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初遗民与传统观念
一、夷夏观念
夷夏之辨历来被视为华夏文化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文野特征的一条分界线，有人指出，“夷夏之辨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现实生活中夷夏之间种姓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族际冲突;二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夷夏文化的认同别异和对夷夏关系的明确定位”(145)。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夷夏观念，以时间为界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鸦片战争之前，大体取传统的夷夏观念，基本属于夷夏之辨的第一个层面;二是西学进入中国后，“夷”逐步有“西夷”、“中夷”的分野，而“中夷”在与“西夷”的对抗中有与“夏”合流并上升为“夏”层面的趋势，它们大体是在两个层面综合的基础上衍生的。宋遗民、明遗民和辛亥革命初期的思想家基本取传统的夷夏观念，他们看来，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人和以爱新觉罗为代表的满人都是“鞑虏”，因此“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了从朱元璋起义到“兴中会”建立这段过程中一贯连续的口号。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人对固有的夷夏观念以新的眼光审视，狭隘的夷夏观念逐渐扩展为民族观念，“中国人已较少称外人为‘夷狄’，而转以‘洋人’相称，这便是由传统的‘夷夏观’转向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表征”(146);在国学保存会及其机关报《国粹学报》基础上形成的“国粹派”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将保存国学、国粹与振兴民族结合起来，章太炎有“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47)之言，许守微有“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之认识(148)，民族主义呈现出向“文化民族主义”靠拢之势。同盟会的创立以及三民主义概念的出现，特别是“民国成立后，对内的民族主义思想从此消泯于无形，‘排满’口号也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五族共和’，是国家与民族的完全整合为一”(149)，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新的水平线上。可见，夷夏观念—民族主义—五族共和三个层次螺旋式的上升，与近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民族关系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自身身份的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上述关于民族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是从总体、就社群的主流而言的，事实上，由于主观的倾向和固执的心理等原因，民初遗民在民国后的认识并不完全与主流合拍，而是呈现出一定的保留和歧异，大体呈现出两种类型。
①视“中华民国”为夷。民初遗民固守夷夏观念的外壳，把在“西夷”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视为“西夷”的延续，因此，民清易代同样是“以夷变夏”、“以野变文”!并且对“五族共和”并不以为然，这一表述在民初遗民的著作中多有体现:如1922年7月，罗振玉致宝熙的信中就有言抨击民国:“民国肇基，揭五族共和之帜，然其种族之念，何尝稍杀?以丰镐旧民，穷饿以死者相枕藉，民国不愿恤也。”(150)
章梫1917年为35岁而卒的袁固之撰墓志铭，起首就对时风加以评点:“晚近倡为中国家族主义有妨碍国家主义之谬说，煽惑流俗，遂致辛亥之大乱。”(151)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国家主义的盛行，才致“辛亥之大乱”。
②坚持上古夷夏观念，视外国为夷，如张尔田。1925年在美国等国家陆续退还庚子赔款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协商，成立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清末民初多次倡导续修《四库全书》的呼吁获得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支持，“重币聘君，君峻拒之。君本殷顽，倭方纳逊帝，乃推中夏之义，不与倭并存”(152)。
二、五伦观念
吕留良有“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之论，王夫之强调“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153)。他们都认为夷夏通义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辩驳了吕留良、曾静的言论，指出君臣居五伦之首，对于民初遗民来说，华夷之辨、君臣之伦无需取舍，华夷之界不能模糊，同样，君臣之伦也不能搁置。
章梫族曾祖章广轩就是一位坚定维护三纲五伦，痛斥革命党人倡自由平等之说的代表。甲寅年，章梫撰有《家四君传》，家四君是指已故的族叔子裁(文谱)、族曾祖协臣(启华)、族高祖比瑜(玉瑬)及长其2岁且健在的族曾祖广轩(祖荫)，章梫与章广轩曾同学于村学精秘庵、府学东湖书院、省会崇文书院，性情相投，辛亥国变后，章广轩致书章梫:“三纲扫地，人类将尽，不止为六朝五代，乱未可猝定。”又说:“国变以来，彼党谬谓，铲除君臣一伦，开数千年之魔障，太平可立见，乡人亦疑信参半。”“三纲之不可一日去，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犹待吾辈研求乎?”(154)显然，他认为三纲五伦不应该铲除。章广轩的言辞十分激烈，但大多民初遗民用较为缓和及平实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武昌首义成功后的11月5日，杭州新军起义，光复省垣，建立军政府，劳乃宣写信给在杭的儿子，谆谆告诫他不要为时风所蔽，要坚信“君主之名存则犹可图存，君主之名亡则必至于亡，此一定之理也”(155)。作为父亲，劳乃宣从君臣之义的角度训诫儿子可以理解，毕竟它是五伦的一个组成部分。
前文所举的江阴人赵彝鼎的遗嘱、训诸生词等，尤其是他自述中的“我作忠义之事，我妻亦不必悲伤，人固有一死，但求死合于义也……我比召忽之死，似尤合君臣之义。况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得以汉外视我君为满也，则我一死之所争大矣”，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死是对君臣之义的坚守，而且，他自认为其死撇开了满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不局限于纯粹的夷夏观念，而是关系到五伦和人心正邪的分野，这就是他“一死之所争”的大旨。
