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的数量远超预期，上海是主要聚集地

第二节　遗民构成

民国初年的遗民数量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未知之谜，其缘由一则因为社会鼎革带来的混乱使得许多的资料无法保存;二则因为在共和替代专制这种被视为进步与反动对决的激烈角逐中，部分人为了某种利益不得不隐去其真实的外在身份和内心表达;三则，尽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作为过往时空存留的历史陈迹，并没有全部记录下他们的历史业绩，人们只能从精英人物的活动、思想中窥视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轨迹。与此类似，民初遗民也是一个人员庞大的类群，历史的舞台并没有承载下全部的演员，后继的研究者们亦只能从遗民类群中的前台精英入手，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地选择某一断面作为切入口，试图以此探视历史的真相，也希冀从中获得某种教益。

一、遗民谱录

贾逸君在编纂《中华民国名人传》时以为，“前清遗老”仅有于式枚、王照、朱祖谋、吕海寰、沈曾植、陆润庠、梁鼎芬、陈宝琛、康有为、辜鸿铭、劳乃宣、郑孝胥、恽毓鼎等十三人。熊月之在分析了上海、青岛、天津流寓的遗民后，初步估算“不下于二三百人”，⁽¹⁶⁾事实上，无论取何种意思的理解，民初的遗民远远不止上述人物，因为侧身其间的刘承干在《清遗民诗咏序》中作了部分交代:东莞张其淦(豫泉)曾经撰写好《元八百遗民诗咏》及《明代遗民诗咏》两书后请刘作序，刘氏写成《元代八百遗民诗咏序》。张豫泉之书的体例以诗冠于前，以行义丽其后，刘氏作完序后又建议张豫泉“致意于挽近嬗代之际”的遗民，张答以“纪传阒绝，将安所取材”，反而劝刘承干自己完成此事，应允后的刘氏搜罗碑传志状，参以平时的见闻，并驰书四方，最后收录从戊寅之夏(1938)至庚辰岁尽(1940)的遗民为《清遗民诗咏》，共得400人，⁽¹⁷⁾他们当准确地属于“文化遗民”。如果将1912年至1938年间辞世的遗民再加入其中，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目。除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瞿鸿禨、沈瑜庆、李瑞清、陈曾寿、陈三立、章梫、刘廷琛、胡思敬、冯煦、王乃征、温肃、曹元忠、曹元弼、姚文栋(东木)、李经羲、柯绍忞、缪荃孙、赵启霖、赵熙、俞兆蕃、陈毅(诒重)、张勋、胡嗣瑗、陈夔龙、吴士鉴、吴庆坻、赵炳麟、朱孝臧、况周颐、郑文焯、王闿运、赵尔巽、夏孙桐、宋育仁、升允、樊增祥、杨钟羲、朱益藩、林纾、金梁、周馥、周庆云、刘承干、王季烈、梁济、万绳栻、商衍瀛、溥伟、善耆、铁良等外，还有众多不是十分为人熟悉的遗民，他们在上述部分遗民的日记、年谱、后人辑录的碑传、文史资料中有较多的提及。碍于篇幅和限于资料的齐全性，这里仅选取郑孝胥、杨钟羲、沈曾植等三份代表性的材料做抽样式的分析，至于其他如参与史撰、诗歌唱和、藏书整理等类型的遗民，为减少重复，均在专节研究中提及。

《郑孝胥日记》自光绪八年壬午(1882)23岁起，到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79岁止，横跨56年，留下了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领域密切相关的众多资料，其中三、四、五册为民国时期日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将《清帝退位诏书》交与袁世凯的外交大臣胡惟德，清帝溥仪正式退位，五天后的除夕，郑孝胥听到满城的爆竹声，以一位遗民的口吻感慨说:“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¹⁸⁾该日记与遗民交往的记录比比皆是，首先选择两个小团体:

①1912年7月15日上海的“读经社”开张，期年之后的7月19日停办，一年中参与读经活动的遗民主要有:王旭庄及儿子王孝纾、林贻书(开暮)、刘宣甫及儿子刘天民、杨小宋、沈瑜庆、吴鉴泉、陈介庵父子、博泉、寿荫、左笏卿(绍佐)、金伯平、立村、孙世富、刘树屏(葆良)等。

