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遗民对固有学术文化的继承除史学、出版等方面外，他们在学校教育、故宫博物院等文化事业上也有一定的实践，虽然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今人看来有些悖谬，但是，其客观带来的成绩不容忽视。
一、学校教育
中国近代史上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56)京师大学堂的倡立者李端棻也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57)郑、李二人是从学校教育能够造就人才、强盛国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立言的。浸淫于传统教育的民初“文化遗民”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他们在清王朝尚未灭亡时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或参与学校的教育与管理工作，或发表一些探讨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前者如梁鼎芬，张之洞督粤时，聘其主持惠州丰湖书院、肇庆端溪书院、广州广雅书院，张调任湖广总督后，梁鼎芬受聘担任两湖书院史学分教、监督等职，调署两江时，复聘主钟山书院。李瑞清曾任江宁提学使，主持两江师范学堂。瞿鸿禨、吴庆坻分任清末浙江、湖南学政。王玫伯任教浙江东湖、九峰书院，广东两广优级示范学堂。宋育仁长成都尊经书院。创设同名为“东文学堂”的有沈曾植、罗振玉、金梁、陈宝琛四人。劳乃宣为近代音韵学家、汉语简字谱的创始人与推广人、教育家，曾经设立里塾，1901年任浙江求是书院总理，后来求是书院在劳的主持下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改为浙江大学堂，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又兼任学部副大臣。后者如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等。客观上，他们为晚清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成为遗民的这一部分人也依然热心或关心教育，但是，他们的教育旨趣表现为两种倾向:
1.以经、史为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
作为遗老，辜鸿铭执教于北京大学、王国维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众所周知，事实上，除他们之外，还有很多遗老在民国时期寓身于教育界，如姚永朴入安徽大学，李详入东南大学，张尔田入燕京大学等，他们基本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教学内容。
高觐昌在辛亥革命后归隐回乡，发觉很多旗民子弟因家境困难的缘故而失学，当时，宝应的刘朴(钟琳)来丹徒旅历，悯之，遂就城内旗营创立“培东义学”，高觐昌也每年资助金银，自戊午(1918)至逝不绝。(58)王季寅丁巳年(1917)与世裕合资创设小学堂于烟台旺源村。(59)
被张学良枪决的杨麟阁(宇霆)于1927年左右曾在奉天萃草书院旧址设立专习中国古学的奉天书院，聘王树枬为山长，吴廷燮、吴闿生为教习，商定王树枬讲经学，吴廷燮讲史学，吴闿生讲词章，作为山长的王树枬为学生指示读书的门径时说:“古人言读书必先识字，字不外形声、训诂两端，惟《说文》、《尔雅》为最要。”接着他从识字、读经、校勘、功课等方面指点学习的基本技巧。(60)
偏安于香港地区的遗老们较多地参与教育活动，(61)1911年，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建立香港大学，1913年港大正式开课，初聘吴道镕、次请丁仁长任中国文学教习，吴、丁不就，后由赖际熙任香港大学汉文总教习，讲授史学，区大典教经学，1932年间，赖际熙又推荐温肃、朱汝珍等任港大汉文教习，他们教授的内容，经学注重《四书》，史学采用《通鉴辑览》，旁及多家史论。香港皇仁中学为1911年前香港地区唯一最高学府，经人介绍，陈庆保于1912年至1916年间担任该校汉文教习，1913年起，皇仁中学、底理罗士女书院、汉文中学等校分设汉文男、女师范夜校，男、女师范日学堂，区大典、桂坫教经学，陈子褒、陈达明教文学，区大典极力以四书经义课学员，各学员受其熏陶，亦以四书经义教其所教之学生，一时香港汉文学生读经之风甚炽。辛亥革命后，卢湘父及兄卢衮裳、侄等在香港设立湘父男学塾、湘父女学塾，以朱九江“惇行孝弟(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做校训，提倡读经，尊崇孔教。陈庆保在接办友人陈某的私塾后改名为庆保中学，聘前清秀才陈教端为教席，以“孝悌忠信”为校训。1930年陈焕章与卢湘父及其父兄在般含道组织孔教学院，陈焕章于每周日讲述《论语》、《孟子》等，每次讲经开始，由卢衮裳说明每周讲经的意义，结束时，由陈焕章带头诵读《中庸》“唯天下之圣”一章，取末句“故曰配天”作为诵圣。陈焕章的讲经，根据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阐明孔子为我国救世的大教主，并谓孔子可与释迦牟尼、耶稣鼎足而三，倡议每家设圣像，每朝烧香礼拜，诵读《孝经》开宗明义首章、《中庸》颂圣章。
