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旅游者身份相联系的旅游活动及文学特征

(四)大旅游观念下的旅游活动(2):与旅游者身份相联系的旅游活动及旅游文学特征

传统旅游活动主要有五种:学游、宦游、商游、宗教游以及探险游。近现代旅游对这些传统旅游内容既有继承也有开拓。旅游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记录、传播和推动的作用。

先看学游。

传统的学游以个人行为为主。像孔子周游列国、广集学识并传授于弟子，学生慕名拜师求教、承传学业是最为典型的形式。直到近代康有为也还运用这种形式传授学业。现代学游多是集体行为和政府行为(庚子赔款留学、官费派遣、开办各种专科学堂招生)。学子们为了求学离开故乡，或远到异国他乡，或近到开办学堂的各大城市，通过学习，既掌握了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又结交了众多朋友，同时还开阔了眼界，为走入社会建功立业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传统的学游以履践儒家思想为主，士子求学，目的在于日后在官场晋级，寻求个人的出路。现代游学者的视野更为广阔，目标也更为远大，求学不仅仅是为自己求得立足于社会，更是为求得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传统学游以向异地或异域传播本民族先进文化为主，吸收和融合异地或异域文化为辅。前者如孔子在春秋时代周游列国，后者如唐朝的鉴真和尚出游日本。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特别是对亚洲文化的影响源于盛唐及以后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汉文化的基础——儒家思想对当时与汉民族有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均有巨大影响。同时，汉民族也在积极地引进异域文化，如佛教的传入。这当中传统学游者通过文学作品所进行的传播功不可没。

近现代学游则不同。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青年和爱国志士多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的目的去域外求学。现当代中国处于发展的阶段，学子大多希望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既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也是为了振兴中华的崇高事业，这些都以吸收外来文化为主要目的，以鄙薄和批判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为基本情感趋向。

无论是传统学游还是现代学游，在促成学子思想和学识上的进步、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量的以游学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则真实而形象地记录、反映了学子和志士们坎坷曲折的异地、异域生活，不断进步和觉醒的心路历程，改造中国社会和振兴中华民族的热望与努力。这些作品的发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异地、异域文化的认知水平，也激励了更多的学子踏上异地、异域的求学之路。

再看宦游。

传统的宦游有上任游、在任游和贬谪游。在在任的不同时期游览的情绪、状态、目的也大不相同。一般官吏的游历基本上是在个人情感和思想驱动下独自进行的，随兴所至，率性而为，目的大多是遣释个人独特的情感，寄情于山水，借诗词抒怀。大量的宦游诗创作并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和人物的最生动的材料。(www.xing528.com)

现代宦游基本上与现代思想特征和生活特征相联系。近现代时期，由于紧张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连年征战的恶劣环境，官宦的游走各地显然多了一些政治意图，而少了许多休闲的心境，即使是游山玩水，也是心事重重，焦虑不安。有的官宦行旅的主要目的不是愉悦性情，而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有的官宦积极考察，发展实业救国事业。到了当代，宦游与创业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经济落后和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到经济发达地区去考察实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二是经济发达但资源短缺、商品市场基本饱和的地区的政府官员到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的地区进行考察，以决定联手开发资源和市场。当代政府官员的这种考察、游览，由于有先进的通信、交通设施和条件的支持，因此没有了传统宦游的那种千辛万苦的经历和悲喜交加的感慨，感情上的起伏变化也没有过去那么复杂。更重要的是，当代生活的快节奏和高效率冲淡了宦游者的闲情逸致，他们在行色匆匆中往往失去酝酿佳构的心境。

还有商游。

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物品交易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范围上、形式上都是有限的。比如，贸易的方式是物物交换，互通有无;贸易的场所通常是在人们经常往来的街道;交易的物品多为普通的生活用品。商人的足迹随交通工具的不断更新和进步而不断向远处延伸。这种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大商人驾驭着车船，驮载着货物，浩浩荡荡辗转于各地。近现代的商游与古代商游相比，空间更广阔了，形式更成熟了也更灵活了。但与此同时，商人的角色也更复杂了，经商活动的目的也具有了多元性。商人不仅仅只是商人，还同时可以是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角色，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角色等。以多种角色融入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使商游也摆脱了单纯的色彩。另外，近现代社会列强瓜分、军阀割据的复杂局势使商人在夹缝中求生存，困境可想而知，这也使商游少了几分优游，多了几分局促。当代的商游应该自80年代算起，与传统商人不同的是，当代商人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受关注的群体，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当代商游也因商人地位的提高而呈现繁荣的趋向。由于当代商务活动更多地依赖商人的智力而不是体力，商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追求相比于过去有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因此，当代商游的内容和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其中的文化气息也更浓郁。将商业与文化进行完美连接的是旅游，旅游与商业活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黄金搭档，旅游可以开发商机，商业活动也往往被策划成各种带有旅游意义的项目。9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节”活动的成功设计与实践可以说是将商业、旅游与文化艺术进行整合的成功范例，这样的整合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作为突出的重点，正是这种整合使一大批展示或再现特殊地域、特殊文化背景以及特殊民族风情的旅游文学作品问世，这不能不说是旅游文学创作的一大收获。

