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论
1.时代社会
宋罗璧说：“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以时观之，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列国礼义相尚，使有桓、文复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时，七国日事战争，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亦明时者也。张南轩曰：君子救世，时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劝时君行王政，汤、武顺天之心也。”（《罗氏识遗》卷一，《明辞识时》，旧抄本作《孟子谈王》）这在大体上看来，自是不错的。
2.学术教育
各人学术宗旨不同，就是讨论同一小问题亦随之而异。有如清刘熙载所说：“《诗》曰：‘有物有则。’孟子引之。而孟子亦曰：‘明于庶物。’此指物之善也。《书》曰：‘玩物丧志。’此指物之恶也。《易》曰：‘辨物。’此兼指物之善恶也。‘格’字，汉儒训‘来’，言当辩也；宋儒训‘至’，言当明也；宋以后或训‘去’，言不可玩也。韩子言‘性有三品’，物之品，其亦有三乎？然品之不同存乎物，而解之不同存乎时。盖人各以其代所尚之学而为言也。汉训‘来’，可见汉之学尚五行感应矣；宋训‘至’，可见宋之学尚理矣；宋以后或训‘去’，可见其学之尚心矣。然使曾子复作，不知竟谓之何也！”（《昨非集·格物说》）可是这亦不可一概以论，例如中国的圣经贤传，最为古来学者所重视，前大夏大学同事孙德谦先生，直认中国之经，实最精彩而为世界各国之所无；而章太炎先生更认经学关系一切，一切均视经学之盛衰有无而转移。今人尚且作此主张，古人更不用说了。但此实未尽然，吾曾略举反证道：
章大师对于读经效用之过甚其辞也，必谓经与民族思想极有关系乎，设有人问曰：就清人言，曾国藩辈非读经之士夫乎？何以甘为满人家奴？洪秀全辈非不读经之平民乎？何以反起民族革命？以今人言，不读经之青年学生，何以多因国难而自杀或赴前方？深于经学之诸遗老，何以反为汉奸而事异族？他如复辟党之康有为辈，亦皆精于经学者。以朝代言，经学最昌明者，实为清代，尤推乾、嘉，何以清代学者最富奴隶性，而无民族思想（明末清初少数学者，不能代表清代）？不知章先生将何辞以对？
必谓经与治乱极有关系乎。设有人问曰：何以王莽崇经而亡，汉文崇老而治，燕王哙慕古而乱，赵武灵王胡化而强？不知章先生将何辞以对？
必谓经与忠奸极有关系乎。设有人问曰：刘向深于经学，固忠于汉室；若其子歆，则不忠于汉而忠于叛汉之新莽矣。他如美新之扬雄，篡汉之王莽、曹操一类人，皆深于经学者，何以皆奸而不忠？不知章先生将何辞以对？
必谓经与修己极有关系乎。设有人问曰：如朱熹，世皆认为“大中至正，直绍尼山”，“卓然集汉、唐、宋诸儒之大成者”（用清王棻语）；然彼与张拭善，拭父浚即荐秦桧而阻岳飞者，是张浚至奸庸也，而熹竟赞美之；岳飞至精忠也，而熹意訾议之。（关于此点，以清初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张浚论》一、二两篇为最痛快；此外如陈祖范《陈司业集·朱子》一文，亦以朱熹为非公正；许鲤躍《春池文钞·张浚论》亦力言张浚之非；沈家本《寄簃文存·岳忠武恢复论》，亦以岳飞为忠，反对丘濬之说），其劾唐仲友，亦不免意气用事（清人文集中，亦多论及此）。他如黄震之脾气，亦甚怪僻。是最精于经之大道学家，亦未能尽修己之工夫矣！以宋代道学家开山祖师之周敦颐，而坐视其子之患色欲病，以元代大道学家之许衡，而坐视其子之甘为蒙奴（蒙古化）。是最精于经之大道学家，亦不能自感化或教训其子矣！不知章先生将何辞以对（《评章太炎读经论调之四》）？
此在袁枚已有见及：“……桓灵刊石经，匡、张、孔、马以经显，欧阳歙赃私百万，马融附奸，周泽弹妻，阴凤质人衣物，熊安称‘触触生’，经之效，何如哉！”（《答惠定宇第二书》）康有为也说：“皇甫湜教子，乃至啮肩，拔剑而逐苍蝇，着屐而踏鸡子；即薛瑄居敬之儒，而二十年不能治一怒；谢上蔡之高明，而七年不能治一矜；朱晦庵之贤，而张南轩谓其气质褊隘。”（《大同书·人本院》）所以如说学术教育颇有关系则可；如直认为必大影响，便未尽然了！如说“学术教育”为“因”中之“一”则可；如直认为“只有这学术教育之一因”或“学术教育为因中之最大者”，便未必然了！
3.地理种族
可以认做中国古代地理学派代表作的《淮南子》，其《原道训》认，人物一切均受自然地理的支配。关于此问题，请就社会与个人两方面分论之。
（1）就整个的社会来说，许多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驳这地理种族说最为痛快，兹选录其说，归纳为两点如下：
