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旅游文学：近代社会文化与激烈发展

(二)近代旅游文学与近代社会文化——现当代旅游文学发展的激越前奏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屈辱和抗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军事的入侵使一向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一下子陷入慌乱和无措之中，也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5]“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16]面对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化先驱者开始积极思考民族自强的出路。严复认为，要面对时局挑战，要挽救民族危亡，就需要开民智，起民力，和民德，标本兼治。张之洞则极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可以说是此阶段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应该说，此时的文化重心产生了策略性的偏移，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完全自足，文化交流和文化输入成为重点。从旅游文化观念上看，传统的道，无论是儒家之道还是道家之道都不能再占据着统领的地位，而是与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共生共存，文化先驱者一方面没有放弃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引进西方文化。人们开始由传统的体悟圣人之道转向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之道。张之洞秉承“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17]的思想，大力倡导到西方去游学。张之洞在其《劝学篇·游学》中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18]张之洞寄希望于留学生，希望他们经过西学的洗礼，能够担当起振兴民族的重任。而留学生们也的确不负重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领域成为了中流砥柱。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此时期的旅游文学也呈现出了与传统旅游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域外游记特别发达;游记的政治性、功利性超越了文学性;对域外文化充满震惊和艳羡之情。

1．发达的域外游记创作及原因

由于学习和考察的需要，近代的域外游记非常发达。此时期的游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考察记、文化考察记、商业考察记以及科技考察记等，其考察、调查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商务考察记有刘学荀的《日本考察商务记》;科技考察记有徐建寅的《欧洲杂录》。文学性较强的游记作品有: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系列，袁祖志的《涉洋管见》，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刘锡鸿的《英轺私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钱德培的《欧游随笔》，阙名的《三洲游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潘飞生的《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等。

近代中国域外游记格外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满清政府在思想上突破了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打开了国门，使因私、因公到外国旅游、考察的人大量增加。这些早期出洋的人中，有单纯出洋游历的文人，有奉命出使的外交官，有官方派遣出国游历的官员，还有出国深造的留学生等。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出洋游历从寥寥数人发展到了政府成批外派官员。到了19世纪80年代，赴海外游历者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这些出游活动为域外游记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早期出国旅游的人深深感受到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差别，所到之处对所观所感都有很大的兴趣去记录，那些经历随手写来就足以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不小的震动，因此，游记的涉笔范围非常广泛。

还有就是被派遣到国外进行各方面社会状况考察的官员或者学者，都带有记录考察结果的任务。他们的考察成果须奉命定期寄回国内，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完成。因此，一些游记的写作不是随意的、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催生了大量功利性的游记的产生。

2．对外国文化的震惊和艳羡

这些域外游记对外国文化充满震惊和艳羡之情。近代知识分子到西方国家的旅行带有一定的冒险意味，毕竟古老的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大多来源于荒诞不经的传说和侵略者野蛮的行径，中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反差和空间距离造成了旅游者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身体上的劳顿也同样强化了这种冒险的意识。中国人习惯于知天乐命，难怪晚清总理衙门派官员赴欧洲考察时，大小官员竟“总苦眩晕，无敢应者”。真正到了国外，所见所闻很多事情都令人震惊，一是震惊与外国的种种风俗习惯的不同，二是外国人也对中国的旅游者表现出了震惊的情感。如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曾经写到1866年赴法国马赛考察时遇到的一个场景，他们在马赛街头闲逛，令法国人好奇地“左右围观，致难动履”。王韬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中也记述了在英国乡间行走时的际遇，居然出现了“男妇聚观者塞途，随其后者辄数百人，啧啧叹异，巡丁恐其惊远客也，辄随地弹压”的情形。足可见当时的盛况。

