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供应体系的安全风险及解决方案

一、能源安全的概念及其内涵

对能源重要性的认识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能源安全的概念真正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是在20世纪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能源安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能源安全内涵随着时间不断丰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研究目的和不同的视角，对能源安全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按照对能源安全内涵理解的不同，能源安全有以下几类定义：

1．狭义的能源安全和广义的能源安全

狭义的能源安全概念起源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以石油及其产品为燃料的内燃机取代了协约国的战马和烧煤的机车，极大地提高了协约国军队进攻的速度和强度，使得协约国得以“在石油海洋上驶向胜利的彼岸”，由此确定了石油作为国家实力因素之一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燃料枯竭导致战争机器停运是德国和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美国在石油业中的支配地位对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石油的获得是国家军事安全的前提和保障之一。石油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武器。而能源安全的概念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才开始真正建立起来。狭义的能源安全是指不存在能源供应中断及因中断引起能源价格暴涨的威胁。如成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国际能源组织（IEA）对能源安全的定义是：获得数量充足、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狭义的能源安全往往是指石油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及能源格局已经大为改观。能源安全的内涵虽然仍是以能源供应中断为核心，但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不仅源于战争、政治对抗，而且也包括非中断性的能源价格暴涨、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地利用化石能源对气候环境破坏性的影响等非常规风险。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是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狭义的能源安全的概念而提出当代的能源安全的概念。广义的能源安全在狭义的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所包括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到关系人类安全的环境问题。能源安全的问题也由此演化为全球性问题。总的说来，广义的能源安全是指能源供应在数量上充足、价格上合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因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的异常受到严重影响，能源的生产与消费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构成任何威胁。

从狭义能源安全到广义能源安全不仅是人类对能源利用认识的深化，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能源安全的外延在扩大、延伸，而能源安全原有的内涵在淡化，即传统意义的安全被新的安全理念所取代，从而能源安全中所包含的军事与政治对抗的意识大大下降，合作的基础大大增加。另外，使能源安全关注的风险种类由原来国家之间对抗的政治风险、军事风险扩展到自然灾害的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和能源价格的商业性风险。

2．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

把能源安全分为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是根据能源输出国和能源输入国所面临的能源风险和能源安全目标的差异划分的。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能源安全首先是对自然资源拥有国家主权；其次要确保需求安全即获得国外市场；最后保障出口能源所得的金融安全。能源出口国关注的是市场的稳定，即需求安全。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也就是上述的狭义和广义的能源安全，因为能源进口国最初体验到能源安全问题并提出能源安全的概念。

把能源安全分为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实质上是对能源安全问题认识的深化，这也是国际关系变化的结果。把能源安全分为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实际上是承认能源出口国与能源进口国不同的安全风险和利益诉求，认识到了能源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能源安全的合作机制，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3．具体的能源品种安全

由于各国能源结构和各能源品种所面临的供需形势不同，按产品细分，能源安全可以指石油安全、电力安全、天然气安全、煤炭安全，或者指上述全部能源品种的安全。由于石油安全风险比较突出，有人把能源安全等于石油安全，如《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课题组[1]和《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均认为，“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中国）‘能源安全’确切地说就是石油安全问题”。[3]

把石油安全作为能源安全，实质上只把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作为能源安全的威胁。与把能源安全按品种、按环节细分为石油安全、电力安全、天然气安全、煤炭安全、运输安全等在观念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只承认外部不可控风险是能源安全的威胁，而后者对内外风险不加区分，把所有可能的造成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都看做是能源安全的威胁。这实际上也属于广义的能源安全。而把石油安全等同于能源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狭义的能源安全。

用发展的观点来看，狭义的能源安全，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在国家利益之间的体现，即不断增长的化石能源需求与有限资源的矛盾，而广义的能源安全则是面对更大的安全威胁：地球不能承受和消化当前人类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化石能源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和废弃物，从而导致气候改变和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问题。

大气污染和气候改变主要是由能源消费引起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必须要限制化石能源消费，尽管广义能源安全的概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能源安全由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人类共同利益。但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摆脱石油依赖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石油需求上升时，另外，就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来看，能源消耗累计量多的国家应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广义的能源安全虽然关系着全人类安全，但是还存在着国家利益的博弈。

二、能源安全的特性

能源安全特性的形成源于能源安全问题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结合、相对性与极端性的结合、外部性与政治性的结合。

1．能源安全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风险的客观存在以及对未来风险发生概率的估计决定了能源安全是主观对客观存在风险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从主观角度来看，所谓安全就是不感到受到威胁的一种状态。主观性是指人的认识能力问题。人们对能源安全风险的认识最初只有数量风险，后来又认识到价格风险和环境风险。针对能源供应的数量风险，能源安全状态的描述是充足、稳定的能源供给。针对能源价格风险，能源安全的状态描述是能源价格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因为成本过高影响国民经济当前与未来的发展。针对能源环境风险，能源安全状态是指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生态环境破坏被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之内，不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从主观上对能源安全的定义就是数量充足、价格合理、环境清洁。