第一，地理学派的地理环境说之悖谬。地理学派如法国孟德斯鸠对于当时的英国立宪政法是很赞美的，因进而研究其所以然，说这是由于英国的气候适与这种政治相合，不但社会制度如此，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思想，也是由社会所在地的风土与气候决定的。某个社会的人们喜爱自由，别一个社会的人们又能够默然满足于专制政治之下，这种欲望的不同，完全由于该社会与另一社会的气候与风土的不同。再如各地人民对于宗教信心的深浅，也是决定于各地的气候风土的。英国巴克尔（H.T.Buckle）也说：自然的境象，过于严重的地方，因刺戟太甚，固不行；但过于平稳的地方，则又因刺戟太少，人们易趋于懒惰，亦不行；必须得着适当的平均地方为最善。竟认欧洲是个最适当的地方，所以住在欧洲的人种，才是一个能够发展的人种。再如西班牙人的信仰及迷信，妨碍精密科学的发展，是西班牙人的经济与政治衰弱的主因；而这些缺点，又是常时地震及火山爆发的结果。
这种论调非常幼稚！就同地的古今方面来观察，殊不知在任何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上，都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很大的、很深的、甚至相反的变动的；而地理环境，却并未发生速而又大的变动，甚至几乎可以说没有变动。例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何以昔盛而今衰呢？英、美、德、日等，何以昔衰而今盛呢？尤其是俄国，在一千年以前，单只小封建的公国存在着，对于经济的发达，还不曾进到狩猎粗笨的农业及畜牧以上。此一千年中，自然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而社会的发展，却非常的重大。为什么分散的封建公国，为集中的君主国所代兴呢？为什么在这个君主国之中，资产者和无产者发达起来呢？为什么君主制被推翻了呢？为什么无产者实行了十月革命呢？为什么苏俄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呢？对于这一切的问题，历史之地理的说明，全不能给与解答。已可证明很少变更的地理环境，不能直接决定很常变更的社会了。再如同一地方的东西，何以在不同的社会里，其被认为利害也随之而不同呢？这像英国的煤矿，在前是有等于无的；到了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对英国的发展开始发生了影响。俄国特尼普的急流，泥煤的产区，在前一则被视为航行的障碍物，一则被地主认为只是占了他的广大地面；但一到了社会制度和现在的技术的变动，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
再就同时的彼此方面来观察。俄国的地理环境和美国的地理环境非常相似，同样的拥有广大的陆地，同样的蕴藏丰富的矿物，而气候上的诸条件，也有些相近。然而为什么俄国和美国的社会状态会大不相同呢？俄国正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美国却保持资本主义的秩序。依地理的条件，不能说明俄国和美国之社会发展的不同，这是显然的。
第二，人种论者的种族关系说之悖谬。社会学者如霍必诺认为，必须承认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是在乎种族。他们在社会学的分析上，主要的是根据于各个人种自然特质（皮肤、颜色、头骨之构造等）的研究，然后把这些特质联系到社会的性质上去，说某一高等的种族命定是统治者，而别一低级的种族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而被统治于高等种族。这种所谓种族的理论，完全表现着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之趋向，绝对批评的价值。很多种族的优劣，在历史上是前后不同或相反的，例如白种人昔劣于黄种人，拉丁民族昔优于条顿民族。而今可就不然了。可知种族的优劣即文化程度的高低，不是天地生成的，只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并非社会发展的原因（以上多选录芬著吴译《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书原文而加以分并）。
（2）就各别的个人来说，我对此方面，更大加否认，仍照上节分为两点。
