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研究法-思想材料与书籍分类

一、思想材料与书籍种类

我曾说过，要有较长的时间，然后可以多读书多查书；要有较大的图书馆，然后其书可以很便利的任我们大读大查。但在正要去搜集材料之前，是否需要目录学书和大学问家的指导？大概新旧学者的搜集材料法，多只信任目录学书的提要，或请教于大学问家，以其范围为范围。例如，要研究文学者专看集部，要研究历史者专看史部，要研究思想或哲学者专看子部，要研究经学者专看经部。不但是专看某部，而且是只看某部中的某一小部分。如此，便自以为精了！而且是博的精了！我曾看见一位很出锋头的所谓新文学家，在上海某报上发表一篇关于指导人家读书的文章，说集部只是研究文学的人所要读的；若研究思想，只要看看子部及几种经书就够了（大意如此）。又有一位很出锋头而喜谈中国经济思想的所谓经济学家，有一本演讲集，说要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最好是去请教老学者即国学家，以便去搜集材料。由此看来，旧学者的搜集材料法，当然是正统派的；而新学者的搜集材料法，更惟旧学者之“马首是瞻”。

惟我独以为不然：认许多正统派的目录书和国学家，对于经部及几部“家常便书”以外的中国思想书籍，根本就不注意。如遇有文集，也多只是注意其文学方面。凡持此种态度或用此种方法去搜集材料者，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开矿山者，懒开便少得”的一类。

（一）国学导师不可靠的明证

当代国学家中如章太炎先生总算是坐第一把交椅或太上导师了！他于民国二十四年在京津各报上发表《论读经有利无弊》一文（请参看六月十五、十六两日的《大公报》，六月十日、十一日的《朝报》），其中论及井田等类思想，我曾作一文驳他道，章太师对于过去史集之少读与遗忘也——章先生独敢断言曰：“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崐绳、李刚主、李德裕、钟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生明代以后者，仅三人耳。若单就井田一项言，则只有四人：井田之制，秦汉而后，惟王莽一人行之。……宋时张子厚行之于乡；…清初颜李派之王崐绳、李刚主辈，也颇有其意。”（尚思按：“颇”字应改为“极”字。）试就我一时记忆所及，略举汉至清之力主井田者，以供章先生参考，可乎！除章先生所举四人以外，实尚有汉之何休、崔寔；唐之杜甫、白居易；宋之柴成务（井田式的垦田）、张澹、田锡、陈舜俞（*）、李觏、石介、程颢、韦骧、杨简（由限而井）、陈普、林勋、唐仲友、吕祖谦、胡宏（井田三利）、胡寅；元之赵天麟（由限而井）、王旭：明之胡翰（井田十便）、方孝孺、海瑞、庄、何乔新、郑瓘（有“井田不可不复”、“井田不可复”两议）、文德翼（*）、葛守礼、杨守陈、邓元锡、天台野人（井田十美）、胡居仁（井田不可不复古）；清之黄宗羲、吴庄（法井田之意）、吕留良、陆世仪、陈之兰（不必井的封建授田法）、陆求可、袁汝璧、庄有可、罗泽南、何邦彦、胡培翚及颜元、张鹏举等，且多数有文集，著成专论，不意章先生反未提及，但此多属唐宋以后之文集，章先生未暇遍读，犹可言也；乃彼竟并《二十四正史》，亦皆遗忘。如《明史·海瑞传》曰：“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三国·魏志·司马朗传》云：“以为宜复井田，……宜及时复之。”他如《后汉书·仲长统传》亦曰：“欲张太平之纪纲，……非井田实莫由也。”《宋书·何尚之传》亦曰：“先王立井田以一之，……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宋史·吕大钧传》：“喜讲明井田兵制。”《明史·葛守礼传》：“请仿古井田之制。”以上尚就井田一事言之，至于主张法井田之均田、畺田、限田、均赋及什一之税者更多，兹不枚举。而主张封建肉刑者，亦绝不止于章先生所言之数子。如明之黄省曾，清之陆求可一类文人，即主张封建，而痛驳柳宗元之最有力者。我因正拟编著《中国思想史》，虽曾阅唐以后三千余人之文集，但仍自以为未备，一俟我稿清出，再就章先生所举五事，分别枚举或补充可也（《评章太炎读经论调之一》）。你还要信任大学问家吗？大学问家所言若彼。你还要偷懒而不自己努力吗？自己努力而不偷懒之我，所得如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者又以为：“章先生非专研中国思想史者，尚不足怪，难道其他对于某种思想史有专门研究者，亦不可为我们的指导吗？”试看现有的任何方面的思想史，单就其所研究的一方面言，下者只像“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上者亦不过可作一种“常识”读之而已。像梁任公先生，以旧国学家，而不像旧国学家的不注重思想；以新学者，而不像新学者的少读旧书；总算是代中国思想宣传最有力的一个人了；然而他与传统的认识，究竟亦有何稍异呢？此点另详于后面。