此外，还有俞鼐(字叔文)、刘树庄、陈伯陶1915年在忌连忌利道合办扶轮学塾，陈子褒1918年将其在澳门主办的子褒学校迁到香港循道会旧址，1919年陈子褒在般含道创办子褒女校，1922年赖际熙独资创办粤学书塾，朱汝珍1931年在云咸街设立隘园学校，等等。
2.培植复辟人才，陶砺人心和士人气节
辛亥革命后，胡思敬两辞江西教育会会长之职，其理由一是对教育颇觉痛心，因为1911年作为监察御史的胡思敬曾有上疏《奏学堂十弊六害折》，对张之洞等人改科举为学堂之举表示不满，那么，作为教育会长等类的学堂监督不过是“上守部章，下承院司命令”而已，而真实的意图是因为“教育会”是“假新学名词”，他不愿意担当民国政府的职位，故力辞。(62)胡思敬虽然对教育会长不在意，但对教育并不是完全灰心，给章梫的一封信中说道:“论一人之私，则祝宗祈死，正在此时;论天下之重，则宜先保厥躬，次则留意人才。”(63)在致巢歧村的信中表示“于邑中公事一切悉屏谢不问，独与振贫、课士两端，区区尚不能忘情”(64)。其实，“留意人才”、“课士”是他们为延续人才的一种权宜之计，胡思敬在给刘廷琛的信中将这种意思表露得比较明显，信开头说，“海内同志无多，沈(曾植)、劳(乃宣)老迈龙钟，梁(鼎芬)、王(注:具体指谁不详)亦日见衰态，唯晴初(胡嗣瑗)及仁先(陈曾寿)年最强、才最美，而境况最艰苦，若听其潦倒穷途，为外物牵引而去”，“恐吾道益孤，将来有唱无和，虽有机缘，则亦无从措手矣”(65)。在给章梫的信中表达得更为露骨:“故今日之患，不患海内之志士无惓怀故国之思，而患重见天日之后，无安民、定国之才，重为革党所窃笑耳。”(66)“机缘”、“重见天日”就是遗民们幻想的溥仪“复辟”，故他认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宗旨是培植为“复辟”服务的才俊。
鉴于此情，胡思敬在对刘廷琛的信中说:“弟在乡间设一义学，选少年纯朴子弟十二人，课以经、史、宋五子书，虽聘有本邑山长，而自身不能不略为讲学，以此牵掣。”(67)此“义学”即“盐步书院”，山长为熊孝廉，所学内容为小学及《近思录》等，旨趣与高觐昌创办的“义学”略有区别。
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都有官、私图书的收藏，石室、金匮、天禄阁、兰台等藏书馆网罗了历代的典籍，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传入，具有近代公益性事业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相继出现，它们为文化事业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9年，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年底，《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颁发，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68)为宗旨，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图书馆事业初具规模，至1914年，全国共有省级图书馆14所。
1905年，张謇建成的南通博物馆是我国近代博物馆建设的起步，此后，如1915年的江苏古物保存所、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保定教育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江西教育厅博物馆、山西省教育图书博物馆等相继成立，至1921年全国已有博物馆13座。
辛亥革命以后，成为遗民的部分学人，对图书馆、博物馆事业也较为热心，他们也参与了部分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
1.图书馆建设