刘体信的按语肯定赵彝鼎“撑住纲常，有功名教”，称颂他“挽回末世之人心”。“撑住纲常，有功名教”作为一个赞语，在刘体信《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有大量的记载，如《论眷怀故主诸书》:章学诚在《信摭》中称徐铉的《南唐李后主墓碑》、郑文宝《江表志》“于前朝故主，皆至惓惓之意，而不触忌讳于新朝，可谓得故臣之谊矣”。刘体信在按语中则既肯定徐铉、郑文宝“较之卖主求荣，反颜相向者”固属有间，但较之晋代荀息所说的“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仍不能无愧。接下来对《四库全书提要》中“名君臣之义，立人道之防”的著作一一列出，因为它们“庶足以见孤忠劲节，撑住纲常，是庙堂之上，褒励臣节，虽事隔两代，犹矜善伐恶如此”(156)。又如《续论劝孝图说等书》对光绪年间重印的《男四十八孝图说》、《女二十四孝图说》、吴读秋的《车鉴录》加以评论，他认为此等撰述，“天经地义，伦教纲常，恰理厌心，允宜家喻户晓，人人手此一编，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实属有功于名教者匪细，为教孝弟(悌)第一善本，未可以浅近而忽之。撰述以觉世牖民为贵，人生以勤善淑世为高”(157)。
与其类似的还有胡思敬，其在《答赵芷荪书》中，对清监察御史赵启霖(字芷荪，号瀞园)以忠、信、恕、诚、敬、公正、中和等作为治心之道称赞有加，谈到辛亥时死去的清臣时说:“辛亥殉义诸臣，此亦扶持名教之一端……二品以上大员，当以京口副都通载穆为巨擘，外此唯闽督松寿尚慷慨可取。”(158)对武昌起义中自经而死的载穆，福州战役中饮金以殉的闽浙总督松寿作出肯定，因为他们坚守着君臣之义，扶持纲常名教。
与称颂君臣节义相表里，胡思敬对有违节义之事大加挞伐。上文述及的陈剑潭，胡思敬在指责陈剑潭任袁氏参议的污点后，接着以自己编写“豫章丛书”所尊之旨加以说明:“文章发于忠爱，其人既重，文亦与之俱传……凡人品不为众论所许者，即四库已收，如陈彭年《江夏别录》、夏竦《文庄集》、程钜夫《雪楼集》，一概不收，专以表扬潜德为主，庶为善者知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身虽坐废斗室，编摩于风教，不无小补。”故对陈的著书仅“取《江表忠烈》，余皆不甚注意，盖以文之足以载道者”(159)。胡思敬强调的大节就是君臣之伦，注重的是人品重于书品，故对陈剑潭的点拨、批评也是从它出发的。
三、孔教运动与孔教观
辛亥革命以迅猛之势推翻了清王朝，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专制中央政权体制的倒台，使得维系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上层建筑失去了庇护，又因为经验、认识、力量对比等原因，陷入经济掣制、军事围困和合法性地位认可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建立新世界的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困境，因此，民初社会犹如大海中颠簸前行的扁舟，人们不禁为其前程生出一些担忧和感慨:“今吾之为治也，数千年之旧机器已坏，而新机器不能成也。”(160)“康梁孙黄，其它种种所开方药，非不善也，奈中国材料不配何!”(161)面对此情此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毫不气馁，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代表北洋军阀利益的袁世凯却为了一己之私利，处处利用孔学服务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借用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来构筑自己政权的价值基础和合法象征。
民初的孔教运动大体由尊孔引发的尊孔思潮和立孔教为国教两部分组成。
尊孔思潮的始作俑者当推康有为，民国建立仅6月之久，康有为即撰成《中华救国论》一文，他告诫国民，“以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是一种错觉;在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骤行人人所未经之途、人人所未闻之事的共和制度，实是值得深忧的，因为当今“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因此要挽救这种颓势，“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162)，首发尊孔的先声。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随即以大总统名义发布《整饬伦常令》，指出“中华立国，以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国体虽更，民彝无改”，称赞“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163)。言外之意，“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在民国亦颇有用场。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样，一场由隐而显、由静而动的尊孔活动借助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势力，在各类主角的“心怀鬼胎”中走向了民初社会的前台。1912年12月12日，张勋、麦梦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内务部，请准予立案实施孔教会，嗣后，获教育部、内务部准许。1913年2月，《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创办，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464年的孔教会在曲阜召开，1914年1月，政治会议开会，决定恢复祭祀孔子活动，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布《举行祀孔典礼令》，祀孔活动达至高潮，延续至1915年。(164)正如有的论者评价:“尊孔成为一部成员十分复杂的混声合唱，参加这部合唱的人心态不完全一样:他们有的是从反对共和的目的出发提倡尊孔，有的则是力图借助传统文化精神挽救社会和人心。所以尊孔复古思潮从一开始就是包含着政治与文化双重取向的保守主义思潮。”(165)
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肇始于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朱祖谋、姚文栋、陈三立、梁鼎芬等12人在上海海宁路发起成立的孔教会，他们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与孔教会相类的团体还有:1914年以徐琪、饶石顽为正副社长的“孔社”，以康有为、王锡蕃为正副会长的“孔道会”，此外，青岛的“尊孔文社”、太原的宗圣会、扬州的尊孔崇道会等组织次第出现。这些人物纷纷著文，或者论证孔教为宗教，或者申明孔教作为国教的理由。
但是，像劳乃宣、胡思敬等人，并不是十分认同孔教作为宗教或国教，更多的是从孔子学说本身的精义出发，阐述他们对孔教的理解。
