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旅游文学的表现内容

(二)现当代旅游文学的表现内容

旅游的意义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

其一，对个人来讲，旅游是人们追求变化的思想意识的具体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人们企图达到精神上的娱乐、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情感上的平衡。通常这种实践被概括为吃、住、行、游、购、娱。显而易见，这种概括针对的是纯粹的娱乐性旅游，但实际上，人们踏上旅途，所追求的变化也并不一定都是娱乐性的，而且，最终人们所得到的也并不一定都是快乐。艾青面对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感受到的是残酷与罪恶，那些鉴赏屠杀游戏丧失了人性的奴隶主，是“用别人的灾难进行投机/从血泊中捞取利润的人”，作者感到了它的血腥气;徐志摩为旧地重游而作的《再别康桥》，其中所表现的“悄悄的来”、“轻轻的走”、静静的景色表达的是一种无奈的感慨。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文化修养，决定着游客不同的审美情趣，也决定着其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的不同品格。娱乐、情趣自然是旅游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但除此之外还包括人们在辗转行移过程中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

其二，对社会来讲，旅游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交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交流是一种互动，无论是拿来还是送去，旅游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旅游者的传播，文化思想在异地间有意无意地完成了交流，例如，不同地域人的精神面貌、风俗习惯通过旅游进行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人文环境通过旅游考察得到了借鉴，先进的知识、技术通过游学与交流得到了传播，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特征也通过旅游得到了真切的体验等。旅游文学正是对上述文化交流过程的生动展现。从旅游文学表现的内容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脚步。旅游文学创作的收获，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的收获。

当我们从个人的旅游经验和感受出发研究旅游文学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其中交织着作为旅游者的作者对大自然、对国家、对社会人情世态的许多感触。当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旅游文学时，我们会发现文化大交流带给我们社会和国家的新生机，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文化改良甚至革命，都伴随着一代人，或者一个阶层、一个领域规模浩大的时空流动，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踏上行程，共同勾画出了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

在20世纪100年的进程中，我国曾出现过多次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潮流。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两次踏出国门的旅游热潮。一次是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初的东洋、西洋留学热;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兴起直到现在仍然持续升温的出国热。两者的相同之处是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影响，从而导致了迅速变革的社会局面。不同的是，前次是中国以弱国的地位和文化处于落后状态的境遇被动、消极地借鉴西方的先进文化，出国者大多满怀屈辱与悲愤的情感;后者则相反，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这种交流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无论是文化交流活动还是经济交流活动，都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交流是平等的、自由的，而且，交流的领域和方式也比前次更加广泛和多样。两次出国热潮，使国人的脚步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们不仅将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传到了世界，而且也将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传到中国。深受外国先进思想意识影响的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著书立说，身体力行，一百多年来，前仆后继地掀起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以及当代的经济、技术、社会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浪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20世纪的旅游文学反映的，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这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化使者和革命先驱者书写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斗争经历。(www.xing528.com)

除了这两次意义深远的出国热以外，在国内，社会生活并不平静，也出现过多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旅游潮流。特别是到了20年代后期，中国旅行社正式成立，旅行社对旅游项目的组织与策划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旅游，由于受到生活水平的限制，参与者多为社会名流、文人学者及巨贾商人。旅游目的除了休闲娱乐外，相当一部分人借助旅游了解社会真相，体察民间俚俗风情，使旅游具有了社会调查的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恨水发动并参与的西北行，这次行程使张恨水对大西北的贫瘠以及人民生活的艰难有了真切的体验，他的作品也因此改变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以表现市民情趣为主的游戏娱乐风格，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特色。这类带有国情考察色彩的旅游还有冰心、郑振铎等作家的西北行;赵君豪对东北沦陷区的考察;范长江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的长途跋涉和采访，这些作家、记者都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以旅途见闻为内容的特写、报道，这些文字为当时的读者以及后来的人们认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材料。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旅游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此时期的旅游文学作品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对国民党统治者搜刮百姓、鱼肉民众的腐败统治进行了批判，这类作品具有特殊时代所赋予的凝重与苦涩的特点。这种凝重与苦涩在郁达夫游记代表作《屐痕处处》中有鲜明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50年代，作家们满怀激情，进工厂，下农村，访边疆，足迹遍布新中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旅游文学创作充满新中国主人翁和建设者豪迈的热情与坚定的信念，令人欢欣鼓舞。杨朔的《香山红叶》、《海市》，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回延安》等名篇至今还令人回味无穷。自90年代中后期由于文化思考的深入，开始兴起了文化旅游热潮和文化游记写作热潮。旅游者对文化现象以及文化传统的探索和发现，是社会生活中文化意识进一步强化的直接反映，文化越来越多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旅游活动中更为突出。

虽然同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同是秉笔抒怀，但由于个人思想状态、情感特征不同，表达感触的方式和所思所想的内容均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恰好构成了旅游文学丰富多彩的基本特征。

以20世纪初兴盛一时的东洋留学热为例。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政治家如秋瑾、孙中山、黄兴、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有过留学或流亡日本的经历。他们这一代人所思考和实践的事业，正是我们民族迫切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事业，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影响了后来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次大规模的东游，开阔了中国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眼界，推动了国人反思国家政治、剖析传统文化的思想革命，也极大地引发了国人不甘落后、励精图治的爱国激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功不可没。这些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先驱，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成功的事业和值得敬佩的精神，同时，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充满魅力的个性特征。周氏兄弟将他们的感触诉诸杂文和小品文，表现出了理性思考的特色;郭沫若则以其自由体诗歌唱出了青年充满浪漫精神的激情;郁达夫的抒情小说如泣如诉，感伤颓废;秋瑾的诗刚强坚毅;梁启超的文章睿智深邃……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艺术世界能够给予我们无限的启示，而其中，迢迢万里的旅程对于他们及其作品内涵的意义应该是值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孕育了许多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秋瑾、梁启超等人一样的优秀文学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东到日本，西游欧美，北走苏联，南下南洋，足迹踏遍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国家都有着共同的感情，爱之深，恨之切，思之远。在异国他乡，他们因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思想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从而也使他们的创作深深地刻上了旅游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