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探究孤露遗臣情怀

第一节　“孤露遗臣”之情怀

社会客观环境的不同会导致遗民的生存方式的异样，但是它们也会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赵园在对明代遗民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明遗民比较共同的生存方式有:逃禅、衣冠、交接、生计、葬制等形式。⁽²⁾民初遗民同明代遗民一样，朝代的更替也带给他们“孤露遗臣”之情怀，但是，由于清民鼎革的独特背景及中华民国对逊帝的特殊处置方式，使得民初遗民的情怀既与明代遗民具有同一性，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1924年12月钱玄同在《语丝》第四期上发表《告遗老》一文，他指出，遗老可走的路有四条:“大彻大悟……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明目张胆地做复辟运动”、“做一个草间苟活的孤臣”、“什么正经事也不做，只是捧捧戏子，逛逛窑子，上上馆子，做做诗钟，打打灯谜……以终余年”⁽³⁾。事实上，民初遗民并没有完全沿着钱玄同提示的四条路走，这四条路也不是遗民路径的全部，他们选择了更丰富的表现方式。

一、复辟情结

“复辟”本指失去的君主复位，如《尚书·咸有一德》第八:“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⁴⁾指伊尹将政权交还给商王太甲，同类的情形还有明代的英宗，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景泰帝朱祁钰即位，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后即遭软禁，景泰七年，朱祁钰病重，武清侯徐有贞、副都御史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复辟”一义后来多引申为恢复旧有制度的行为，如从秦至清不绝如缕的“封建”声音就是一例，现在常指政权落到旧制度代表的手里，尤其是恢复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像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

民初复辟思潮的起点在于劳乃宣对“共和”、“民主”等词的解释和理解。1911年冬，劳乃宣撰成《共和正解》一文，他从历史上周厉王的横征暴敛导致国人暴动，政权暂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这一史实出发，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出“共和”一词“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此为“共和”一词的正解，正解“共和”中，“君主居正统之名，以振服天下之民心;政府握大权之实，以担负行政之责任;国会处于监察之地位”，时下辛亥党人所倡导的“共和”实为“民主”，为“谬解之共和”。⁽⁵⁾三年后，劳氏又作《续共和正解》，进一步申发此论，他说，通观世界各国，国名都以地名称呼，未有用代称的，“大清”、“中华”等词就不属于地名，因此，不用民国纪年而用中华共和纪年，一则与周召共和旧制相同，二则表示为君主国，三则与世界从同。按此理解，当今的总统袁世凯应该仿行共和，总统任职两届共10年后，宣统皇帝已经18岁，可以亲裁大政了，这样，袁世凯就能功成身退，封为王爵，世袭罔替，中国政体亦能符合世界潮流。在《君主民主平议》中，劳氏指出，从民主产生的本源看，“民之有主，其始固出于众之推戴，则官天下实为建国立君之原则”，它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但是这种情况不多见。从天道人事关系看，人群有天合、人合之分，天合为家，人合为国，家可以扩充为国，故“家天下为立国之常道”，而官天下则无法言明。发生于欧美的民主，实为外国的官天下。民主多实施于较小的区域，因为人少而容易推举首领，人多则无法实行，而且，民主的实施是因人民的知识程度不同而有别的，像北美每选举总统一次则带来战争一次，法国、葡萄牙等国改易为民主制度则变乱丛生。事实和理论证明，“家天下为常，官天下为变，外国之民主犹中国之禅授，同(为)一非常之举……能为环球诸国通行之常道者，惟君主之制而已”⁽⁶⁾。况且，民主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三年，国势之安危、民生之苦乐，既比不上宣统时期，又比不上光绪时期，更且比不上康雍乾时期，因此，“今日欲救中国，非复帝制不可”⁽⁷⁾!时至1916年，劳乃宣在阅读陈澧《东塾集》中《说长白山》一文后，撰写了一篇读后感——《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又一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1914年6月，劳乃宣的《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三文合刊发行，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章梫为其作跋，盛称“海内外之亲爱吾国者，以为就病下药，诚无如此方之良者”⁽⁸⁾。宋育仁有“公然联名之呈”，劳乃宣甚至托赵秉钧呈给大总统阅览，王闿运亦颇谬发议论，这样，宣统复辟之说喧嚣一时。⁽⁹⁾后经肃政史夏寿康的查处，以宋育仁被押解回四川，复辟学说暂时沉寂。

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拥立清帝溥仪复辟，一时遗老们袍笏登场，一个星期后，复辟活动暂告一段落。如果将眼光从历史的刻度上再放大十年，那么，我们会发现民国初年的复辟思潮和活动只是消歇了一会，在20年代又枯木逢春了。紫禁城小朝廷在与“从来没有放弃过复辟的念头”⁽¹⁰⁾的徐世昌等老北洋交往的同时，也与奉系的首领张作霖有了亲密的往来，外国人报纸关于复辟的一些鼓励性话语，让溥仪也觉察到“这两年(注:约指1919年、1920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¹¹⁾。当溥仪从写着“匹克尼克来江边”新诗的胡适身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后，溥仪“从心底感到了欣喜”⁽¹²⁾，内外气候的凝聚、复辟思潮的余响流韵，激发了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冯玉祥“乘机为首都除去一个污点，为中华民国除去一个祸害的根源”⁽¹³⁾的决心，11月，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当北京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金梁等密谋复辟文件被披露，活跃于甲子年(1924)春夏间的清室复辟事件又一次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

