目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在转述蒋黻(伯斧)谈到西人欲禁止日本翻译西书时又担忧:“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此等无理之事，西人颇有之，如前年某西报言欲禁止机器入中国是也，如此行为可惧之至。”在面对列强的瓜分，国内维新运动蓬勃高涨的时候，1898年5月，光绪皇帝电诏“言新者领袖”张之洞(号香涛)入都辅佐新政，王国维及各色人等或猜其入军机处，或猜其为迁都事而来，无形之中，对张之洞寄予了一种挽危救困的厚望。6月中旬，连日阅读了皇帝的上谕后，既对皇上“均有怵惕振厉之意”、“常熟(注:指翁同龢)罢相”表现出兴奋，也对“去翁而招王(注:指王文韶)”表现出失望;在谭嗣同遇害的当天(1898年9月26日)，他愤怒地抨击、诅咒并诘问那些“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的人:“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更有趣的是，对断绝了他“顺民”前程的科举，王国维并不觉得很气愤，在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约十天后，王给许的信中就说:“诏废八股，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唯易以策论亦终无济，非学校与贡举合而为一，终不能得人才而用之也。”⁽⁵⁾反而认为这种措施欠激进与科学。这些足以表征王国维在言谈、思想倾向上俨然是一位“新民”，以致后人邓之诚也称王国维“趋时”，其在为张尔田作传时曾说:“(张尔田)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目为海上三君。国维颇有创见，然好趋时，德谦只辞碎义，篇幅自窘。二子者，博雅皆不如君。”⁽⁶⁾蓬勃的时代气氛激发了王国维的豪情壮志，1895年左右撰写的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就是他志向的诗意化表述。

也许是父亲王乃誉从所处的环境、家计角度劝王国维以“忍”相待，也许是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⁷⁾性格的影响，王国维几乎没有洒脱地将上述看法付诸行动与实践，但是王国维对西学的关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自1900年东文学社结业后至1905年之间，王国维有任罗振玉兼总监的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通州(今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江苏师范学堂“执事”等职位的丰富经历，对欧西历史、伦理学，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中国先秦诸子及教育思想，在“独学”时期有了精深的钻研和深刻的体会，王国维昔日热心的“师夷长技”兴趣逐渐转入到对中西学术内涵的探讨，1906年撰写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则对他8年之前寄予厚望的张之洞提出了批评，因为由黄陂陈毅草创、南皮张尚书实成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大学分科项目中，没有设立哲学一科，王国维猜测张尚书弃置哲学的缘由，或以为哲学为有害之学，或以为哲学为无用之学，或以为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但是王国维认为，尽管张尚书能“公忠体国，以扶翼世道为己任”，但“所以图国家学术之发达者，则固有所未尽焉”⁽⁸⁾。显然，王国维不仅超脱了前人站在器物层面对西学的认识，更主要的是站在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待西学的，是从学术科学性的层面立论的，学术科学性不纯粹局限于中学，也不纯粹限于西学，而是中西的化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国维的这种认识，是对8年前风行一时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一次有力颠覆，也是5年之后两个《〈国学丛刊〉序》思想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