而记述的更多的还是游者对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状貌的震惊和艳羡。

中国天主教徒郭连城所写的《西游笔略》是最早详细记录域外旅行观感的游记。郭连城1859年3月跟随意大利人徐伯达(Ludovicus－Cel.Spelta)等人去罗马。郭连城在意大利盘桓数月，《西游笔略》即是此次行程的记录。这部书刊于1863年，书中首次记录了作者接触电报、火车、汽灯、摄影等众多西洋文明时所受到的震撼，同时记述了许多在中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如咖啡馆、慈善募捐会、煤气灯、照相馆、医院等，只不过名称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名称，而是郭连城自己根据其意思和读音为它们分别起的名字，如“茄啡馆”、“游味增爵会”、“自燃灯”、“绘像馆”、“病人院”等。初到西方的郭连城突然间接受这些从未听说过的新事物，其内心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继郭连城欧洲游历10年之后，又有王韬赴欧3年之久的旅游，他的《漫游随录》更为详细地记录了在欧洲所经历的一切。王韬每到一处总要“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他震惊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繁荣与发达，当他到达法国马赛港口时，惊叹道:“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骄蕃。”(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82页)

在巴黎，王韬看到:

“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道路坦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车声辚辚，彻夜不绝……大商巨铺，格局堂皇。酒楼食肆，亦复栉比。客至呼肴，咄嗟立办。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樾荫扶疏……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

王韬还在巴黎观看了电影，感到了电影的神奇:

“余观影戏，时不期而集者千数百人，余座颇近，观最明晰。所有山水人物、楼台屋宇，弹指即现，生新灵动，不可思议。其中有各国京城，园亭绮丽，花木娟妍，以及沿海景象，苍茫毕肖……已之者，真不啻环行欧洲一周矣。”(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85页)

王韬在伦敦参观了电信总局，他在游记中写道:(www.xing528.com)

“总局楼阁崇宏，栋宇高敞，左为邮部，右为电房，室各数百椽……堂中字盘纵横排列，电线千条，头绪纷错。司收发者千余人……其利甚溥，其效甚捷。凡属商民荟萃之区，书柬纷驰，即路遥时逼，顷刻可达，济急传音，人咸称便。”

王韬对西方的“机器制造之妙”和“格致之精”也大为惊叹。他在乘坐火车时感叹西方机器妙用远非中土之人力或畜力所能比拟。他这样描写火车:

“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启门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

王韬对电梯的使用更是惊喜万分:

“寓在敖司佛街(OxfordStreet，即牛津大街)，楼宇七层，华敞异常，客之行李皆置小屋中，用机器旋转而上。”

其他如在印刷厂参观了大批量机器印刷技术;在造船厂见到了汽锤和轧钢机“击物无所不糜，所碾铁皮均齐划一，出之甚速”的情景;在纺织厂感受到工人操纵机器“力不费而功倍捷，诚巧夺天工矣”。王韬所到之处，所见所闻无一处没有机器，因此写道:“水火二气之用，至此几神妙不可思议矣。”

在惊奇、艳羡的同时，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游记中对西方的有些生活习惯也有种种不解和批评。如斌椿在参加西方人的婚礼后赋诗道:“白色花冠素色裳，缟衣如雪履如霜。旁观莫误文君寡，此是人家新嫁娘”，这里表达了对西方人视白色为吉祥之色的新奇和不解。另外，由于受封建传统“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游记作者在社交舞会上见到“男与女面相向，护卫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表现出的态度先是“诧异万分”，继而是“讥笑”。西方的女子“名媛幼妇，即于初见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席，出则同车……”也使游记作者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女子与中国女子的谨守闺房、三从四德大有区别，缺少闺阁之气。游记作者看到巴西国王与王后离开自己的国家到英国游历，更是大惑不解，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一国之君如果不是昏君，是不可以不顾国家大事，恣意远游的。

总之，近代游记以大量的域外游记为主，与古代游记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表现了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也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当然，在近代还有许多描写西方各国自然风光的诗文，这些作品继承了传统的旅游文化思想，以纯文学的形式再现了异国山川以及人文风情之美，也是近代旅游文学的重要的收获。