张勋复辟，学界众所周知，但甲子清室复辟则鲜为人知。

甲子清室密谋复辟的真正操盘手为金梁。据故宫博物院编《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载，1924年初，金梁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的名义向溥仪建议恢复大业之法: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恢复办法，务从慎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唯密，不能尽言。⁽¹⁴⁾金梁被任命为小朝廷内务府大臣后，3月提出了以“裁撤”为主的内务府整顿方案后，再次“上书”，陈述溥仪要“亲政”、“求才”、“布德”、“图存”四事。4月金梁又向溥仪上《奏为列举贤才事》，举荐人才，分用其心、用其人和用其名三类共30人。可用其心者4人:升允、冯煦、刘廷琛、铁良;可用其人者18人:柯劭忞、罗振玉、李家驹、章梫、叶尔恺、刘承干、陈毅、万绳栻、胡嗣瑗、林纾、梁弧、冯恕、容厚、王季烈、许德芬、孙壮、郑垂、彬熙;可用其名者8人:赵尔巽、袁金铠、孙宝琦、王怀庆、傅增湘、梁启超、熊希龄、蔡元培。

清室善后委员会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去函咨询是否提起公诉，转送至京师高等检察厅后，答复认为，金梁、康有为、江亢虎等人虽言语离奇，但“尚难认为罪证”，此一复辟活动暂告一段落。

当然，复辟思潮并没有停止、消歇，30年代“满洲帝国”的建立又是它的一次回光返照。

近半个世纪的复辟情结可谓既长又久，这是民国初年各路遗民“群策群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相比于历代的复辟活动，我们会感觉到民初遗民在反复顿挫和屡簸屡起中，其复辟心态的执著，也会惊讶其情怀的坚韧!⁽¹⁵⁾

二、留辫、易服与归隐

从生物性的角度看，头发和衣服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本没有太多的研究意义及价值，但一旦将其置放于特殊的环境中，它们就赋有了文化的含义，载于《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¹⁶⁾之言，把头发的存留与忠孝联系在一起，赵武灵王“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将革新与保守联系在一起，所以，研究发辫和衣服，对了解人物深层次文化心理有一定的意义。

清代的发辫和衣服因赋予较强烈的政治色彩，常常成为人们研究的主要区域，清兵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因江南市民的反对，最终酿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经近三百年的熏染与沉淀后，发辫演变成了“新民”与“遗民”、“进步”与“保守”的分水岭。民初遗民因其政治观念的保守，借一根辫子保留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恋情和对君臣之义的固守，众所周知的自诩“残雪犹有傲霜枝”的辜鸿铭就是典型。事实上，细细罗列民初的遗民，留辫的大有人在，如:张勋，王国维，梁鼎芬，陈伯严(三立)，朱古微，陈小石(夔龙)，⁽¹⁷⁾刘世珩、刘之泗父子，⁽¹⁸⁾罗振玉，⁽¹⁹⁾吴子修，左子异⁽²⁰⁾等。

与留辫相似，也有一些人易服，并借以作为归隐的象征。“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玉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人心也。”⁽²¹⁾《礼记》里也记载:“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²²⁾它们是将“改正朔，易服色”与“明天道”、“变革”等联系在一起，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将其申衍到礼制的层面。至于民初的遗民，他们的易服观，与革命党人革除旧习俗完全异趣，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对抗、一种寄托、一种操守，因而“易服”被派生出了明显的政治、文化意义。

辛亥国变后“云海写影一黄冠”⁽²³⁾的江宁提学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因其坚守危城、宁死不屈的气节赢得了沈曾植、陈三立、朱孝臧、吴昌硕、胡思敬等遗民们的称颂，“清道人”成为众多遗民称羡与模仿的对象。梁鼎芬在端方被斩之后操理与他关系要好的端方的丧事，“节庵亦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头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装束也”⁽²⁴⁾。后来有一天他的发辫被黎元洪、曹亚伯等人恶作剧地剪掉了。礼部礼学馆顾问王舟瑶(玫伯)，辛亥后，改道士装;⁽²⁵⁾御史江春霖在皇帝让政后，项城(袁世凯)以礼征公，“不起，蓄发为道人装。迨项城授以勋章，公笑曰:‘道人无须此也。’”⁽²⁶⁾。甲午举人、无锡人王世忠，国变后，“黄冠道服，闭户不与世通，绝口不谈时事”⁽²⁷⁾。宋育仁在清廷逊位后，“黄冠遁迹茅山之麓”⁽²⁸⁾。高邮人王丹铭，曾经为太守，后改为道士装，道号丹明，潜心在白云观读《道藏》⁽²⁹⁾。浙江余姚人、长安县县丞、陕西巡抚岑春煊幕僚岑炽(字盛之)辛亥鼎沸后“易装道士，徜徉山林泉石间，吟诗高歌为乐”⁽³⁰⁾。浙江天台人禇九芸，曾为山西学政刘廷琛幕僚，后充两广师范学堂教习，辛亥国变后归为道士装。⁽³¹⁾