②1915年4月21日，由冯煦、朱彊村、王乃征(病三)、郑孝胥、唐元素等牵头的“一元会”在沪成立，入会者只需出一元钱作为聚会的饮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轮流坐庄，地点选择沪上的酒楼如雅叙园、悦宾楼、会宾楼、小有天、古渝轩、都益处、同兴楼等，“一元会”聚集了不少的遗民，除以上列举的熟悉人物和“读经社”的部分人物外，还有郑绩臣、郑尧臣、宋澄之、喻志韶(长霖)、李审言(详)、⁽¹⁹⁾王叔用、邹紫东、余尧衢(肇康)、张诜侪等。一元会前后延续有十余年的时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说“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那么，仅“复辟年”里与郑孝胥交往的遗民就有:袁海观(伯夔)、蒋赋荪、庄思缄、沈友卿、孟纯孙、张子开、刘访渠、李木公(国榜)、张亚馨、洪鹭汀、李拔可、张让三、赵竹君、李劲风、程颂万(子大)、蒋孟苹、杨寿彤、丁衡甫(宝铨)、刘聚卿(世珩)、刘炳照(语石)、姚赋秋、张菊生、诸贞壮、吴寄尘、叶揆初、陶拙存(葆廉)、刘澄如(锦藻)、曾伯厚、徐秋澄等，“复辟年”前后有更多的遗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杨钟羲1940年编纂成的《雪樵自订年谱》，原名《来室家乘》，其75年的生辰中有近一半时间是在民国度过的。民国的更替，使得他产生与顾炎武同样的感受:“亡或愈于死。”⁽²⁰⁾1912年后与他交往的遗民除淞社的35人(事实上，淞社成员不止35人，依《淞滨吟社集》收录为49人，⁽²¹⁾逸社的14人)外，还有秦子质、程平园、何诗孙、陈重威、李季皋、朱晓岚、罗子经、丁闇(暗)公、周树模(少朴)、金蓉镜(甸臣)、刘之泗(刘聚卿儿子)、景方昶、袁珏生、寿耆、(庐江)陈诗、佟楫先、王眇公、李石梧、梅斐漪等。

从《沈寐叟年谱》及《沈曾植集校注》的人物交往及诗歌唱和中，亦能发现很多的遗民，如孙德谦⁽²²⁾、张孟劬(尔田)⁽²³⁾、叶柏皋(尔恺)、朱湛卿(福清)、王部畇(王蘧常父)、吴子梨(受福)、盛萍旨(沅)、岳斐君(廷彬)、王仁东、周孝甄、王完巢、徐积余、周沈观(树模)、潘之博、王甲荣、傅沅叔、张黄楼等。

上述具名的一百多人只是遗民中的部分人物，而且地点基本上集中在上海，显然，如果将其他地区的遗民也纳入统计，那么，民初遗民的群体是庞大的，其构成也是复杂的。

二、地域分布

李瑞清门生胡小石曾言，辛亥革命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居此;一为上海，瞿鸿禨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为中坚也。⁽²⁴⁾就大体而言，胡小石的说法不错，但详细言之，则与实际有些出入。

从现有的材料挖掘看，遗民的地域分布也是广泛的，南方的江浙、上海、江西、岭南地区，北方的山东、天津地区，西南的四川等地是遗民集中活动的区域，这些地方也基本是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盛产遗民的地方。就其居住的城市而言，民初遗民大多集中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大连、成都、香港等地，其它地方也有零星的分布。

上述地域中，以上海、青岛为最。胡思敬1912年4月从南昌来到上海，在上海愚园召集遗老们举行了“五角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决定在上海愚园举行大会，与会人员众多，据《吴中访旧记》载:

予既莅沪，则从陈考功、伯严访故人居址。伯严一一为予述之曰:“梁按察节庵、秦学使右衡、左兵备笏卿、麦孝廉蜕庵，皆至自广州。李藩司梅庵、樊藩司云门、吴学使康伯、杨太守子勤，皆至自江宁。赵侍郎尧生、陈侍御仁先、吴学使子修，皆至自北京。朱古微侍郎，新自苏州至。陈叔伊部郎，新自福州至。郑苏庵藩司、李孟符部郎、沈子培巡抚，皆旧寓于此。”又曰:“苏庵居海藏楼，避不见客。节庵为粤人所忌，谋欲杀之，狼狈走免，身无一钱，僦小屋以居。子培伪称足疾，已数月不下楼矣。”⁽²⁵⁾此外还有江西来的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福建来的林贻书、沈瑜庆等，共27人。

具体情形见下面简表，必须说明的是:遗民是流动的，其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他们归属的地点仅是就总体而言，故出现有重出现象。

①傅岳芬《应山左笏卿先生墓碑》，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612页

②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7页，同见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76页。

③陈隽如《记清季遗老率真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文史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刘诗谱《吴郁生居岛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青岛文史资料》第7辑，青岛:青岛出版社1986年。

⑤王舟瑶、王敬礼《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95页。

⑥魏元旷《蕉庵诗话》，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

⑦王树楠《呼兰知府黄君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520页。

⑧《一士谈荟·林开暮》，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1月，第446页。

续表

①袁荣法《湘潭袁氏家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页。

②李石孙《吕海寰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文史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525页。

④许丽梅《民国时期四川“五老七贤”述略》之附表，2003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

⑤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5～232页。

⑥刘承干《清故荣禄大夫二品衔江西提法使张公墓志铭》，张学华、张澍棠《提法公年谱》附录，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236页。

⑦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

⑧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月，第19页。

⑨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月，第333页。

续表

①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张肇迪《前清遗老丁仁长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857页。

②衍川《记袁金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文史委员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③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第70～71页。