2．能源安全的相对性和极端性

面临同一风险，不同的主体由于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会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和判断，这就是能源安全的相对性。就国家来看，对能源安全的风险感觉和判断，除了决策人的风险偏好等因素外，还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国家的价值观等因素。能源安全的相对性导致能源安全的标准也是相对的，对能源安全风险有着不同的描述。如IEA把能源短缺7%作为能源安全保障措施的一个标准，而其他国家和组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此外，各国关于能源安全的清洁标准也不一致，如我国由于目前无法解决高硫煤的污染问题，因此，直接禁止开采高硫煤，并要求火电厂必须要有脱硫装置。而发达国家更多是从环境质量、减排目标间接要求能源清洁化问题。能源安全的价格标准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完全取决于能源价格承受力。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价格达到20美元／桶就造成严重的经济萧条，而近期石油价格曾达到130美元／桶以上，世界经济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另外，对于能源净输出国和能源净输入国，能源安全状态的标准也不一样。能源净输出国的安全标准则是保证能源需求市场的稳定，保持对本国能源资源的控制力和合理的能源价格。

能源安全的极端性表现为能源风险是偶发、稀少的小概率事件，且风险发生后果严重。从理论上讲，要达到绝对安全，所需投入趋于无穷大。在实践中，从事能源安全的活动总是希望以最小的能源安全成本获得最大的能源安全收益，把能源安全的绝对性转化为相对性。

3．能源安全的外部性和政治性

能源安全问题的形成是在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如石油安全问题是由国内消费者与厂商使用进口能源而引起整个国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因此，能源安全问题实际上是由消费进口能源所引起的外部性问题。全球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也是由能源消费的外部性引起的。既然是外部性问题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解除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要依靠政府的干预和措施。这为政府在能源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能源安全的政治经济性表现为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就是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到威胁和伤害。国家安全包括主权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子系统。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由军事、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经济安全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到与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并列的国家安全组成部分，成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下的主要目标。能源安全应使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保持必要的水平，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性。政治是指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保障国家安全的国务活动，作为内外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能源政治，涵盖了对外经济、国内经济、技术、生态、国家政治生活及其他次要部分。

能源安全的政治性还源于经济全球化，使能源输出国与能源输入国以及能源过境国的经济发展相互依存，能源安全已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根据能源安全风险形成的原因，能源安全风险可分为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风险，不可抗力即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破坏的风险，重大生产与运输事故风险。

一、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风险

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风险是指能源输入国或者能源输出国因为某种或多种因素被人为地停止或减少能源输入和输出，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害及其他国家主权与政治等方面的损失。

1．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客观条件

自从工业化以来，人类就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能源。人类对能源的利用经历了“薪柴阶段”、“煤炭阶段”，进入了“石油阶段”（少数国家仍处于以煤为主的阶段）。由于石油的大规模利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外，进入石油阶段后，由于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梯性提升，能源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受技术经济等因素的限制，人类还没有能力大规模用其他能源替代石油，能源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中东（含北非）、中亚（含俄罗斯）和北美三个地区，其剩余石油可采储量占世界的82．3%，待探明可采石油资源占世界的72%。其中中东地区剩余石油可采储量占世界的64%，待探明可采石油资源占世界的25%。从市场需求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世界石油消费中心，“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北美成为世界石油消费中心。20世纪末亚太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能源消费的格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目前，北美、欧洲和亚太三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分别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1／3。

世界石油资源与市场需求的错位，造成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石油供应的依赖。其中，亚太地区是当前世界上石油需求增长最快而资源量又严重不足的地区。东北亚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日本99%以上的石油靠进口，朝鲜虽有煤炭，但缺乏石油，所需石油全靠进口。韩国对石油的需求多年来一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K．E．卡德尔把从东北部富有能源的萨哈林穿过朝鲜经日本到中国缺乏能源的福建和广东省称为“东北亚弧形危机地带”，认为由于政治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差别，能源对这一敏感地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造成大国对抗，加剧地区紧张，也有可能通过新的合作，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4]能源供需的区域错位成为能源安全危机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因素。引起能源安全危机的主观因素是各国为了维持石油给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之争。

2．地缘政治与“能源武器”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具有地理特征的基本概念，具体说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处区域空间的历史形态对地区、区域、洲际以及全球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影响（日兹宁，2007）。随着能源、能源设备和能源服务方面国际贸易额的扩大，使能源地政治概念变得更加重要和现实。如中亚地区的产油国没有出海口，暂时只能依靠过境俄罗斯的管道将能源运往外部市场；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亚洲要经过其他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港口、管道），这既是对外经济问题，也是地缘政治问题。

所谓能源武器，就是指能源输出国通过能源的减产或禁运来减少或中断对能源输入国的输入，提高能源价格使对方的经济受到损失，甚至受到混乱和瘫痪的威胁，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政治、经济条件，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历史上影响比较广泛的能源供应中断是20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近期以能源为武器的例子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之争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能源价格之争。