真正归隐为僧的有浙江嵊县人郑淦，名文熙，前清时为和州知州，清亡后，潜往永嘉(温州)妙智寺为僧，任挑水、舂碓诸苦役，时任温州瓯海关监督的冒鹤亭寻访得知，⁽³²⁾并与刘成禺口述其原委，非遗民的刘成禺亦盛称他“在清史可补《忠义传》之阙遗，在国史可作《隐逸传》之资料”⁽³³⁾。过一二年，郑淦圆寂，罗振玉写信告知王国维此信息，“知嵊县郑同知，祝发于温州某寺，守节甚坚，今日物化”⁽³⁴⁾。

姚文栋则采取与上述遗民不同的做法，据其传载:辛亥国变后，“闭户寂处，不改正朔，不弃发，不废衣冠。袁世凯欲罗致君，君衣朝服，诣明伦堂摄影与之，以明不可屈，又虑其将复我也，乃寄身僧寺”⁽³⁵⁾。

当然，留辫、易服、归隐只是遗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外在方式，他们内心对大清王朝的眷恋并没有因外表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有署名为道士而非真道士者，如潘兰史(飞声)之水晶庵道士、李瑞清之玉梅花庵道士，⁽³⁶⁾尤其是李瑞清的似道非道、“名不副实”引来了一些趣闻逸事。⁽³⁷⁾

三、变名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³⁸⁾名字本为方便称呼用，但遗民们也将它们当成一种有寄寓意义的东西，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³⁹⁾清民之交，遗民改名颇为常见，他们将改名视为“亡国”之征。

魏元旷(斯逸)《蕉庵诗话》载:“绍唐(即胡思敬)言顷岁海内知交，多有改易其名字者。予所知，则扶常(即卢扶常)改名耿，字黑庵，号草夫;鹤巢(即叶鹤巢)称宁愚;建侯称鲁民;华澜石更号持庵;绍唐亦以退庐称。”⁽⁴⁰⁾四川总督刘秉璋儿子刘体信(声木)，字述之，光绪末年，分省补知府，签分山东，辛亥国变后改名声木，字十枝，取汉代郭宪《汉武东冥记》故事，据载，东方朔从西那国回来，得风声木十枝，实如细珠，风吹枝如玉声，有武事则如金革之响，有文事则如琴瑟之响，此木五千载一湿，万年一枯。⁽⁴¹⁾他慕谢翱《天地间集》，自号为“天地间人”⁽⁴²⁾。满人震在廷，名钧，曾为江都令，辛亥革命后，改名唐晏，字元素;⁽⁴³⁾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字吉甫，辛亥后改名为钱素庵⁽⁴⁴⁾，1916年又易名钱大猷⁽⁴⁵⁾。广州府知府、翰林院编修高觐昌，字葵北，号省庵，壬子(1914年)改字遁庵。⁽⁴⁶⁾翰林院编修、江西南康知府、湖南武陵人王以敏，原号梦湘，辛亥后改名“文悔”⁽⁴⁷⁾。王先谦曰“葵园”，辛亥后又为“遁，其乱后变名也”⁽⁴⁸⁾。汪兆镛在辛亥武昌起义后，赴澳门侨居，往来粤、澳之间，他两上罗浮山，住酥醪观，自号“觉道士”⁽⁴⁹⁾，后又改号为“今吾”，取宋遗民汪炎的诗句“年光元日又除日，心事今吾非故吾”之意⁽⁵⁰⁾。江宁布政使、提学使陈伯陶(字象华、子砺)自号“九龙真逸”⁽⁵¹⁾。王乃征(聘山)易名为“潜”，称“潜道人”⁽⁵²⁾。台湾人王松自号“沧海遗民”⁽⁵³⁾。近代著名词人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孝臧，孝臧一名则是辛亥之后自改的⁽⁵⁴⁾。江苏阳湖人刘炳照字光珊，号语石，淞滨吟社社员，以贰佐浮沉浙江多年，国变流寓上海，拳拳故国，自号“复丁老人”⁽⁵⁵⁾。

上列的变名之举，喻他们归隐之志向，其不与民国同流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胡思敬对其同乡黄子雅国变后更别号为“更民”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更民”与乾嘉诗人洪亮吉因指斥时政被谪戍伊犁，赦归后自号“更生”不同，洪亮吉的“更生”意指再生，“执事弃官而归，犹是大清之民，何更之有?”因此，他建议酌改，因为“‘更’字有服从民国之意”⁽⁵⁶⁾。