④王迈常、王蘧常《部畇府君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92页。

⑤张学华、张澍棠《提法公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221页。

⑥李范晋自刎，留绝命诗:“国亡君失我何归，支厦擎天旧事非。万里孤臣忠胆裂，悲风淅沥雪霏霏。”

唐之棣《陈伯陶犹哭宋王台》附图《陈伯陶与一班遗老故朋的合影》

对比历代遗民的地域构成，民初遗民集中的主要区域为江浙、山东、福建、江西、广东(包括香港)等地，它与宋元、明清之际的遗民分布具有同一性和相似性的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约可理解为遗民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地域文化风尚的影响等原因。

三、群体关系

如前所述，遗民是在遗民文化场的作用下形成的，事实上，遗民文化场不仅限于政治背景和文化变迁等因素，古代宗法社会存留的血缘、地缘以及与之相关的业缘、学缘等关系亦在遗民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系派生于社会关系。”⁽²⁶⁾费孝通先生的话重点是就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立论的，尤其认为“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地’的关系派生于社会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以此类推:“业”(缘)的关系、“学”(缘)的关系也派生于社会关系。所以，就遗民的群体关系、社会关系作简单的勾勒与分析，对我们把握民初遗民的特征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能加深对遗民群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的理解。

遗民的群体关系大体有五类:

1.父子(包括兄弟)型

刘矞祺—刘廷琛，江西德化人。刘矞祺字云樵，卒年不详，1920年沈曾植为其作80岁寿诗，丁卯举人，曾任浙江义乌、嘉兴、太湖等地道员，两浙盐运使等职;刘廷琛(1867—1932)字幼云，晚号潜楼，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等职，著作有《贞观政要讲义》(未刊)、《潜楼文稿》(未刊)、《增订经济举要》(已刊)等。

吴庆坻—吴士鉴，浙江钱塘人。吴庆坻(1848—1924)字子修，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四川学政、湖南提学使、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等职，著有《蕉廊脞录》、辑《辛亥殉难记》，有诗文集《补松庐文录》、《补松庐诗录》、辛亥后作的《悔余生诗》等，主持续修《浙江通志》。吴士鉴(1868—1933)为吴庆坻长子，号斋，光绪十五年举人、光绪十八年榜眼，历仕江西学政、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等职。⁽²⁷⁾著有《清宫词》、《商周彝器例》、《九钟精舍金石跋尾》、《含嘉室诗文集》等。

刘安澜(紫回)、刘锦藻(澂如)—刘承干，浙江南浔人。刘安澜、刘锦藻系清光禄大夫刘镛(1825—1889，字贯经)之子，刘镛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长子刘安澜(1856—1885)字紫回，光绪乙卯(1879)援例得郎中，签分工部虞衡司行走，辑录顺治至道光年间“表彰遗逸之诗”为《国朝诗萃》，以补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又名《清诗别裁集》)、王德夫《国朝诗传》之不足。光绪乙酉(1885)病逝，时年29岁。次子刘锦藻(1862—1934)原名安江，字澄如，光绪甲午(1894)进士。承父从事实业，辑有《续皇朝文献通考》(400卷)，著有《南浔备志》三卷、《坚匏庵诗文钞》四卷、《杂著》二卷、《律赋》一卷、《楹联》一卷等。刘承干(1881—1963)，字翰怡，光绪乙巳(1905)秀才，曾官候补内务府卿。生父为刘锦藻，因伯父刘安澜死后无子，刘承干过继为其子。刘承干为南浔及清末民初藏、刻书大家，先后收购卢氏“抱经堂”、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家藏书，共60万卷近20万册，建藏书楼为“嘉业堂”，缪荃孙、董康等为其编有《嘉业堂藏书志》、《续志》、《嘉业堂藏书目录》等。刊刻的古籍有《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等约180种。

刘世珩—刘之泗，安徽贵池人。刘世珩(1875—1937)字聚卿，号葱石，收藏鉴赏家，刻有《贵池先哲遗书》;刘之泗(1901—1937)能诗画，楚园易主后移居吴阊，自始至终蓄发，属典型的遗少。⁽²⁸⁾

钱德邠—钱履樛、钱簪桐，江苏太仓人。钱溯耆(1843—?)字德邠，历任中书，补刑部，改官知州，著有《百老吟》、《续百老吟》。长子钱履樛历官山东太守，次子钱簪桐曾为主政，⁽²⁹⁾他们均是章梫京朝同官。辛亥国变后，“父子偕隐，故国之思尤笃”⁽³⁰⁾。

曹元忠—曹元弼，江苏吴县人。曹元忠(1865—1923)字君直，光绪二十年举人，后任学部图书馆纂修，执教北洋师范学堂、中州学堂等，有《笺经堂遗集》、《笺经堂词》及《礼仪》二卷等;曹元弼(1867—1937)字谷孙、师郑，晚号复礼老人、新罗仙吏，为曹元忠从弟，光绪十一年举人，1897年应张之洞之约主讲两湖书院及湖北存古学堂，后与从兄同为礼学馆分纂，著有《周易郑氏注笺释》、《孝经集注》等。⁽³¹⁾