“冷战”时期，国家军事安全是第一位的。石油的战略作用，首先在军事上展现出来。冷战结束后，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输入国开始运用石油武器达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国际石油公司和石油卡特尔对实行石油国有化的墨西哥和伊朗的石油输出实行联合抵制，从而迫使墨西哥和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因此而受到挫折或夭折。20世纪70年代初，在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国际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也曾使用过石油禁运等作为武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此，石油武器就是一些国家利用对石油生产及使用的垄断地位，通过调整石油供应量或者销售量以及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来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世界两次石油危机是石油输出国比较成功地运用石油武器的结果。在此之前，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也曾把石油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伊拉克曾中断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输往以色列的港口海法的石油输出。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人炸毁了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油管，并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导致西欧出现了暂时严重短缺，不得不实行汽油配给。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11个阿拉伯国家决定用石油禁运来惩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石油禁运持续了近一个月。然而由于美国拥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剩余生产能力可以弥补不足，并且当时这些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完全被西方石油公司控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产油国未能参与禁运和实行提价，结果不仅没有造成西方经济持续瘫痪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却反而使实行禁运的国家自己因石油收入减少而面临着财政危机，最终导致石油武器运用的失败。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继续使用石油武器，并且获得成功，因此也导致著名的世界石油危机。1973年，阿拉伯国家利用犹太教赎罪日之机，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之初，阿拉伯国家节节胜利，但是，很快就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与外国石油公司进行提高石油标价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为此，阿拉伯国家决定单方面提高油价。并采取了逐步减产、削减对美国、西欧、日本的供应量。世界市场每天的石油供应量减少500万桶，自己没有石油资源的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不得不改变立场，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然而，美国对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支持以色列，结果导致阿拉伯产油国以减产的升级对美国实行禁运。美国由于再也没有富裕生产能力来弥补市场短缺，国内出现严重的石油短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的方式是：利用减产或发生减产禁运的警告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在油价上和收回石油资源的主权上取得成功，最后以石油禁运这一极端方式，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

由于国际原油市场的出口量有近87%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西欧、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中东的石油，通过运用石油减产、禁运等方式，阿拉伯产油国成功地实施了大幅度提高油价的政策。石油价格由原来的每桶5．119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伊朗国王当时发表声明：“工业世界必将认识到，以廉价石油为基础而取得惊人的进展，并且取得相当惊人收入和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5]油价大幅度提高，不仅严重地打乱了西方各国内部各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各种原有的经济关系和秩序，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更主要的是极大地增加了这些国家为进口石油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据统计，由于实际油价上涨而引起的国际价值转移直接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1973～197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506亿美元，占该组织成员国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中欧共体为221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美国为128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日本为11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7%；英、法、德、意分别为46亿美元、50亿美元、50亿美元和45亿美元，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2．0%、1．5%和2．9%。②

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源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相继爆发。伊朗是世界石油大国，1978年，在“伊斯兰革命”前的产量和输出量曾分别高达588万桶／日和521万桶／日。动乱之后，石油产量和输出量下降到318万桶／日和240万桶／日，甚至一度中断出口。世界石油供应突然减少了200万～500万桶／日，并引起世界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恐慌，买主疯狂抢购石油，增加库存，以防止短缺和涨价，结果导致石油的日需求量比平时多300万桶，加剧了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使现货油价飞速上升，再度引发西方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危机。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世界石油供应再度突然减少，使本已有所缓和的石油供需关系再度紧张，现货石油价格再次迅速上升，创下了42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纪录。在此期间，石油输出国内部发生分裂，多数成员国主张随行就市，提高油价，而沙特主张冻结油价，甚至单独大幅度提高产量压价，结果欧佩克失去市场调控能力，各主要石油出口国轮番提高官价，这场油价持续上涨长达两年，引发了又一次石油危机。

第二次石油价格暴涨，西方工业国向石油输出国直接转移的金额，1979年和1980年经合组织分别为486亿美元和683亿美元，分别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8%和1．1%。美、日、德、法、日分别为151亿美元和118亿美元、66亿美元和41亿美元、27亿美元和148亿美元、189亿美元和71亿美元、91亿美元和71亿美元。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和1．2%、1．0%和0．9%、1．0%和0．7%、2．0%和1．1%、1．9%和2．7%。

两次石油大幅度提价都给西方经济以严重的打击，使西方经济由高速增长、较高增长变为负增长和低速增长，并使石油消费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1972年和1973年分别高达5．0%和5．7%，但到1974年便剧降到0．7%，1975年进一步降至－0．4%。第二次石油危机，则从1978年的4．1%和1979年的3．5%分别降至1980年的1．4%，1981年的1．4%和1982年的－0．3%。油价上涨导致以石油为燃料、动力和原料的产品成本大幅上升，企业利润剧降，使全部再生产的规模缩小、工人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国内购买力下降、政府税收减少，从而使全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进入“滞胀”。[6]

有人曾断言：“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他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除此之外，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石油这个奇妙的东西在今天比黄金更吸引人，也比黄金更宝贵”。[7]据美国出版的《全球不稳：能源和经济复苏战略》一书的估计，“两次大幅度原油涨价，使美国人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最高的失业率”。

