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余与民国的敌对关系

第二节　“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民初的遗民对新建立的民国视之为寇仇，因而不惜与民国对立。1918年1月，东南各省绅士联请内务部发行《四库全书》以充塞各地兴建的图书馆，因联名之数不够，钱能训、林植斋、丁衡甫等均托人与郑孝胥接洽列名事宜，郑拒绝说:“仆不认有所谓‘民国’者”，“余与民国乃敌国也”⁽¹¹⁸⁾。与郑孝胥情感相类的人太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民国的态度。

一、拒用民国年号

在遗民们看来，用公元年号是“正朔”已改的标志，为了表达对皇帝的留恋与忠贞，其日记、诗文等均使用宣统年号，或者使用传统的干支纪年，如劳乃宣在《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后，大书“大清宣统六年，岁次甲寅四月”字样。⁽¹¹⁹⁾上文所引林纾的《御书记》文尾标明的时间是:“宣统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臣林纾记。”⁽¹²⁰⁾其他如陈曾寿、杨钟羲、温素、郑孝胥等也有相同的做法，更有甚者，他们对使用民国或民国纪年的行为或拒绝，或加以抨击。周君适撰写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他在岳丈陈曾寿家的一些情形，除经常能够接触到遗民外，觉得“苍虬阁”中的规矩和忌讳很多:“写字要避‘圣讳’、‘祖讳’……署年月不许用公元或民国字样，要写‘宣统’年号，或写干支。月份写阴历某月;不许说‘前清’、‘满清’，要称‘本朝’。”⁽¹²¹⁾郑孝胥隐居沪滨的13年间，“不问世事，凡诗文简札题识，仍用宣统甲子，始终疾恶共和，未尝书民国年号也”⁽¹²²⁾。1913年3月，郑孝胥购得张謇(季直)自书的《狼山观音造像记》，发现“书民国元年”，且不避“淳”字讳，心里就隐隐不快⁽¹²³⁾，8月，梁鸿志(众异)托人求郑孝胥书“民国大学”匾署，郑氏辞不为。⁽¹²⁴⁾1915年3月，对熊希龄(秉三)具名邀请郑氏书写叶小松堂庆的寿文，郑孝胥“删去秉三伪衔，改用‘太岁在旃蒙单阏如月’”⁽¹²⁵⁾起首语。民国10年(1921)，日本人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拜访了居于上海的郑孝胥，芥川发现，郑氏的家中“犹插黄色小龙旗”⁽¹²⁶⁾。1916年，罗振玉为小儿吉事托张某人择日，张某人以阳历给示，罗十分不快，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说:“所择之日请明告以系阴历，弟不知阳历为何物。又诹吉书内即填明年，弟亦不欲见‘民国六年’字样也。”⁽¹²⁷⁾

胡思敬对民国的排斥显得更为坚决，他不仅不认可民国，如在答王泽寰的信中指出:“我辈处今日时势，与前明遗老不同，明革为清，国已定矣，今日尚在黄巾绿林时代，无所谓朝廷，更无所谓政府。”对那些以督军、省长自居，以改革者自命的人，“吾鄙之殆不啻蜣蛄之转丸也”。劝王泽寰在修《庐陵志》涉及“新昌”、“盐步”等旧名，不要改为“宜丰”等新名，⁽¹²⁸⁾提醒王书衡在国史修纂中要注意“国初”与“清初”、“大清”与“有清”的区别。⁽¹²⁹⁾而且在使用“民国”、“前清”字样的人中，对年轻不懂事者，则循循善诱，给以教诲，如在回复喻相平为其父喻庶三治丧的信中指出:“治丧当从《大清通礼》，依次而行。讣文仍旧式，不可妄用‘前清’、‘民国’等字。”⁽¹³⁰⁾对有疏忽纰漏的加以规劝，吴庆坻儿子吴士鉴从23岁起开始关心舆地之学，1909年在京城得到山东曲阜的出土文物编钟，他考证出此为鲁国卿大夫名原者所用，本应有钟十六枚，实得九枚，故名“九钟”，始撰《九钟精舍金石跋尾》，1911年形成甲编，林纾为其绘图，王先谦等为其题跋。胡思敬阅是书后指出，书名冠以国号，“似非本朝臣子所为”，况且“九钟”的本意是“南斋侍从之臣，身经国变，思恋旧主”;再则，序言中有“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夏”一语，胡思敬认为，“语涉谩骂，尤不可为训”，有如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¹³¹⁾在给当事人吴士鉴的信中，胡思敬告诉他要注意撰述的大体，自从阮元的《皇清经解》起，无一人称“皇清”为“清”，这是为不模糊君臣之义目的出发的，单用“清”是后世人为简便起见的做法，如果用“清”代替“皇清”，本朝臣民与后世臣民的区别就不明显了。⁽¹³²⁾

胡思敬有诗歌《见通行民国银行纸币书以志慨》:

白昼尘昏不见天，孔桑坏法自何年。尸居总觉无生气，看到人间使纸钱。⁽¹³³⁾

他对民国使用纸钱的仇恨溢于言表。

此外，像默庵居士王舟瑶(玫伯)，在针对其同年章梫(一山)、喻志韶(长霖)编辑文集时指出:“吾曹劫后残生，万念皆绝，独有宜审计者二事:一为身后墓志不可出异代达官之手，以属异代达官必乖，耿耿未亡之心迹;一为平日文字不可不播诸天壤，若一散佚，桑海迭变，他日更无足征。”⁽¹³⁴⁾王卒后，其墓志最终由章梫撰写，其家传也由汪兆镛撰成，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愿望。

二、诅咒民国、民国肇造者及临难变节者(www.xing528.com)

茫茫一白无昏晓，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时，朝曦隐隐露西山。⁽¹³⁵⁾

这是辛亥后胡思敬《咏雪二首》中的一首，三、四两句，一语双关，既暗指民国的气数将尽，又预言西山将起的希冀，用心昭然，可见一斑。又如，胡思敬在给刘聚卿(世珩)的诗歌中，有“愁闻杜宇啼亡国，忍看蟾蜍蚀大清。闲坐瓜棚谈旧史，海枯石烂恨难平”⁽¹³⁶⁾等句，以“杜鹃啼血”、“海枯石烂”等故事暗含对故国的怀念与忠贞，尤其是“蟾蜍蚀大清”句，反用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诗意，喻比民国代替大清，对民国的敌视和诅咒溢于言表。

对于民国肇造者，遗民们用词痛骂:“首祸诸奸，如孙文、黄兴、陈其美、居正、李烈钧、钮永建、何海鸣、柏文蔚、陈炯明等无一伏。”⁽¹³⁷⁾“当日果孙、黄得势，则不惟有五代六朝之弑逆，直行放路易十六之事，思之可为寒心。”⁽¹³⁸⁾以篡位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和暴戾的路易十六比喻孙中山、黄兴等人，痛斥之情态历历在现。对于临难变节者，或讥讽、或鄙视，张謇(季直)、汤寿潜(蜇仙)、熊希龄(秉三)等人辛亥后倾向革命，胡思敬认为他们“临老陷贼”，故做诗“借郑虔事以讽”⁽¹³⁹⁾。郑孝胥对革命党人向无好感，1911年11月的《日记》中记载说:“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¹⁴⁰⁾光绪举人、官度支部主事、西藏都昌人黄锡鹏(字百我)辛亥后乞假南归，在其撰述中自称“作故国遗民以没世，则至荣之幸也”，声言其“备员外郎署已逾八年，必无改操易节之理”。在其复友人信中，表示愿“以漆室女自处，誓不再嫁”，因而斥“王湘绮髦年改嫁，易哭庵徇利屈身。二公声名，俱一落千丈”⁽¹⁴¹⁾，足见黄锡鹏对王闿运、易顺鼎的不满，黄这种“志节皎然”、“不为势利所诱”的态度亦获得刘体信(声木)“清末完人”的好评。

三、拒绝与民国合作

有了上述两种情感基础，民初遗民与民国的合作是难以实行的，因此，胡思敬、李瑞清拒绝担任教育会会长之职，袁思亮担当一段时间的铸印局局长后又辞官回家了，张士珩坚辞天津造币厂厂长之职，⁽¹⁴²⁾赵启霖对袁世凯筹备洪宪帝制表示出了自己的愤慨，其族人赵殷在编辑赵启霖的《自述》时曾补充说:“当筹备时，各逸老颇有列名劝进者，公闻之，愤甚，谓廉耻荡尽，国将不国矣。”⁽¹⁴³⁾对于赵尔巽聘请修清史的事情，郑孝胥、沈曾植、李瑞清、劳乃宣等均驰书却聘，劳乃宣两次向徐世昌、袁世凯辞参政院参政之聘，以示不与民国同流。

又如汪兆镛，辛亥革命成功后，新政府曾邀请汪兆镛出任地方官职，但汪兆镛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肯任事于民国。1912年，其异母弟汪精卫请他替民国政府效力，也被他一口回绝，言誓不屑为朝秦暮楚之徒。后胡汉民邀汪兆镛任总秘书席，他辞之。粤盐商公请汪兆镛为盐政局长，他又辞之。

与拒绝与民国合作相表里，部分遗民也对“出山”任职民国政府的人大加挞伐。安徽桐城人陈剑潭(澹然)善挟策卖文，干诸侯、抵卿相，喜言经世，与胡思敬关系颇好。民国建立后，陈剑潭曾任袁世凯总统府参议，后又任江苏、安徽通志馆馆长。陈剑潭两次贻书给胡思敬咨询编刻书事宜，胡思敬在《答陈剑潭书》中肯认其“以经世为归”的刻书意旨，但胡氏回信首先就毫不留情面地指责陈剑潭任袁氏参议的污点:“纵尽善尽美，而扳项城为知己，作民国之功臣，大节已亏，余何足道哉?”⁽¹⁴⁴⁾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

总之，民初遗民对民国的敌视，不一而足，上述主要是从政治态度上而言，其它如纂修《清史稿》、诗文辞赋等方面亦有体现，这会在后文中有相应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