四、筑室

晋代陶渊明《饮酒·五》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句，“庐”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一个寄托。近代文人筑室的不在少数，如郑孝胥的“海藏楼”成于光绪三十一年，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典;梁鼎芬的“精卫庵”成于光绪三十二年弹劾奕劻之后;瞿鸿的“超览楼”筑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它们虽然在民初都成为遗老们诗酒聚会的场所，有疏离民国的意思，但初意毕竟不是针对民国而言的，故不在此讨论范围中。民初遗民在辛亥国变后，也大有陶氏的遗韵，纷纷结庐，著名的有陈曾寿杭州西湖边的“苍虬阁”，以苍松的坚贞喻其“不二之节”;胡思敬南昌东湖边的“退庐”，取“退隐之意”;魏元旷(斯逸)在南昌筑“潜园”，喻潜隐不出。三庐舍的名字也成为他们诗文集的名称。寓居日本京都的罗振玉，在净土寺町购地筑房、建园、凿池，取北齐颜黄门(之推)之《观我生赋》中“切仙弓之永慕”句，命其园名为“永慕园”，意即对皇帝的仰望⁽⁵⁷⁾。1913年，得友人为赵尔巽延请他担任清史馆纂修之职并劝其回国的书信，罗振玉不仅焚毁其书，而且命其家水池为“洗耳池”，以示对皇帝的忠诚和对民国的厌恶⁽⁵⁸⁾。胡嗣瑗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在杭州西湖修建“五峰草堂”，以示隐居⁽⁵⁹⁾。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广东候补道员、礼学馆顾问官王舟瑶(玫伯)1913年在杭州筑舍，座师瞿鸿为其题字，曰“王逸民庐”，堂曰“后凋草堂”，堂东有“潜园”⁽⁶⁰⁾。周庆云在上海结“晨风庐”，取魏国桓范《世要论·与管宁书》“思请见于蓬庐之侧，承训诲于道德之门。厥涂无由，托思晨风”⁽⁶¹⁾故事，表达秦风钦钦，思贤之心⁽⁶²⁾。辛亥革命后，刘体信总共改其室名7次:“苌楚斋”取《诗经·隰有苌楚》诗三章之义，叹生逢乱世，不如草木苌楚(即猕猴桃)无知无累、无室无家之忧;他慕南宋郑思肖、明代徐俟斋(枋)或画兰、或画芝，命其室为“兰芝室”，他又慕南宋真山民、邓牧、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等遗民的志节，取其室名为“真山堂”、“水云庵道士”，此外，还有“乐笑”是仿南宋遗民张炎的名号，“蒙人”取自《尔雅》“大蒙之人信”典故，“台臣”取自《左传》典故。⁽⁶³⁾温肃(毅夫)筑“杜鹃庵”，取古代蜀国望帝杜宇禅位退隐，国亡身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故事，以示对故国的怀念⁽⁶⁴⁾。张其淦(字豫泉)曾任安徽提学使，辛亥国变后寓居上海，以“松柏”名其斋⁽⁶⁵⁾，借《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喻指其坚贞。合肥人李国松(字子木)与湘潭袁思亮、新城陈祖壬被称为“义宁(陈三立)门下三杰”，辛亥国变后，李国松迁居上海，命其室为“肥遁庐”，袁思亮为其作《肥遁庐图记》⁽⁶⁶⁾。刘廷琛(幼云)在青岛筑“潜楼”，“潜楼之名，盖取《易经》乾卦·初九爻意，潜是比喻人隐居不出，静处不动。先祖以潜楼为完号，意即不再出仕了”⁽⁶⁷⁾。“潜楼”落成后，陈宝琛为其书匾，陈曾寿为其制图，遗民们纷纷题辞做诗，以示庆贺，如陈宝琛的《过青岛晤刘幼云嘱题潜楼读书图》、吴郁生的《题潜楼读书图》、胡思敬的《题潜楼读书图》、郑孝胥的《刘幼云潜楼读书图》、沈曾植的《题潜楼图为刘幼云》、劳乃宣《题刘幼云潜楼读书图》、梁鼎芬《潜楼读书图二首》。

此外，像柯劭忞在北京西城太仆寺街筑的“蓼园”⁽⁶⁸⁾，梁鼎芬在梁格庄筑的“种树庐”，林纾的“烟云楼”⁽⁶⁹⁾等都表达了相同的意趣。

五、殉节

与变名和归隐、筑室明志等“苟且偷生”的遗民不同，皇帝临难或朝代变更是否随其“殉节”是评判一个人忠贞与否的标准。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问寿数。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清朝)，至九列。适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⁷⁰⁾故事中某公，一般认为是指钱谦益。

