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

第四节　“文化遗民”群体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

刘梦溪先生以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时间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而尤以王国维扮演着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形成这种判断是基于对现代学术奠立条件的理解，现代学术奠立应该具备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学者的思想自由;第二，以学术独立为目标;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尽量吸收新的观念，能够与二十世纪前后的世界学术文化对话交流。”⁽⁸⁶⁾嗣后，他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进一步发挥和衍申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它们包括:学术独立的传统，科学考据的传统，广为吸收外域经验而不忘其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注重通学、通识和学者情怀的传统等。⁽⁸⁷⁾也有人纯粹从学术研究方法入手，将民国时期的学术方法归纳为: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融合而成科学实证方法，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的融合而成唯物辩证方法，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的融合而成直觉方法。⁽⁸⁸⁾上述观点的出现，都是在概括民国时期各类学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从逻辑方法来讲，使用了归纳法。平心而论，归纳法确实存在着科学性、合理性和普遍性，但笔者以为，它们并不能完全囊括大千世界的零零总总，因为自然界是多变和丰富的，人类社会更加纷繁复杂，这种作为与人相对的客体社会都是众生万象的，还遑论呈现出明显的主观色彩、反映人类特异思维成果和高级精神活动的学术研究的普遍性?显然，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能超出它的普遍性。⁽⁸⁹⁾对民初“文化遗民”对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影响虽然很难做出条分缕析的总结，但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以启迪。

第一，在学术研究精神和态度取舍上，民初遗民将中国传统学术视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钻研，既不因西学的冲击而盲目自大，也不因时代的新变而妄自菲薄。

第二，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民初遗民对中国历代学界前贤积淀起来的学术研究传统和方法如强调学术的教化和经世之责，注重通人之学，专注义理、考据、辞章等，既有继承，也在时风的影响中有相应的新变，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张尔田、孙德谦等是其代表。

第三，在传统学术的师承上，近现代文、史学家的学术渊源有很多是来自“文化遗民”们的教诲，如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方壮猷为赵启霖弟子，姜亮夫等为王国维弟子，谢国桢入清华前曾师从吴闿生习古文辞，赵熙有郭沫若、吴玉章、孙炳文、向楚等弟子。又如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记:1928年9月到上海，“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强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⁹⁰⁾。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非一朝一夕突变的结果，而是在漫长时间的浸淫、衍化过程中形成的，退一步而言，如果缺乏民初“文化遗民”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传导的话，至少现代学术的建立不会那么迅捷和顺当，这或许就是探讨民初“文化遗民”与中西学术关联的意义所在吧。

【注释】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页。

(2)桑兵在其著作《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中，罗列了中、西、日各类学人及团体关于国学概念的理解，涉及的范围颇广，但基本覆盖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范围。其实，按纯粹意义的理解，有些是难以统括于“国学”概念之下的，有些又可能超越它。由于“中国传统学术”这个麻布口袋很大，所有的“马铃薯”(与中国学术相关的学科分野)均能装入其中。

(3)言“殿军”的说法很多，如钱穆称康有为为“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也有称康有为传统今文学的殿军;唐振常称陈寅恪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唐振常《承传立新——陈寅恪先生之学》，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阮元被视为乾嘉汉学的殿军;章太炎被称为清代朴学的殿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刘衍文称廖季平为今文学的殿军(刘衍文《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刘师培为晚清扬州学派的殿军;梁启超视胡适为清代汉学的殿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张中行说孙楷第先生是“乾嘉学派”的殿军;清末词学名家如冯煦、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既是清代词学之殿军，又是民初词学的奠基者和骨干(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暨南学报》2000年第6期);胡适是“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的“殿军”，认为其思维方法是一种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陈曼娜《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黄侃是乾嘉朴学之殿军(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何新认为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三人，从学术上看，或可算作朴学在二十世纪作为殿军的最后三位代表性人物(何新《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读〈陈寅恪文集〉论陈寅恪》，《读书》1986年第5期);艾恺称梁漱溟为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纵向或从个体看，他们的说法都具有合理性和表述上的科学性，如将他们的说法作横向的比对，可以看出，前后延涉半个世纪的人物，对朴学、乾嘉考据学、清代汉学、乾嘉朴学、扬州汉学、儒学等概念的理解是各有异趣和侧重的，因而会产生一些陈述上的矛盾。