1913年秋，德国同善会牧师卫礼贤伙同周馥等人在青岛礼贤书院内创办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166)。劳乃宣被邀主持社事，并写有《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一文，盛称圣人之道和圣人之书。同时，他以《论孔教》为题在孔教会上进行演说。劳乃宣首先指出，孔教之名不存在。因为《尚书》“敬敷五教”为经籍中最初言教之语，《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为它的衍申，“文”、“行”修于外，“忠”、“信”立于内;又，《中庸》中有“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之述，因此，教本于道，道本于性，性本于天，而人人不能外乎天，故人人不能外乎教。三代以前的帝王之教普被天下，故无教外、教内之别，三代之衰，圣王不作，孔子以匹夫之责，起承道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其道为“二帝三王、群圣人继天立极之道，非孔子一人之道、孔氏一家之道”。“教既非孔氏一家之教，则孔教之名何自生乎?”其次，他认为“教”有两个含义，本为动词“上施下效”，引申为“教人之法”，已属名词，当释氏之学(即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出现了“宗教”一词，此时的“教”当训释为“党派之名称”。考察孔教之实际，“第可作教人之法解，不可做党派解也”。再次，宗教的确立，必托于鬼神，以神为教之主，以教为神之属，孔子之教则在于人道，虽然有祭祀鬼神的成分，但神道不是它的全体，因此，孔教会之设应以孔子教人之法传布天下。又，宗教如山，诸教各自独立，不能相合，孔教则如天，群教皆在它的覆盖之下;宗教如水，诸水各行其渠，不相孱越，孔教则如地，百川无不在其持载之中。最后，既然孔教与诸宗教有别，那么，如天地的孔子之道的本质是什么呢?“修诸己传诸人也”，“阐圣言、名圣道也”，“专以纲常伦纪、诚正修齐、人道之教”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孔教是纯粹无疵的人道之教，实施它，就能达至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了。(167)同时，劳乃宣在《跋罗子经论孔教会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胡思敬在给王书衡的信中指出，王和梁启超等列名发起的孔教会，不是尊崇孔教，就实质看，是“亵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传之道，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共由之道，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道”，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导致“世衰俗敝、异学争鸣”，况且，“视孔子别为一教，尊为教主”也使得杨、墨、老、佛、耶稣、天主、天方等教与它起而为敌，加剧今日之变。(168)
细细品味劳乃宣、胡思敬的解释，我们很容易发现其演说、跋语、书信的真正意图在于恢复以孔道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张扬纲常伦纪、诚正修齐、人道之教。
李瑞清对孔教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担任江宁提学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曾经批阅学生们的课卷，将自己对孔教的看法一一呈现于文中。他指出，时人认为孔子为教育家而非宗教家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孔子是一个宗教革命家，他以“孝弟(悌)革鬼神之命”，孔子之论，“采择四代礼乐，不泥一朝，择善而从，不善而改，方为孔教之真”，而且，凡是学问，必具一个体段，以成一种学问，因此，学问有“一时”和“一种”之区别，但孔子之学“不局于一定之时代，不囿于一个之体段，因时因地以立学”，所以，“凡宜于现今之学，皆孔子之学，凡不宜于现今之学，皆非孔子之学”，就其实质来说，孔子之学“以时为宗旨”，“以孝弟(悌)为本，以忠恕为用，以改良进化为目的，其所用以达其目的者，知(智)、仁、勇也”。正是这样，李瑞清宣称:“吾断断奉孔子为中国宗教家，吾愿吾全国奉孔子为教主。”(169)
虽然，李瑞清公开尊称孔子为教主，与孔教会倡导者同趣而与劳乃宣、胡思敬等异趣，但仔细推敲他对孔教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孔教内涵仍是立足于“孝弟(悌)”、“忠恕”、“智、仁、勇”等人道内容，本质上依然离不开儒家道统、纲常伦纪等。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说，孔子活着的时候是颇受苦头的，等到死了之后运气比较好一点，“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170)。总之，孔夫子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并且被当作砖头使用的，他是活动假借的主角和精神符号的象征。
诚然，夷夏观念、五伦观念、孔教观念仅是民初遗民与传统观念粘连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他们对名节、义利等均有相应的阐述。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1页。
(2)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290～355页。
(3)钱玄同《告遗老》，《钱玄同散文经典》，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6月，第92～93页。
(4)《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5页。
(5)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1～146页。
(6)劳乃宣《君主民主平议》，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55～161页。
(7)劳乃宣《致周玉山书》，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47页。
(8)章梫《劳山人正续共和正解跋》，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67页。
(9)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民国丛书》第二编9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81～282页。
(10)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第112页。
(11)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第118～119页。
(12)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第116～119页。
(13)转引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7月，第406页。
