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与西学的粘连

第二节　民初“文化遗民”⁽⁹⁾与西学的粘连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自来华的耶稣教会人创始“西学”名目以来，西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期从明中叶至晚清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及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所谓的西学包括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坚船利炮等，它们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第二期始于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翻译的西方科学书、国际法书、政治书，从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¹⁰⁾。又如马克思谈到中国的闭关自守时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¹¹⁾“背后的学问”、“新鲜空气”大体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学”，它成了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学问(即“中学”)的对立体。趋“西”还是趋“中”，表现在政治上，是革新派与保守派的分别;表现在文化上，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分野和标志。

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心态层面，这是由表及里、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渐进，事实上，用这三个阶段来观照民初遗民对西学的认识，我们发现，遗民的类型与它们十分吻合，只是在第三阶段，遗民们因社会的变革，导致他们过分看重君臣观念和政治观念，因而固守着传统的文化观念，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员，与“新民”在关于建立国家制度形态及方式上存在分歧。

自西学输入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对西学的印象基本上停留在或稍微超过梁启超说的第一个层面，张之洞综合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西学”阐述，在《劝学篇》中广泛地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¹²⁾第二个层面则基本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人们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性中体悟到制度层面变革的重要性，因而多关注学会、舆论和制度建设。

有一种错觉，人们总以为民初遗民因敌视变革及中华民国，对传统文化取保守主义的立场，故他们对西学也一直持排斥态度，其实不然。生逢其时的民初遗民不论是在第一个层面还是在第二个层面上都与早期的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一样，都在吮吸着“西学”的新鲜空气，他们对西学也并不隔膜，学习西学的热情一样浓厚，早期的王国维、辜鸿铭、康有为⁽¹³⁾、陈宝琛等就是热心西学的典型，其实，除他们外，还有更多的遗民对西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爆发，民初遗民对西学的认识也在随着整个社会对西学的关注逐渐由器物层向制度层转换，总括而言，他们的西学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的四个方面:一是变易与不易，二是器变与道变，三是注重学会、舆论和学校教育，四是重视政治改良。由于全面分析民初遗民的西学倾向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里仅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分析。

一、变易与不易

同治、光绪年间，京师活跃着一群以指弹时政为己任的清流党人，陈宝琛与李鸿藻、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张之洞等被称为“北清流”，他们区别于以沈桂芬、翁同龢、盛昱、王仁堪、志锐、文廷式等为代表的“南清流”，时为言官的陈宝琛就上陈了台湾巡守、开山防海及《洋务六事》等奏章，表现出了改革时政的理想。甲申年(1884)中法战争以后，海内才智之士，颇思改弦更张，担任江南同知的郑孝胥“讲求时务，以谋救国之策”，稍后任日本东京领事、大阪总领事时，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又“考究富强之术、及变法次第，至为详审”⁽¹⁴⁾。与此同时，宋育仁撰成《时务论》初稿，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该书刚发表，就受到有进步思想的朝官、士林的重视，《翁同龢日记》1894年2月25日记载说:“(宋)以所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杰，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¹⁵⁾陈炽读罢，也写信称赞“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¹⁶⁾。1891年在任广西学政时，宋育仁撰写《时务论外篇》，两年后，又撰成《守御论》，其关心时务、爱国救危之情，跃然纸上。吴道镕在主持广东潮州、韩山、金山、惠州、丰湖、三水、肄江、广州应元书院时，与陈石樵、石惺庵等设馆郡学，“日夕手一编，博综经史，旁通算术以及泰西政学，诸书无所不览”⁽¹⁷⁾。

在中国近代史上，王先谦是以顽固派的面貌著名于世的，湖南维新运动时期，他与叶德辉驱逐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逼走梁启超，阻挠了湖南维新事业的步伐，其实，王先谦并不是一个冬烘，他对西学也有一定的兴趣，尤其是自光绪五年(1879)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以来，王对时局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不仅赞同曾纪泽赴俄改约，而且在八月的《奏会议防俄未尽事宜折》中，提出防俄四策:豫定应敌之策、暂连日本之交、宜专任使之权、精求船械之利。⁽¹⁸⁾在1894—1899年主讲岳麓书院时，亦关心湖南的新政，其时，黄遵宪、陈三立、熊希龄等合谋，延请梁启超为新设时务学堂总教习，江标、徐仁铸为学政，学会、报馆同时并兴，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学会之初成立，王先谦随同陈宝箴中丞前往听讲，^(19)(20)又如，他在《复吴生学竞》信中指出，虽然梁启超、熊、唐、谭、樊诸人宣讲新学，有些离经叛道，引起社会的反感，宜加注意，但是，“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