所以关于此事，总说一句话：就是上流研究和专门研究者，与其请人家指导，不如请自己指导来得可靠（即博学广查）；至于下流研究和普通研究（初学）者，因限于精力与时间，及其他一切，当然尚有请一般对于国学与中国某一部分思想有相当研究者，略为指导的必要。

（二）目录学书不可靠的明证

我们要知道中国书和西洋书的根本不同：

1.中国书名与内容不合一

约有五点，略述于下：

（1）人我难辨。书名专述他人，而内容却专述自己者，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书名似自己著作，而内容全是摘录古人他人之格言者，如李惺《西沤外集》（占《西沤全集》之半）等。

（2）有用无用难辨。书名似极有用，而内容实极无用者，如李士瞻《经济文集》等；书名似极无用，而内容实反有用者，如一部分杂家类中的杂考和小说类中的笔记等。

（3）文集与非文集难辨。如同名文集，一则多关社会科学，如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沈家本《寄簃文存》等；一则多关哲学，如王心敬《丰川全集》，及宋、元、明、清理学家的文集多如此；一则多关史学，如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全属史学），章学诚《章实斋文集》等；一则多关经小学，如陶方琦《汉孳室文钞》（尽属经小学之考据），及清代朴学家的文集多如此；一则多关文学，历代文集多如此；一则无所不包，历代文集多如此。这是集中包括经、史、子、集等等的。反之，实是经、史、子等等专书，而亦强名为集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述便是。

（4）著书命名极不一致。这是一般人的著书命名，不辨问题性质，而取官名、地名、科名、人名、朝名、篇首之名、以详名为简名、以公名为私名等等，巧立名目，横分字号，甚至同一诗文集而名无数的（详见同上《繁称》、《匡谬》等篇）。

（5）书名雷同。今试就集部举例，如：《秋水轩稿》，明沈嗣振著（见《禁书目》）；《秋水亭诗钞》，清伍宇澄著；《秋水丛外集》，清林鉴著；《秋水堂遗诗》，清朱庆萼著；《秋水轩尺牍》，清许思湄著。又如：《清水诗钞》，清黄堂著；《清水集》，清冯如京著；《秋水集》，清严绳孙著。所以如不实地读书，即章氏说的“不求篇内之文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那就未免大错而特错了！郑樵对此，亦曾略举过例（详见《通志·校雠略》）。

若西洋，书名与内容便较合一，多就问题性质而命名，如书名伦理学，其内容必多关伦理；书名经济学，其内容必多关经济。

2.中国目录学分类多混杂

如学科至为繁多，而书籍却只分四库，四库如何归纳得下一切的学术？至西洋书的分类，便比较单纯详细，易于检查了。

（三）只有开矿山式的搜集法为最可靠

我因有鉴于上述两点，所以以为：就是读尽某部的全书，也还是嫌不够的，何况一般人连某一部的全书也不肯尽读呢？试单就思想方面的材料，来分别举几个要例于下，藉以想见其大概。