(14)《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53～161页。
(15)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遗民都赞同复辟，如江西新建人杨增荦(号昀谷)就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他也与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关系密切。陶菊隐称赞说:“夫杨以一遗老不苟同于复辟，与徐、段游而终身无所染。高风亮节，翘然异于众，孰谓今人不及古人耶?”(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78页)
(16)《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45页。
(17)劳祖德《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
(18)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附录》，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陈邦直《罗振玉传》，存萃学社编集《罗振玉传记汇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年12月，第32页。
(20)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26页;崔振化《柯劭忞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823页。
(2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高堂隆·改正朔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229页。
(22)《礼记·大传第十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06页。
(23)陈三立《清道人卜葬金陵哭以此诗》，李瑞清《清道人遗集二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页。
(24)《梁节庵之胡与辫》，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72页。
(25)章梫《诰授资政大夫广东候补道王君墓志铭》，王玫伯《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523页。
(26)林纾《清中议大夫翰林院检讨前新疆道御史梅阳江公墓志铭》，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199页。
(27)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73页。
(28)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342页。
(29)王庆祥《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353页。
(30)陈一《睇向斋臆谈》，《睇向斋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127页。
(31)章梫《王章诗存合刻·一山诗存》(卷5)，民国15年(1926)刘承干吴兴刘氏刻本。
(32)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之《遁迹僧寮一奇士》载:冒鹤亭民初任温州瓯海关监督时，与当地文人学者，颇相往返，并留意寻访山林隐逸之士，忽闻郊外妙智寺有一怪僧，凡劈柴、挑水等困苦繁重之事，无不乐为之。役毕，闭门静坐，诵经读书，时发吟咏之声。冒氏询之方丈，则知为不明来历，只求为僧的灵照，冒氏欲与其见面，灵照一再回避。冒氏亲往见之，“灵照闭户诵经，敲门不应;敲欲急，诵益烈”。终不曾谋面。冒氏返城，与同官嵊县的宋延华言之，宋告知为郑淦。
(33)《遁迹僧寮一奇士》，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20页。
(34)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54页。
(35)许汝棻《景宪先生传》，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733页。
(36)郑逸梅《艺林散叶》3161条，郑逸梅《艺林散叶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月，第232页。
(37)1912年，由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明霦发起，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道教会闻李瑞清为道士，故“引为同道，并承赐以道号”，李瑞清立即回信告诉他们，“瑞清尘俗人也，非欲求金丹、慕长生、思轻举也……其云道人者，不过如明之大涤子，自称石涛和尚，假道号聊以自娱也……公等立中国道教会……欲命瑞清为发起人，则非所愿也……瑞清虽出世，未能出家”。最后他劝诸道士们勿为世利、浮华所缚，要真正实践老子所说的“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之道家宗旨。(李瑞清《复中国道教会书》，《清道人遗集二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58～259页。)
(3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56页。
(39)顾炎武《日知录》(卷13)，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471页。
(40)魏元旷《蕉庵诗话》(卷2)，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9页。
(41)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6页。
(42)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7页。
(43)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548页。
(44)章梫《王章诗存合刻·一山诗存》(卷4)，民国15年(1926)刘承干吴兴刘氏刻本。
(45)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598页。
(46)高觐昌《葵园遁叟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513页。
(47)王乃征《王梦湘墓志铭》，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月，第15页。
(48)陈毅《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04页。
(49)张学华《诰授朝议大夫湖南优贡知县汪君行状》，张学华《暗斋稿》，广州:广州蔚兴场1948年刊本，第52页。
(50)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1982年出版，第3页。