近年来，能源武器仍然在国际关系中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2006年1月1日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同时开始降低其他含有输往西欧天然气的管道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俄政府和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2006年第一季度可以仍按2005年价格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但条件是乌方应在2005年12月31日结束之前同俄方签署从第二年4月起按市场价格购买俄天然气的合同。库普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正式拒绝这一建议。在俄罗斯采取行动开始减少乌克兰天然气的供应量后，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天然气问题。他在会后对媒体说，乌克兰愿意从2006年1月1日起以合理的市场价格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对乌克兰中断能源供应，是对其“颜色革命”的不满。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友谊输油管道于苏联时期建成，全长5200公里，用于将西伯利亚石油输往东欧和西欧国家。长期以来，俄罗斯对出口到白俄罗斯的石油不征收出口税，俄罗斯石油公司先将石油输送到白俄罗斯炼油厂加工，然后再将石油产品以白俄罗斯产品名义出口到其他国家。由于白俄罗斯石油产品出口税大大低于俄罗斯，俄公司因此获利颇丰。俄方提出，在白俄罗斯境内利用俄石油加工的石油产品的出口税中，85%应归俄方，余下的15%归白方。白俄罗斯则表示，不能同意这一分配比例。俄方于是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对出口到白俄罗斯的石油征收每吨约为180美元的出口税。白方则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对俄经过白领土向欧盟国家输送的石油征收每吨45美元的关税。1月8日晚俄白石油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白方暂停为俄石油提供过境服务，俄过境白领土经“友谊”石油管道干线对欧洲的石油供应突然中断，波兰、德国、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受到严重影响。

二、能源安全的价格风险

能源价格风险是指能源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波动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损害。能源安全价格风险是能源政治风险即能源供应中断的衍生风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能源安全的价格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风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价格出现了能源供应非中断性暴涨，使得能源价格问题非常突出，持续增长的需求、人为炒作、美元的贬值、敏感的地缘政治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油价的稳定性极其脆弱。

2007年11月9日，纽约商业交易所的WTI原油价格为97美元／桶，约为2007年1月油价的2倍。近年来，石油价格出现非供应中断性暴涨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需求拉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最近1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4%，近3年达到5．2%，明显高于过去10年的3．2%。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需求拉动石油价格的上涨。

二是突发事件推动。石油价格的走势已不单纯是石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是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衍生物。由于有资本投机因素的作用，供需关系和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总是被放大。引起石油价格波动的原因往往是一个个事件与消息，以及对事件和消息后果的预期。有研究表明，对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对石油价格所造成的溢价在每桶28美元左右，美国石油库存数对油价的影响在每桶18美元左右，2007年3月以来，美国石油库存一直是拉动油价的力量，它把美国油价平均抬升了每桶10美元以上。[8]

三是石油市场的金融化趋势使得投机活动增长。近几年来，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十分明显，市场套利交易非常活跃，包括石油期货市场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充斥着流动性，并成为推动油价暴涨的重要原因。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交易规模是石油实际生产规模的400倍，其中非实需交易占50%。流入到石油期货市场的对冲基金达到5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有1200亿美元流入石油市场。另外，国际石油价格是以美元结算的，全球通胀与美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石油价格的上涨。按通胀率折算，1980年的每桶38美元油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每桶100美元。美元持续贬值抵消了部分油价涨幅。从2002年至今，美元贬值幅度超过20%。

四是OPEC石油产量和政局的影响。产油国政局动荡是影响石油价格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虽然非OPEC产油国的产量在不断上升，但OPEC的产量仍对国际油价有着重要影响。OPEC认为，全球石油供需基本平衡，油价上涨是市场投机因素引起的，因此一直没有大幅度增产。此外，产油国政局长期不稳，是引发油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地缘政治因素对世界能源和能源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据欧佩克专家估计，2003～2005年地缘政治因素在油价结构中的作用占到15%～20%。

五是能源价格承受力增强。如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达国家对原油的依赖程度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幅下降，核能及太阳能、风能等其他绿色能源的比重大幅增加。全球经济总量的增加降低了能源支出的比重。如今能源开支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低于4%，而在1980年这一比例为6%。能源价格承受力增强，使得石油需求增长没有因高油价而有所回落。

综上所述，影响能源价格的因素很多。有专家认为，当国际油价处于高价位时，30～32美元由供需基本面决定，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市场心理可能导致10～15美元的溢价，石油库存减少有可能造成3～5美元的涨落，欧佩克减产的影响力在2～4美元，各种基金的投机炒作也起一定的作用。[9]

现代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能源的支持，现代经济的稳定运行更离不开能源价格的稳定。能源价格暴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引发石油进口国的国际开支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减缓，最严重的情况是滞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测算：国际油价每桶升高5美元，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要下降0．2个百分点，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则要下降0．4个百分点。[10]对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石油进口国因油价上涨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了OPEC和其他石油出口国因油价上涨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据经合组织推算，若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一年后将导致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产出减少约0．25个百分点。国际能源署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如果油价在1年内每桶上涨10美元，亚洲经济增长率就将下降0．8个百分点。

三、不可抗力和重大事故风险

不可抗力和重大事故风险是指地震、飓风、强雷电风暴和人为造成的重大生产与运输事故对能源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重大损失。重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不乏其例。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横扫了美国石油产业心脏地带。据有关资料，此次美国的受灾范围几乎与英国国土面积相当，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受风暴影响的人口多达400万人。飓风卡特里娜的行进路线上有近2800个石油平台，其中有1100个暴露在飓风风力下。在231个钻井中，有117个受到风暴打击。受飓风影响有10座炼油厂停产。美国汽油价格蹿升至创纪录的每桶121．80美元，国内某些地区已出现供应短缺，雪佛龙及其他零售商限量供应。出于对油价失控的担心，美国政府宣布动用紧急储备。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协议条款，投入市场的储备石油，将近一半来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从战略石油储备中抽取3000万桶原油投入市场。另外3000万桶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将由国际能源署的另外25个成员国投入市场，平均每天200万桶储备石油投入市场，这相当于两个大型炼油厂的产量。30天总共投入6000万桶，在工业国采取行动动用石油储备救急后，国际油价在9月2日应声下跌至67．57美元。