1.集部的思想材料

（1）文集。文集中的序（尤其是赠序）、书、论、辨、说、记等类，可以说多是纯正的文了。但据我看来，这类的文多是各人思想的所在，其重要有时反为那像子书的一部分（此指唐宋以后之子书，或附于各人文集之后的准子书）所不及。例如，我们要研究柳宗元的思想或政治思想，便非注意其序书等类文章不可。因为他最有价值，最为重要的是“官吏是公仆说”，见于《送薛存义之任序》、《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他如经济方面的“严格的均赋主义”见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道德方面的“反对自私的肉体的长寿”，见于《答周君巢弭药久寿书》；宗教方面的“否认渺茫荒惑的鬼神说”，见于《与韩愈论史官书》。而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陶希圣先生，却只翻阅其论说，而未知注意及此。所以他讲的柳宗元思想，只有（一）文以明道及反对注疏——（二）对佛学的采择——（三）天论——（四）国家论——（五）道在那里（《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册）五点；甚至连议论方面有关系的几篇文章，也被忽略：如《断刑论》、《六逆论》、《驳复仇议》等篇是也。即此，已可想见文集中的序书等类的重要了！而吕振羽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柳宗元，也多根据陶著，专谈其无甚关系的“三教调和论”，而不直接去翻阅其文集。梁任公先生也说：“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纪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梁任公先生这种观察，多是戴史学眼镜的，不知不只朱子、王阳明等全集多近乎子书，就是文集中的墓志、传状、碑记、祭文一类近于史书之文，其实也和思想很有关系。例如，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方苞的《方望溪全集》一类，便多关于明末清初一般思想家的记载，而为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者所不可不参看。甚至如刘献廷那位怪杰，虽生在清初，但著作多不传下来（传下来只有《广阳杂俎》一书），我们如不读王源《居业堂文集》的墓表，与《鲒埼亭集》的传，便无从知道他的思想和博学了。一面是史事，一面又是思想，二者终是分不开的。

（2）诗集。文集固然最为重要，但诗集有时也有很好的思想，如杜甫、白居易等的诗集多有社会思想、人生哲学，唐寒山、清李柏等的诗集，多有人生哲学。

（3）文编。这一类书，比较好的，约有三长：第一，有时比文集还要有用，因为他是各文集的精华。第二，有一部分不传的文集，竟为文编所保存。第三，凡就内容性质而分类者，皆甚便于我们检查翻阅。如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朱洊的《国朝古文汇钞》等（陈子龙等选辑的《皇明经世编》另详于后），便是属于这一类的。

2.子部的思想材料

（1）纯家。所谓纯家者，言其能独自立，成一家言也。如先秦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以上有书）、农家、阴阳家（以上无书），及汉后之佛学等皆是。

（2）杂家。此项约有四种：

第一为杂学。吾所谓杂学者，系广义的，指一般虽混杂一切，不专主一说，但亦能自成一家者。如杂先秦各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一般旧杂家，杂儒道佛等的宋、元、明、清理学家，及其他如桓谭《桓子新论》（《四库》无）、崔敦礼《刍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未收书）等的各代子书，以至近世杂中、印、西洋各方文化的《大同书》、《仁学》等一般新杂家。此外如孔平仲《珩璜新论》、晁说之《晁氏客语》、费密《弘道书》、陈梓《一斋杂著》一类的书，或目之为“杂说”，亦尚可附入此类中（包括“未见收”、“未及收”在内）。

第二为杂述。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一类世称之为杂述（《国学图书馆目录》如此）。

第三为杂志（或刊物）。如为清末一大革命思想家而不为今人所追念的樊锥，著有《开诚》等文，极力痛斥君主，为康、梁辈所不及，均发表于《湘报》（后刊成《湘报类纂》一书）。《湘报》尚有他人的重要文章。此类杂志报章，至为重要，非并搜集不可。

第四为考订。如俞正燮《癸巳类稿》一类书中有伦理革命思想（按：《国学图书馆目录》以此类书为考订之属，入儒家，似不甚合）。

（3）子注。如魏王弼《王注老子道德经》、晋郭象《庄子注》一类，皆有关于各时代风气与本人思想处（《国学图书馆目录》不将此类另列）。

（4）小说。如所谓“笔记小说”一类，常有关于他人与自己的思想处，非常重要，非阅不可。而“正式小说”中如李汝珍《镜花缘》一类的书，在轻女的旧时代里，独代女子争不平，其思想尤为特色！他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或许也有所用意。(www.xing528.com)

（5）类书。如冯琦《经济类编》、陈梦雷（经康雍两朝敕改）《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类编”之书。

3.史部的思想材料

（1）正史。如《二十四史》及《新元史》、《清史稿》各史，关于思想家传中之奏议及其言行等类。

（2）别史。如李贽《藏书》等（详见后面存目禁书中）。

（1）、（2）两类均属纪传体。

（3）纪事本末与编年。前者如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后者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同载钟相的思想。

（4）杂史。如《国语》、《国策》一类的书，亦颇有关于思想处（此类书近纪事本末体）。

（5）专史。如近代中外人士编著关于各种思想之史。

（6）传记。如康有为弟子二陆等合编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一类“传状”；王懋竑《朱子年谱》一类“年谱”；曾国藩《手书日记》、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一类“日记”；钱仪吉《碑传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黄宗羲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垣《历代名臣言行录》一类“总录”皆是。