(51)陈宝琛《吴君郁生墓志铭》，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下卷)，福州:福建图书馆1959年油印本，第26页。
(52)陈灨一《睇向斋臆谈》，《睇向斋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143页。
(53)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月，第18页。
(54)章梫《王章诗存合刻·一山诗存》(卷5)，民国15年(1926)刘承干吴兴刘氏刻本。
(55)章梫《王章诗存合刻·一山诗存》(卷5)，民国15年(1926)刘承干吴兴刘氏刻本。
(56)胡思敬《劝黄子雅戒酒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30页。
(57)此典出自《史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394页)
(58)陈邦直《罗振玉传》，存萃学社编集《罗振玉传记汇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年12月，第33～34页。
(59)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8页。
(60)王玫伯《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78页。
(61)《艺文类聚》三十七，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258页。
(62)周延礽《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页。
(63)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47页。
(64)胡思敬《答温毅夫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84页。
(65)《张其淦撰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883页。
(66)袁荣法《湘潭袁氏家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95页。
(67)刘诗谱《忆先祖刘廷琛之晚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青岛文史资料第7辑》，青岛:青岛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68)崔振化《柯劭忞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823页。
(69)1921年，林纾十谒崇陵后，溥仪赐其“贞不绝俗”四字，后又赐有“烟云供养”的春条，“臣谨以天章明其楼”。(林纾《御书记》，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7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第20页。
(71)《大公报》，1915年11月9日。(www.xing528.com)
(7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9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3727页。
(73)金梁《重刻辛亥殉难记跋》，吴庆坻《辛亥殉难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页。
(74)果涣《重印辛亥殉难记后跋》，吴庆坻《辛亥殉难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页。
(75)陈三立《清故山东提学使罗君墓志铭》，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204页。
(7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69页。
(77)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519页。
(78)罗振玉《庚子褒恤录校补序》，罗振玉《丙寅稿》，丁卯(1927年)春正月上虞罗氏刊本，第10页。
(79)《王世忠等清末完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73页。
(80)《遗民修东莞县志》，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639页。
(81)据《列子·力命第六》记载:召忽，春秋时齐国人，任齐大夫，为公子纠师傅。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管夷吾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召忽、管仲侍奉公子纠奔鲁国躲藏，鲍叔牙跟随公子小白去莒国避难。齐襄公乱中被杀，公子小白马上离开莒国要返回齐国;鲁国听说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并派管仲带兵拦公子小白于莒道。管仲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欺骗公子纠。小白昼夜驰行至齐都，得以先入而立，于公元前685年即位，即齐桓公。小白既立，胁鲁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仇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老子·庄子·列子》，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8月，第43页。
(82)《赵彝鼎殉难大节》，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571～574页。
(83)吴庆坻《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03～104页。
(84)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第222页。
(85)相关论述文章，见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韩华《梁济自沉与民初信仰危机》，(《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86)梁济《敬告世人书》，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1页。
(87)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页。
(88)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54页。
(8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9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3727页。
(90)金梁《瓜园述异》，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6页。
(9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3454页。