清民鼎革之际，亦有类似的笑话。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先任修撰、乡会试主考官、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等，1896年创办苏纶纱厂、苏经丝厂，1898年任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后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东阁大学士、弼德院院长等职。辛亥后，留毓庆官为逊帝溥仪的师傅，授太保。1915年8月病逝于北京。陆氏出殡时，京朝诸门人俱挽清代衣冠，路祭叩拜，滑稽者赠以联语:“此老无遗千古恨，诸公尽是两榜才。”有丐戏易下联二字为“诸公尽是两朝·臣·”。途人抚掌大笑。⁽⁷¹⁾

辛亥国变，溥仪逊位，殉皇帝之节不大可能，故其“节”多为“大清之节”。“殉节”的情形大体有:殉节、欲殉节、未能殉节而后悔三种类型。

对于殉节之人，同类相趣的遗民，或以文、或以诗、或以札记纪念他们。

《清史稿》“列传”之“忠义传”，收录了较多的为清殉节尤其是辛亥时殉清之人，如天津人刘锡祺(佩之)，江西乐安人程彬(筱竹)，满洲镶蓝旗文生、嵩佳氏桂荫(辑五)，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荣浚(心川)，汉军人、候补县丞锡汪桢，湖北人张景良，满洲正白旗人倭和布(清泉)，等等。其中对长沙人简纯泽(廉静)叙述颇详，传曰:“国变后，居数年，悲咤不解。丙辰夏，北行之京师，旋客天津。后一年至烟台，游烟霞洞，去之威海，投海死。获其尸，有自书绝命词，以树墓碣镌‘大清遗民’四大字为获尸者告，感其义，敛而葬诸海滨，且立碣焉。”⁽⁷²⁾

1916年，隐居淞沪的吴庆坻(子修)通过多年的寻访，将抗拒辛亥、为清殉节的150余人物的事迹辑录成《辛亥殉难记》，1921年，荆州人果仲澜(涣)、铁韵铮(忠)重印，1923年金梁复校，1935年，金梁在征录补遗的基础上，将其增订成八卷。金梁、王先谦、果涣先后作序，称吴子修“表彰忠烈，海内同钦”，⁽⁷³⁾读此书可以“振顽立懦，诚有益于世道”⁽⁷⁴⁾。

据陈三立《清故山东提学使罗君墓志铭》⁽⁷⁵⁾载，原山东提学使湘潭人罗正钧(字顺循)，亦撰成《辛亥殉节录》六卷，“搜采一时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⁷⁶⁾。1921年9月罗振玉在获得天津乔氏新印的王守恂编著的《庚子京师褒恤录》后，为其作《校字记》、《补遗》各一卷，并拟将在吴、罗、乔三书的基础上作《庚辛成仁录》。⁽⁷⁷⁾罗振玉在《庚子褒恤录校补序》有更详细的记载:辛酉(注:1921年)长夏，采访辛亥殉国诸君子事，实以勘定吴子修、罗顺驯(循)两提学之书，欲兼采庚子国变死事之人，合撰《庚辛成仁录》。而苦无一书记述庚子死事者。一日，老友章式之外部以《庚子京师褒恤录》见赠，为之喜出望外。此录为裕小彭部丞(厚)旧稿，天津乔亦香太守(保衡)所编刻杀青……尽一日之力读之，后又函请朱聘三(汝珍)敬检，复请金浚宣部郎、乔亦香太守借原稿比勘、订正，成《校书记》一卷，又复查原稿，发现李文忠有两次请恤顺直官绅兵民奏、吉林将军两次请恤吉林官绅兵民奏、顺天府一次请恤奏等十余通，均芟削不载。于是，又编成《补遗》一卷。⁽⁷⁸⁾

此外，像1924年刊行的尚秉和著的《辛壬春秋》，亦有《清臣殉难记》等篇目。

刘体信(声木)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亦有多则记录。如无锡人张曾畴(字望屺，号潜园)，曾官湖北候补知府，辛亥之变时被拘，惧受辱而投江。⁽⁷⁹⁾刘体信将其与黄冠道服、闭户不与世通、绝口不谈时事的无锡举人王世忠称为“清末完人”，而获得刘体信“清末完人”称呼的还有陈伯陶(子砺)。⁽⁸⁰⁾

被认为最壮烈的当数江阴人赵彝鼎(字焕文，号虚谷)，《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三·忠义十》有160余字的记载。赵为讲学诸生，国变后，留下遗嘱，在其经常讲学之“三贤祠”西楼，投缳而死。面向北，若望阙以示志。赵死后，其妻弟孙邦桢茂才辑录他的事迹，遍征题咏，合其传、状、墓志，编为《殉节记》一卷，乙卯年(1915)排印。刘体信高度赞扬了赵彝鼎为清殉节的行为，并作了一个长长的按语:(www.xing528.com)