(4)至于学术脉络和学术承继等方面上的阐述，可以参看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罗志田的《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等专门性研究的著作，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等从个案入手的著作。比较有系统的分析论文为桑兵的《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此外，亦可参看麻天祥《创变中的民国学术》(《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等文章。

(5)《隋书·经籍志》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903页。

(6)《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7页。

(7)《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769页。

(8)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80～88页。

(9)严格地说，民初遗民是在辛亥国变以后出现的，辛亥国变前没有遗民，凡是对西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称为“新民”，辛亥后这些“新民”有的成了遗民，有些依然是“新民”。为区别起见，这里权且用“遗民”来称呼辛亥后成为遗民的人。

(1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2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7页。

(12)冯天瑜、肖川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4～145页。

(13)当然，遗民康有为并不受到众遗民的赞赏和欢迎。戊戌变法的失败，陈宝琛、郑孝胥等人归之为康有为事机不密，致使光绪帝一蹶不振，幽死瀛台。追源祸始，康有为实开其端，因此，1927年康有为病故，其门人徐良要求溥仪赐给他谥号，溥仪采取了陈、郑“不应予谥”的建议。陈三立、胡嗣瑗等人认为康有为志大才疏、飞扬浮躁、喜欢大吹大擂。康有为僻居沪渎时，遗老们还是与他有较多的交往，这些引起了胡思敬的强烈不满，在致王病山的信中就说:“近来海上诸老好与康圣人游，即康亦以清室遗老自命，仆颇不以为然。前致书培老(注:沈曾植)……云光绪将乱之初，一二小人之邪说，可以煽动四方，即暗指圣人及其徒梁启超也。”(见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1～19页;胡思敬《致王病山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71～672页。

(14)叶参、陈邦直、党庠周《郑孝胥传》，《民国丛书》第一编(88)，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9年，第2页。

(15)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6月，第2669页。

(16)易公度、刘海声、徐溥《晚清政治家、学者宋育仁》，中国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1983年，第30页。

(17)张学华《诰授通奉大夫翰林院编修吴君行状》，吴道镕《澹庵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页。

(18)王先谦《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701～704页。

(19)王先谦《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744页。

(20)王先谦与叶德辉压制湖南维新运动是事实，但不能简单看待。事情的起因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大讲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本来，王先谦对康有为就有不满，同年的年谱记载:“康有为以变法自强之说，耸动海内，朝野多为所惑。翁叔平尚书保荐有‘胜臣十倍’之语，一时靡然从风。识者心鄙其人，然不悟其有逆谋也。”当叶德辉将教习梁启超的评语呈给王看时，王亦说:“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至于康、梁的“逆谋”，王先谦在《复吴生学竞》的书信及致陈中丞的《附原奏稿》中有些表示，大要在于:1.西学与西教不同，康、梁则以西教惑人。2.欲以西学中的民权、平等之说颠覆君臣、父子之大防。但是，这些并不能否认王先谦对西学的渴求，第一，他认为趋重西学是时代大势所至，在《复吴生学竞》信中就说:“至谓近日事，亦趋重西学者，势所必至。”第二，地球大通，各国往来，禁交换、禁购买是不可能的，“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第三，他在《复毕永年》的信中，从批评中国学人的通病中看到国人学习西学的弊病，通病就是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于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显然，他认为从议论入手谈论西学是在图名、图私。(王先谦《王先谦自定年谱》、《虚受堂书札》，《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9月。)

(21)王先谦《王先谦自定年谱》，《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863～864页。

(22)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57～158页。

(23)申权《金公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26页。

(24)京都文楷斋胡清、宋德裕合刻《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建德周悫慎公墓志铭》，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573页。

(25)曾昭杭等《(曾广钧)哀启》，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793页。

(26)熊步成《图书收藏家胡思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6年，第91页。

(27)叶昌炽《太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傅陆文端公墓志铭》，汪兆镛《碑传集三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166页。

(28)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39～40页。

(29)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54页。

(30)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30页。

(31)《与汪康年书》(13)，陈三立著《散原精舍诗文集》(集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第1179页。

(32)申权《金公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24页。

(33)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54页。

(34)《宋育仁小传》，戴安常选编《近代蜀四家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58页。

(35)陈懋复《诰授光禄大夫晋赠太师谥文忠太傅先府君行状》，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436页。