(92)罗振玉《自传——集蓼编》，存萃学社编《罗振玉传记汇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年12月，第196页。
(93)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57页。
(94)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452页。
(95)李审言乙未、丙申(1895—1896)之间病，日率懒卧，取号“窳生”，其妻经常为家人缝补衣服，待家幸粗立后，妻去世，丧偶后的李审言改名“愧生”，以示“视孺人为有愧”。他的改名与辛亥国变后一部分遗民变名无关。(蔡文锦《李审言评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7月，第129页)
(96)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琐记卷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2～143页。
(97)赵启霖《瀞园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21页。
(98)挽联中涉及的胡漱唐(胡思敬，1869—1922)、江杏村(江春霖，1855—1918)、赵竺垣(赵炳麟，1876—1932)、赵启霖(1859—1935)等御史在光、宣之际同为谏官。陈一在《睇向斋秘录》中指出:“光、宣之交，谏垣中首推二赵一江，有‘三霖公司’之称。继起者以胡思敬为最有声。”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三御史为‘三霖公司’。启霖美文辞，温慎如好女子……炳麟汲汲好名……春霖刚直使气。”丁未(1907)二月赵启霖上疏请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儒从祀文庙，次年九月，御旨准奏。入民国后，他们都成为遗民，隐居乡里不仕。(详见陈一《睇向斋秘录》，陈一《睇向斋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108页;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92页;赵启霖《瀞园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2～13页)
(99)章梫《张振卿总宪八十寿序》，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52页。
(100)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733页。
(101)赵尔巽《清史稿》(卷47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2822页。
(102)陈宝琛《梁文忠崇陵种树遗照》，《沧趣楼奏议·诗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88页。也有另一种版本:“补天回日手如何?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梁鼎芬临死诫其子切勿做官》，伍稼青《民国名人轶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0月，第143页。
(103)李瑞清《题梁节庵先生崇陵种树图》，《清道人遗集二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页。
(104)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干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8～19页。
(105)《梁鼎芬临死诫其子切勿做官》，伍稼青《民国名人轶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0月，第143页。
(106)《崇陵种树之梁鼎芬》，伍稼青《民国名人轶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0月，第142页。
(107)林纾《御书记》，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108)林纾《答郑孝胥书》，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102页。
(109)赵启霖《瀞园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110)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598页。
(111)《遁迹僧寮一奇士》，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21页。
(112)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431～432页。
(113)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353页。
(114)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356页。
(115)胡思敬《致王泽寰书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42页。
(116)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737～745页。
(117)顾炎武《日知录》(卷13)，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509页。
(118)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705页。
(119)劳乃宣《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13页。
(120)林纾《御书记》，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121)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4～5页。
(122)叶参、陈邦直、党庠周《郑孝胥传》，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民国丛书》第一编(88)，第4页。
(123)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456页。
(124)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481页。
(125)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553页。
(126)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前清遗老·郑孝胥》，《民国丛书》第一编(86)，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39页。
(127)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5页。