我朝养士二百余年，士习素淳厚，光绪中叶，已论议蜂起，蔑弃礼义。及期末造，纲常名教，已扫地无余，宜乎宗社为墟，而高爵厚禄者，又复弹冠相庆。不谓成仁取义，孤忠劲节，震耀千古，乃在僻居江表，仅入义庠之赵茂才。其能熟审于君臣之义，从容绝命，冀以正人心，息邪说，甘蹈首阳之节，视死如归。其撑住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予故节录《殉节记》中诸人所述，亦冀以挽回末世之人心，以成茂才殉节之志。

赵彝鼎的遗嘱，既有对后事的安排、训诸生词、自述等，也有对某些做法的自我表注。“我作忠义之事，我妻亦不必悲伤，人固有一死，但求死合于义也……我比召忽⁽⁸¹⁾之死，似尤合君臣之义。况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得以汉外视我君为满也，则我一死之所争大矣。”对诸生的训词为:“尔等需读孔孟之书，忠君爱国;我已愿作圣清之鬼，求是去非。”“自述”为:“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在“自注”中，于“国家养兵数百年，乃敢目君为满”后批注“此理不可不明”;于“学堂掌教二三子，还思造士为清”后批注“是所望于群公”;最后他解释为何投缳“三贤祠”，说:“我心为国，故不死于家而死于此地，以会课在此，正欲以明伦也。”⁽⁸²⁾

赵彝鼎的训词、自注，从五伦、为清而死、满汉民族之评判立论;刘体信的按语，从表彰节义、挽回世道人心出发，赞赏之中蕴含着惋惜和钦佩之情。

事实上，与赵彝鼎表现相同的还有湘潭人何性存(承鑫)秀才、广东香山人李郇雨(泽霖)秀才，他们在国变后，或自经，或绝食而死，番禺人汪兆镛感慨三人之行节，作《辛亥三秀才行》诗歌，此诗被吴庆坻收录在其著作《蕉廊脞录》中:

油幕老记室，白屋村夫子。藐然青青一衿耳，临难谁能责以死，伟哉乃有三义士!何生橐笔细柳营，妖氛忽犯循州城，城亡义不图苟生，碧磷夜照豊湖清。同时李、赵二文学，徒闻贼民之兴大诧愕，蔑弃礼教曷为国，志士岂忘在沟壑，毕命辞成万夫却，绝粒投缳神自若，得此泮池芹藻不寂寞。呜呼!兴亡自古何代无，痛绝眴息海水枯。长白山隶汉版图，东塾著说征班书，妄辨种族欺瞽愚，大盗移国罪当诛。茫茫天意何为乎?九域从此流毒痛。三子一瞑翔霄衢，蝉蜕不受滓浊污，愧死印累绶若卿大夫，圣清三百年养士之泽报区区。⁽⁸³⁾

全诗从“三义士”在国变后“不图苟生”入笔，称颂他们的殉节为士林增光，同时也痛斥种族之辨徒为蛊惑人心，称辛亥建国为“大盗移国”。作者的立场显而易见。

又有江苏吴县人、长沙知县沈瀛(士登)及黄忠浩，在湖南响应武昌起义的过程中被斩，一个月后，《民立报》载有《沈瀛之愚忠》一文，郑孝胥读罢此文，立即作诗《哀长沙县知县沈瀛》一首:

吴儿轻糜尽随风，九鼎吾终重此公。势不两存能自决，人皆一死未为穷。交期太浅真相失，节义何尝或可同。他日私成黄沈传，还从鬼录想双雄。⁽⁸⁴⁾

1918年10月7日，梁济怀着对共和制度和对传统文化的失望，⁽⁸⁵⁾投入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而死，梁济在其遗书中表明，“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⁸⁶⁾。其死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赞成者有之，痛批者有之。时任宣统太傅的陈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⁸⁷⁾。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信中，也钦敬其志节，并告知王国维，效法梁济的还有梁的周姓同乡，继梁以死。⁽⁸⁸⁾《清史稿》又载，蒙古人、理籓院员外郎吴宝训(梓箴)“闻济死，痛哭。越日，亦投净业湖死”⁽⁸⁹⁾。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虽然关于其死因有众多的解释，但《清史稿》列其入《忠义传》，且这种意见可视为遗民的公意。据金梁《瓜园述异》载:王国维死后，金梁为其撰传，“原拟补入‘文苑’，及刻史稿，乃改归‘忠义’。盖出史馆公意云”⁽⁹⁰⁾。王国维入“文苑”或入“忠义”传，都有合理的成分，但最终入了“忠义”传，这就凸显了民初遗民的节义观和价值判断。

《清史稿》在《忠义传》前有一个序言，分阶段概述了各朝忠义人士，最后说:“将帅之死事者，既有专传，凡上列诸人之义烈尤著者，与夫官书既漏而不能无记载者，则别编为传，粗见本末。若夫道光以后死于外衅，及光绪庚子拳乱，宣统辛亥革命，于义宜详，并备列之，用资后鉴云。”⁽⁹¹⁾

