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研究法：全面深入且具有广泛意义

三、不甚广泛与多方面的有意义

这种界限法，一面各自独立，如有时把门闭着；一面互相关联，如有时把门开着。又好比许多医院的分耳、眼、鼻、喉科、内科、外科等等，似乎可以各自独立了；但要知道：研究外科者同时须略兼懂得内科，研究内科者同时须略兼懂得外科，研究耳、眼、鼻、喉科者同时须略兼懂得内、外科。如其不然，则对于本科也就无从理解了。看到此点，便知绝对分开与独立，究竟是不可能的，而其他学问与各种思想之相互关系，亦何能独自例外？

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侧重中国社会科学方面），主张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此在一部分专主研究小问题者观之，也许会认为“大而无当”，不知我实有很大的理由在，现略说明于下。

（一）研究中国思想与不广泛的范围

我认现在大学的课程最为广泛者，首推“中国通史”，时间既最长久，空间亦极广大；而关于军事、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种事实，及文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种学术，又欲包括无遗。次为“中国文化史”（广义的），比之“中国通史”，惟历代兴亡盛衰等各种事迹不在内；其余一切制度与学术，仍与之相同。又其次为“中国学术史”与“国学概论”，比之“中国文化史”，惟制度不在内；其余仍和它相同。而我们则多以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为限；至于其他事实，与涉及“本体”、“虚玄”的思想，则多不在内。这是第一点。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经今人整理过的，只有“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但如陶希圣先生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名虽非常单纯，实则关泛无比。一则对于描写时代社会制度方面较详，对于叙述政治思想方面太略，所以名虽是政治思想史，而实却恍惚是一部社会史。二则就学术思想方面言，他又详于玄学、经学、文学、宗教、礼教等方面。例如其书中有道家、名家的“辩证法”，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之说”，“灾异”、“八卦”，“谶纬”、“古文经”、“太玄”、“卜筮与五祀”、“符瑞及封禅”、“今学与古学的争斗”、“由专经到通儒”、“图谶与方术”、“太平道的组织”、“性情及命”、“命与性”、“王弼《易》注”、“庄子注释”、“纵欲主义”、“丹鼎派”、“参同契”、“佛教会的组织”、“道教的争竞”、“道佛的争论”、“僧俗的争论”、“经学的衰落”、“礼说与礼典”、“佛教与佛教改革运动”、“礼律的大成”、“经学文学与儒家的改革运动”、“三才五常”、“文儒复古论”、“性三品论”、“天论”、“文与义理”、“复性书”等等。由此看来，又似乎是一部学术史或文化史了。我们思想史对于和本问题较无关系的玄学、经学、文学、宗教等方面，除在各家背景中，或须略提及外，多不杂入史中。因为这些是编著比我们范围广大的学术史、文化史者所有事。这是第二点。

因此，我现在是不敢想编著那比本书范围广大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国学概论”（我从前曾以数月之力在百忙中编一本《中国学术大纲》，即此处所谓《国学概论》，但吾今因学问与方法均大不同，故把它停版）一类的书；同时也未便立一狭名，而竟远出本问题之外。因为如远出本问题之外，实也就无异于编著“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国学概论”一类的书了。以上是论我们研究范围不敢过泛的第一点。

我们研究范围的不断广泛，尚有两个证明，再补充于下。

梁任公先生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竟把“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分为四种，“社会科学史”只是四种中之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这种分类法是否正确，兹姑勿论，要在梁先生的意见不但可合“宗教”、“哲学”二者以外的一切思想史为“社会科学史”，而且认此种“社会科学史”为“专史”中的一种专史，不能再分下去了。由此看来，我的《中国思想史》，实亦可名《中国社会科学史》，原能成立，绝无范围过广之嫌。所不同的，大概只有在梁先生是合数部分为一整个的“中国社会科学史”，在我却反而分一整个为数部分的《中国社会科学史》一点罢了（但此点尚未定，于必要时也许要混编）。这是论我们研究范围不敢过泛的第二点。(www.xing528.com)

我平素喜欢研究哲学中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至于宇宙心性等纯正哲学，比较空虚渺茫，常常以为无甚关系（这大概是和梁漱溟、冯友兰诸先生相反的）。从前曾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里研究“中国哲学”，后来又在南方各大学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所以早就想编著此书，务使对于哲学与社会科学二者都有关系，有一部分且能合一起来。因为此书虽名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社会科学史》，但其中除了一部分是纯粹的属于社会科学方面以外，其余的一部分，却可以当作哲学思想史看。不过其性质多是经世哲学，而非心性哲学；多是社会哲学，而非宇宙哲学；多是实践哲学，而非无用哲学。略如下述：

《思想研究法》中的一部分略等于《哲学研究法》；

《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于《社会哲学》；

《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于《政治哲学》；

《教育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于《教育哲学》；

《伦理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于《道德哲学》或《人生哲学》。

由此看来，我的《中国社会科学史》，似乎就是等于一部广义的《中国哲学史》。未闻今人有谓《中国哲学史》为范围过广者，则《中国社会科学史》的范围，也就无可怀疑了。这是论我们研究范围不敢过泛的第三点。

