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民初文化遗民：嘉业堂到丛书

第二节　从“嘉业堂”到民初丛书

藏书与刻书是民初遗民实践文化整理工作的又一手段，也是民初遗民文化实绩的体现。邓邦述有一段关于藏书和刻书心境的自白:“新学大昌，典籍渐废，秘本旧书不惟读者日稀，且恐知者复罕。不为表彰，则秦火虽熄，仍同灭亡。此一惧也。中学西渐，欧美之人虽不辨之无，而独喜搜讨。皕宋遗籍，转入东瀛;敦煌坠简，复非吾有。后之学者，虽欲抱残守缺，亦云难矣。此二惧也。家本清寒，世袭清德，虽为民牧，时念山林。然而买山无资，楼如虚构，债台累筑，贫无所归。昔者借债以买书，今且鬻书以偿债，及身而散，恐遂不逮子孙。此三惧也。”⁽⁴⁷⁾面对“三惧”，民国初期的许多遗民以无限的热情从事文献的刊刻工作，出现了刘承干、徐乃昌、刘聚卿、胡思敬等一大批著名的藏刊书家和《豫章丛书》、《雪堂丛刻》等一大批丛书，现检其要者作简略的介绍。

一、遗民藏书家简介

1.刘承干

铜山非富富琅函，两过门闾未许探。黄白无成书就佚，颇闻宾客散淮南。⁽⁴⁸⁾

这是伦明综述刘承干藏书递嬗的一首诗。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南浔人。他的祖父刘镛出身贫寒，后经营蚕丝业而发迹，成为南浔首富之一。刘墉有子四人:刘安澜(字观伯，号紫回)、刘安江(字澄如，号橙墅，以锦藻名行于世)、刘安泩(字渊叔，号梯青)、刘安溥(字和庵，号湖涵)，刘承干为刘锦藻儿子，后过继给刘安澜。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贡生，曾任候补内务府卿，在赈灾中因捐银较多，获得郎中、三品卿衔、四品京堂等官衔。1914年以输金资助崇陵种树得“钦若嘉业”匾额，1917年与章梫合纂《纶旅金鉴》，获“抗心希古”匾额。在辑补生父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嗣父刘安澜的“表彰遗逸之诗”⁽⁴⁹⁾《国朝诗萃》的过程中，萌发购书、藏书的想法，自1910年始，收购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散出之书达60万卷，成为与蒋汝藻、张钧衡在上海并立的三大藏书家。1920—1924年，刘承干在家乡南浔建占地30亩之广的“嘉业堂”藏书楼，经过几十年的积聚，嘉业堂藏书以明刻本2000种和地方志1200种名扬于世，其中不乏宋、元善本秘籍，刘承干重金聘请缪荃孙、叶昌炽、王玫伯、陈毅、孙德谦、杨钟羲、况夔生、董康等人校刻书籍，后刊刻《嘉业堂丛书》等书籍178种、1900余册，为我国文化事业的保存和整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徐乃昌

刊成闺秀百家词，好事南陵合绣丝。堪笑痴儿保孤本，至今还是宋元时。⁽⁵⁰⁾

这是伦明综述徐乃昌藏书递嬗的一首诗，徐乃昌(1868—1943)字积馀，号随庵，又号众丝。安徽南陵人。清末外交家刘瑞芬的长婿，大出版家刘世珩的姐夫。光绪十九年中举，官至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江苏高等学堂总办。1903年，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辛亥后隐居上海成为遗老，并经营工商业，与旧友缪荃孙、叶昌炽、刘承干及刘世珩等往来密切，切磋收藏、校刊古籍。以藏金石书画、刻书、访碑闻名。以鄦斋、积学斋、镜影楼、小檀栾室作藏书斋、刻书斋名，在辛亥以前刊刻有《积学斋丛书》20种63卷(1893年);《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20种133卷(1896年);《鄦斋丛书》21种46卷(1900年);《随庵徐氏丛书》10种52卷(1908年)，1916年又续印20种97卷。辛亥以后刊刻有《南陵先哲遗书》5种23卷(1934年)，主纂《南陵县志》，总纂《安徽通志》，亲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参与安徽学者在上海发起影印出版《安徽丛书》(1932—1936年)30种360卷。个人著述有:《续方言又补二卷》、《南陵县建制沿革》、《皖词纪胜》、《积学斋书目》、《徐乃昌日记》等。⁽⁵¹⁾

