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民初遗民文学的认识
一、民初遗民文学认识的起点
民初遗民文学由于其存在的特殊背景，加之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习惯，近代文学研究者多关注辛亥以前的主流文学，而现代文学大多起于1919年，较为著名的通史性质的文学史著作、教材，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9月)，周扬、钱仲联、王瑶、周振甫等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近代文学》部分，断代性质的文学史著作、教材，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管林、钟贤培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6月)，陈伯海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牛仰山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及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香港龙门书局1969年10月)等，多注意“同光体”(或宋诗派)诗人、晚清四大词家的研究，故存在于民国前30年左右的遗民文学因人为的时空割裂而出现了研究空位，民初遗民文学的整体存在几乎被漠视了。
事实上，民初遗民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丰富性、多样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初遗民文学广涉众多文学领域，如诗词、诗话、清宫词、戏曲、骈文、碑传等文学形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因此，有人曾经评价说:“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人都以遗老自居，诗也充满遗老情调，与革命派的南社诗歌形成显明的对抗。”(73)也不尽准确，单以诗词而论，民初遗民文学固然有与中华民国对抗的成分，也有对传统诗词精华的继承成分，这种承继与开拓是同时并存的，更何况他们在其他文体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因此，民初遗民文学一方面是与中国近代文学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尤其是后期的同光体、中晚唐诗派、四大词人等横跨近代后期和民初;另一方面，民初遗民文学家虽然其外在身份是遗民，但更准确地看，他们属于“文化遗民”，因其如此，他们尤能关注文学的本质属性，而较少注视文学的功利性目的和政治性作用，其作品的文学性并没有因文学的时代性影响而湮没。另外，民初遗民在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文学接续者的作用，使得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了较为坚实的历史基础。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民初遗民文学认识的起点。
二、从钱著和汪著看民初遗民文学的成就
至于民初遗民文学的成就，目前所见，还没有较为完整和全面的阐述。笔者以为，用与民初遗民生存时代接近的人物如汪辟疆、钱基博的著作解读民初遗民的文学成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这种想法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开山之作，也是唯一的一部以近代文学为内容的学术名著。“现代”所涉的时段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30年左右的时间。该书的出版得到柳诒征、胡先骕、郑桐荪、陈灨一、刘麟生、陈毖寿、潘式、王利器、郭斌佳等人的称赏，尤其是胡先骕称该书为“可读而有个性之作”、“为今日著述界有价值之作”(74)。以研究近代诗学享誉学坛的汪辟疆虽没有大部头论述近代诗学的著作，但他的一些中短篇论文颇有见地，常常成为研究近代文学征引的书目，如《近代诗派与地域》、《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
品味钱著的《绪论》，能给我们了解民初遗民文学以很好的启发:钱氏解释此书为何用“现代”而不用“民国”时说:“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胡适之白话文学史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75)因为，一则他要写的文学传主露头于清末，二则遗老们不奉民国为正朔，故用“现代”二字代替“民国”，显然可以看出他对遗老们(广义的遗老，当然也包括本书探讨的遗老)的重视，因此，从这层意思上看，一部30年时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反映刚好与其同步的民初遗民文学史。所以，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此书时，做了如下的介绍:“(该书)广泛涉及民国开元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民俗，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作者不局限于以文论文，以诗论诗，而是笔涉文学，意寄兴亡，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抒发深沉的历史感慨。”
第二，从钱氏对文学的理解看，“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76)上引关于“文”、“文学”、“文学史”的解释，至少可以看出，(一)钱基博使用的“文学”概念大大超出现在所用的“文学”涵义，其范围基本等同于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的“文学”概念，即文献;(二)钱基博是用动态、发展、全面、会通的观点看待现代文学的，这种现代文学与民初遗民文学的存在形态基本吻合;(三)此书谈到“现代”的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意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以及对后辈学术师承的影响。因此，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客观反映了民初遗民文学的状况和成绩。