王先谦抵制维新运动与他对西学的理解和认识有密切的关系，(转下页)朘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电化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显然，王先谦不反对学习西学，接着，他将自己与康、梁等人的分歧表达了出来:“然朝廷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西教流行，势不能禁，奸顽无赖从之，犹有说也;学士大夫靡然归美，此不可说也。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当然，接下来的话对康梁有咒骂的成分:“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最后他提醒说:“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说，似觉远于事情。”也就是说，提倡西学与提倡康梁之说是两码事，不能混淆。⁽²¹⁾此外，在《与俞中丞》、《复万伯任》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百日维新”期间，吴士鉴感觉到“朝廷锐意变法，余亦深知旧法之当废，新法之当兴，惟在廷诸臣墨守成见，新进之士不知利害”⁽²²⁾，既对变法表示赞成，但也流露出一些担忧。1901年，金梁上万言书《论中兴三策》:一曰正人心，二曰求贤才，三曰定法制⁽²³⁾，提出了“求变”的具体主张。

(接上页)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是他不赞成的，他较多地注意西学器物层面的知识，有“中体西用”的成分和倾向，而这种分歧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显然，叶、王与康、梁的敌对，不纯粹是政治之争，而是涉及传统文化如何在近代社会中转型的问题，即文化之争。以上所列能够说明，虽然王先谦不是一个新锐维新人物，但他对学习西学并不反对，应该说，他是一个“渐进西学派”，而不是“顽固派”。

总之，“求变”是时代主流，部分晚清士人尽管在民初成为遗民，但这段时间，也是随时代大势在前进、在进步。

二、器变与道变

作为地方封疆大员的周馥、曾广钧、沈曾植及胡思敬等，跟随着朝廷洋务运动的步伐，各自在其职位上，对西学有一定的注意和运用。

如两广总督周馥，在1906年前后，“公尝谓当世之变，旷代未有，应之者宜开牖新机，因如近世国家富强诸术，如轮、电、路矿、制造等事，皆权宜拓制，缔造经营，且兢兢以人才为亟，筹建陆海军学校”⁽²⁴⁾。

曾广钧一向关注西艺、西政，他对上海译刊西书中的有关路矿诸作十分感兴趣。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痛感中国军队武器窳败、军心惶惶，以至于溃败，于是“慨然解兵，思从政治维新以救国，始与康南海、谭浏阳、梁新会诸君子友善。丙申(1896)返湘，更与南学会诸子研求新学，又偏游湘西、湘南觅矿”⁽²⁵⁾。实践着他“强国须先富国”的理念。

胡思敬在《答赵芷荪书》中谈道:“仆四十以前，亦为功利所误，手抄政治、舆地、洋务书，不下数百种。”⁽²⁶⁾庚子事变之后的陆润庠则驱车出京门，不远千里，麻鞋诣阙上疏，陈《救时十策》，其大旨在练兵、理财、取士、察吏等⁽²⁷⁾。(www.xing528.com)

又如沈曾植，光绪二十七年(1901)代刘坤一拟奏稿，其中开列的条目有十条:设议政、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重州县、设警察、整科举。在《与陶制军书》中，以古论今，提出“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²⁸⁾等主张。

总之，作为器物层面的西学，开矿、练兵、筑路、制造等为他们关注的主体内容。

三、注重学会、舆论和学校教育

1895年帝党官僚文廷式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强学会的活动，民初成为遗民的人亦有参与，如吴士鉴、⁽²⁹⁾宋育仁(并且任都讲)、陈三立、沈曾植等，沈曾植与陈炽、丁立钧(叔衡)、王幼霞(鹏运)、袁世凯、张巽之(孝谦)、徐世昌、张权、杨锐及弟弟沈子封等，“闻赞康广厦开强学会于京师，且为其作序文”⁽³⁰⁾。

作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维新人物非常注重报馆的建设，梁启超主笔、黄遵宪、汪康年操办的上海强学会机关报——《时务报》——是一份最有影响的报纸，趋向维新的人士都比较注意。陈三立阅览了《时务报》后，“心气舒豁，顿为之喜”，并相信在它们的引导之下，“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³¹⁾。