（7）政书。政书中“通制”如《九通》、《续皇朝文献通考》等；“官箴”如清方大湜《平平言》等；“荒政”如俞森《荒政丛书》等；“奏议”如明杨士奇等辑的《历代名臣奏议》等。而此类中，尤以奏议一类为最重要。奏议一类原也只是文集中的一小部分，但如赵天麟、郑介夫诸人既无文集传世，正史又很少提及他们，我们如不看《历代名臣奏议》一书，便无从得到他们的重要思想了。《历代名臣奏议》等，是类编历代的；宋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乾隆《御选明臣奏议》等，是专编一代的；清陈弢《中兴奏议约编》等，是专编一时的；唐陆贽《陆宣公奏议》等，是专编一人的。

4.经部的思想材料

（1）经。如《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孟子》等。

（2）经注。如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明丘濬《大学衍义补》、黄省曾《拟诗外传》、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论语通释》、《孟子正义》、《易学三书》一类的书，多关于各人的思想。如魏王弼《周易注》，宋程颐《易传》等，亦各带有本人的色彩。

5.丛书的思想材料

如《畿辅丛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一类，或是原书已少或不流传而竟赖以保存一部分材料；或是原书系稿本而未公开，而竟赖以公之于世；或是外间虽有单行本而不完全，虽完全而多错误，而竟赖以刊布最完备与最古贵精校之本。以其中之近于子集二类者为最重要；至于经史二类，较少关系。

6.尤应注意四种违禁书目及“四库存目”中的思想材料

即使我们不大敢读当代的禁书，也不可不求读前代的禁书。因清代已属过去，今人可不必再守臣奴的态度了。如仍不略读，那就真是亏给我们生在现代了！此其一。正统派目录学最有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问人我忠逆，而不问是非优劣，由新眼光看来，如“存目”中的一部分，以价值论，有时反在“著录”中的一部之上。故爱求真理者，诚不可不读。此其二。禁毁下层或大多数人所欢迎的书籍者，即文化的最大罪人，凡爱护文化者，不可不搜阅此类之书而介绍之，以尽保存文化之责任于万一。此其三。我因此而就我所已读过的部分中，略举数种出来，俾学者得以想见其一斑：

（1）集部。如明许国《许文穆集》、袁宗道《白苏斋集》、邓之锡《潜学稿》、吕坤《去伪斋集》、袁宏道《袁中郎集》、李若纳《四品稿》、李贽《李卓吾文集》（或《李氏焚书》，二者大体相同，均遭焚毁）、归有光《震川别集》（此书极易得）、谭友夏《岳归堂集》、沈承《即山集》、金声《金太史集》，清陈瑚《确菴文稿》、吕留良《晚村文集》、李渔《笠翁一家言》、侯朝宗《壮悔堂集》、黄宗羲《南雷文约》、《南雷文定》、彭士望《彭躬菴集》、李世熊《寒支初二集》（以上六种极易得）等“别集”；及明程敏政选辑《明文衡》、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编》等“文编”。

（2）子部。明于慎行《谷山笔尘》、章潢辑《图书编》、朱健《苍崖子内篇》、屠隆《鸿苞》（二书存目），清唐甄《潜书》（此书存目）、吕留良《 书》，等等。

（3）史部。明李贽《藏书》、《续藏书》中的序评，和李氏的思想极有关系（以《藏书》为重要）。他如张溥《历代名臣奏议》（尚思按：此实不及杨等原书）、刘宗周《刘念台奏议》、邹元标《邹忠介奏议》、叶向高《苍霞奏草续奏草》（*）等，亦多有用。

（4）经部。清吕留良《四书讲义》等。（梁任公先生说吕书极多，均不传；惟尚可于清廷《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略窥见其说而已。不确！）

（5）丛书。如《快书》、《广快书》、《学海类编》（三者《四库总目》入《子部·杂家存目》）。及明李贽《李氏遗书》、高攀龙《高子遗书》，清魏禧等著《宁都三魏集》（二书易得），等等。

（1）—（5）中所列各书，或见于禁目而不见于存目，或见于存目而不见于禁目，或存目禁目二者并见；但上面多就禁目举例。《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存目，其书达6788种，比著录书3458种将近多一倍，其中有关于思想之书，想也要比“四种违禁书目”之书多了（有一部分已不再见）。