第一，就地理方面以言个人。如孔子与墨子同时生在一个鲁国里（冯友兰先生证明墨子是宋人不确，我已另有《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见《中国学术大纲》第二版附录——一文批评之），何以两人思想竟有代表贵族与代表平民的相反？而少正卯亦与孔子不两立。康有为与孙中山先生同是生在一个广东省里，何以两个主张竟有复辟与排满的不同？山东虽最守旧，但在二千多前已生了思想很新的墨子。广东虽最喜新，但直到民国还有复辟党，直到今日还是守旧派。又同是福建人，而在明代已有李贽那样喜新好奇，在民国还有辜汤生（鸿铭）那样顽固老腐。甚至同是湖南一省，何以常会产生两种对立的人物？例如戊戌运动，极端维新派的谭嗣同、樊锥、熊希龄、唐才常等，和极端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义，湖南首先响应，而头一个为满清殉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洪宪称帝，最拥护帝制的“筹安会”领袖杨度，和最反对帝制的讨袁军领袖蔡锷，也同是湖南人。于此，已可证明地理的环境不能决定个人的思想了。
第二，就种族方面来谈个人。例如同是犹太人，何以有基督教主（耶稣）、社会主义祖师（马克思）、科学大家（爱因斯坦）、资本大王（近今世界各种大王多犹太人）各种的相反？又不论何种何族里，都有思想极新极旧，资性极贤极愚，体格极强极弱，各种人的不同。种族的关系不能决定个人的思想，于此也就大可想见了！
（3）总论地理种族。总而言之，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与个人，能不能发生影响？我以为，第一，在原始时代或古代，最差不多可以决定社会与个人的。例如人的择居，是随气候寒温而聚散的；人的交通，是随地势通阻而行止的；因沿河而从事农业，因草地而从事畜牧，因森林而从事狩猎……但在后代，尤其是科学时代，便大大的不同了。人不是鸟，但现在已造飞机到空中去和鸟齐飞了；人不是鱼，但现在已做潜艇到水中去和鱼同游了；水可上山，夏能结冰；贫可致富，差可使平……所以在现今时代，如还要大谈地理环境，那简直是自暴自弃，大开倒车，想做死鬼了！想不到近年还有人主张择都会以求强盛者，说一国的兴亡，全视其择都之当否。持此种论调者，直可目为古鬼，不能算做今人；不知人力战争时代，固然要注重择都，而在科学战争时代，择都却没有多大关系。如今即使把都会迁到喜马拉雅山顶，也还是有敌人在天空乱丢炸弹，大放毒瓦斯，使你的都会毁碎，人民死伤。不务“人为的科学防备”，而恃“天然的地势险僻”，不达事理，莫此为甚！
第二，在现代甚至后代，地理环境或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当然不能说丝毫没有关系，不过绝对不能当作决定的原因，至多也只是有时可看做附因。如果进而认为主因，那就荒谬绝伦了！古人如明贝琼，已认在于习，而不在其地；在乎治之于上，习之于下，而和山川风气没有关系（详见《清江贝先生文集·送吴义孚序》）。
至于种族关系说，根本就不能成立，当作野心家别有作用的一种说法好了！
4.天才个性
明屠隆说：“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速……”（《鸿苞·核实》）这是认人的才性有种种不同的。他又就个性方面遍举证据（详见同上《人品》）。韩非也说性有缓急之不同（详见《观行》）。清宋华国更认天地生物，一气相传，善父生善子，恶子出恶父（详见《直崖先生文集·种类说》）。至于天才方面，宋詹初也把人分做“用工夫”、“有天资”两种（详见《寒松阁集·日录下》）。清李元度也分学为“顿”、“渐”二宗，更就历代学者分别举出多人以证明之（详见《天岳山馆文抄·读〈论语〉二》）。傅山更提出自己和别人比赛敏钝的证据（详见《霜红龛集·训子侄》）。康有为也论记忆力的不齐（详见《大同书·去形界谋独立》）。
我并不否认天性天才对于后天与外部、个人与社会的作用，不过这作用不是绝对的、有决定性的。如把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那四句话来比方，那么天才个性是“玉”，一切后天的外部的机会是“琢”，最后成一个思想家、道德家是“器”。或天才个性是“人”，一切后天的外部的机会是“学”，最后成一个思想家、道德家是“道”。可见最重要的在“琢”与“学”，而不在“玉”与“人”。一切“玉”与“人”，本来大概是相同的，但现象的“玉”与人”，何以各异？这便是由于“琢”与“学”。我们读了“性相近，习相远”那二句话，便知道一般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的所以相远而不相近，是由于“后天的外部的习”，而不在于“先天的内部的性”。