1913年赖际熙主持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科时，认为中国学生研究中国学术，必须参考中国古籍，便主张建立中文藏书楼，经得港大董事局同意，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广雅书院的藏书目录，选购经、史、子、集、丛五类必备古书，购得二三万册，其中多数是丛书，如《武英殿丛书》、《粤雅堂丛书》、《广雅丛书》、《图书集成》等，此为香港有中文藏书楼之始。1922年赖际熙创办的粤学书塾结束，赖不愿将塾址交还业主，遂与冯香泉、洪兴锦、李海东、陈庆保等成立读书会，聘何藻翔主持。赖氏秉着“宏振斯文，宜聚书讲学”，以实现存古、卫道、顺人心、拯世道的心志，在向绅商何东、郭春秧、利希慎们募捐到款项后，“仿广州学海堂之例，创立学海书楼”，求“征存载籍”，欲传“邹鲁”于“海滨”。(69)购买《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全唐文》、《太平御览》等书。此为香港私立藏书楼之始，待它颇具规模，推陈伯陶、何藻翔、区大典、赖际熙为学长，以赖际熙为义务司理，俞鼐辅之，李海东为义务司库。(70)“学海书楼”的创办对香港地区文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劳乃宣除1914年在青岛设立的“尊孔文社”藏书楼外，在曲阜也有创立藏书楼的举动。曲阜孔庙有奎文阁，始建于宋天禧二年(1018)，初名“藏书楼”，金明昌二年(1191)重修时改为“奎文阁”，明弘治十三年(1500)扩建为三层，它至此成为历代官府典藏书籍的一个重要场所，经过上百年的时代变化，至20世纪初，奎文阁藏书已所剩无几。1914年间，退隐青岛的劳乃宣移家曲阜，当他看到“阁犹岿然”而“书则无一卷之遗”的奎文阁后，萌发了在此设立“奎文阁藏书楼”的想法，他在《奎文阁藏书议》中对藏书楼做了细致的规划:设馆的目的是“存古今图籍，以备四方人士观览稽求，诚为我国唯一之盛举也”。接着，他提议将藏书楼命名为“阙里图书馆”;房间的上、中两层为典藏书籍之处，下层为祭祀、习仪之所;书籍的来源，一是将京师板存的官书、各省官刻的书籍，解送一部到此，二是登报广告来书;选取编目、杂役数人从事目录的编排和日常的管理;服务对象为本邑及诸方人士;地方政府筹资进行馆舍的维护等。(71)
胡思敬退隐定居南昌后，筑室东湖湖滨，将其从京师带回来的20万卷藏书以及从书店购回的约20万卷书籍尽行纳入藏书楼，楼上称“问影楼”，楼下命名“江西私立胡氏退庐图书馆”。
2.金梁与(沈阳)皇宫博物馆
也许是满族第一望族瓜尔佳氏之后裔的缘故，金梁对满族的历史、古迹有着一定的兴趣，其与博物院的结缘约始于光绪末年。1907年东三省改制，徐世昌充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次年盛京内务府改为“盛京内务府办事处”，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亦成立了“奉天旗务司”，在人员的任免上，徐世昌荐举金梁充任奉天旗务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1909年2月，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总督东三省的事务，此段时期的金梁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1910年锡良接受金梁的建议，奏请在盛京设立“皇宫博物馆”，拟将大内飞龙、翔凤二阁的瓷玉珍异、文溯阁《四库全书》等国宝保藏起来，因摄政王载沣所阻，之后，金梁自请进行清理，详编目录，经过约4年的努力，终于在癸丑年(1913)完成，罗振玉题署，徐世昌作序，金梁自序，编成《盛京故宫书画录》、《盛京故宫书画记》等。1909年曾任埃及元帅的英国名将西吉纳访华，特旨谕许选赠二件佳瓷予他，金梁事先将绘有万里江山一统图的康熙窑大花缸等大件重宝百余件藏匿起来，西吉纳最后只取得几小件宝物遗憾而返。(72)
到了民国时期，金梁对古迹、文物的维护也较为尽心，有影响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整理《满文老档》，二是筹划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记载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30年的历史，是了解满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份重要原始记录。但是它长期湮没不闻，光绪末年任奉天旗务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的金梁曾经接触过它，当金梁等正要对它进行翻译时，清王朝已经灭亡，按照《优待条件》的规定，盛京皇宫属皇室的私产，金梁利用他在奉天供职的方便，着意进行翻译。从1918年起，在金梁的总管下，有十余人参与翻译，费时二载方完稿，徐世昌、赵尔巽等曾索稿刊刻，未有结果。1928年金梁被省长翟文选聘为“东三省博物馆”委员长后又重理此书，几经波折，于1929年将择要摘录的部分以《满文老档秘录》名称发表。