7.须并注意四库总目所无的思想材料

此可分做两部分：一是在《四库全书》之前而未见收者，如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中的魏徵等撰的《群书治要》、罗隐的《谗书》一类。但阮氏所收只有一百七十五种，实犹未尽。二是在《四库全书》之后而未及收者，大概以文集为最多最佳。杂家笔记亦颇重要，而史、经两部，亦多可供参考。以上二者，我们万万不可以为《四库总目》所无而稍忽略。

8.书籍种类应随时代为转移而不可固定

我以为：只有子部中的先秦诸子部分，确属重要的思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同时如儒家及古代的思想却在所谓经部里。是即在先秦部分已不可以只看子部为范围了。自汉至晋，重要思想多在经注子注里，如何休《公羊传注》、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等类是也。六朝隋唐多在佛经，佛经尚属子部。至唐或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一切重要思想便几乎尽在于集部了，虽然有一部分仍列在子部里，其实也只是集部某人文集、全集中的一部分。所以专读集部者，常常可以兼看其子书；专读子部者，却不能兼看其文集。我所说的思想当然是广义的，但即使在研究思想中的一小部分者，不论是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其所翻阅的范围大概都是相同而不可缩小的。若不博学或博观的专研小问题，便常常不免缺遗，变成浅陋。专研小问题而又能博学或博观，才可以算是“真的专精”。

9.结论——打破五个旧念头与到各大图书馆加紧涉猎的方法

总说几句话，就是在查书阅书时，最要紧的即在乎打破五个旧念头：第一，要打破古来经史子集四种界限。王守仁、李贽、袁枚、章学诚等谓：“六经皆史。”我则以为：与其谓六经皆史，不如谓“六经多子”之较有合也。既非尽信史，并无所谓经。《四书》、《易》、《礼记》，固子书也；《春秋》虽似属史书，然其目的在“寓褒贬、别善恶”，所以名为“史”，而实则“子”。《周礼》亦似史书；然多战国至西汉人所伪托，伪托即“子”而非“史”。《尚书》似真史矣；然二典既明言“若稽古”，而《洪范》亦经今人考定为出于战国之阴阳家，其他各篇亦多与《竹书纪年》、《逸周书》所言不合。而《仪礼》一书，亦难断定其确系出于周公与见之事实。至于《三传》，更是补充解释“名史实子”之《春秋》。可见经中近史之一部分，已多属“托古改制”之书。他如《诗经》似是文学，兼为信史，然实则多关于当时新旧派之思想言论，以新眼光观之，极有价值。经中惟有《尔雅》一书，实非子书而已。顾炎武谓“经学即理学”，虽似与我之意相同；但其目的在否认经学外之理学，谓“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详见其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及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则全与我意相反。至经学之不能成立，我已作一文略论之（详见民国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大夏周报》第八十一期《国学系一个名称之商榷》），集者非通常所谓文学专集，乃包括一切之总集也。他如子、史，亦多超出“思想”、“历史”二者之范围外。故四库之分，形式上虽似清楚；实际上则仍和混。余已详论于前。第二，要打破以人所共知的所谓大家专家为范围。如果跳不出人所共知的范围外，那就无异于一种普通常识了。第三，要打破以陈陈相因的正统派为限。第四，要打破极端的以知识分子为范围的搜集法。第五，要打破以有自著书且传至今者为限。因为各人的眼光和嗜好不同，其指定和提要不足为一般人的共同标准，所以与其信任耳朵，不如信任眼睛；与其熟读目录学的提要，不如略翻各本书的内容。亲身翻查虽然烦劳，但对于有所收获的部分，既忽觉喜出意表，即碰到全属废物的部分，亦从此大可放心。这才像前面所说的：“开矿山的人，在事先只能大概的知道某一带的地方有金矿，于是……便一重一重地往里掘，结果愈掘愈深，越开越广，一切金矿都跳不出他的手。所费的心力虽很多，而所得的金矿也不少。”