第三，汪辟疆在回顾了清代诗坛尤其是道咸至同光间诗歌的发展历史后指出:“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诵晚清百年内之诗，此又应知之一义也。”(77)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名限“光宣”，实际延及民初，部分遗民的诗歌兼有论及。《光宣诗坛点将录》初本与定本有别，1945年的合校本收录光宣诗坛的诗人180余人，其中的遗民就有王闿运、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李瑞清、樊增祥、陈曾寿、曾习经、沈曾植、周树模、左绍佐、赵熙、梁鼎芬、沈瑜庆、杨增荦、俞明震、柯劭忞、王树楠、夏敬观、李宣龚、林纾、杨钟羲、唐晏、李详、易顺鼎、曾广钧、程颂万、曹元忠、李岳瑞、王梦湘、宋育仁、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吴庆坻、吴士鉴、瞿鸿、袁思亮、胡思敬、赵炳麟、吴俊卿、王乃征、陈夔龙、余肇康、徐世昌、孙雄等46人，已达四分之一。从他甲申年(1944)定本跋语看，《光宣诗坛点将录》为己未年(1919)南昌草创，1925年过南京时，柳诒征、杨杏佛见之，杨杏佛拟刊诸《学衡》杂志，为作者所拒绝，后被章士钊刊载在《甲寅》周刊上。“不谓此书甫刊，旧京及津沪老辈名流，大为激赏，且有资为谈助者。而陈散原、康南海、陈苍虬、王病山、李拔可、周梅泉、袁伯揆诸公，辄举此以为笑乐。惟陈石遗以天罡自命，而余位以地煞首座，大为不乐。康南海但以‘伤模拟’三字致憾。夏剑丞自负其诗，而不得与天罡之列，意亦未嫌。”(78)汪辟疆对光宣诗人的评价只是就其成就和诗学水平的高低立论，并没有新民与遗民的区别，它客观上反映了民初遗民在诗坛上的影响。
此外，到30年代，陈一等人本着“学术兴衰之变迁，诚国家存亡之关键”的理解，在上海创办“新旧相参”(79)的文艺刊物《青鹤》杂志，该杂志取名于《世说新语》“青鹤鸣，时太平”之句，他们希冀在“国之骚乱逾廿年，人们望太平久矣，而竟不可睹”之时，以此杂志“鸣于太平之秋”(80)。王蕴章、柯劭忞、孙雄、杨昀谷、吴廷燮、潘飞声、刘承干、李拔可、黄节、袁伯夔、程颂万、王树楠、叶尔恺、孙德谦等遗民与丁福保、汪旭初、胡玉缙等几十位民国学人同时成为该杂志的特约撰述人，说明《青鹤》杂志对民初(文化)遗民并不心存芥蒂，也足见民初(文化)遗民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总之，中国文化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是西方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发性因子即元典精神激发的结果，作为“文化遗民”学术中一翼的遗民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中国文学、文化薪火递传的角色，肩负着文学、文化从承继到拓新的重任，民初遗民文学研究的突破，是全面、综合了解民初“文化遗民”成就的基础，也是深入把握民初“文化遗民”身份的前提。
【注释】
(1)《遗民文学概述》，王步高、丁帆《大学语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22页。
(2)专题研究将在笔者承担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民初遗民文学研究》中进行，拟出专著。
(3)与这些活动相类似的还有“诗钟”，一般认为，诗钟是清朝嘉庆年间福建人所创，初名折枝，在光绪年间较为流行。诗钟二字是取击钵催诗之意。清人徐兆丰《风月谈余录》中载:“构思时以寸香系缕上，缀以钱，下承盂。火焚缕断，钱落盂响，虽佳卷亦不录，故名诗钟云。”格式分为合咏格、分咏格、笼纱格、嵌字格四类，嵌字格又有多种形式。著名的有孙玉声、王均卿等在上海创办的“萍社诗钟”等，主要人物有谢不敏、蒋山佣、王毓生、陆澹庵、徐行素等五虎将。(江更生《中华谜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11月，第570～571页)本书因主题的原因，关于“晨风庐”遗民的“诗钟”活动将在以后的文中论及。
(4)瞿兑之《茶棚》，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89页。
(5)顾炎武《日知录》(卷22)，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787～788页。
(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49页。
(7)“月泉吟社”，宋元易代后遗民所立诗社名。发起人为浦江吴渭(字清翁，号潜斋)，吴宋时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人主持社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五言、七言律诗，次年正月得诗2735首，选中280名，并将前60名、74首诗汇为一卷刊行，附摘句33联，命名为《月泉吟社诗》。社友姓名均为假托，并寓真名于其下，如第一名连文凤改称罗公福。集中诗皆以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多隐含故国之思，借以表现作者寄情田园、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心理，同时，也借此广泛联络遗民，结交社友。此后，“月泉吟社”是文人雅士社集的代称，也是遗民诗社常用的一个模仿、礼拜对象。
(8)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2页。
(9)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70页。
(10)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36页。