宗教游。

为了迎合统治者对佛教的崇拜心理，从魏晋时代开始，就有僧人不辞辛苦到西域取经，到了唐代发展到鼎盛。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代的玄奘天竺取经的壮举。佛教自印度传到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到东南亚地区和西域广大地区，吸引了众多异国的僧侣来中国取经。因此，以佛教的传输为主要目的的宗教游在传统旅游领域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近现代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则完全是被动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西方的传教士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炮舰进入中国，列强血腥而残酷的侵略行径早已将他们仁慈博爱的伪装剥落尽净。再加上许多传教士本来就是侵略者的马前卒，他们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以传教作掩护，在中国搜集情报，因此，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搁置对圣经的宣传，而将近现代科学知识作为主要传输内容。教会组织开办学堂，翻译和介绍近现代科学著作。这些活动为长期闭目塞听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空气，大大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至于他们所真正宣传的圣经内容，除了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有所变通地借用了一段时间而外，信仰和奉行者只在少数。由此可见，近现代西方基督教没有像古代佛教那样在传输过程中形成蔚为壮观的僧游场景和局面，得到众多信徒的拥戴和信任并传之久远，而是随着列强的势力在中国的兴衰而兴衰，到了30年代，传教士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少有人关注了。佛教的传播与基督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的传播在中国的不同际遇与表现这些宗教内容的文学作品的创作繁荣与否有较大关系。佛教思想在中国之所以传播得如此广泛而深入，得益于一些特定文学作品的大力宣扬，如中国古代诗僧创作的大量禅诗、文人居士们创作的佛理禅趣十足的散文和佛道色彩浓郁的古典小说等，是在佛经故事之外宣传佛教思想的重要形式。相形之下，基督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没有这样的好运。近现代的中国文艺界在一开始就主张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有神论的西方基督教等被视为现代迷信而遭到文学创作者的冷遇和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探险游。

人类对大自然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探知兴味，探险家在社会生活中深为人们敬仰。记录探险家探险经历和行移踪迹的游记也同样为人们所珍视，成为旅游文化中一道十分绚丽的风景。传统的探险游基本上是个人兴趣和追求的具体实践。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并据此完成了《大唐西域记》。途中玄奘“亲见者一百一十国”，“冒重险其若夷”^[4]，历经千难万险，在西域无边无际的荒漠上踯躅而行。明代的徐霞客是探险者的又一杰出代表，他一生致力于旅游，而且专门搜奇猎险，临危自乐，一部《徐霞客游记》记述了其令人惊心动魄的行路历程。这些先驱者的探险活动不仅丰富了其自身对世界的认识，也使同时代的人们扩展了认识周围世界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进行的带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考察性质的活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材料和精神财富。外国的探险家也很多。到中国来的史有记载的探险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的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不仅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神奇经历，也引来了众多的外国探险者到中国淘金。这些人有的来自日本，有的来自法国，有的来自美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以及丰富的文物典籍吸引着他们，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在中国探险的机会疯狂掠夺、占有甚至破坏了许多文化珍品，在今天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场令人痛心的灾难性的文化浩劫。

新中国成立后，探险游更多地与有组织有目的的科学考察活动相结合，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有力的保障措施，探险家的脚步不断向全国乃至世界之最挺进，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长的河流、最古老的城池、最遥远而神秘的南北极甚至地球以外的太空等，都是探险家挑战的对象。与传统的探险相比，近现代的探险不仅仅体现了个人的兴趣爱好，更是一种事业，探险的范围更广了，内容更丰富了，意义也更大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更深入了，探知大自然奥秘的信心更足了。记录和表现这些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的文学作品因而也显得别具特色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