我最痛快地说，就是所谓天性天才，如不和后天的外部的环境如社会学问等等相接触，终是不能表现其有天性与天才，天性与天才终是等于无有的，一定要和后天的外部的环境相接触，然后显出大天才、小天才、革命性、保守性等等的不同来。如更简单地说，每个人的本身，就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及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现在试引范蠡的二子作证：范蠡起先穷苦，生长子，长子便懂得艰难，所以看血汗易来的金钱如生命；他后来富贵，生少子，少子便只知享乐，所以看金钱如粪土，用金钱如泥沙（详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分明是由于后天的境遇，而和先天的品性没有多大关系。古人如明黄省曾也有见于成功在习不在性，而主张贵习（详见《五岳山人集·陈晓问性》）。(www.xing528.com)
5.年龄老幼
傅山认记忆力是跟着年龄而渐差的（详见《训子侄》）。张英更把人的一生分为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前、后两期（详见《双溪全集·听训斋语》）。少年人是不喜欢老配偶的，如《墨客挥犀》所载。而梁任公先生对这年龄方面，其《少年中国》一文，言之尤详。
但我们却要知道，年龄根本就没有本身，而是随境遇与经验（广义的）而转移的。只像一张白纸，钉在公共的办公案上，遇到喜欢用红墨水的人，便遗下红色的痕迹；遇到喜欢用蓝墨水的人，便遗下蓝色的痕迹；黑、黄等色亦如之。结果如红色多于其他各色，他便变成一张红化的纸；如蓝色多于其他各色，他便变成一张蓝化的纸；黑、黄等色亦如之。年龄正像白纸，境遇与经验正像用各色墨水的人。人的年龄愈大，愈多经验，这是对的。但是这经验，并不是愈多就是愈对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当然时时刻刻跳不出社会的范围，而现在及过去的社会，总是非常复杂而又常常变动的。因此，第一，一个人生在这种社会里，如其个人境遇是苦的或苦多于乐的，社会环境是恶的或恶多于善的，那么他的年龄愈大，便愈会有这苦、恶的感觉，其思想因而益趋激烈，其行动因而益趋革命。第二，反之如有乐与善的感觉，其思想便益趋顽固，其行动便益趋和平（此“和平”即“保守”，下同）。第三，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虽不甚乐也不甚苦，可以得过且过，那么他便成了调和派或灰色化了。第四，再如有一个人，从前快乐后来痛苦，他便会由顽固而趋于激烈，由拥护而趋于反对。第五，反之如境遇由痛苦而变成快乐，则其思想行动也会跟着由革命而变成保守。在一切旧社会里，大概有此五种人（虽然有例外，大体确如此）。再明白地说一下，就是有的年龄愈大愈左化，有的年龄愈大愈右化；有的一生穿的都是灰色衣裳；有的少年左化，老年右化，即所谓“开倒车”；有的少年右化，老年左化，即所谓“向前进”。要点皆不在年龄的大小，而在境遇的优劣，即思想是跟着境遇而不跟着年龄的。
6.阶级遭遇——经济的力量
（1）思想家与阶级的关系。试就中国历代思想家当中，随便举出几个要例。如先秦各家中，墨家墨子是手工业者，较接近农民阶级，所以一面主张信天、明鬼，仍有点利于压迫者；一面却主张兼爱、非乐、非命、短丧、薄葬、节私（少妻）、节用、劳动者得参政，“人无贵贱，皆为天民”，兼爱、交利，“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爱利万民”，“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痛恨“暴夺人衣食之财”，“贪于饮食惰于从事”者，明白表示是被压迫者的立场。农家许行，是农民阶级（尤其是雇农），所以主张君民并耕，自食其力，划一物价，交换农产。道学老庄，主张个人主义，虚政府主义，回复原始，绝对自由，反对劳动，破坏一切（详见后附拙作《用物观考据证明李季观察道家阶级和主张的错误》一文）。儒家是已成过去的贵族阶级，所以主张恢复西周社会（“天下有道，自天子出”，“尊王贱霸”，“宪章文武”），回忆祖先盛时（孔子祖先由殷之帝王而宋之公侯，又由公侯而卿大夫，以至于己，方为士为平民），讲究衣食享乐（见《论语·乡党》），多带贵族色彩。（孔子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孟子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法家是新兴而正得志的地主阶级，如申不害、李悝、商鞅、李斯等皆为国相，韩非亦“韩之诸公子”，于是为长久保持本阶级权利起见，而反对法先王、复古道，惯用严厉手段，实行愚民政策，主张尊上抑下，排斥放任主义。又在汉后之主张井田、均田、限田、畺田、平土、均赋者，大多数是贫者，如李觏、张履详、颜元、王源一类学者，即其代表也。