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改编：重构文本，展现跨文本创作

南京大学　刘　依

正如美国当代信息传播学家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说：“社会场景的组成已经更多地交由电子媒介的交流”，而“电子媒介交流则迫使社会境况形成了让所有理论去中心化的基础。”^[1]在与电子媒介对接的不同层面、不同载体、不同文本中，任何文本都可能出现中心不明朗的“去中心化”现象，对此，马克·波斯特补充道：“计算机写作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边界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2]关于网络文学的探讨，从最初到现在，就其文学本质与技术特征的讨论，仍然可以为我们探讨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提供参照。正如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本体论》中指出：“计算机网络是文学‘去中心化’的利刃，而走进互联网的文学却又面对文学合法性的质疑。尽管网络文学利用传统印刷文学走向式微、互联网快速普及的契机而迅猛发展，但它在对传统文学实施全面‘格式化’的同时，也使自己置身于一个共时性平面上，导致它自身知识谱系和意义模式的‘合法化悬置’状态。”^[3]

面对具备传统文学样式的戏剧影视文学，与网络文学交织构筑的改编问题，同样涉及文本合法化的问题以及主体“去中心化”后，相应的主体性偏移与建构可能。笔者从网络文本着眼，分析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对接中存在的语言偏移与重构，为我们深入探讨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的性质、特征、规律、路线等，打开新的思路，提供新的阐释。

如何定义“网络文学”？邓国军在《网络文学的定义及意境生成》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具有特殊的网络文化内涵、供网民在线阅读的超文本文学样式。”^[4]亦如波兰文学理论家英加登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可以看成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多层次组织结构，通过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语言比较，作为文学作品的最外层，文学语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内指性体现出文学语言的情感逻辑：文学语言——内指性——符合艺术逻辑（情感逻辑）；二、普通语言——外指性——符合现实逻辑（事理逻辑）。

由于构筑于网络载体，与戏剧影视文学相比，网络文字具有不可忽视的“外指性”，即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世界，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事理逻辑，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并必须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规则。而文学话语则是“内指性”的，是指向文本中的艺术世界，有时它不必严格遵守现实生活的事理逻辑，只要符合艺术氛围中的情感逻辑。载体与传播方式对网络文学创作与接受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在分析网络文学的主体特征时，除了分析其语言形态，网络文学本身的构成方式与精神内容的“文学性”，才是我们判断其主体性是否发生偏移的首要标准。

主体性偏移是作品的载体与传播方式的转变，是影视文学的人文平面与影视表现的技术平面的交接，是人本位的主体一元性与技术本位的二元性之间的转换，存在于与电子媒介对接的不同层面、不同载体、不同文本中。笔者认为，网络文学语言改编中出现的“外指性”，基于社会事理逻辑，客观理性，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规则，正是“去中心化”驱动下的“去文学性”特征的显现，与此同时，网络文学本身所具备的“文学性”特征遭遇压制，在与外界的对接与交流中，网络文学主体已经发生偏移。究其实质，在这一转换中，发生着文学与技术、内容与形式的角力与共生：一、传统文学的内指性开始失效，而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的结合中存在的“去文学性”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学范式无法适应网络技术思维的产物。去掉“文学”两字，结合“改编”方式，成为“网络影视”，标志一种新的整合已经悄然发生。二、网络文学主体的“去文学性”试图压制原有的明确的文学性主体，预示了网络文学作为其一个分支或部分的人文学科的危机，表现为自发的审美焦虑。原有的文学行为所安排的种种实现路径和方法开始失效。三、网络文学的“去文学性”其实同当下社会，对后现代性的反思不无关系，当质疑、消解陷入危机，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向必然进入到新的整合与重构中。

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正是这一整合的细微切口，在网络文学改编中，在多重文本的衔接与构成方式的整合中，在网络文本与影视文本交接的最外层，网络语言的“展示性”特质为网络文本与影视文本的结合提供着相应的拓展空间。

英加登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蕴涵性”体现出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文学语言——心理蕴涵性——侧重于表现功能；普通语言——意义单一性——侧重于指称功能。英加登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语言侧重于指称功能——语言符号用来指称客观事物的功能，意义往往单一，它主要由语言符号的字面意义所确定和传达，文学语言侧重于表现功能——语言符号表现说话者心理状态、情绪倾向的功能，意义复杂多向，必须结合特定的语境才能把握。

笔者认为，当网络文学的语言符号进入到多重文本的技术衔接与构成方式的整合时，这一特定的语境就开始形成，趋向技术理性的“展示性”特征就会朗化。正如曾繁亭在《网络文学之“自由”属性辨识》中所指出：“一旦产业属性和大众消费属性根据市场牟利的逻辑规则开始机械复制，精神的原创性即被‘创富’的概念所置换，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便迅速开始弥散。”^[5]紧跟“去文学性”浪潮的，便是网络文学的美学表征——“展示性”。网络文学与技术创新共生共存，技术美学的存在形态，从本质上，遵循的不是审美原则而是效益原则，其价值不在自身而在利益，遭遇“去文学性”压制的“文学性”，在这期间，文学的“蕴涵性”会趋向于整一化，表现出技术美学的“展示性”特征：复制、传播、影像化的审美趋同。