不可抗力还会引起大面积停电，大面积停电事故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大的。由于气候及技术等因素，美国曾多次发生过大面积停电事故：1965 年11月9日，美国东北部的7个州、数十个城镇的电力供应突然中断。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等州的8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陷于一片漆黑。停电使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停顿、电讯交通瘫痪、商业活动中止，4000万人口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据非正式统计，这次供电中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亿美元。1996年7月2日，爱达荷州输电线路发生的故障使美国西部15个州和加拿大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断电，大约200万人的工作生活受到影响。1996年8月10日，美国西部9个州发生断电事故，致使这一地区的空中和地面交通陷入混乱，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数百万人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98年1月，美国东部气候反常，许多输电线因结冰而折断，导致大面积断电，事故给缅因州中部19万人、纽约州北部10万人以及新罕布什尔州2万人的生活带来不便。2003年8月14日下午4时左右，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大面积停电，此次停电面积覆盖美国北部和安大略湖周围9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和克利夫兰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因停电使这些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基本陷入瘫痪，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随后，美国关闭了位于纽约等4个州境内的9座核电站。

1972年，我国武汉发生大停电，国家经济命脉之一的武汉钢铁厂险些全部报废。2008年我国南方17个省市受雪凝天气影响，湿雨加冻雨，形成冰凌、冻团，电塔成冰塔，电线成冰线。承重远超过了原先设计的负荷，终使掉串、断线、倒塌等事故不断发生。南方电网首当其冲，逼使6700多条线路中断，830多座变电站停止运行，贵州电网被迫解列成6片，造成大面积停电，湖南郴州电网崩溃，全市500万人，断电断水，长达8天之久，南北大动脉的京广电气化铁路也因此中断，造成全局性灾害。一些省市由于煤炭运输受阻，发电机组停运。从终端需求来看，电力消费占50%以上，人们日常生活对电的依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旦供电出现问题，造成大面积停电，其经济损失并不低于石油供应中断的损失。

四、永久性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

化石能源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向大气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有害物质，形成温室效应，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财产损害、影响人类健康。人们对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风险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积累逐步深化。如气候改变中的化石能源的作用以及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虽然还处于探讨阶段，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科学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事情的风险性还不清楚的条件下，就不考虑其风险是极不负责的”。

“温室效应”形成的原理是：空气中的氧、氮、氢等双原子气体的辐射能力微不足道，均可看做是透明体，然而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等三原子气体却有相当大的辐射能力和吸收能力。这些气体的辐射和吸收有选择性，它们只能辐射和吸收某些波长区间的能量。对二氧化碳这类气体，它们能让太阳的短波辐射自由地通过，同时却吸收地面发出的长波辐射。这样一来，大部分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通过大气层到达地面，使地球表明的温度升高；与此同时，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强烈地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使散失到宇宙空间的热量减少，于是地面吸收的热量多，散失的热量少，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这就是所谓的“温室效应”。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表4－1是世界能源委员会以2000年为基准对1990～202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预测。二氧化碳的排放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环境问题。目前，全球已形成《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目标是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的水平上。(www.xing528.com)

表4－1　世界各地区域二氧化碳排放预测（1990～2025年）

天然降水的本底pH值为6．55，一般将pH值小于5．6的降水称为酸雨。可能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质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它们形成的酸雨占总酸雨量的90%以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物质90%都是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酸雨以不同的方式危害水生生态系统、陆生生态系统、腐蚀材料和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酸雨会使湖泊变成酸性，引起水生生物死亡；酸雨是造成大面积森林死亡的主要原因；酸雨也加速了建筑物、工业设备的腐蚀，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和威胁人类的生命。氮氧化物是NO、NOx及其他氮氧化物的总称。其中二氧化氮的稳定性最好、毒性较大，在臭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较重要作用，是形成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酸雨的来源之一。以天然气、煤炭、重油为燃料的锅炉是发电锅炉、工业锅炉和窑炉以及化工生产过程和机动车尾气等都是氮氧化物的排放源。化石能源在燃烧过程中还会释放大量的可吸入颗粒物。它们通过人的呼吸进入人体，有关研究表明，可吸入颗粒物会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增加重病或慢性病患者的死亡，使呼吸系统和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结构以及免疫结构等。1952年12月5～9日5天时间，伦敦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由0．25微升／升上升到0．70微升／升，煤灰由1．0毫克／立方米上升到1．6毫克／立方米，结果导致比平时多10倍的居民死亡。

用江河、湖泊水作为火力发电厂和其他工业锅炉、工业炉窑等用热设备的冷却水，冷却水吸收热量后，温度将升高，然后再返回自然水源。于是大量热量排入自然水域，引起自然水温升高，从而形成所谓的热污染。热污染会导致水中含氧量减少，影响鱼类和其他浮游生物的生长，同时使水中藻类大量繁殖，阻塞航道，破坏自然水域的生态平衡。

