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学术的殿军
自从1902年梁启超提议并与黄遵宪商谋在日本创立《国学报》，“国学”一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国学”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广阔、意义分歧但又有一定指向性的术语。章太炎、邓实、梁启超、胡适、钱穆、何炳松、马一浮、胡朴安等人都对“国学”概念作了相应的界定和解释，较为有代表性和容易为人接受的是:国学“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1)。作为遗民兼学人的民初“文化遗民”，他们的学术视域广涉旧学、中学和西学，因此，本节基本取“中国传统学术”这个宽泛的含义来陈述民初遗民在传统学术上的成绩。(2)
从民初“文化遗民”的个体来看，他们各自在某一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或为殿军，或为开山，因而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评价。(3)但从整体上看，上述罗列的“殿军”人物除阮元、胡适外则基本归属于遗民群体或是准遗民，区别仅在于他们与政治的关联有疏密，或者各自的学术路向和兴趣有差异，但都是围绕“中国传统学术”这个命题展开的，因而他们的成果都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
关于国学的分类有多种，以学科分，有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儒、道、释、诸子等;以内容分，先有刘歆《七略》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后演变为经、史、子、集四部。为了表述的方便，这里选择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结合《四库全书》的具体类目，通过“文化遗民”的成果排列，展现他们对传统学术的贡献。(4)
一、经学领域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解释儒家学说的“经学”成了历代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反映在图书目录学上，汉代刘歆的《七略》首标“六艺略”，《隋书·经籍志》初立四部分类后以“甲”部标示，到清代的《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定型。“经”被列为四部之首是与人们对它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隋书·经籍志》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5)《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6)在他们看来，作为经部的仁、义、礼、智是治国用的，作为史部的方技、数术是治身用的，子部的诸子权当是一种鼓吹，而集部的文章仅是政治的点缀。正是这样，历代的学人能够皓首穷经，不仅是科举功利的督促，而且有一种学术的崇高和治国的抱负在支撑他们的心灵。
在《四库全书》中，经部不仅包括“六经”，而且涵括《孝经》、“四书”、小学(训诂、字书、韵书)等内容。民初“文化遗民”在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下，对经学也有精深的钻研，因而，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①李海金《宋育仁的部分著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富顺县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富顺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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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本表格及以下三个表格中涉及的人物，均属于遗民，所列著述由于难以作时间上的考订，故不以辛亥国变作分期，且仅选择与本主题相关的成果。
(二)如以“全集”名世的，列入文学类。
(三)王国维、罗振玉的著述繁多，不列举。
(四)主要资料来源:
1.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月。
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续编、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87年。
3.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
5.碑传类:如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闵而昌《碑传集补》，缪荃孙《碑传集续编》，汪兆镛《碑传集三编》。
6.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人世间社《二十今人志》，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影印版。
7.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
8.所列人物的全集、文集、年谱。
二、史学领域(www.xing528.com)
史部主要收录历史、地理、职官、政事、目录、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对史的格外关注，形成了史学蔚为大盛的局面，民初遗民的史学成果不可谓不多，从《清史稿》的修纂到地方史志的编订，从王闿运、沈曾植到王国维、罗振玉、金梁等，无一不为它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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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海金《宋育仁的部分著述》，中国政协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富顺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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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子学领域
《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7)在《四库全书》中，诸子、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宗教等均归属其中。相对于经学、史学，诸子学一直处于被荫蔽的状态，自乾嘉考据学说勃兴后，以老、庄为主体的诸子学慢慢引起人们的注意，至晚清，伴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历史的深刻变化，诸子学逐渐走向复兴，其标志有:(一)评价诸子的标准发生变化，(二)阅读诸子之书成为一种风气，(三)诸子之书校释更加完善。(8)在诸子学复兴学术时风的影响下，民初遗民亦关注诸子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②李海金《宋育仁的部分著述》，中国政协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富顺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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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领域
作为集部的文学，一般收录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诗文评、词曲等内容。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由自为转为自觉体认，因而有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美誉，可是，文学的教化功能并没有因此论的提出而消解，韩愈、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观是它的进一步延伸和明确化的表达，《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并发扬之，故有“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的看法。另一方面，作为怡情适性的一门艺术，文学是对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记录和反映，后人能够从中窥见性情的变化、思想活动的轨迹、特定的人物背景资料，并获得情感的熏陶和精神的愉悦，因此，文学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王国维到胡适都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创获是丰富学术思想的又一有效手段。
民初遗民的文学活动与历代文学家一样是丰富多彩的，但因特定时段人们的价值评判、史料整理、认识水平等因素，他们的文学成就除部分为大家所了解外，大多并不为人熟悉，璞玉浑金，还需来者的继续努力。
下表只是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果(指所有的成果，不区分是遗民时期所作还是非遗民时期所作)做简单的形式排列，至于其内容方面的全面分析，还待来日作专题的研究，而以诗社和文社为主体内容的遗民文学及其活动将在后面章节有所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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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海金《宋育仁的部分著述》，中国政协四川富顺文史委员会《富顺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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