欲以殉节告终之人，有罗振玉、沈曾植等。武昌变起后，罗振玉与在北京学部的王国维，“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⁹²⁾。在上海的基本以沈曾植为中心，“一时沪堧达官学者，每日必诣公所，请求收拾时局大计。辜汤生(鸿铭)欲北上商援于某巨公，公(注:沈曾植)握其手慨然曰:‘豺虎纵横，去无幸理，慎自保，我辈当图共死之道，来日大难，自有同死之时也。’”⁽⁹³⁾。

事实上也有一些遗民为没有“殉节”而后悔，如张坚伯，张曾对郑孝胥说:“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节，然心颇不甘;今年(注:1912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⁹⁴⁾吴庆坻命其辛亥后所做诗歌为《悔余生诗》，以未能“殉节”清廷而悔其余生，⁽⁹⁵⁾甲子(1924)三月卒于里居学官巷，临终前口占一绝:“寂寞分无千载誉，蹉跎死已十年迟。平生师友王、梁、沈，又到相逢痛哭时。”“王”指王葵园，吴庆坻丙子年(1876)乡举出葵园门;“梁”、“沈”分指梁鼎芬和沈曾植。⁽⁹⁶⁾

民初遗民对“气节”的坚守，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也表明了他们观念中的某些合理性成分，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们并不以变成遗民为可耻，反而在各类文章或挽联中大加宣扬或肯定，如1935年赵启霖去世，郑家溉编修所撰的挽联就是将他与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黄、王并称:“尚论及先贤，以明末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遗老之学行俱优，特请从祀圣祠，不数年间，竟与三遗老同悲国变;敢言留直道，较清季胡漱唐、江杏村、赵竺垣诸御史而声名独著，今忽考终故里，在九原下应偕诸御史痛话时艰。”^(97)(98)

六、崇陵情结

1913年，光绪梓宫入崇陵，亲送的人员有溥仪的汉官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陆润庠，另外尚有劳乃宣、林绍年(赞誉)、刘聚卿、梁鼎芬等人，⁽⁹⁹⁾这大概是梁鼎芬与崇陵结缘之始了。

作为遗民，拜谒皇陵或许是他们表达对先帝、先朝情感的一种方式，顾炎武在明灭亡后，曾经四谒孝陵，六谒思陵。据刘声木《苌楚斋四笔》载:顾炎武在沧桑之际，四谒孝陵，六谒天寿山攒宫，而与其同谒的还有李天生、王山史等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梁鼎芬拜谒崇陵时，有林琴南、毓清臣等人做伴，故刘声木将梁鼎芬与顾炎武作比，最后他感慨说:“历代以来，每当国家阳九百六之时，必至风俗颓坏，人心变幻，莫可救药。始至生民涂炭，流离颠沛，困苦备尝，无所控诉。乃天为众生示之警罚，非仅降祸福于一人一家已也……然礼义廉耻，必有人为之拨乱反正，上契天心，始克久安长治。然吾谓亭林先生等，即其人矣。”⁽¹⁰⁰⁾

“(梁鼎芬)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愿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¹⁰¹⁾梁鼎芬的所作所为是“崇陵情结”的典型，至于“崇陵情结”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种树

崇陵建成后，因园林无树，影响了美观和风水，梁鼎芬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募捐栽树，将崇陵上的白雪用瓶子装好，称为“崇陵雪水”，然后向王公大臣和遗民们赠送，换取他们的捐金，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捐赠到足额的资金遍植崇陵墓树。梁鼎芬在崇陵种第一棵树时，还将它摄成照片，以志纪念，这一史实也成了遗民们诗歌和画坛题材的一个来源。陈宝琛称他“补天挥日手能闲，冠带扶锄水石间。不见成荫心不死，长留遗蜕傍桥山”⁽¹⁰²⁾。李瑞清称他“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¹⁰³⁾。稍后，浙江钱塘人汪洛年(1871—1926，字社耆，号鸥客，汪康年兄)绘成《梁文忠公遗像》。

退居浙江南浔的刘承干，因输金资助崇陵种树的经费，获得溥仪皇帝赐给的“钦若嘉业”的匾额，这就是近现代中国藏书史上于1914年，刘承干捐巨资助光绪皇陵即崇陵植树，梁因此赠送照片给他。大名鼎鼎的“嘉业堂”堂名的来历，时隔8年，溥仪大婚，刘承干北上觐贺，拜谒崇陵后发现陵树凋敝、土木材瓦损毁，亦自愿承担补种、缮葺之资，在1928年东陵被盗后，刘又进贡修复银两⁽¹⁰⁴⁾。

梁鼎芬崇陵种第一树图

2.守陵与拜谒崇陵

梁鼎芬自告奋勇担任守陵任务，整整3年，忠贞专一，以至他的诚心感化了前来行刺的杀手。据伍稼青《民国名人轶事》载:有一天夜里，梁正在灯下读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闯进屋里。梁面不改色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下不得手。梁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死于先帝的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梁从速离去，免遭不测，梁泰然谢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¹⁰⁵⁾