如前所述，能源安全的特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对能源安全风险因素的识别取决于对待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观认识。

一、国内外关于能源安全问题的两种观点

1．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说

影响因素是能源安全问题研究的核心。关于能源安全的影响因素，综合起来有外部因素论与内部因素论两种观点，或者说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导致了观点的差异。外部因素论认为能源风险来自于国外不可控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以研究国际地缘政治的学者居多，因此，外部因素说也叫做能源地缘政治因素说。国外学者较早提出能源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对能源供应与国家安全有着互动式的影响。对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除了探讨能源供应安全外，还注意到由能源引起的环境问题和能源竞争中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学术界，没有一套比较成熟和权威的能源地缘政治理论。对于能源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也没有一个较清晰的解释。

国外学者认为，自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更多的是能源问题。“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能源安全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地缘政治，中东地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着整个供应系统。”突出表现在：中东局势的极度不稳定，能源大国在中东地区的积极介入，海洋能源的归属争论，对能源的关注及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谨慎签字等，这些无不体现各国对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和对能源紧缺所感到的巨大压力。随着各国对石油需求的攀升，石油争夺战也日趋激烈，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生活和地缘政治走向，从两伊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中非动荡到西亚“革命”，无不包含着争夺石油能源的因素。

国内有学者认为，在以中国为核心的能源问题的解决方面，“地缘政治”因素更是完全取代了国际能源市场简单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体系的作用，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增加对世界市场与资源依赖的原始动力。表现在能源博弈方面，在过去的三年中，在周边区域的竞争与合作的层面（如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与竞争），在石油能源主产区———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重构层面，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纷纷展开了“能源博弈”。

国内还有学者认为，能源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各国掌控政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的能力和空间。这种争夺在一些地缘政治薄弱环节和真空地带表现得最为激烈，地缘政治关系最为复杂、能源具有极难控制的政治风险。有学者指出，陈旧的地缘政治观念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只有通过地缘政治的角逐方能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受此影响，中国进入国际油气市场“走出去”战略被视为对全球霸主美国的挑战。尽管稀缺资源总会引发国际关系的冲突，但决策者们可以选择合作的明智路径，减少地缘政治争夺的可能性，防止石油供应免受武装冲突而造成供应中断。

持外部因素论的国内学者认为，未来20年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进口渠道单一，中东和非洲这两个主要来源地局势不稳，大国争夺异常激烈。②开拓俄罗斯和里海等新来源时阻力重重，多个重大项目失利；南海、东海等海上开发存在主权争端，短期内难有大的进展。③运输通道过度依赖中东和外籍油轮，存在多种潜在风险。④国内应急石油增产能力几乎为零，战略石油储备刚刚启动。⑤石油进口的现货采购方式明显不合理，成品油出口面临国家的宏观调控。⑥国家缺乏石油供应安全预警机制。

国内有学者还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审视了维护中国能源安全课题中最受关注的原油进口和中国石油企业在境外开发原油资源的问题。他们认为，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思路应该超出能源（尤其是石油）进口问题本身，进而将对能源安全的忧虑转变成主动驾驭中国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的动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可能对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安全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展开的争论，实质是应该以新现实主义理论还是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崛起。

2．能源安全的国内因素决定论

近年来，根据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及其对各国经济影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国内影响因素研究能源安全问题，甚至认为国内因素对能源安全起决定性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能源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能源风险的规避以及抵抗能源威胁事件冲击能力的问题，其中包括能源价格承受力，能源安全预警能力和突发事件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等。这种论点的实质是相对论，即能源安全状态完全取决一国抵制风险的能力，它把能源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外部环境，把能源安全问题转化为竞争性问题来研究。

主张国内因素决定论的学者认为，中国能源消费的失控增长（也就是说利用率没有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而增长）是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真正的威胁所在。低效的能源机构给中国石油业所带来的威胁与国际能源市场所带来的威胁可能是相当的。中国能源安全的真正威胁来源于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和能源利用率的保持不变。有的学者认为，技术落后使中国能源消费存在能耗高、效益差、污染重等问题，尤其是浪费严重，构成了能源不安全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从能源安全战略、能源安全组织体系、制度等方面研究能源安全问题，认为中国缺少对能源安全的全面认识和系统组织，目前的能源体系难以支撑和平崛起的进程。但是，近年来用结构因素解释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强调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的文献似乎更多。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能源的不安全说到底是石油不安全，即中国石油资源有限，石油进口可靠性不强，价格承受力不确定。另外，中国不只是缺乏一个能够制定并且执行能源政策的体系，还缺乏一个依照市场价格分配资源的能源市场。中国迅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和汽车的流行都需要极大的石油供应。但是，中国的能源消耗是粗放的、低效的，这就使得国内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加大并且威胁了中国能源安全。另外，中国对风险的厌恶和低效的能源政策扩大了它对石油进口的确定性、可靠性和可承受性的怀疑，这一点又加深了对能源不安全的警觉。