2.姻亲型

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姻亲关系众所周知，其实，民初遗民间的姻亲人物还是比较多的，有些是在辛亥国变之前就已经结成的，也有部分是在国变之后的交往中形成的，很多遗民能够聚集在一起，恐怕与姻缘有一定的关系，这正好印证了一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沈曾植的儿子子颎(慈护)民国四年娶昆山李橘农次女，4年后，李氏卒，续娶劳乃宣四女;⁽³²⁾胡思敬有女儿二人，一适临川李瑞清儿子纯侃，一适德化刘廷琛次子希淹，⁽³³⁾这样，胡、李、刘三人“癸巳赣榜三贤”⁽³⁴⁾的同年关系进一步变成了亲家关系。杨钟羲儿子懿涑于1915年11月与曹君直次女订婚，1918年完娶。⁽³⁵⁾吕海寰三子与浙江粮储道王季寅(字石坞)六女1915年在烟台结婚。⁽³⁶⁾军机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四川督学吴郁生三女绥如嫁陈宝琛次子懋同。⁽³⁷⁾朱益藩三子1930年娶刘廷琛之女为妻。⁽³⁸⁾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学部图书局副局长、弼德院秘书黎湛枝二儿廷询为温肃女婿;⁽³⁹⁾原江西提法使张学华儿子树芝1917年娶翰林院编修吴道镕女儿;⁽⁴⁰⁾魏元旷与段遁庵(笏)亦为亲家;⁽⁴¹⁾吴士鉴长女1911年嫁与顾瑗长子顾复(字华林)，吴、顾为亲家，⁽⁴²⁾顾瑗字亚蘧，河南祥符人。光绪壬辰(189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壬寅(1902)年与赵炳麟等考取御史，主张实行地方自治，清史馆成立后，任纂修，但长期不到任，张勋复辟时任命为侍郎，有《西征集》等著述。

此外像劳乃宣和陶葆廉为翁婿关系，陶葆廉，浙江秀水人，娶劳氏次女纺为妻，其父陶模为同治进士，曾任秦州知州、陕西按察使、新疆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两广总督周馥与四川总督刘秉璋儿子刘体信(声木)亦为翁婿关系;⁽⁴³⁾吴士鉴四儿与江苏提法使、湘乡左孝同(子异)孙女订姻。⁽⁴⁴⁾

3.乡谊型

既然“‘地’的关系派生于社会关系”，因此，分析民初遗民的地缘结构对理解遗民的生活全体也有一定的好处。以籍贯分，民初遗民有以胡思敬为主体的江西籍;沈曾植为主体的浙江籍，代表人物有章梫、刘承干、劳乃宣、吴庆坻、吴士鉴、王国维等;以陈宝琛为主体的福建籍，代表人物有沈瑜庆、郑孝胥、辜鸿铭、林纾、林绍年(赞虞)等;以罗振玉为主体的江苏籍，代表人物有冯煦、陆润庠、曹元忠、曹元弼、吴郁生等;以瞿鸿禨为主体的湖南籍，代表人物有袁思亮(伯夔)、曾广钧、王泽寰、陈毅(诒重)等;以陈曾寿、樊增祥、左笏卿、周泊园为主体的湖北籍;以陈夔龙、胡嗣瑗为主体的贵州籍;以温肃、陈伯陶、朱汝珍、汪兆镛、黎湛枝、张其淦、张学华等为主体的广东籍，等等。

下面以江西籍人来分析。

也许是因为八百年的朱子理学流风熏陶所至，“江西人素尚节义”⁽⁴⁵⁾，曾国藩的感慨能够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联想，从不肯仕元的文天祥到抗战时期拒日的散原老人陈三立，无一不存有江西人的节义。民初的遗民中江西籍人也较多，如除大家熟知的陈三立、刘云樵、刘廷琛、李瑞清、朱益藩等之外，还有:萍乡喻庶三、南昌魏元旷(字斯逸)魏元戴兄弟、崇仁二华兄弟、杨增荦(昀谷)、丰城毛实君、胡幼腴(胡思敬弟)、黄子雅、陈考功、卢扶常、华澜石、叶鹤巢、黄维翰(申甫)、熊芑丞、兰石如、巢歧村⁽⁴⁶⁾、冷醉呆(晟)⁽⁴⁷⁾、道人李柏、朱自然、郑古真⁽⁴⁸⁾及段遁庵等。他们的交往除一部分参与上海遗老们的活动，一部分集中在山东青岛活动外，还有一部分集中在江西南昌，南昌的主脑人物为胡思敬，在南昌筑问影楼于东湖之滨，刊刻《豫章丛书》，汇集先哲散佚孤本，后改问影楼为退庐图书馆，供公众借阅;在家乡盐步(今新建)开办蒙学馆、修盐步书院、改古夷齐废庙为殷贤祠;在宜丰，创建梅、陶二公祠，祀汉梅子真、晋陶渊明;在南昌建新昌三君子祠、明季六忠祠;倡议设立“江西讨论会”等⁽⁴⁹⁾，上面述及的江西籍人多或与胡驰书往来，或有形迹交往，其中以魏元旷为最，魏元旷原名焕奎，字斯逸，号紫侯，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浙江司正主稿，曾主讲南昌东湖书院，并在东湖边筑潜园，民国后，心存清室，时时流露遗民意识，与胡思敬交往颇密。