梁鼎芬每次去紫禁城向圣上溥仪请安，遭到太监们四两银子门包的勒索，也在所不计，一样引发了后人对其“大度”的嘲讽:“一群夷齐去做官，首阳薇蕨难采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两门包请圣安。”⁽¹⁰⁶⁾

“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尝蒙赐御书‘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于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于诗文。”这是《清史稿》林纾传的一部分。事实上，从1913年4月开始，林纾也频繁谒拜崇陵，10年内达11次之多。1922年林纾又作《御书记》，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终始也。”⁽¹⁰⁷⁾

梁鼎芬、林纾的所作所为恐怕不纯粹是“崇陵情结”的体现了，蕴含着更多的眷念清王朝的成分。林纾在《答郑孝胥书》中，不仅回击了时人谓梁节庵装“伪”的疑问，而且将自己的心境表露无疑:

梁节庵之为人，都下颇有谓之好名者。然节庵于我德宗皇帝奉移时，在梁格庄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数日……近三四年，每日必诣陵下，且筹措万余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费。乃陵工告蒇，则奉其父母遗照于种树庐中，不携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即使为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眼中实未见其有此行伪到底者。高啸桐生时，亦有人指其为伪。弟曰:但能将伪字带入窀穸，即可算之为真。今于节庵亦然。至云荐入内廷，出诸黎氏，此事亦足原谅。节庵非事黎氏，侍我少帝也……仍是我清室之臣，万非从贼之比……弟自始至终，为我大清之举人。谓我为好名，听之;谓我作伪，听之;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如刘廷琛、陈曾寿之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事极少衄，即行辞职，逍遥江湖。此等人以国家为孤注，大事既去，无一伏节死义之臣。较之梁节庵一味墨守常经，窃谓逊之。故弟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动，亦度吾才力之所不能，故不敢盲从以败大局。⁽¹⁰⁸⁾

除梁、林二人外，劳乃宣三谒崇陵，沈瑜庆、李惺园(思敬)、刘承干、林绍年(赞虞)、张曾飏(小帆)、章梫等都曾专门或顺便拜谒崇陵。

3.崇陵祭品

1916年2月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崇陵岁末大祭，梁鼎芬将分得的祭品赠送给郑孝胥、胡思敬、劳乃宣、沈曾植、陈宝琛、陈曾寿、冒鹤亭、赵启霖等遗民，赵启霖得祭品二次⁽¹⁰⁹⁾，郑孝胥得“饽饽一件、菊霜一件”⁽¹¹⁰⁾，冒鹤亭又将饽饽赠送给妙智寺的“灵照”即上文所说的和州知州郑淦，冒氏“作书，附自刻诗集及饽饽一箧，遣人贻灵照”，不数日，“灵照复函，媵诗四章，返其饽饽”⁽¹¹¹⁾。梁鼎芬的这一举动获得了遗民的钦敬，他们纷纷做诗，以示庆贺，如郑孝胥有《正月廿二日先考公忌日适梁节庵自梁格庄寄贻崇陵祭品遂以社供》、胡思敬有《谢梁节庵按察馈先陵祭品》、劳乃宣有《梁节庵种树崇陵以岁末大祭均余饼饵见寄感赋长歌却寄》、陈宝琛有《节庵自梁格庄以崇陵祭余羊果见饷感赋》、《二月八日节庵寄饷崇陵桥下雪泉》、《谢节庵惠寄玉菌》等。

此外，像梁鼎芬、赵秉钧的陵墓在梁格庄崇陵附近;罗振玉亦谋在梁格庄买地，筑慈晖堂以祀先祖先妣，并“为异日止息之计”⁽¹¹²⁾;柯劭忞的陵墓在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意指他们死后还要伴随着皇帝。

上述六个方面是遗民们“孤露遗臣”情怀的主体体现，事实上，他们的表现并不仅限于此，还有:

1.自愿做遗民，如郑孝胥，1911年10月底在其《日记》中谈到国家的前程时自我表白说:“……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¹¹³⁾11月，其友人柯贞贤、孟莼孙欲去苏州拜谒程德全都督，与郑告辞，郑语之曰:“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以遗老终耳。”⁽¹¹⁴⁾

2.停作日记、文章，如胡思敬与亲家李瑞清约定“以宣统三年为断”⁽¹¹⁵⁾。

3.自断年谱，如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止于宣统二年，缪荃孙在壬子年(1912)手定年谱中感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逊位于民国，南北合同，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其儿子禄保、僧保补叙说:“府君手定斯谱，讫于辛亥，隐喻绝笔之意。”⁽¹¹⁶⁾

4.到民国年间仍以“我朝”、“本朝”等称呼清王朝。“本朝”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指称对象的概念，而且它与个人的情感倾向联系在一起，顾炎武《日知录》中解释说，“古人谓所事之国为本朝”⁽¹¹⁷⁾。如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的第一句“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罗振玉的著作《本朝学术概略》(收入《辽居杂著乙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