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游文化观念的丰厚遗产及现当代旅游文学研究

(一)古代优秀旅游文化观念——现当代旅游文学继承的丰厚遗产

现当代旅游文学与古代旅游文化是有渊源关系的，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传统旅游强调山水比德，而现当代旅游文学也表现了旅游对人心灵的净化和对道德的提升作用的主题，这个方面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其二，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墨客追求完全放纵、自由的逍遥游，现当代也有不少人渴望摆脱来自各方面的束缚畅畅快快、一身轻松地游玩，如今宣扬畅快游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逍遥游精神的一些影子;其三，中国古代向来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求知传统，如今也有不少年轻人把旅游当作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阅历的方式，反映在旅游文学作品中，就是当今众多旅游指南、导游词、文化旅游之类读物的涌现，追根溯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旅游求知的悠久传统在当代的一种显现。

1．山水比德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的传统社会，因此旅游活动也被赋予一种明显的道德修身倾向。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是这种倾向的明确表达。也就是说儒家看待山水，主要看到的是其道德教化的意义，具体方法是首先赋予自然山水以人的道德品格，再通过旅游从山水中获得道德的启示，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这种观念被称为“山水比德说”。

山与水如何与人的道德发生联系呢?在孔子看来，山巍峨高耸，能够接纳丛生的草木，鸟兽在此繁衍生息;山屹立于天地之间，承载风云雨露，养育万物，为人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仁者应该像山一样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以山为乐。水无私地滋润万物生长，似仁德;水遵循规律自高处向低处流淌，好像义;水即使跳跃万仞山谷也毫不犹豫，这就是勇;深水高深莫测，像智慧;浅水虽柔弱但一样周流，非常专注;水遇到阻碍也不停止;水能清洁污物，像善一样;水满则平，公正无私，分寸适度;水奔腾向东百折不回，意志坚定。因此，水和山一样为人们提供了诸多的道德规范，智者应该像水一样具有水的诸多优良品格。

正因为孔子把游山玩水同个人的修身养性结合起来，因此古代的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旅游视为陶冶个人性情的途径，并在旅游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感想。孔子自己就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语句，表达登山能够开阔人的心胸的认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李白《行路难》中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会让人产生向上的力量和无坚不摧的信念，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和挫折。而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更表达了一种傲视权贵、追求自由的人生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盛赞“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陆游则一生钟爱梅花，因为梅花不畏严寒，不惧冰雪，凛然开放于山崖水边，不与百花争艳，不因无人而不芳，是花中品格最高者。“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园中赏梅》);“雪里芬芳亦偶然，世人便谓占春前。饱如桃李俗到骨，何至与渠争著鞭”(《雪后寻梅》);“月中疏影雪中香，只为无言更断肠。曾与诗翁定花品，一丘一壑过姚黄”(《梅花绝句》);“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落梅》);“逢时绝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梅》)，这些咏梅的诗句表达的正是陆游的人生理想。

以山水比德，赋予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人的品格，使旅游过程不仅仅是体验自然之美，更要体悟自然之美中蕴涵的道德精神，这种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至今流传。从旅游文学的创作上看，这种思想鼓励文人不仅要描画自然山水的形态美，更注重挖掘山水的内在美，比如山水的气质、意境、蕴涵等，使自然与人在精神上谐一。在这方面古代山水画家和诗人有非常具体的体会，如南朝刘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写道，画山水要“应目会心”，以达到“万趣融其神思”的目的。清代画家石涛也主张“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在文人的笔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具有了固定的象征意义，如竹子，竹外形纤细柔美，四季常青不败，竹节毕露，竹梢拔高，被誉为高风亮节;竹子弯而不折，折而不断，象征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竹子空心，象征谦虚，因此在古代文人笔下经常托竹寓意，“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食无肉则瘦，居无竹则俗”几乎成了文人的共识。另外，以莲花喻高洁，以菊花喻淡泊，以兰花喻优雅，以松柏寓意坚毅等，都是中华文化中尽人皆知的常识。在旅游景点的布置中，也贯穿着这种思想，特别是人造园林，这种思想体现得最为充分。在苏州的古典园林里，几乎每一处山水、每一种花草都有讲究，每一个亭台的命名都有来历，这些讲究和来历无不与建造者的理想追求和文化精神相联系，成为园林主人思想情感的最好注释者。