3．体现政治抱负

此时期域外游记的作者身份多为留学生以及担负考察任务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商务、军事、政务等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游记的文学性相对较弱，政治功利性比较明显，表现在游记中的写作视角比较直接，多为客观事物、现象的描述和评价，较少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和情感抒发。

游记这种创作倾向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者的身份特征而决定的，而是有着文化根源的。当时在思想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严复和梁启超都是文学功利主义的倡导者。在严复看来，学术和文化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以有用为主，否则，“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文学对于科学、社会和国家来说，甚至是有害的:“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这段话表明，在严复眼里，文学只能流连情感，陶冶人的情性，没有实实在在的意义。而文学的讲究文辞，追求想象和夸张，不征于实，对于现实生活、政治和经济都有负面影响。

梁启超也是这样，而且他的影响要超过严复。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以作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代表，被视为近现代功利文学观的先驱。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这里，梁启超虽然讲的是小说，但是他的这种理论使小说和文学工具化，把文学紧紧地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严复、梁启超所主张的文学功利化思想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当时的文化现象和趋势的总结。在此之前的许多政论家﹑文学家已经开始利用文艺进行思想宣传。例如王韬，他是一位从事经书翻译的政论家﹐曾于1867赴英国、法国﹑俄国游历﹐3年后回到香港，担任香港《循环日报》的主笔。在他的《漫游随录》中，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近代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埋头于词章考据之学、沉浸于科举之中时，王韬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不但“明智通达”，而且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介绍，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他的游记，有的虽然是走马观花，所见所感多流于表面，但他通过比较中外两种制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会优越。王韬在其游记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艺术主张，即“写怀抱﹐言阅历”，文章应该因时而变，“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王韬游记中的这种不刻意求工、晓畅明白的创作理念，促进了文章的通俗化﹐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兴趣。

1883年，唐廷枢偕袁祖志等游历欧洲各国，回国后，为袁祖志所作游记写序，内称处今之世，了解外国，应该“身历其境，心识其事，略其小，详其大，揣其本，明其末，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这几句话，可以看作近代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心系国家的写照，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域外旅游和创作的心态。当时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以及青年学子求学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谋求个人的仕途发展，而是在唤醒民众，进行文化启蒙。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学者不在斗室篷庐，而在梯山航海”，“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人也”。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

域外游记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有些游记内容上偏重国家大事，表现出鲜明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改革中国弊政的创作意识。比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年，梁启超自日本横滨起航，开始了到美洲历时9个月的旅行。在美国，梁启超着重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风俗等，《新大陆游记》记录了此次行程的见闻和思想，其内容专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对“无关宏者”、“耗人目力”之“风景之佳奇”、“宫室之华丽”则不载。游记敏锐而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现实，同时又深深地思考着中国问题，被视为“1903年前后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一部全面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的综合性著作”，“国内秘密传布的维新立宪名著”，“散文杂著第一书”。梁启超则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新大陆游记》是中国人以亲身实地考察的感受撰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美国、评价美国，并进行中美比较的著作。梁启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20世纪之初的美国既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梁启超对“美国之特色”深感兴趣，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其中分析最多的，是美国的政治特色:“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两重之爱国心者也。质而言之，则美国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故非深察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迹，终不可得明。”梁启超还对纽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所产之“怪物”———托拉斯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由个人而变为统一，由自由而变为专制”的本质所在，并进而联系到中国，提出“国内托拉斯进而为国际托拉斯，而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作用。梁启超在看到纽约的贫民窟后，发出了“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纽约”的叹声，指出在纽约同样可以亲眼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而这显然是财产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由此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慨叹:“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之万不可以已也。”总之，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每到一处都能够以政治家的视角对在美国的见闻进行见解独到的分析，这不仅反映了梁启超个人的一次旅行经历，还开启了国人认识美国社会的一扇大门，对改变国内思想界的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些域外游记还记载了发生在西方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张德彝在《三述奇》中记录了所目睹的巴黎公社事件。不过，受当时思想的局限，张德彝把巴黎公社的群众武装斗争称为“红头”，与中国的太平军相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