3.刘世珩

贵池刻书爱仿宋，成就武昌陶子麟。本来未见中郎貌，究竟中郎是虎贲。⁽⁵²⁾

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对刘世珩藏书善行的称颂，刘世珩(1875—1926)，小名奎元，字聚卿，又字葱石，号(继)庵，别号楚园，安徽贵池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1903年任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派缪荃孙、柳诒征等随徐乃昌赴日考察学务，归国后筹建劝业工艺局、商品陈列所、江宁商会、设商业中学、高等学堂，同时兼理南洋官报局、裕宁官银局、江宁马路工程局、两江师范学堂、江宁实业学堂等事务，1906年，被任命为湖北造币厂总办兼天津造币厂监督，1908年任直隶财政监理，1911年升为度支部左参议，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筑楚园，藏书十余万卷，收购金石、古器物，其中以南唐乐器大、小忽雷最为著名，全力校刊古籍。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七石经》、《圣庼丛书》、《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贵池刘氏所刻书》、《赐书台汇刻曲谱》、《暖红室汇刻传奇》、《贵池先哲遗书》等10种丛书，子目超过250种，加上丛书中的小丛书、单行本，总卷数超过2000卷。其中以《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三种，聘请陶子麟等高手刻板，字大悦目，纸白如玉，精美绝伦，受到时人冯煦、缪荃孙等人的称赏。主要著述有:《吴应其年谱》、《刘伯宗先生(城)年谱》、《贵池县沿革表》、《银价驳议》、《圆法刍议》、《聚学轩词集》、《南朝寺考》等。⁽⁵³⁾

4.胡思敬

胡思敬(1869—1922年)字漱唐，江西南昌新昌人，1893年中举，次年成进士，后选取翰林院庶吉士，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宣统元年(1909)补辽沈道监察御史，转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辛亥(1911)三月，挂冠南下隐居，将在京期间的20万卷藏书携归南昌，在东湖边创建图书馆。他的《退庐留书记》、《留书后记》有详细的记载。民国初年，江西学术界公推他为江西省教育会会长，他坚辞不就。他隐退后，致力于著书、刻书，编著地方志书《盐乘》，修于1913年，刊印于1917年。校刻《问影楼丛刻初编》共9种36卷;《豫章丛书》共103种694卷266册。主要著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退庐笺牍》、《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等。

除上述著名的藏书、刻书家外，还有更多的民初遗民参与藏书、刻书事业。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所载录的，除下文刊刻丛书的部分人物外，还有:徐梧生、陈宝琛、杨钟羲、张勋、沈曾桐、夏孙桐、杨守敬、曾习经、黄节、樊增祥、袁思亮、吴道镕、金梁、陈田(松山)等。(www.xing528.com)

二、民初丛书

民国时期纂刻的丛书很多，有一部分属于学人、藏书家刊刻，有些是属于遗民刊刻，这里仅选取后者作粗略的归类，而且成果基本限定于民国时期。

①况周颐与《暖红室汇刻传剧》刊刻有密切的关系。详见吴树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文献》季刊，2005年第1期。

续表

资料来源:(1)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2)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版。

(3)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干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藏书、刻书客观上为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藏书、刻书中体现的遗民意识也不应该忽视，胡思敬的刊刻丛书可见一斑。陈剑潭为胡的同乡，打算刊刻一些书籍，驰书征询胡思敬的意见，胡的回信表明了几点建议和自己的想法:

1.刻书以“经世致用”为归，“持论尚通，似尚未离乎包慎伯(包世臣)、冯林一(冯桂芬)、魏默深(魏源)一流人见解”，他们的述说在今日已成敝帚，无济于天下。

2.天下之乱由人心，人心之坏由学术，处今世的我辈，应守拙安贫，检括身心，才能求自立。

3.刻书求多无益，文章发于忠爱，“其人既重，文亦与之俱传”。

4.做学问的门道虽多，但是切要的门径是由博返约、沿流溯源、修己治人，而修己之道，大者在彝伦，小者在出处。

正是基于这些想法，胡思敬在信中明确指出:“鄙人编刻《豫章丛书》即本斯旨，凡人品不为众论所许者，即四库已收，如陈彭年《江夏别录》、夏竦《文庄集》、程钜夫《雪楼集》，一概不收，专以表扬潜德为主，庶为善者知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身虽坐废斗室，编摩于风教，不无小补。”因此，他对陈剑潭的著书，仅“取《江表忠烈》，余皆不甚注意”⁽⁵⁴⁾。在《答上海商务印书馆书》中也强调“历来操选政者，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要必人品与诗品相称，方不至远负甘泉作序之讥”⁽⁵⁵⁾。显然，胡思敬既注重载道之文，也注意诗品人品相符，编书也是顺从此旨，尤其强调忠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