对于自然山水，文人除了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山水与道德相统一的认识之外，还喜欢给景点取一个道德意味浓郁的名称来表达这种意念。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在他的《燕喜亭记》中把山丘取名为“俟德之丘”，说它“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德之道”;把山谷取名为“谦受之谷”，指出它有谦虚之美德;把池塘取名为“君子之池”，因为它“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把泉之源取名为“天泽之泉”，因为它“出高而施下”，典型地表现了山水比德思想。

2．逍遥游的观念

逍遥游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对人生的认识与孔子截然不同，他认为人生应该以自由快乐为目的。庄子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说明他的哲学主张，其中“游”的概念和境界是最被推崇的。在庄子看来，“游”的境界就时空来说是不局限于一地，是开阔远放的自由;就心境来说是不执著于某事，是轻松自得的畅快，“游”可以使人获得自由快乐，获得心灵的解脱。庄子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对天然之美的推崇。他反对儒家倡导的礼义规范，认为那些繁文缛节会使人失去淳朴的天性，而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的这段话说明天地、四时、万物都按照自身规律运行，造就了自然界的和谐与生生不息。这种和谐之美都是大美，是真美。庄子赞赏不经雕琢的天然之美，尤其是对自然的生命非常赞赏。他说，让鸟“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在天地间自由翱翔，才最美丽。人的生命也一样，人类只有回归自然，与山林为伍，与鸟兽同乐，才能获得绝对自由，才会出现“至德之世”的美好社会。

受庄子这种逍遥游思想的影响，古代文人提出了“畅神”说，就是旅游活动以获得心神舒畅为最大的愉悦和满足。魏晋时代这种认识得到了强化和推广。山水画家宗炳平生“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他说:“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生焉!”^[14]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也讲:“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所说的“畅神”和“游目骋怀”正是对旅游审美亲身体察和感悟的总结。这种“畅神”的旅游审美意识表现在文人的笔下就是张扬个性的写作风格的形成。魏晋以后的旅游文学作品中，遵循“比德说”、重视道德塑造的固然很多，而受“逍遥游”思想影响、纯粹抒发个性的诗文同样也在逐渐增多。到了明代，“心学”的兴起、“童心说”的流行和“性灵”文学的发展，使“畅神”观念更加普及，游山玩水作为怡情养性的手段吸引了更多的文人，旅游文学作品也更加倾向于弘扬人的个性。“独抒性灵”与“畅神”一脉相承，在作品中表现自然山水、自然性情。表现对山水自然的痴迷与热爱，成为明代士大夫旅游文学作品突出的特征之一。如独抒性灵思想的提出者、著名的旅游文学作家袁宏道的游记散文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的厌倦，充满了疏放不羁的精神。如他的《满井游记》:“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这篇清新的写景小品文生动地表达了一个一冬都“局促一室之内”的“城居者”返回自然“若脱笼之鹄”的欢快心情。文中的作者又是一个漫步郊原的孤独者，“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遗落世事，在与自然风物的对话中，感受自由的可贵。(www.xing528.com)

独抒性灵强调旅游者主观思想的积极作用。郑逸梅在《幽梦新影》中指出:“胸中几许郁勃气，无处发泄，一旦至荒丘寒木间，尽情一哭，岂不大快。”既要在大自然中找到心灵的依归，又要在自由与快乐中游出神韵，因此，在独抒性灵的文学家笔下，自然景物也不独是自然景物，它还凝结着游者的独特感受，正如郑逸梅所说的那样:“花多韵意，石多画意，月多洁意，云多淡意，书多古意，剑多豪意，草多生意，水多清意，鸟多慧意，琴多幽意。”这是自然与性灵相结合的结果。