(11)吴士鉴《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3页。
(12)史玄《旧京遗事》·夏仁虎《旧京所闻》·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第119页。
(13)非“晨风庐”遗民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情怀。癸丑、甲寅之际梁氏的诗、文、词可以为证。如《癸丑三日邀群贤修禊万牲园拈〈兰亭序〉分韵得“激”字》中有:“群贤各有出尘想，好我翩然履綦集……自我去国为僇人，屡辜佳辰堕绝域。哀时每续梁五噫，忤俗空传傅七激。秋虫声繁亦自厌，春明梦碎何当觅。朅来京国俨在眼，起视山川翻沾臆。”此外如《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韵得“带”字》等，(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70～71页)
(14)京沪三场修禊的详情及文学主题的探讨，见罗惠缙《主题选择与文学表达的差异——京、沪1913年上巳日三场修禊诗比较研究》，《吉首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665～666页。
(16)周延礽《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5页。
(17)杨钟羲《淞滨吟社集序》，《淞滨吟社集》，1914年12月刊行，第4～5页。
(18)周庆云《淞滨吟社集序》，《淞滨吟社集》，1914年12月刊行，第8页。
(19)周庆云《甲乙消寒集序》，《甲乙消寒集》，1917年7月刊行，第4页。
(20)刘炳照《晨风庐唱和诗序》，周庆云《晨风庐唱和诗存》，1914年9月刊行，第4～6页。
(21)《礼记·大传第十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10月，第1506页。
(2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417页。
(23)陈曾寿《苍虬阁诗》，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3页。
(24)陈曾寿《苍虬阁诗》，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5页。
(25)周庆云《晨风庐唱和诗存》(卷四)，1914年9月刊行。
(26)汪昌焘《七夕立秋梦坡招饮晨风庐即事赋此》，周庆云《晨风庐唱和诗存》(卷三)，1914年9月刊行。
(27)彗星的别称，亦作“欃枪”，指天欃和天枪。《尔雅·释天》:“彗星为欃枪。”
(28)清末民初时期确实对明遗民有“发现”，“发现”的主体有三类:一是辛亥革命前期的章太炎、黄节、刘师培等国粹学派，他们从反满的政治需要出发，宣传民族主义，对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家及明末遗民的著作、思想作了较多的阐述和申发，但是，他们身上几乎没有遗民气息，只是借用明遗民高彰的“夷夏观念”为斗争的旗号。二是以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等为代表的南社，也利用民族主义的口号进行反满活动。相比前一类，南社人物有着一定的明遗民气息，尤其关心遗民气节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的运用，其中，以陈去病为最。(参见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三是本书涉及的民初遗民，他们依然注意明末清初遗民，但更多的是关注明代历史，尤其是南明王朝的历史，其趣味及意图与上述二类有较多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他们是借南明王朝正邪力量的较量来影射清王朝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的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候也流露出一种遗民情结，约5年的时间中，他写了不少谈遗民与遗民著作的文章，《风雨谈》、《夜读抄》等是主要代表。关于几类人物的详细比较研究需另撰专文探讨。
(2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274～278页。
(30)民初遗民对前代遗民的发现也不单局限于文学领域，他们更多地立足于宏阔的历史领域，如胡思敬辛亥后在南昌建新昌三君子祠、明季六忠祠，并拟编《明季遗老传》(胡思敬《与黄子雅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4页)。章梫“纂明遗民传数十卷”，且在纂修历史时，尤其将宋元之际的海宁遗老舒阆风、刘樗园、胡梅裥的事迹一一勾出(章梫《一山文存》，王舟瑶(玫伯)序，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9页)。陈伯陶纂辑有《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明季东莞五忠传》二卷;1919年罗振玉完成《徐俟斋先生年谱》，3月，王国维校阅该谱等。但《徐州二遗民集》(十卷)为冯煦1893年辑录而成，不属此范围。
(31)章梫《题刘君翰怡所藏翁覃溪学士手纂〈四库全书提要〉稿本都二百四十册》，《淞滨吟社集》，1914年12月刊行。
(32)《淞滨吟社集》，1914年12月刊行。
(33)《时语》，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12页。
(34)甲申，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而死，张印闻之痛哭，即成癫疾，狂走于市，悲歌于道，世人称为“张癫”。李自成农民起义后，陈景变家产募壮士五百人，与官军合力破起义军，获得某首领八斗糟，斩之，漆其头为酒器，豪饮七昼夜而遁，不知所终。邹元檄闻国变，弃室而逃，结茅东瓯(温州)五云峰下，后有富儿构屋数间于其左，邹氏对其徒说:“吾辈可与此等俗人居耶?”遂挈走。(www.xing528.com)
(35)余怀《板桥杂记》，启智书局民国22年(1933)，第13页。
(3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4页。
