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背景相联系的旅游活动及文学特征

(三)大旅游观念下的旅游活动(1):与时代背景相联系的旅游活动及旅游文学特征

近现代旅游活动及旅游文学的发展以游踪为线索，可分成以下几个时期:

20世纪初至20年代前后的域外之旅。1840年以后，随着国门被迫逐渐打开，外国的传教士、记者、商人、使者等大量涌进中国。经过洋务派官僚的倡导，满清政府面对连续不断的割地赔款的惨痛的事实，也决定主动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以期这些留学生能够学技术，兴邦国。因此，在20世纪初到20年代前后，中国年轻学子的踪迹遍布日本、美国、欧洲各地。除了青年学子赴国外留学以外，一些因发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受到清朝政府打击迫害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流亡国外。大批留学海外或流亡海外的青年学子、革命家、思想家经过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肩负起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在此时期倡导并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以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交融为特点。这批留学生以及革命家、思想家对自身域外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变化的真实记录展示了20世纪早期旅游文学的实绩。这些记录大多表现了他们作为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所饱受的屈辱及其激起的愤怒，也表现了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

三四十年代的国情之旅。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也是我国旅游业在现代资本主义局部发展的大城市开始萌芽、发展的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一方面造成了许多贫民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悲苦生活境遇，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了解国情、宣传抗战的热情，因此，此时期的旅游因旅游者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态表现出了多样的特征，有的人为生活所迫，尝遍漂泊、流浪之苦;有的人则走向陌生的土地了解考察民情，深切体会内忧外患带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旅游文学作品的创作明显地带有对旅途所见所闻进行记述的新闻性特征和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揭示的实录性特征。前者如以艾芜为代表的贫苦青年为求生存走过的艰辛旅程，后者如张恨水、郑振铎、冰心等作家的大西北之行，还有赵君豪等人组织的东北行。他们的旅程遍布全国大江南北，他们记述旅程见闻的游记、散记也成为我们了解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真实社会生活状况的珍贵文献。三四十年代的国情之旅还应该包括为适应中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而组织和策划的各种山水之旅、文化之旅，在旅游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记述这些山水之旅和文化之旅过程和体会的游记、小品文等，代表性作家如郁达夫、林语堂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虽然是多年战争后的百废待兴，但新时代的建设者们被胜利的豪情和对美好未来的热望激励着，无不满怀幸福快乐之情踏上新的旅程。他们响应祖国号召，奔赴祖国各地铺路架桥，开辟荒地，开发资源。艺术家们为了充分表现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也循着建设者的足迹深入基层，体验劳动，从而创作了大量歌颂工农兵建设过程和成就的特写、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可以说，建设者的足迹到哪里，文学作品的颂歌就唱到哪里。

八九十年代的创业之旅和文化之旅。中国共产党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就卓著，人民的思想解放了，活跃了，在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人们学习、创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三个影响较大的热潮，一是行为上的求学和创业热，二是思想上的文化寻根热，这两个热潮都对旅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人们出行的要求更强烈了，那种知天乐命、安于现状的生活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注入了求新求变的欲求，人们的行旅视野更加宽阔了，行旅规模更大了，行旅追求也更加多样化了，相应的旅游活动也更加活跃了。海外留学热和海外淘金热是80年代到90年代继前两个热潮之后兴起的第三个影响较大的热潮，再一次打开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天窗，在八九十年代形成了空前的文化交流氛围，此时期产生的大量描写海外生活的旅游文学作品真切地为这股出国热作出了生动的注解。文化寻根热是思想界摆脱长期的“左倾”思想、回到文化自身发展轨道上之后的产物。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东西方文化再一次大碰撞的时代，寻找东方文化的本源，延续东方文化的发展脉络，成为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在众多的旅游行程中，文化学者的旅游格外令人关注，而表现他们思考成果的文化游记更是构成了八九十年代旅游文学的新景观。