(36)申权《金公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25～132页。

(37)王玫伯《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522～523页。

(38)王玫伯《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56页。

(39)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87页。

(40)胡思敬《与善化相国询先朝掌故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6～497页。

(41)胡思敬《奏学堂十弊六害折》，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38～39页。

(42)叶参、陈邦直、党庠周《郑孝胥传》，《民国丛书》第一编88册，上海:上海书店，第2～5页。(www.xing528.com)

(43)《宋育仁小传》，戴安常选编《近代蜀四家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59页。

(44)瞿兑之《杶庐所闻录·郭嵩焘论言官》，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81页。

(45)郭延礼《陈三立的诗文浅论》，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第3页。

(46)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第50页。

(47)王蘧常《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45页。

(48)《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49)《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50)《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51)《史地学报》第2卷第2号，1922年。

(52)《吴宓君论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丛录，1922年8月。

(53)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519页。

(54)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页。

(55)胡思敬《致沈乙庵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63页。

(56)亚洲学术研究会的会员名单不具录，沈曾植亦未在《亚洲学术杂志》上发文，王蘧常《沈寐叟年谱》不记此事，沈是否为该会主倡者，待考。另据《郑孝胥日记》1921年3月30日所记:汪甘卿为亚洲学术研究会约余至都益处午饭，坐有子勤、孙益庵、吴宽仲、邓白村、朱稷臣、梁克刚等。但从胡思敬与沈的交往以及给沈的书信中建议他担任会长来看，沈为亚洲学术研究会的倡导者，而且是主要的人物，应该可信。

(57)《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58)胡思敬《致沈乙庵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63～664页。

(59)胡思敬《致沈乙庵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64页。

(60)胡思敬在给王病山信中明确指出，“一二小人”是指康有为、梁启超。(胡思敬《致王病山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72页。

(61)胡思敬《致胡晴初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67页。

(62)胡思敬《答华澜石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84页。

(63)宣统元年(1909年)冬，任礼学馆顾问的沈曾植派遣谢石钦、孙荣等赴日本东京调查租税沿革。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54页。

(64)胡思敬《致谢汉川石钦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99页。

(65)《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66)《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67)《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6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258～260页。

(69)庞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第21页。

(70)《罗素之中国文化观》，《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丛录，1921年11月。

(71)［日］西本省三《德意志青年与中国文化》，《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72)［日］西本省三《德意志青年与中国文化》，《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73)从胡思敬给谢石钦的书信中流露出的抱怨话语看，沈曾植等并没有接受胡思敬的批评及建议，“曾贻书诤之，而久不见答，想厌闻矣”。(胡思敬《致谢汉川石钦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99页)但这种情形与沈曾植20世纪10年代的学术路向是合拍的:“归田以后，世变日亟，乃潜究东西方各国学术，而深斥夫欧罗巴非常可怪之论。默欲以孔子之教与耶、释诸教提携，以共进于大同之域，故尤称大同之说。”(王蘧常《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45页。

(74)李孝迁、邬国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44页。

(75)《过激主义之梦想与事实》，《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年11月。

(76)《西报论吾国学界之过激化》，《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77)《西报论吾国学界之过激化》，《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78)《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79)《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80)《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81)《西报论吾国学界之过激化》，《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8月。

(82)《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83)《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84)《国民对于新文化之心理》，《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丛录，1921年8月。

(85)《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亚洲学术杂志》第1期，1921年8月。

(86)见《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刘梦溪《传统的误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第78～85页。

(87)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58页。

(88)薛其林《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现状》，《云梦学刊》，2003年第1期。

(89)我们强调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不是否认学术研究的普遍性。从简单层面理解，学术研究一般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也就是内容和方法两大块。方法(手段)可以是相同的，但内容(对象)却是特殊的，因其内容(对象)的特殊，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才能体现出来，大体称之为原生创新;借鉴新的方法而形成的学术创新，大体可称之为形态创新，这两类的原创性是有高下之分的。文中所引述的二人的观点基本是从方法层面概括出中国现代学术的同一性，但大体忽略了内容层面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其次，我们强调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不是否认学术研究的承继性，原生创新的承继性体现在内容(对象)的深层拓展，形态创新的承继性体现在研究方法(手段)的拓展。

(90)转引自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