在总办奉天旗务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的时候，金梁设立博物馆的建议得到各方的称赞，“中外闻者，咸乐观成”(73)。1926年“东三省博物馆”筹建，二年后金梁任委员长，全面筹划此事，他从点查、修理、陈列、开放、编审、调查等六项入手，1929年4月，东三省博物馆正式开放，此后，金梁着手编制《东三省博物馆简章》10条、《东三省博物馆器物部搜集、保存、阅览办法》6条、《东三省博物馆器物部搜集、保存、阅览办法》10条、《东三省博物馆展览规则》、《东三省博物馆职员办事规则》12条等。(74)金梁的上述所作所为，客观上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文化事业的保存和整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贡献和成绩不容否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金梁跟民初的其他“文化遗民”一样，一首诗、一幅画、一件文物、一方古迹都能引发他的思古之幽情，更何况是天天触摸、浸淫在见证清王朝辉煌功勋的古物、古迹堆中?睹其物，思其人，时间的流逝和皇室命运的多舛，使得他对大清王朝的流连和想望更加坚韧和长久，也更能激发起他对消逝的大清王朝的同情，因此，整理古物、筹建皇宫博物院就是报效大清的一种方式，一种希冀。
3.王国维与(北京)皇室博物馆
与金梁筹建皇宫博物院意图相似，王国维也有倡议筹办(北京)皇室博物馆的举措。
1923—1924年是溥仪在洋师傅庄士敦的协助下做出国准备的时期，1924年5月18日，王国维向溥仪呈递《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劝阻溥仪出国，为皇室着想，建议皇上开放紫禁城的一部分为皇室博物馆，请外国人出面保护。他说:
窃自辛亥以后，人民涂炭，邦域分崩，救民之望非皇上莫属，而非置宫廷于万全之地无以安圣躬，非置圣躬于万全之地无以救天下，此不独臣子之于君父必首计此，即为天下苍生计，亦不能不先图其本也。近者颇有人主张游历之说，臣深知其不妥……且皇上一出国门，则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宫中重器拱手让之民国，未有所得而全(部)尽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而无归之年也……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皇上如以事为可行，可遣人先与英、日二使接洽，如得其赞助，即下明诏以建立皇室博物馆事宣告中外……如此则京师虽有事变，而皇室有磐石之固，无匕鬯之惊。皇上自此益崇圣德，务广圣学，稍安睿虑以俟天心，实为天下苍生之福。(75)
作为一份奏折，王国维筹办皇室博物馆的设想可谓一箭三雕:一是以开放为手段，以保护为目的;二是以禁城一隅与世界文化有极大之关系为借口，将中国文化纳入万国皆有保卫之责的范围;三是名为保护中国文化，实则是保卫皇室。由此看来，被金梁评价为“其迂而不苟”的王国维确实在此事上是花费了一定心思的，王国维的用心不可谓不良，筹划不可谓不周到，虽然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溥仪采纳，但从中可以看出，皇室博物馆的筹建是一个三全之策，其核心的主旨既是保护皇室，也是保护中国文化，这正好印证了作为“文化遗民”的王国维的本质特征。
总之，民初遗民涉及的文化事业是多方面的，上述内容主要是就其大体而言，其实，他们在新闻出版(如郑孝胥与商务印书馆)、医药卫生(如李惺园癸丑年［1913］寓居青岛后，在与诸寓公诗歌唱和的过程中，“重理医业，订正《医述》二十种”;(76)朱益藩1915—1924年担任逊帝溥仪的帝师，十余年的毓庆宫岁月，朱益藩不仅给溥仪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而且担任溥仪的保健医生，因此被溥仪称为“儒医”。溥仪一旦身体不适，即请朱益藩“请脉”。(77)此外，像陆润庠［字凤石］受精通医术的父亲陆懋修［字九芝］的影响，陆润庠对医学有一定的涉猎，今清宫医案尚有凤石治西后肝旺胃实、脾虚湿滞脉案的处方。《清史稿》陆润庠本传载:庚子西狩，凤石间关千里奔赴行在，为两宫所赏，擢左都御史，典顺天乡试，实授吏部尚书，曾兼管理医局事)等领域也有一定的作为，这些留待以后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整体而言，民初遗民与史学、地方志、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等活动的结缘，尽管带有较为强烈的遗民倾向，这是后继者应该细细加以甄别和区分的，但是他们客观上为我国传统文化事业的保存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他们的功绩，给后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便利。退一步说，如果民初遗民在上述领域出现缺位，那么，后继者的研究至少会增加一些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初遗民的准确身份是“文化遗民”!