此外，1894年17岁的金梁“留心时事，览阅报章，通当世之务尤惓惓于君国”⁽³²⁾。吴士鉴则“博览泰西各报，以觇时事”⁽³³⁾。

宋育仁1896年与邓镕组蜀学会，鼓吹改良，创办《渝报》，次年，回成都兼长尊经书院，与吴之英创办《蜀学报》，宣传欧西政治、工商、教育诸新学。⁽³⁴⁾

文教改革是戊戌新政的四内容之一，学堂建设普遍受到重视。

陈宝琛“感世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济也。以日本同文地近，有绩效，因创立东文学堂，以为留学预备”⁽³⁵⁾。1898年，金梁“设小学于家，以新法教授，并研究教育之理，撰书《师范》……后设课会文，以提倡新学，应者甚众”，1900年与同人倡立文明学社，次年，在旗营内设立尚武小学堂，提倡八旗教育，堂内附设东文学堂，30岁中进士后，受李家驹等援引入京师大学堂，充提调，⁽³⁶⁾同名为东文学堂的还有沈曾植，1901年，在扬州与李鸿章相国书信论行新政，有美芹之说四:通志意、议奉行新政、议章程、剂名实。7月，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添设政治科，11月，南洋公学附设东文学堂于虹口，公聘罗振玉为监学，日本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这就是王国维曾经半工半读的东文学社。

又如王玫伯，1900年，“辛丑朝议各行省建设学堂，台州府学堂、师范学堂、黄岩县学堂章程皆君手所定”，后又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生教习⁽³⁷⁾，在1905—1907年监督两江师范学堂时赴日本考察学务，历时三月，遍观大小各校及图书馆、工厂、议院、法庭、监狱等机关。⁽³⁸⁾吴士鉴于1908年将西湖蚕学馆改设高等学堂⁽³⁹⁾，同期的陈三立对当时国内盛行的新式教育——学堂——也表现出了积极支持和赞同的态度，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陈隆恪、陈寅恪送往日本留学，而且写下大量的赞颂学堂教育的诗篇，如:《崝庐坐雨寄怀城中乐群学舍熊季廉蔡公湛》、《次韵答王义门内翰枉赠一首》、《雪晴放舟题寄南昌乐群学社诸子》、《送饶石顽监督出游大西洋诸国》等。

当然，学堂的建设并不是获得所有人物的赞同，胡思敬就曾经对张之洞等人1903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提出批评，认为它“剿袭东洋皮毛，出自幕客陈毅之手，遂欲颁行天下”⁽⁴⁰⁾。宣统元年(1909)在学堂新章程实施了几年后，胡思敬又奏陈学堂有十弊六害，批评学堂多注重西洋科学而忽略中学，学堂压抑人才、搅乱仕途、骚扰闾阎等，⁽⁴¹⁾但这与王国维对张之洞的批判，意趣是不同的。

四、政治改良

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何启、胡礼垣等到晚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极为关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内容，他们希望在目前的形势下实现君主立宪，变革政体，从而达至富强，但是更多的人将它们放大到社会的制度层面，因而，关于议会、学说、思想等方面，都有一些阐述。

1898年，光绪帝特召倾向于维新的郑孝胥于乾清宫，郑氏奏陈练兵之策……蒙旨嘉许，以同知擢用道员，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宣统时期，郑氏又与海内外同志，倡议君主立宪，以图挽救，和之者甚众。⁽⁴²⁾宋育仁1894年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在英国，勤于访问，出入议院、学校及工商界，将诸国的政治、社会、文教、风俗等内容，融之其著作《采风记》，以倡君主立宪及两院制。1896年，上《呈清理财政折》、《债式议》，要求清廷改革财政、废科举、兴学校，只因顽固派徐桐等人的阻挠，建议未被采用。⁽⁴³⁾

陈三立对西方学说的接触，从少年时代与“提倡新学，颇受乡曲无识者之攻击”⁽⁴⁴⁾的郭嵩焘游，就已经开始了。对于西方的政治和哲学，陈三立是从严复的著作中了解的，因此，他在诗歌中多次提到“天赋人权”和宣传资产阶级民治自由和政治进化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甄克斯的《社会通铨论》，甚至在严复60岁生日时称赞严复为时代的“先觉者”。⁽⁴⁵⁾

沈曾植在1902年进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的外务部，担任和会司员外郎，次年简放江西广信府知府，深为当时的士人不悦学忧虑，1906年8月，赴日本考察学务，“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讲义》，自是直欲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矣”⁽⁴⁶⁾。等到中华民国建立后，沈曾植“乃潜究东西方各国学术，而深斥夫欧罗巴非常可怪之论。默欲以孔子之教与耶、释诸教提携，以共进于大同之域，故尤称大同之说”⁽⁴⁷⁾。其思想由激进渐趋保守，到20年代的《亚洲学术杂志》的出版，已经初步形成了东方文化主义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