（二）中国思想与多方面的问题

多方面的研究，究竟有何意义？我以为，当研究某人的甲问题时，可以兼参看其乙、丙、丁等等有关甲问题的各问题，则甲问题往往可与其他各问题互相映照，这是多研究便多了解的。如只研究其一点，而不兼参照其他各点，则连此一点，也无从理解了。故如所谓专研小问题者，有时亦有“行不通”之感。例如《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此一小段文中，便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非因此而把他处一切关于政、经、教之言论，完全观察，便无从知其本末究竟了。又如儒家之政治思想是“仁治”、“礼治”、“孝治”，非先充分明白其伦理理想的“仁”、“礼”、“孝”，则对于一种政治理想，也无从得其要领。墨家除经济外，由宗教而为宗教的政治（如《法仪》、《尚同》、《天志》等等），由伦理而为伦理的政治。（如《兼爱》下云：“苟有上悦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至少也要把经济、伦理、宗教、政治四方面均注意到。又如明儒丘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尤熟于国家掌故，……能以辨博济其说。……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穿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三，大学衍义补提要）“仿德秀凡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驭夷狄，曰成功化，……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此书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下之大，故所衍之义细而详。”（丘濬《进大学衍义补表》）清初程朱派之陆世仪：“《思辨录》所述，上自周汉诸儒，以迄于今，仰而象纬律历，下而礼乐政事异同，旁及异端；其所疏证剖析盖数百万言。无不粹且醇，余不能尽举也。”（全祖望撰本传）“举凡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罚、荐举、科目、乡饮、宾射、祭祀、丧纪，非惟考核之详明，实乃体认之精审，尽理无不穷，而随处有会心也。”（唐鉴辑《学案》）陈瑚：“与同里陆世仪相约请求经济大略，谓全史浩繁难读，乃编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别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类，文部分体，为巨帙各数十，字如墨蚁；皆自掌录，略能背诵。又旁通当世之务，河渠漕运，农田水利，兵法政图，无不研贯。暇则横槊舞剑，弯弓注矢，其击刺妙天下。……瑚上当救荒四政书：其预备之政四，……防挽之政四，……补苴之政四，输恤之政四。……又陈支吾三议：其议食四条，……议兵八条，……议信六条。……又上巡抚王公开江书：一审势，二经费，三兵役，四宪法。……瑚之学闳阔俊伟，博通古今。……论申韩，……论理财，……论赋役。……”（王鸣盛撰本传）其他各家，亦多如此。而章学诚之论文集，亦颇可与我言参证：“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之书）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便是说古人对于经传史子辞章四者，是专成一家的；至于后代，便以一人而兼学四者了。古人专精，后人务博。我有鉴及此，所以主张同时兼研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方面。陆游说得好：“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其怠惰因循曰‘吾惧博之溺心也’，岂不陋哉！”（《渭南文集·万卷楼记》）王国维先生说得更好：“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观堂集林·国学丛刊序》）这就思想方面而言，便是研究每一个人的思想，非遍观其整个，不足以深知其部分；非分析其部分，不足以会通其整个。而黄宗羲更明白主张多方面与整个的研究而不可分析部分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裂之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岂非析之欲其极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南雷文定前集·留别海昌同学序》）以上是我主张研究中国思想对于问题应该多方面的理由。

中国书籍多混杂，书名内容不合一，实多由于著作者博学；而为了博学之故，其思想便多变成“杂家的”了。我尝以为：“先秦诸子，以道家为较纯（*），儒家（孔孟）尚纯，墨家已杂儒，法家韩非更杂儒道墨（参看拙编《中国学术大纲·韩非与道儒墨三家之异同》），他如尹文、慎到、荀卿、许行……或沟通道法，或沟通儒法，或沟通道墨，……然除《吕氏春秋》一书外，尚重宗派，非杂家也。至汉以后，始大不然；汉后之思想，多混合先秦诸子；六朝唐宋以后之思想，多混合中国与印度；清末民国以来之思想，多混合中国（或中印）与西洋。”“中国历代之思想家，有十之八九为多方面之混合家，以学派言：一人既兼学儒道墨法佛等诸家；以学科言：一人又兼治各种文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涉及自然科学。”“故欲研究此人，必先研究其余有关系之人；欲研究此家，必并研究其余有关系之各家。宗派同而时代异者，如欲研究孟子必先研究孔子；欲研究庄子，必先研究老子。……宗派同而时代同者，如欲研究二程，必并研究周敦颐；…欲研究二蔡，必并研究朱熹。……宗派异而时代异者，如欲研究墨子，必先研究孔子，欲研究法家韩非，必先研究儒道墨各家；…宗派异而时代同者，如先秦诸子，西汉《盐铁论》中之大夫与文学，六朝之佛道儒各家。……欲研究其一，必并研究其余。”（拙编《汉后政治思想史讲义》）古来的中国思想家，既多是学问极广博、思想极复杂，在我们研究者，自亦有就其情形略将范围扩大（以可能为限），兼研各家之必要。如其不然，或不免如只见其一体与皮毛，而不得其整个真面目；或只知其流而不知其源。以上是我主张研究中国思想对于家数或宗派应该极繁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