二、我国能源安全现状及风险分析

对于世界能源安全状态的判断，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世界能源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安全形势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一步恶化。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世界能源安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短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能源足够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真正的能源安全风险是清洁、高效能源的稀缺，而这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等方式来缓减的。但是普遍认为，世界能源无论从长期和近期来看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挑战，尤其是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能源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危机形势是人类在未来20～40年必须予以彻底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我国学者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安全的目标逐渐由量的保障转向对质的追求；石油依然居于能源安全的核心，但电力、天然气以及核能等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安全的领域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当前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是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保障，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和价格风险而不是供应中断风险，更不是战争风险。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点应放在国内外市场上，关键是推进能源的市场化，增强综合国力。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重视程度不够，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特别是与西方大石油公司合作的经验不足。

我国学者认为，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我国能源储量较大，能源的最为基本的供应基本上能够得到保障，不存在根本性的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对能源安全的关注重点应放在能源价格和海上运输方面；但是同世界总体水平相比，每一种能源都存在后备储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能源需求增长迅速，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能源浪费严重等原因导致我国部分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我国总体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不高，自给自足程度达95%以上，但是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很快。石油安全是我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能源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能源进口产地比较单一。②受到国际石油市场油价攀升的威胁。③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在地缘上同周边石油消费大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存在着利害冲突。④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急需应对的课题。

我国能源安全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中期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之后，一些经济研究工作者开始研究依赖进口石油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但我国学者更多的是从能源安全的状态而不是性质来定义能源安全。国内较早关于能源安全的定义是能源安全是指在本国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条件下，能源消费者能够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他们认为，能源安全即能源供应安全，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可以稳定而可靠地获得所需要的能源。这种可靠性包括能源供应来源、运输通道和相关供应系统的可靠。后来，能源安全的内涵又扩展到能源供应安全加上环境安全，国家能源安全是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的有机统一。所谓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安全性），即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指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正常需求的能源供应保障的连续与稳定程度；所谓能源使用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性）是指能源消费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大的威胁（如减少二氧化碳、粉尘和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还有学者认为，从长远看，人类能源供应面临的根本问题将是环境约束而不是资源量。人类的能源资源从来都足以支持消费需求，没有一种能源会真正“枯竭”，相对短缺的是高效、洁净、廉价的能源。未来能源供应更多受制于环保、技术、成本等因素，而不是资源量。与20世纪相比，当前能源安全的出现泛定义化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能源的作用和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发生较大的变化，“9·11”恐怖主义袭击和2002年以后国际油价出现大幅度的攀升，发达国家对能源风险的认识又扩展到能源基础设施，我国更加关注价格变动对能源安全的影响。目前，国内比较认可的能源安全状态的表述是“清洁、稳定、经济”。即质量清洁、数量稳定、价格合理。近年来，根据我国国土辽阔、能源安全状况存在着区域差别，国内一些学者试图在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上，从时间、空间、数量、质量、价格全方面定义能源安全，并提出区域能源安全的概念。

三、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综合上述观点和认识，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1．需求规模过大对能源自给能力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能源消费处于一个强劲上升的时期。2000～2008年，能源消费年均增长达到9．43%，2008年消费总量达到28．5亿吨标准煤。到2010年前，我国的第二产业将依然高于第三产业，我国经济增长将依然主要依靠能源等资源消耗型产业拉动。到2015年后第三产业才可能略高于第二产业，到2020年后第二产业比重仍将保持在45%以上，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高将导致能源消费居高难下。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生产大国，但是能源生产难以满足规模巨大的能源需求。自1993年以来，受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石油产量增长低于消费的增长，2007年我国的石油净进口量达到1．85亿吨，占我国石油消费量的50．52%。据预测，到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石油自给能力将持续下降到30%以下。除石油外，我国的煤炭、天然气未来也将会程度不同地依赖进口。

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家几乎没有能够实现能源自给的。如美国的石油自给率为50%左右，日本的石油几乎百分之百依赖于进口。能源自给率的高低决定着进口能源供应中断损失的大小。面对较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降低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损失。美国提出“能源自立”，认为，依靠外国石油更容易受到敌对政权和恐怖分子的伤害，敌对政权可以造成原油供应的严重中断，提高油价，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美国提出“能源自立”，源于美国自己拥有石油资源，美国对外依存度较高是出于商业成本的原因，而不是资源不足的原因。除美国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依赖进口石油主要是资源不足的原因，因此，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降低对外依存度。只是随着能源自给率的下降更加积极地采取有利于能源安全的措施。

根据IEA预测，2030年前，我国的石油产量增长潜力不大，但消费与进口将同步增长，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2010年的55%、2015年的63%和2030年的77%，超过OECD国家65%的平均值，甚至高于美国的74%（见表4－2）。

表4－2　1980～2030年主要石油进口国对外依存度　单位：%

资料来源：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6．

2．气候变化对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挑战

世界能源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向大气层排放有害物质对环境带来不良后果，其根源在于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环节；二是与利用核能有关的放射性排放；三是开采能源矿产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也都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负面贡献”。