【注释】
(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后汉光武帝”，《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2月，第225页。
(2)《嘉业堂藏书志自序》，缪荃孙等《嘉业堂藏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2页。
(3)转引自朱师辙《讨论体例第一》，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页。
(4)《申报·自由谈话》，1914年7月7日。
(5)《申报·自由谈话》，1914年7月15日。
(6)《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记王湘绮》，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57页。
(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527页。
(8)李瑞清《与赵次珊却聘书》，李瑞清《清道人遗集二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6～67页。
(9)章梫《上陆太保》，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40页。
(10)章梫《答政事堂》，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51页。
(11)章梫《明史义例汇编序》，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6～487页。
(12)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第61页。
(13)《记于式枚却国史馆聘事》，魏华龄主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7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年1月，第207页。
(14)转引容庚《〈清史稿〉解禁议》，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24页。
(15)章梫《一山文存》王舟瑶(玫伯)序，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9页。
(16)相关内容的表述，较多参照下列材料:1.王思治《赵尔巽与〈清史稿〉的编纂》(王思治《清史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2.孟森《清国史馆列传统编序》(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1月);3.傅振伦《〈清史稿〉评论》(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4.戴逸《〈清史稿〉的编纂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5.邹爱莲、韩永福、卢经《〈清史稿〉的编纂纂修始末研究》(《清史研究·史苑》2004年10月第2期)等。
(17)王思治《赵尔巽与〈清史稿〉的编纂》，王思治《清史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399页。
(18)朱元曙《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审查委员会二三事》，《万象》第8卷第5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89页。
(1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006页。
(2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00)，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3815页。
(2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7页。(www.xing528.com)
(2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305页。
(2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92～96页。
(2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69)，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2790页。
(25)金梁《瓜园述异》，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6页。
(26)刘成禺《〈清史稿〉之纂修与刊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220～221页。
(2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7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2826页。
(2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7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2834页。
(29)傅振伦《〈清史稿〉评论》，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07页。
(3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7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2830页。
(31)吴廷燮《上清史商例》，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69页。
(32)戴逸《〈清史稿〉的编纂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3)章梫《拟请增辑四库全书折》，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87年，第378～380页。
(34)喻长霖《惺斋存稿·敬陈管见呈》卷一，转见存萃学社《〈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清史论丛》第7辑，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10月，第250页。
(35)另郭伯恭也撰有与金梁同书名的《四库全书纂修考》，金书先出，并未付梓，郭书后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国庆《金梁〈四库全书纂修考跋〉及其相关内容考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6期、2001年第1期。)
(36)黄福庆《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的政策分析——日本在华文教活动研究之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
(37)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3月，第3～10页。
(38)这些名单与桑兵《民国学界老前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转引的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黄福庆《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的政策分析——日本在华文教活动研究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附录《〈四库全书〉续修与影印简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394～395页)所列名单不符，且有很大的差异，个中原因还不知晓。
(39)桑兵《民国学界老前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0)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3月，第3页。
(41)胡思敬《盐乘例言》，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626～2627页。
(42)胡思敬《致沈乙庵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52～553页。
(43)胡思敬《答章一山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06～607页。
(44)月桥即陈月桥，宋朝进士，入元不仕。据《东莞县志》序言载:陈月桥惧旧闻散失，乃因县尹郭居仁应木之请，而创为之。故《东莞县志》的两次修纂，皆出于前代遗民之手，刘声木亦称其为奇事。(《遗民修东莞县志》，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639页。)
(45)《遗民修东莞县志》，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639页。
(46)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凡例，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遗逸类⑤》，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第17～20页。
(47)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序》，民国19年影印本，转见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干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20页。
(48)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45页。
(49)章梫《刘紫回虞衡别传》，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31页。
(50)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45页。
(51)徐学林《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四)，《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
(52)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45页。
(53)徐学林《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四)，《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徐学林《精于理财，拼命存古——近代出版家刘世珩传略》，《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
(54)胡思敬《答陈剑潭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65～569页。
(55)胡思敬《答上海商务印书馆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9页。
(56)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陈景盘、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509页。
(57)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陈景盘、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338页。
(58)高觐昌《葵园遁叟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527～528页。
(59)《福山石坞王君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09页。
(60)王树枬《陶庐老人随年录》，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409～413页。
(61)该项内容主要参考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5～232页。
(62)胡思敬《再答教育会辞会长笺》，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72页。
(63)胡思敬《致章一山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85页。
(64)胡思敬《与巢观察歧村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53页。
(65)胡思敬《致潜楼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74页。
(66)胡思敬《答章一山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06页。
(67)胡思敬《致潜楼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74页。
(68)转引自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13页。
(69)区志坚《民间团体成为传统学问南移与知识普及文化的桥梁》，唐力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第615页。
(70)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71)劳乃宣《奎文阁藏书议附章程》，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99～404页。
(72)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320～321页。
(73)转见王国华《金梁传略》，中国政协沈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第17辑·满族史料专辑》，1990年，第135页。
(74)以上详见王国华《金梁传略》，中国政协沈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第17辑·满族史料专辑》，1990年，第123～139页。
(75)王国维《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转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416～417页。
(76)李思敬《夐叟七十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777页。
(77)王庆祥《溥仪交往录》，东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62～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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