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休闲旅游热潮涌动。随着社会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闲旅游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内容。再加上政府部门将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给予大力扶持，因此，各式各样的休闲旅游活动被普通群众所接受，人们将休闲旅游视为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旅游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表现休闲游的文学作品主题丰富，形式多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旅游的大众化也为旅游文学走向大众化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记者、专业作家亲身参与旅游，并在其作品中展现民俗风情、描写山水风光和人文古迹、反思历史文化及探究其脉络轨迹，这些作品最具艺术和哲思的魅力。可以说，此时的旅游文学创作形成了文化精英创作与大众创作共同繁荣的局面。(www.xing528.com)

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旅游活动使旅游文学作品呈现了不同的状貌。

20世纪20年代前后，到国外留学的青年学子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家抱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理想，游中未敢忘忧国。学子们异域求学是为寻求个人、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道路，他们一面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一面积极接受现代思想启蒙，培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革命家们一面宣传政治理想，一面与来自方方面面的敌人进行着斗争。无论是留学生还是革命家，在异域走的都是一条忍辱负重、慷慨悲歌的探索之路，因此有一种悲愤的意味。表现这一经历的文学作品多以抒发个人受压抑、奋起反抗的思想为主题，如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除此以外，探究文化差异、比较民族性格、思考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散文也有很多，不少作品是多年后的回忆文章，如周作人、郁达夫等评论日本文化的作品，这些文章往往能够更理智更全面地反映域外文化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表现三四十年代国情之旅的作品，由于行旅的目的不同，表现出了文体特征及思想特征的多样性。艾芜等创作的表现流浪生活情态的作品充满了异乡的独特风情，表现了下层贫民生活的艰辛和四处流浪的痛苦，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充满了真情实感。学者、教授、作家的西北之旅、东北之旅以及范长江以记者身份踏着当年红军的足迹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旅，则主要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作家、记者们通过对旅途见闻的记述，表现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生活，传达蕴涵在普通民众心目中那种生生不息的求生意志，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经历的种种艰辛，这些游记文学作品无一不带有一种悲壮的基调。即便是那些表现游山玩水的纯粹游记作品，也浸透着由于战争和国民党专制统治带来的悲凉的情绪，许多人借山水游逃避纷繁复杂的现实，逃避无所不在的压抑，所抒发的情感也多是无奈的慨叹。

50年代的建设者之旅，充满了豪迈的精神气质。建设者、作家、艺术家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之情，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及建设工地的各个角落，他们用文艺作品讴歌新时代带来的新生活和人民精神面貌的新变化。人们激情满怀，在进行着充满欢欣与幸福的希望之旅。

八九十年代的文化之旅，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寻根，都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这一时期人们再次踏出家门，踏出国门，交流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技术，交流情感，寻求理解，寻求支持，寻求快乐，一切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再没有因国家的贫弱所带来的屈辱感和压抑感，也没有了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恐惧。人们为学习、工作、娱乐自由地、自信地往来于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使得表现这类行旅的旅游文学作品也具有从容、平和的气质。

90年代以后的休闲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时尚，是潮流，是生活的品位和质量的标志;对于国家来说，旅游支撑了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作为旅游者更热衷于追求旅游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个性化、娱乐性、知识性，作为旅游管理者从政府到企业则更追求旅游行业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这些都使新时代的旅游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旅游的主体变成了普通百姓，旅游业市场不断扩大，与旅游相关的报纸杂志、网络站点和节、假日主题宣传等也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旅游文学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旅游文学呈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多元化特征。从形式上看，除了传统的游记、小品文、特写、导游词等以外，专题电视节目、网络也共同参与进来，形成各种文化形式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局面。从旅游文学创作的内容上看，不仅更丰富了，也更单纯了，更丰富是因为旅游者的旅游空间更为广阔;更单纯是因为国家的安定、生活的富足使旅游者的心境更平和、轻松，旅游就是单纯的旅游，没有战争的威胁，也没有流浪的艰辛。在这种状态下，旅游文学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得到了加强，审美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毫无疑问，旅游文学已经在繁荣文化丰富文学内容方面担当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