我国能源依赖化石燃料的结构对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国85%的二氧化碳排放、74%的二氧化硫排放、60%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大气中70%的烟尘都是燃煤造成的。目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由此导致我国区域性的环境酸化，酸雨区已超过国土面积的40%。近几年，我国煤炭消费量持续大量增加，虽然在新建燃煤电厂开始装备脱硫设备，但是煤炭燃烧引起的各种污染问题，特别是大气污染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所上升，其中特别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明显上升，使得我国原来“十五”期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环境治理的目标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2005年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达到2549万吨，比2000年增长27．8%，远超过了“十五”环保计划。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但是西方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不断升温，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指责及外交压力与日俱增。此外，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和市场准入等条件，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贸易技术壁垒或贸易限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后京都谈判”中，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如何参与减排行动将是谈判的核心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被修改或弱化；环境承诺将成为衡量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准。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将是我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压力。严峻性将可能超过能源供应问题。

表4－3　我国未来煤炭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预测

注：设煤炭年燃量为消费量的85%；煤炭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为0．651；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60%。2000～2010年，煤炭消费的年增长率为2．5%，2010～2030年为1．5%。
资料来源：朱斌、王珏：《全球变暖与中国能源发展》，中国科学院网站。

3．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承受力的挑战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用现价衡量，我国2006年单位GDP能耗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用购买力评价美元衡量，单位能耗创造的GDP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2%，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见表4－4）。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日本的差距则更为显著，甚至比不上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轻工、纺织7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如铜冶炼综合能耗高65%，大型合成氨综合能耗高31．2%，纸和纸板综合能耗高120%。主要设备的能源效率如火电机组平均效率33．8%，比国际先进水平低6～7个百分点。能源利用效率低意味着要支付更多的能源成本，面对同样的能源价格上涨幅度，损失更大的经济利益。

表4－4　主要国家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较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8，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9，WDI online．

近几年来，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十分明显。包括石油期货市场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充斥着流动性，并成为推动油价暴涨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基金流入国际石油市场，使油价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流动性过剩对石油供需关系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2002年以来，由于受全球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美元大幅度贬值、中东地区恐怖活动猖獗、产油国政局动荡、飓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等因素的影响，直至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油价一路上涨（见图4－1）。从生产总量、消费总量、消费增量和进口量来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的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但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无定价话语权。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原油价格就开始受到国际原油价格的较大影响，而且具有加强的趋势。随着我国能源需求增长、进口依存上升以及国际石油市场中炒作“中国因素”，我国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价格压力。

图4－1　2000年1月7日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世界平均FOB现货价格）周变化图

资料来源：http：／／tonto．eia．doe．gov／dnav／pet／pet＿pri＿wco＿k＿w．htm．

4．进口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

我国进口的石油来自中东和非洲，分别占45．2%和31．5%，亚太地区降到3．6%，俄罗斯占11%。当前世界每一个油气资源丰富与集中的地区，如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都成了大国之间加紧争夺的战略目标。在中东，美国已通过伊拉克战争把这个世界石油的“中心地带”置于其势力范围的控制下。在非洲，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加快了向尼日利亚、利比亚及几内亚渗透的步伐。拉丁美洲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气外输管道，日本、印度等国加入了同我国的竞争。中亚—里海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基地”，成为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里海与外高加索国家瓜分的对象。对我国周边地区、东海地区、南海地区任何新发现的甚至已被我国开发的原油、天然气资源，美国、日本都不遗余力地同我国展开或明或暗的能源博弈。就中东和非洲等产油地区本身来看，该地区长期以来，政治、经济不稳定，战事频繁，石油生产和生产设施经常因内乱、战争等因素受到影响和破坏。若发生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有可能导致石油供应的完全中断。

我国从中东、非洲进口的原油主要是租用外国海运公司的油轮通过海上运输，运输路线严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运输距离远，运输通道单一。海上运输受海盗、恐怖袭击的威胁，海上通道安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我国无论对油轮还是对运输线都没有控制权，一旦该运输线出现严重的恐怖活动，无法保证我国能及时、充分地把进口石油运到国内。

5．不可抗力、重大事故和恐怖袭击可能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

我国能源安全的风险除了石油供应中断、海上运输受阻等外部风险，还有发生在国内的内部风险，即不可抗力、重大事故和恐怖袭击可能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电力、天然气的供应依赖网络输送，随着需求的增长，输电网和油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联接的终端用户也越来越多，一旦供电、供气网络出现问题，造成大面积停电、停气，其经济损失并不低于石油供应中断的损失。大面积停电、停气可能由恐怖袭击引起，也可能由体系本身的脆弱性或者由自然灾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引起。

与石油供应中断相比，大面积停电发生的频率更高。美国曾多次发生过大面积停电事故。2008年我国南方17个省市受雪凝天气影响，贵州、湖南、江西等省由于供电线、电塔因结冰而折断，导致贵州、湖南大面积停电，一些省市由于煤炭运输受阻，发电机组停运。大面积停电事故不仅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会造成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瘫痪。电力安全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1]《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课题组：《我国能源问题的核心———石油安全》，《中国国土资源报》，2005年11月21日。

[2]《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3]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有限世界的能源》，1981年。

[4]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

[5]② 陈悠久：《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世界经济》，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年。

[6]于民：《石油经济研究报告集》，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

[7]哈维·奥康诺：《石油帝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

[8]钟健：《冷静透视高油价下的国内外石油市场———2008年石油市场形势研讨会综述》，《国际石油经济》，2007年第12期。

[9]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

[10]倪健民：《国家能源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