(37)夏田蓝编《龚定庵(自珍)全集类编》，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76页。
(38)酕醄:大醉的样子。
(39)《淞滨吟社集》，1915年刻本。
(40)周延礽《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8页。
(41)《壬癸消寒集》，1914年刻本。
(42)详见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六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416～418页。
(43)此即郑孝胥命其室名为“海藏楼”之出典。
(44)《壬癸消寒集》，1914年刻本。
(45)《淞滨吟社集》，1915年刻本。
(46)樊增祥《超然吟社第一集致同人启》，转见《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2月，第552页。
(47)樊增祥《三月三日樊园修禊序》，吴芹《近代名人文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第40～41页。
(48)章梫《答金雪孙前辈同年》，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3～485页。
(49)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第61页。
(50)《中华文史论从》增刊《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462页。
(51)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2页。
(52)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2月，第873～947页。
(53)沈瑜庆《涛园集·义熙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8页。
(54)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1页。
(55)陈夔龙《花近楼诗存》(五编卷一)，王伟勇《民国诗集丛编》第一编(第36辑)，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701～702页。
(56)周延礽《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0页。
(57)高翀《希社小启》，吴芹《近代名人文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第70～71页。
(58)姚文栋《希社丛编序》，吴芹《近代名人文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第86～87页。
(59)详细内容参见罗惠缙《希社遗民关于孔子的宗教想象与文学表达》，《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60)高翀:《希社成立赋五言古诗三十四韵，乞远近各同志和作》，《希社丛编》第一册，民国2年(1913)10月刊本，第9页。
(61)施赞唐:《希社成立和太痴原韵》，《希社丛编》第一册，民国2年(1913)10月刊本，第67页。
(62)阮崇德《送姜怡云赴曲阜大会谒林襄礼录呈梦坡先生正和》，《晨风庐唱和诗存》卷三，晨风庐甲寅年(1914)刻本。
(63)周庆云《仲明以送姜怡云赴曲阜谒林襄礼诗见示次韵奉和》，《晨风庐唱和诗存》卷三，晨风庐甲寅年(1914)刻本。
(64)详见下编第三章《章梫》相关部分。
(65)周延礽《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17页。
(66)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12月)，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911页。
(67)袁荣法《湘潭袁氏家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50页。
(68)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69)《徐致章等遗民词社》，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11页。
(70)竞智图书馆等编《北洋人物史料三种·徐世昌全传》，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4～35页。
(71)傅岳芬《应山左笏卿先生墓碑》，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612页。
(72)周庆云《晨风庐唱和诗存》(卷二)，晨风庐甲寅年(1914)刻本。
(73)周扬、钱仲联、王瑶、周振甫等编《中国文学史通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3月，第392页。
(74)胡先骕《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编《胡先骕文存》(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327～328页。
(7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9页。
(7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3～7页。
(77)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4页。
(78)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20～121页。
(79)陈灨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鹤》，1932年1卷第1期。
(80)甘簃(陈一)《青鹤之命名》，《青鹤》，1932年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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