如果强调手段的有效性而忽视人创作文学的目的与意义，将人的丰富复杂的体验与表达需要的实施过程全部转让给了“机器”，用技术思维代替自身主体性的原生性，这实际上是为了掩盖网络文学发展状态的焦虑，至于对文学主体的传统模式的拆除，以零散化和拼贴式的叙事，用影像、符号、叙事技巧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从倚重故事内容向倚重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转化，将叙述重心从讲什么转移到怎么讲，与其说是技术美学上的自觉追求和创造，不如说是由于网络文学的发展不足、难以适应技术变频的必然结果。

旧的东西没有足够的空间得以成熟，新的东西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建立，这是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中存在的焦虑，其根源在于文学的递进与技术的更新难以持衡以及缺乏更为有效的审美策略。

“技术美学”的第三种特征在这种隐形的焦虑中，逐步抬头。在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中，为了表达对当下社会的嘲弄与批判，以往网络文学中对什么才是文学的追问不见了，相反，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作为文学来在网络上进行表现，为了及时有效地对当下的生活发生影响，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为了能够有效地召唤读者与观众，呈现出浓厚的“跨文本性”。热奈特在《隐迹稿本：第二度的文学》中提出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诗学的对象是跨文本性，或文本的超验性，我曾粗略地把它定义为‘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跨文本性超越并包括广义文本性以及其他若干挂文本的关系类型。”^[6]在传统文学文本的构建中，英加登曾运用“阻拒性”去勾勒文学语言的陌生形态：文学语言——阻拒性——侧重于陌生化；普通语言——自动性——侧重于常规化。“阻拒性”、“陌生化”概念是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提出来的。所谓“阻拒性”，就是指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与自闭性，这是因为文学语言它要自觉地走在普通语言的前面，作为一种文字策略，常常故意打破语言常规，或者使用一些不为人所熟悉的修辞手法，甚至不合语法，从而达到陌生化效果。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而普通语言相对于文学语言，则是自动性、常规化的，含义明确。

在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的结合中，笔者借助热奈特“跨文本性”中的“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描述传统文本“阻拒性”遭遇技术美学“跨文本性”压制的过程。根据热奈特对“承文本性”的定义：“任何连接文本［我们称之为承文本（hypertext）］与先前的另一文本［相应地，我们称之为蓝本（hyportext）］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承文本是在蓝文本的基础上嫁接而成的，热奈特又把承文本称为‘二级文本’，以此来表示承文本是第二度的文本，是已有文本的非本源的重新写作。”^[7]

在网络文学改编的文本重构中，“跨文本性”对文学语言“互动性”的追求超出传统文学语言的“据抗性”范畴。但当我们深究下去，就不难发现，“跨文本性”朗显的外因，是转型期读者基于“动机转换”（transmotivization），^[8]对于隐形阅读期待与获知要求的转变，内因则是叙述主体的蓝本对于欲望化表象的承文本的亲历与热衷，根源在于网络文学主体价值判断的暧昧与戏剧影视文学观念的模糊。

从“文学性”到“去文学性”，从“蕴涵性”到“展示性”，从“阻拒性”到“跨文本性”，主体、展现、生存的多维度文本构建，在理性技术思维对网络文学的改造中，在“技术美学”的文本构建层面上，笔者借助英加登的阐述，以传统文本“内指性”、“蕴涵性”、“阻拒性”三个特征，对照与描述网络文本主体偏移的过程。面对技术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在文本的最外层，网络文学开始影响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和审美品格，反之，中国当代影视同样实践着网络文学社会动员与重塑文本主体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以“去文学性”、“展示性”、“跨文本性”为表征的“技术美学”正在逐步构建。(www.xing528.com)

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去文学性”，“蕴涵性”或是“展示性”，“阻拒性”抑或“跨文本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取代关系或者取代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扭结的共生状态，一种普遍发生、形态丰富的文学扭结网络现象，在遭遇到“去中心化”的冲击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已经构建出新的文学、文化、影视要素，这是亟待我们深入把握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的辨析，缺乏创作主体对当下社会、对个体精神需求的深入的认识与把握，在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上，文本创作者仍然停留在生活表面现象的呈示的层次上，停留在对意识形态的反叛与解构层面，缺乏早期网络的自由特点：“网络的最大特点是自由，文学的精神实质也是自由，网络之接纳文学或者文学之走进网络，就在于它们存在兼容而共享的逻辑支点：自由。可以说，‘自由’是文学与网络的最佳结合部，是艺术与数字化信息科技的黏合剂，网络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网络的自由性为人类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奇别致的理想家园。”^[9]

网络文学，这个伴随技术时代茁壮成长的文学样式，在与影视文学联结，进入到图像时代的多重文本指涉后，其主体动力在推动“技术美学”兴起的同时，也可能遭遇到来源于自身的反扑，成为为实现文学样式而文学，为展示影像而影像的制作。

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是当代中国媒体文化多元发展中，一个独特而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此起彼伏、名目繁多的“网络作品影视改编”多方面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的文化、审美品格和生产方式，同时亦为中国影视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走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为中国现代文学植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特有的“技术美学”。因此，从“技术美学”的角度梳理网络文学带给传统文学的“大变局”，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释】

[1]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 well，1990，pp.17-18.本文中所引用该著为均参照范静哗的中译本，根据原译文做了部分修订，中译本参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刷馆2001年。

[2]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 well，1990，pp.17-18.本文中所引用该著为均参照范静哗的中译本，根据原译文做了部分修订，中译本参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刷馆2001年，第111页。

[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4]邓国军：《网络文学的定义及意境生成》，《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5]曾繁亭：《网络文学之“自由”属性辨识》，《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6]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7]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117-118页。

[8]同上。

[9]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