其中之张履祥，更因贫而躬耕，以维持生活，遂大提倡其“耕读合一主义”。又如宋王小波，是个正式的农民阶级，因不堪官吏和地主的压迫，遂起而作乱，杀县官，“剖其腹，实之以钱，恶其平日爱钱故也”。更对民众说：“吾贼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更力倡“等贵贱，均贫富”主义，大杀富豪、官吏、儒生、教徒、术士。这若在统治者、地主阶级，便会发生相反的论调，如司马光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乐虽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许衡说：“天有寒暑昼夜，物有生荣枯瘁，人有富贵贫贱。”这般地主思想家，竟认为贫富不均、贵贱不等为美满社会，天经地义。各种例子，到处皆是，单看这几个人，便可知经济的阶级和思想的密切关系了！
（2）思想家与遭遇的关系。此如罗璧说：“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三监乱周，而周公作诰；孟子不遇齐梁，患杨墨，而述七篇；仲舒、刘向下狱，而著《说苑》、《新序》、《繁露》、《玉杯》等书；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皆崎岖厄塞为诗章。迁之言，信而有证也！”（《罗氏识遗·经根人事作》）
（3）经济的决定力量。“存在决定思维，而非思维决定存在。”“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及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等等关于文化者），而非上层建筑决定基础。”这话在大体上，是任何人不得否认的，要否认也有一切事实在那里作反证。如五代谭峭更主张“唯食史观”，认世间一切都是随食而转移的（详见《化书》的巫像、七夺、奢僭、战欲、无为、鸱鸢、养马、太平）。明李贽也主张“穿吃史观”，认为除此穿衣、吃饭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伦物之可言（详见《李氏文集·答邓石阳》）。此外尚有司马迁、桑弘羊主张“唯利史观”（详见拙编《中国哲学史讲义·司马迁之历史哲学》及《盐铁论·毁学篇》）。司马迁、谭峭、李贽三人的主张，有时似乎同于今世西洋的唯物论。其次如宋李觏、清旷敏本（另详第七章第一节中的义利问题）皆与迁、桑、谭、李四人之言，同一见解。
（二）总论
吾人观察一切原因，就大体上说来，约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是异宜而难一致的，第二是复杂而非单纯的，第三是螺旋而非平等的。现在略述之于下。
1.异宜而难一致
（1）随统治而不同。详见清李世熊《宁化邑志》的“自序”、“风俗”。
（2）随职位而不同。详见袁枚《答问诛马稷事》。
（3）随时势而不同。详见袁枚《徐有功论》。
（4）随风土而不同。详见李塨《阅史郄视》卷二及袁枚《徐有功论》。
（5）随问题而不同。详见袁枚《三答稚存》。
（6）随对方（或能力）而不同。《伦语》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观察一切事物之原因，固当如上所述，而更进一步应用其法去对付一切事物，也是同一个道理。
2.复杂而非单纯
必欲尽归因于时代社会，试问同一战国之孟子与许行（或诸子百家），同一盛唐之李白与杜甫，何以一一相反？
必欲尽归因于地理种族，试问同一鲁国之孔子与墨翟，同一广东之康有为与孙中山，何以各不两立？在任何同一种族中，何以皆有智愚、强弱、高低、贤否之不同（此已详前）？
必欲尽归因于学术，试问同一崇拜孔子之孟与荀、朱与陆，何以互相敌视？
必欲尽归因于个性，试问同一康有为，何以倡大同、废婚姻、无政府等主义始，而倡君权、礼教等主义终？同一吴稚晖，何以倡无政府主义始，而为政府极力奔走终？
必欲尽归因于年龄，试问康有为何以益老而益守旧？李大钊何以益大而益趋新？
单就上举各例以观，已可知我所谓“复杂而非单纯”的，不是臆说了。
3.螺旋而非平等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原因，据我研究的结果，第一，不是绝对的呆板的一因，如各种唯心论及机械的唯物论。第二，不是平等的对立的多因，如因素论、心物二元论、调和派、折衷派等。我是极力主张螺旋式的、辩证法的，以为在各因中有一个共同基础，这就是经济。其他各种上层因素，有时亦能发生反作用，而在上层因素当中，文化又不如政治之重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