4.学缘型

学缘是指与自己在学业上存在一定相同处或有共同的志向、兴趣、爱好、利益等特点的个人关系或团体、组织，它与血缘、姻缘、地缘、业缘等构成同等的人际关系。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实施加剧了这一人际关系的基础，乡试、会试、殿试等级属不仅是功名进阶的环节，也是日后有效人际关系建立的必备平台。主考、房考等官一身三任，他们既是监试人员，也是今后官宦仕途中的有力后盾，自然而然就成了考生们的老师。金梁《光宣小记》记载，尽管考试谕禁止师生之称，但习俗相沿，不能停止，正、副总裁称座师，同考官称房师，谓之拜老师，拜师时，还应具受业帖、备礼、履历簿等，三节(年节、端午、中秋)两寿(老师、师母生日)皆须祝贺。⁽⁵⁰⁾作为竞争对手的考生们只要同年考试及第，不论年纪大小均称为“同年”，有时也会举行同年会，定期行团拜故事，《光宣小记》载，某岁，同年约集湖广会馆，宴座师、房师，醵饮演剧，为衣冠盛会。章一山(梫)、冯令之(巽占)、景子中(润)、陈诒重(毅)、刘厚之(敦谨)、关颖人(赓麟)、何鬯成(震)、朱聘三(汝珍)、商藻亭(衍鎏)诸同年订交。谭祖庵(延闿)、黄远生(为基)、陆亮臣(光熙)诸同年，亦谈论颇洽。王揖唐、陈重远、高云麓(振霄)等亦为同年。金梁与章一山、陈诒重关系尤密，对陆亮臣则不惧欺君之罪，在廷试策中为其剜改书写误字。⁽⁵¹⁾

缪荃孙1910年在北京充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后在《年谱》中记录了一年来与其交往的众多人物及其活动，这些人除个别或逝世、或仕民国外，基本成了遗民:上半年赴杭州会夏闰枝，帮张安圃修《江苏通志》，与沈曾植游皖城，晤同年朱家宝中丞，会旧友卞柳门(绪昌)、吴棣轩(同甲)、门人童次山(祥熊)，下半年在京见面的有:四川旧雨乔懋轩(树枏)，同课冯金鉴观察、王锡蕃学士，同年陆润庠、吕海寰、唐景崇、廷杰、陈邦瑞、沈家本、李连芳、陈田、张曾扬(小帆)、林绍年，旧游荣庆、张英麟、陈宝琛、盛宣怀、邹嘉禾、董康、罗振玉，新交吴昌绶、王国维、宝熙、凤山、毓隆、陈毅，门人张亨嘉、王仁俊、孙雄、张锡恭、陈世昌，在天津，会刘聚卿、傅沅叔、沈佑彦、沈冕士。⁽⁵²⁾

又如王先谦，曾经为庚午(1870)云南副考官、甲戌(1874)会试同考官、乙亥(1875)江西正副考官、庚辰(1880)会试同考官等职，经其选择的门生故旧有:朱一新、李慈铭、缪荃孙、赵铭、于式枚、梁鼎芬、安维峻、吴庆坻等。⁽⁵³⁾

此外，像光绪十八年(1892)，25岁的吴士鉴参加会试，经正总裁翁同龢的力擢，吴卷为浙江第二十四名(最末一名)，殿试经汪鸣銮的推荐为一甲第二名，同年的有陈子励(伯陶)，两年后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向同闱杨钟羲切磋学问，三十四年授翰林院侍读、国史馆纂修，与樊樊山、陈衍、郭春榆(曾炘)、郑叔进(沅)、王书衡(式通)、顾亚蘧(瑗)结社连吟;⁽⁵⁴⁾光绪元年(1875)20岁的郑文焯应顺天乡试恩科，保和殿复试一等第十三名，同年有曹鸿勋(竹铭)、黄思永、陈冕、易顺鼎、冯梦华、张次珊、况夔笙、王梦湘等，房考官为陈宝琛，其后的26年中，七次会试不第，时时与吴昌硕、黄彭年、王闿运、朱祖谋、宋育仁、夏敬观等诗词唱和;⁽⁵⁵⁾光绪十一年瞿鸿禨檄调浙江学政，次年按试宁、绍、杭、嘉、湖、台、温、处、金九府，与就学于西湖诂经精舍的浙江黄岩人王玫伯(名舟瑶)有师生之谊，此后王玫伯与喻长霖、章一山亦结为同学，经年往来。⁽⁵⁶⁾江苏金坛冯煦、丹徒人鲍蜕农(心增)、高觐昌和溧阳沈子彦在光绪丙戌(1886)年同中礼部试，辛亥革命后，作为同年的冯煦、鲍蜕农、高觐昌三人都变成了遗民，而且还有较多的交往，高觐昌的《年谱》载:“(戊午1918年)命子悦儒、侄慰儒就学于刘蔚如(嘉斌)之门，刘为前法部参议，国变后，笔耕谋食，与鲍蜕农太守同为吾乡遗老，品学不苟者，坚苦之操。”⁽⁵⁷⁾

