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保权1、2
(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在读博士,陕西西安,710072
2.陕西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现代资本主义使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断裂”,随着近代社会越来越迅速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断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是对这一现象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建构,力图寻求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解,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实现这两种“和解”的最终答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新陈代谢 断裂 和解 共产主义
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自我的发现与不断强调、人性的外化、对于自身福祉的追求,始终是膨胀着的最原始驱动力”[1]。人为了自我发展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而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具有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困境(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就有多位学者提出“实践负效应”的理论观点)[2](P40-45),这种理论观点正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延伸。科技文明在近代使人类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到了更高程度的解决,但这些胜利只是局部的、短暂的,而带来的问题却是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并且一直都未停止。
迄今人类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以来,我们已深切地感受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当代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它所要求的增长经济所导致的环境持续恶化的结果。当今主流的环境保护主义和一些所谓“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及拥护者的很多思想和行动都具有乌托邦倾向,他们企图在现有的价值与技术体系下寻找生态危机的成因和解决的办法,而且想象并且说服他人去相信这样就可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和做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有些甚至最终成为资本的附属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就是明证。
这极为矛盾的、严酷的现实引发人们不断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和内省,也催生着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曾对此而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思想,他借用了生理学的“新陈代谢”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即人类以各种具体劳动为中介与自然发生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新陈代谢。各种具体劳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到私有制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扩张需求而忽视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同时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以及剥夺他们良好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与工人阶级的对立,这样就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的断裂,而且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原始的和谐关系的断裂,现代资本主义使这两种“断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和解的过程是漫长的、反复的、艰难的、痛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便是应运而生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建构。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从概念和体系上寻根溯源。“生态学”这个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斯坦利又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生态学一词的含义随着生态学学科的发展及生态问题在现实中越来越突出,它的内涵也在变化。“美国生态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莱维斯(Richard Levies)概括了‘生态学’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1)意味自然界:即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因素的自然的经济体系;(2)作为科学门类:即研究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生物学科;(3)代表一种观念:即根据对自然的经济体系的认识、了解形成的关于人类生存的有效用的观点和看法,并相信它;(4)是一种运动:即一种试图把现有社会改造成与生态观念一致的政治活动。”[3](P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学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不出上述四种,只是侧重不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是一位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于1979年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中第一次提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有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英国阿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瑞尼尔·格伦德曼(Refiner Grundman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法国学者高兹(Andre Gorz);美国学者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他们代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前沿;意大利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还有希腊自由政论作家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Fotopoulos)。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在苏东剧变后,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来建构的,但在用语上,始终使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而并未定义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着手创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作了解答,“首先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进行批判的反思,继而通过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这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哲学形态,就在于它经过了一个理论的建构过程,而“这种理论建构的实质就是哲学形式的建构”。[4](P15)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研究并拓展其生态视域,这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容。如本·阿格尔的理论着重于重构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只有揭示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以实践为基础,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它的突出特点是坚持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2.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是从不同角度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如本·阿格尔和莱易斯是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维系统治合法性的角度论述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的,奥康纳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运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条件。高兹和福斯特侧重于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与生产方式的特点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
3.对技术的批判与对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地谈论技术的作用,而是把对技术作用的考察与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有密切关联的。人类长期以来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最大化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更多更好的消费方式,在此基础上,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而一味向自然攫取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4.生态政治哲学。生态政治哲学既包括生态政治战略,又包括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对于前者,他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生态运动引导至阶级运动。他们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既能满足个人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
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来源于对这些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并进行重新建构而成的,因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我们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解决生态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关于“自然”、“生态”的概念是两个基础性的重要概念,它们贯穿于马克思许多论著之中,并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树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过“生态学”一词,但是由于“马克思生活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他对资本主义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内,都比今天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学思想都更具有基础性”[5](P125)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P95)马克思的唯物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即自然的人化;而他的人类学思想则强调人本身随着被自然界的改造和演化而不断变化发展[7](P67),自然界和人真正被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同时,人类五官感觉的形成都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生成物,人们的生产实践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是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生态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8](P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历史,也包括对自然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是涵盖了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广义的“大唯物史观”[7](P66),即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思想中,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部分,自在自然能够不断地向人化自然转化。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理论分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中的断裂现象,回答了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微观机制和根本原因。“新陈代谢”作为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生物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化学性质的合成和降解而不断进行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的过程。马克思创造性地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是由于他对李比希的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它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强化和加深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并且是“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因此人类发展必然要求把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系统性恢复”看作“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现实状况必然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认为造成“新陈代谢的断裂”的原因是社会问题,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克服人与社会的异化,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界的异化。而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正常的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而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新秩序则是恢复和维持正常新陈代谢的必要条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实现人类社会内部“和解”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解”的最终答案。(www.xing528.com)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制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性的真正拥有,是人向自身本体,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整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真正解决。”[6](P120)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性异化的反抗,它是天然合理的,使人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展。人类对社会公正和终极理想的追求,对生态和谐的追求不会止息,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不会终结,在新世纪必将再次蓬勃兴起。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又有着相异性,从而导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不同解读。
首先,极少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阿格尔、格伦德曼和奥康纳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如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性。马克思主义虽然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消费问题,但并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性,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生态系统的严重压力,也就是消费主义本身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任务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另外就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自然的自主性。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他很少谈论生态问题,因而不是生态学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填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生态理论空场。
其次,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其理论渊源,而且从方法和具体内容上都继承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卡比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认识生态危机实质和根源以及解决方法的基础。日本学者岩佐茂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来阐发马克思理论中所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并论证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意大利学者卢西那·卡斯特林那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批判了黑格尔主义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思想,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等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应阐述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思想和不要把人的力量看成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思想。福斯特认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内容。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条件而并不成熟,而且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思想的重构就是一种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与生态学进行外在的融合。理论上,生态学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因为生态问题成为一个制约经济的重要因素;实践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生态学为绿色政治学提供了可靠而正确的理论基础;而生态学作为精神武器也只有依托于绿色政治运动才能改造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学的未来社会途径的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引导当代生态主义运动共同走向公正的、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有互补作用和内容方面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因而两者可以融合。
还有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已经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们对于这些原则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扩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化就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是内在重建的思路。这一思路的代表是福斯特,他明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外在的结合,而是要求内在重建,即围绕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科学与生态学这三个主题展开,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生态学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是生态主义,马克思就是生态学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家一样,都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态极限和生态可持续问题应当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还一直致力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
(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我们正确看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所做的努力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他们的工作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发展和开拓创新,就必须把自己的理论关注点汇聚在生态问题上来,因为当代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就是生态问题,只有结合当代实践从各方面来思考生态危机等现实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挖掘出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从而向人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等方面的科学论述中都包含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应当学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研究经典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融合的方法,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并且使之与中国的生态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国化,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尺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两大关系反思的结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五个统筹”之一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和谐。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生态思想提出的时代,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一样如此突出,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生态文明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有了生态问题这个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要团结起来向发达国家讨取生态成本。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理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法,如进行绿色政治运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提倡“生产性正义”来实现社会公平等,虽然这些方法具有某些消极性和“非暴力性”,甚至有些空想性,但是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反思的理论,还是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及其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我们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借鉴。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立足基本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和维护生态价值、重视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等理论,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利用科技手段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1]姜生:《吾心便是宇宙——论人的精神世界》[A],载《齐鲁晚报》2007年2月15日B2版[N],《青未了·讲坛》栏目。
[2]曹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版。
[3]郭剑仁:《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版。
[4]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J],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及现代意义》[D],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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