我的搜求中国思想史的材料，便是采用此种方法的。论时间已有十余年，论地方亦由上海而武汉，再到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在筹备中的东方图书馆（不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专门搜集清代禁书，及外间不易见的秘籍，又赴南京入住国学图书馆年余，补看前此未看过或虽看过而未搜集的书籍：即购此图书馆的子部集部两种书目（丛书内的子部集部在内）。除我已经看过的，和诗词赋曲等专集两种不看以外（但此类书中有时亦有重要思想，业已略说于前），其余全照次序一种一种的涉猎一过。遇有所取：凡长篇者，多先登记其卷篇页行，预备雇人抄出；至于自己，则可多看书。凡零碎者，多由自己随时抄出。同时在可能内，并在书目上简单注明其他材料，如经、史、文、哲、科、地、政、考等字样，重要者并注明其篇名，有时且附评几个字，以备将来研究其他问题时的参考。又如碰到一种近代版本和新书（易得而不贵者），被我采取的材料过多，雇人抄写太不合算，便自留待自购。凡自购的书，均可用笔眉批旁点，并折角作记号，无需在未整理前抄出。我之目的，务使最重要的材料，不致多数逃出我目之外。因为我向来不信任目录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为：多是有看等于不看，不能使人略知某书的内容，故于没有法子中，只好采用此种搜集法。聪明人或笑我为最笨最苦，我却认此最笨最苦的法子为最可靠可喜，真如古人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一则从此才知道过去号称最广博最详备的文化巨著，如《古今图书集成》、《三文献通考》、《历代名臣奏议》、《皇明经世编》、《皇朝经世文编》、《国朝古文汇钞》等书编者，实也多有所遗，而未悉阅群书。二则从此才知道现今学者，对于中国各期思想之盛衰与优劣，多不免臆断。我曾与友人书云：弟生平在京、汉、平、沪、闽（以近数年来在京、汉、平三处为最）各地所涉览之书，人约四千，卷有数万，其中尤以文集为最多。……古来学者异口同辞，以为：汉后除宋明理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外，几无思想之可言，尤以清代为最甚。如曹聚仁先生谓：胡适氏对于清代学者有很确当的批评：“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章实斋先生评传》）弟则以为：单就玄学方面观之，此言或可无大过。若就社会科学及其他思想方面而言，则在先秦诸子以后，实以明清为最盛，亦最有价值，清盛于明，明盛于宋，宋盛于其他各代。故除先秦之子书经书外，即以明清之文集为最重要。而吾人之研究，亦以明清为最难。以二千余人之文集（只就我所翻阅者而言），非短时期所能涉猎故也。近人若梁任公先生，知有清二百余年，可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矣，但亦以为：“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其他则附庸耳。”（《清代学术概论》）〔梁先生昔曾目清代为“衰落时代”，详见梁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其晚年仍谓：“中国道术史（即哲学史），……主系思想，有价值的，不过两个时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国道术史，可以分做上下两篇，分讲先秦宋明两主系。……所谓闰系，如汉朝到唐初对于先秦的学术，清朝对于宋明。……因为汉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范围，清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范围。”（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道术史的做法》），则又一如传统之说矣。梁先生晚年犹持此论；至于他人，更可想而知。〕此仍大异于弟今所云也。……我今所以能有此种新认识，全要归功于这个“开矿山式的搜集法”。

（四）直接的背景材料

关于搜求各思想家的背景材料，最好是用直接的材料，如各人在著作中自己说出的种种原因是也。其次，才是用直接的间接或间接的直接，如正史方志、墓志、行状、年谱等等所追述关于其本人种种原因是也。至于间接的材料，有时只能用作各时代的共同（*）背景。如正史的《食货志》等，多属于描写社会经济方面。而正史《食货志》所描写的社会又多数是描写当时的都市社会；有一部分生在遐方僻壤，并未到过都市的思想家，名虽亦云生在某时代，实则和都市社会无大关系。盖落后的乡村社会，和前进的都市社会，因交通不便，相差几若隔代：都市已进入封建社会时代，而乡村仍属奴隶社会时代甚至原始社会时代，都市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乡村多仍属于封建社会时代；至少也是都市已入本社会时代的最高期，而乡村仍属本社会时代的最初期或中期。（也不用远引古代，试单就现代亲眼所见的情形来说：如南京，城内的都市和城外的乡村便判若两时期。他如我国正北、正西、西北各边疆，也还有许多是带着十足的封建社会时代式的；甚至有一小部分还留着一点原始时代的遗风。）生在后代的我们，研究这般思想家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实在应该分别去观察。他如有本书或文集可稽，便不应该一味的据那正史的《食货志》。这是“愚者一得之言”，极希望一般聪明的学者能够多多注意及的！

自（一）至（四）讲“研究与书籍种类”，系以中国思想材料为限，至于研究的工具书、参考书，如古今中外的“方法论”（尤其是西洋方面的方法论最为重要）和“思想史”，现在暂不开列或举例（惟关于“方法论”的重要部分，业已另详于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