3．旅游求知观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代文人求学求知的两条重要途径，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表现的是比德与畅神之外的另一种观念，即求知。这种观念至今仍被广泛认可，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和外国人来说，求知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旅游目的。

古代人对旅游与求知关系的认识已经十分清楚。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一个对求知性旅游作高度概括的特定概念——“游学”。游学即特指文人的外出求学活动，也泛指旅游者在旅途中的求知行为，是将旅游与求知结合为一的活动。

荀子《劝学篇》中有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主张君子在广读诗书的基础上，要能够走出书斋，到大自然中体验圣训之道;同时认为旅游对人的眼界和能力的扩展与读书增长人的见识是一样的道理。

古代旅游与求知的观念集中体现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上。

清代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指出:“昔人五岳之游，所以开扩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识力，实与读书、学道、交友、历事相为表里。”在刘献廷看来，旅游实际上是对所读书籍、所学道理的实践检验，是一件事情的表和里。清代张潮在他的《幽梦影》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进一步将读书与旅游合二为一，认为不论是写诗还是旅游都是对山水的领悟，不过是一个在案头，一个在地上。

读书与旅游密不可分。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登山临水并非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他在《菰中随笔》卷三中写道:“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孟子的旅游思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读书应该与旅游相结合的观点。他自己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若读书与游山，虽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偿所愿也”。在顾炎武看来，读书与游山，十年尚且不足，还需要加倍才可以满足心愿。读书与游山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实际上也表达了其知、行合一的理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上是中国历代学者求知经验的总结。这种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旅游观念。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游与学的内容有所不同。古代的游学比较注重观物修身，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游览来反照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通过游学来追求圣人之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就是文学之美与天地万物之美是相通的，人是天地之心，只有与天地相配，才能体悟到天地之美，在文章中表达天地之美。这里也说明文人的创作，包括圣人的创作都是来自于对自然之道的认知。因此，古人之游，是源于道，也是为了道，读了圣人之书，了解了圣人所言之道，再到大自然之中还原道，使对道的认知更为深刻，更为确切。

古代有大成就的文人似乎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者。孔子虽然智慧过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周游列国也不会有《雅》、《颂》的问世，他“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周游列国使他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也得益于他的广读诗书，漫游天下。为了写《史记》，司马迁20岁起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漫游生活。他曾经到过汨罗江，在那里他读着屈原的诗句，踏着屈原的足迹，才体会出屈原的伟大胸怀，正是有了这样的切身感受，《史记·屈原列传》才有了那么深的感情。还有，司马迁为了了解有关韩信的故事，曾经到过韩信的故乡淮阴，在那里他向人们打听韩信怎样忍受胯下之辱而不杀那个流氓，最后成就了丰功伟业，由此司马迁理解了韩信“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真实内心。在孔子的家乡曲阜，司马迁不仅仅瞻仰孔子的墓，还同孔子的晚辈一起学习、实践各种礼仪、技艺，如行礼、骑马、射箭等，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孔子，纪念孔子。总之，司马迁这两年的漫游生活使他对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有了切实的了解，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资料;游历名山大川，在山水之间陶冶了性情，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文学表现力，这些都为《史记》的成功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代旅游文学作品集中反映求知历程和成果的应以《水经注》为代表。《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对《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被称为旷世奇书。《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出身官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官居山东，喜好游历，成年后承袭其父封爵，曾担任太守、刺史、尚书等职务，任职期间，他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他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以补文献不足，从而完成了举世无双的地理名著《水经注》。难能可贵的是书中除记录考察各大河流水系的地理分布与变化情况以外，还大量记载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并在记述中表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感和文学的感染力。伍立杨先生在《丽词妙喻心情——谈〈水经注〉》中说:“他的方法是记述，他的趣味却是诗意的。”《水经注》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瑰丽传神的文字不仅反映了公元6世纪时中国地理学所达到的水平，也反映了旅游文学所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