上述种种，都是与座师、同年、门生、故旧、新交的学缘结交，入民国后部分人没有成为遗民，但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属明显的遗民，虽然我们不能全面评说学缘关系在促成遗民情结中的绝对作用，至少能够窥见学缘关系在仕途上及相关利益上的帮助与影响。

5.业缘与趣缘型

业缘与学缘有一定的联系，“学”的定型与固定逐渐强化了“业”的功能，“业”的定型与固定又逐渐强化了“趣”的功能，因此，业缘与趣缘的结合也是人类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民初遗民的“业缘和趣缘”看，它们与文学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遗民文学”。其中，会社、诗社和文社是一个显著的方面。

据《唐诗纪事·白居易》载，唐会昌五年(845)二月二十四日，退居洛阳的白居易与胡杲、吉玫、刘贞、郑据、卢贞、张浑及李元爽、禅僧如满八位老者，因志趣相投，结为“九老会”，并绘画留念，此后，“九老会”流风不断:宋代李昉罢相后，至道元年，与张好问、李运、宋琪、武允成、吴僧赞宁、魏丕、杨徽之、朱昂结成的“九老会”，会蜀寇起而停止;⁽⁵⁸⁾清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沈德潜与钱陈群等参加庆祝皇太后七旬圣寿的“香山九老会”;晚清及民国时期有:天津诗人杨光仪(字香吟，1822—1900)、梅宝璐、孟继勋、于士佑等组织诗社，与乡里九老耆儒集结的“九老会”;广东中山汪文炳与李赞辰、林郁华(字星舫)、梁壁珊、郑鼐、李达庐等人在民国初年组成的“仿白香山九老会”。

最早将九老会用于遗民世界的当属宋元之际的平江九老。平江九老出现于宋元易代后的至元(1264—1294)年间湖南平江，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第八十卷有记载，邓显鹤的《沅湘耆旧传》则记录得更详细，据其转引《湖南通志·金石门》载:“元九老题名诗石在平江道岩葆真观，宋遗民鲁仕能年七十三，吴、鲁仕行、邓希恕年七十七，方采、李应春年六十九，张万全年六十七，罗太岜年六十二，罗太亨年六十，皆平江人，于至元间择山水胜处，更迭主会，凡历十二年，各题姓名及诗，刻于石。”⁽⁵⁹⁾

同时，“九老会”内容也常常入画，明代画家谢环的《香山九老图》、现代画家傅抱石的两幅《九老图》都是以此为题材来源的。林纾1920年也作有《香山九老图》。

林纾《香山九老图》(1920年)

与“九老会”性质相同的民初遗民活动还有:

①浙江嘉兴六老、秀水九老会。1918年3月，王部畇与沈曾植、吴子梨(受福)、盛萍旨(沅)、岳斐君(廷彬)、金甸丞(蓉镜)等会于南湖高士祠，以欧法写景(影)，王部畇题“六老图”，作《六老图记》。1921年3月，王部畇等仿香山故事，又与陈练江(枝万)、屠明谱(宗培)、钱理甫(燮荣)、盛萍旨、岳斐君、陆费(煦)、邵敬之(承炘)、谢芷汸(希傅)结九老之会，同样以欧法写景(影)。是年9月，秀水县知事汪楚生(莹)宴九老于约园，因陆费以病不与，于是请步青补之，凑为九老之数，并绘有“九老约园图”。⁽⁶⁰⁾

②钱德邠观察的“七影图”。⁽⁶¹⁾参与者详情待考。

③淞社九老会，分癸丑九老会、甲寅九老会、徐园九老会。

淞社即淞滨吟社，它是周庆云、刘承干等人模仿吴渭等人月泉吟社的遗风，在上海创办的一个遗民诗社，自1913年上巳日徐园修禊之始至1925年花朝日，周庆云与刘承干借学圃为淞社第五十七次雅集活动结束，共存留13年时间。

癸丑人日周庆云招饮缪荃孙、钱德邠、汪洵等9人，原定于白太傅生日续举淞滨九老会并绘图征咏，至当日则有隆裕太后升遐罢宴之忌讳，于是推迟至中秋节举行，参加诗咏的为刘炳照、吴俊卿、周庆云、赵汤、汪昌焘、沈焜、许溎祥等人。