(128)胡思敬《致王泽寰书》，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奏疏)，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49页。
(129)胡思敬《与王推事书衡诘国史凡例书》，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奏疏)，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08页。
(130)胡思敬《唁喻相平书》，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奏疏)，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44页。
(131)胡思敬《致吴子修学使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00页。
(132)胡思敬《覆吴侍读斋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02页。
(133)胡思敬《见通行民国银行纸币书以志慨》，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9页。
(134)章梫《默庵文集叙》，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38页。
(135)胡思敬《咏雪二首》，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19页。
(136)胡思敬《次刘京卿静寄轩夜话韵》，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5页。
(137)胡思敬《与陈师傅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26～527页。
(138)林纾《答郑孝胥书》，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页。
(139)胡思敬《与陈考功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0页。
(140)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358页。
(141)《黄锡鹏遗民》，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53页。
(142)程先甲《清授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张公墓表》，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260页。
(143)赵启霖《瀞园自述》，中国政协湖南省文史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144)胡思敬《答陈剑潭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66～569页。
(145)姜建设《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146)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478页。
(14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272页。
(148)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二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52页。
(149)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35页。
(150)王庆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543页。
(151)章梫《袁固之墓志铭》，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38页。
(152)邓之诚《张孟劬别传》，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51页。
(153)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12月，第536页。
(154)章梫《家四君传》，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61～462页。
(155)劳乃宣《示儿书》，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24页。
(156)刘声木《论眷怀故主诸书》，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708页。
(157)刘声木《续论劝孝图说等书》，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934页。
(158)胡思敬《答赵芷荪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1～592页。
(159)胡思敬《答陈剑潭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66～569页。
(160)康有为《孤愤语二·无望》，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878页。
(161)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一卷)，《民国丛书》第二编9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11页。
(162)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699～729页。
(163)袁世凯《整饬伦常令》，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87年，第5248～5249页。
(164)吴雁南、冯祖贻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29～33页。
(165)吴雁南、冯祖贻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33页。
(166)劳乃宣《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12页。
(167)劳乃宣《论孔教》，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5～169页。
(168)胡思敬《覆王书衡书》，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15～516页。
(169)李瑞清《诸生课卷批》，《清道人遗集二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9～140页。
(170)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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