甲寅九老会在立春后一日在周庆云的晨风庐举行，参加者为吴苏隐(82岁)、许子颂(74岁)、缪荃孙、钱德邠(溯耆)、吴仓石(即吴昌硕)、戴启文(71岁)、汪渊若(即汪洵，69岁)、刘语石(炳照，68岁)、吴子修(庆坻，67岁)，其余有虽参与却不列名的朱念陶(锟)、潘飞声、周庆云等22人。⁽⁶²⁾(www.xing528.com)

徐园九老会为甲寅年三月在沪北徐园举行，参与者为周瀚如、朱曼伯、李艺渊等9人，聚会缘由是因为李艺渊夫妇八旬双寿。⁽⁶³⁾

④山东青岛的“十老会”:由周馥、吕海寰、刘矞祺(云樵)、赵尔巽、童祥熊(次山)、李惺园(思敬)、张安圃(人骏)、陆凤石(润庠)、王季寅(石坞)、劳乃宣组成。⁽⁶⁴⁾

⑤花江九老会。20世纪20年代流寓哈尔滨的诗人成多禄、陈浏、马忠骏等酝酿成立九老会，因成多禄返回吉林，此事不了了之。1927年流寓哈尔滨的遗民李世斌(吉甫)又倡议设“九老会”，得到多人赞同，参与者为清末官员，有清末候补道员周冕(少逸)，年82，铁路交涉总局总办李鸿谟(虞臣)，清末主黑龙江屯垦事、民初任黑龙江省通志局局长的张朝墉(北墙、白翔)，清末任奉天府尹、浙江巡抚的曾韫(子固)，曾任呼兰、龙江知府的王顺存(理堂)，曾任户部主事、交通部秘书的陈浏(亮白、号寂者、垂叟)，曾任海伦、泰来县知事的辛天成(九丹，号韮髥)，曾任黑松两江邮船局局长的韩宝濂(吟笙)，9月9日举行重阳集会，摄有“九老图”。⁽⁶⁵⁾

⑥上海的“读经社”，1912年7月15日开张，期年之后的7月19日停办，一年中参与读经活动的人有:郑孝胥、王旭庄及儿子王孝纾、林贻书(开暮)、刘宣甫及儿子刘天民、杨小宋、沈瑜庆、吴鉴泉、陈介庵父子、博泉、寿荫、左笏卿(绍佐)、金伯平、立村、孙世富、刘葆良等。⁽⁶⁶⁾

⑦上海的“一元会”，1915年4月21日由冯煦、朱彊村、王乃征(病三)、郑孝胥、唐元素等牵头在沪成立，⁽⁶⁷⁾入会者只需出钱一元作为聚会的饮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轮流坐庄，地点选择沪上的酒楼如雅叙园、悦宾楼、会宾楼、小有天、古渝轩、都益处、同兴楼等，“一元会”聚集了不少的遗民，除以上列举的熟悉人物和“读经社”的部分人物外，还有郑绩臣、郑尧臣、宋澄之、喻志韶(长霖)、李审言(详)、王叔用、邹紫东、余尧衢(肇康)、张诜侪等。⁽⁶⁸⁾

⑧香港的“岐丰行生日会”，1923年寓居香港的陈子励(伯陶)、赖际熙、何藻翔、苏志刚、陈念典、陈庆保、俞鼐、卢礼孙父子、陈殿臣等仿宋九老会之故事，组成“岐丰行生日会”，⁽⁶⁹⁾等等。这些会社活动和雅集，或因诗歌吟咏，或因读书引发。

除会社外，民初的诗社和文社数量众多，较有影响的有:以刘承干、周湘舲(庆云)为主席的淞社，成员多达49人;以瞿鸿禨、冯煦、艺风(缪荃孙)、乙庵(沈曾植)为主体的逸社，成员达14人;以樊增祥、瞿鸿、陈三立为主体的超社，成员达12人;以夏剑丞、黄公渚、朱彊村为主体的沤社，成员达28人;以陈宝琛、夏孙桐为主体的冰社，成员达20余人;以高太痴(翀)、潘兰史(飞声)为主体的希社;以左笏卿为首的汐社，等等。

上述会社、诗社和文社，基本是在民初出现的，它们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动摇了他们生存的物质基础，摧毁了他们赖以自存的精神寄托，扫荡了他们合理存在的社会根基，因而在失去了加官进爵、封妻荫子以及坚守君臣之义等共同的“业缘”上，时时流露出对民国的不满情绪。好在失“业”的遗民们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读经、文酒唱和、结社吟诗等相同的雅趣正好变成了他们麻醉自我心灵、消闲排懑和怡情适性的工具。因此，“业缘和趣缘”充当了遗民群体关系表达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这一群体内在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倾向。

总之，人类是自然界最高级的动物，智力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活动的丰富性不是简单的语言和分类所能概括的。民初遗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面性和流动性不纯粹局限于上述领域，因此，这里仅以最容易概括的社会背景和“遗民构成”做粗线条的归类，目的在于为后文的立论和分析提供一个参照和场所，但是它们并不等于民初“文化遗民”所有关系的阐述。

【注释】

(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1月，第142页。

(2)胡伟希《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代序)》，胡伟希《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3页。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9～10页。

(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45页。

(5)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正谊》1915年(一卷7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

(6)谷钟秀《道德救亡论》，《正谊》1914年(一卷1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

(7)苏曼殊《东居杂诗十九首·其二》，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9月，第61页。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366页。

(9)《清道人轶事》，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7页。

(10)马勇《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胡伟希《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53页。

(11)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页。郑杭生等人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过程，就中国而言，社会转型就是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换(郑杭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二者表述的意思基本相同。

(12)冯天瑜《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刍议》，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第204页。

(13)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4～7页。

(14)跨文化是指在交际过程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情感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参与和交流的“跨文化”概念，出现在西方语言中，大体强调文化的性质，此处的“跨文化”运用，较多强调文化的形态，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类型也归属跨文化的范围。

(15)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附录《有关文化间性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32～233页。

(16)熊月之《辛亥鼎革与租界遗老》，《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17)《清遗民诗咏序》，缪荃孙等《嘉业堂藏书志》附一《嘉业堂群书序跋卷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398页。

(1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399页。

(19)李详(1858—1931)字审言，晚号辉叟，江苏兴化人，工诗文考证，著述丰富，有《愧生丛录》(五卷)等著作18种。一般认为李详为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学大师，但本书将他纳入到文化遗民的范围，理由是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了强烈的遗民情结。据王国维《兴化李审言海上流人录征事启》载，李详不仅与流寓上海的遗民有较多的交往，更主要的是他的《海上流人录》将他的心境表现出来:“自古易姓之际，汹汹时时，久而不定，人士转徙，逃死无所……至于交州奔迸，犹为南士之宾;辽海栖迟，不坠西山之节……今之海上，其避世之渊薮者乎?”(王国维著、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04页)

(20)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2页。

(21)详细名单见上编第四章《遗民与文学》。

(22)另可参见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630～635页。

(23)另据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载:早岁愤梁启超辈异说惑世，与孙德谦合撰《新学商兑》一卷驳斥。国变后，高隐不仕，专心著作。晚岁尤笃信孔孟，有犯之者，大声急呼以斥。(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51～452页)

(24)《清道人轶事》，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7页。

(25)胡思敬《吴中访旧记》，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6～217页。

(26)《血缘与地缘》，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69～70页。

(27)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徐一士《谈吴士鉴》，《一士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8～123页。

(28)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9页。

(29)章梫《钱德邠观察寿言序》，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70页。

(30)章梫《钱德邠观察封松积泪图序》，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11页。

(31)王大隆《吴县曹先生行状》，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522～526页。

(32)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第62、73页。

(33)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胡思敬《退庐全书》(诗、文集)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页。

(34)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艺林散叶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月，第524页。

(35)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雪桥诗话初集》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4页。

(36)《福山石坞王君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409页。

(37)陈宝琛《吴君郁生墓志铭》，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下卷)，福州:福建图书馆1959年油印本，第42页。

(38)贺一清、朱烈《朱益藩生平大事》，颜富山主编江西省莲花文史资料第三辑《末代帝师朱益藩》，第97页。

(39)温肃《光禄大夫学部右丞黎君形状》，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947页。

(40)张学华、张澍棠《提法公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222页。

(41)魏元旷《(蕉庵)诗话后编》，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50页。

(42)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211页。

(43)京都文楷斋胡清、宋德裕合刻《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建德周悫慎公墓志铭》，钟碧蓉、孙彩霞《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573页。

(44)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169页。

(45)胡思敬《陈右铭服膺曾文正》，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32页。

(46)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47)魏元旷《(蕉庵)诗话后编》卷2，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页。

(48)魏元旷《(蕉庵)诗话后编》卷2，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2页。

(49)胡思敬《退庐全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50)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285页。

(51)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287页。

(52)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737～744页。

(53)陈毅《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403～404页;《王先谦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683～841页。

(54)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55)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56)王玫伯《默庵居士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57)高觐昌《葵园遁叟自订年谱》，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1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516页。

(58)洪迈《容斋随笔·四笔·至道九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10月，第513～541页。

(59)邓显鹤《沅湘耆旧传前编》(卷二十七)，《续修四库全书》(16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366页。

(60)王迈常、王蘧常《部畇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8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89～492页。

(61)章梫《钱德邠观察寿言序》，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69页。

(62)周庆云《晨风庐唱和诗存》(卷四)，晨风庐甲寅(1914)年九月刻本，第8页。

(63)周庆云《淞滨吟社集》(乙集)，晨风庐1915年刻本，第109页。

(64)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7页。

(65)李兴盛《流人名人文化与旅游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300～301页。

(66)劳祖德《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

(67)杨钟羲《雪樵自订年谱》，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附录，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3页。

(68)劳祖德《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

(69)伯子《辛亥革命前后前清遗老在香港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