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胡军良

(西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创造性阐扬，也是哲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全方位彰显。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表征了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价值理性向度揭明了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而实践理性向度则体现了其以自主创新为宏旨的行动诉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交往理性向度　价值理性向度　实践理性向度

一、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

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其说是导源于与现实经验无涉的玄思妙想，毋宁说是发端于时代现实的实践需要，与其说是思辨独白的结果，毋宁说是思辨与现实对话的产物，与其说是立基于“先验理性”的运思玄设，毋宁说是依凭于“交往理性”的对话扬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如此，科学发展观当然亦不例外。

如果说先验理性是一种凸显超时空、超历史和超实在的终极本体和表征世界与存在秩序之终极依据的理性样态，^{［1］(P5-7)}那么，交往理性则是一种冲破先验论形而上学之樊篱和消解以一驭万的权力话语、无视他者之孤芳自赏的理性范型;如果说先验理性是一种排他的、独白的、单维的且是一种远离现实世界的、从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出发的以及囿于意识哲学的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样式，那么交往理性则是一种包容的、对话的、多维的、程序的且是一种面向生活世界、能够超越特定的文化形式以及通过开放性的话语论辩来建立共识的理性体例。对于科学发展观所凸显的交往理性向度，撮其枢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就理论品格而言，科学发展观彰显了一种与现实对话的问题意识与时代精神。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蕴涵一个与时代现实交往对话的过程。它在形成过程中所凸显出的对话特性，既使得自身所涵涉的主题、诉求、旨趣与时代现实紧紧关联在一起，从而打上了“时代性”这一鲜明的烙印与获得了“现实性”这一重要的标识;又彰显了一种以“解决时代问题、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为“鹄的”的问题意识与时代精神。那么，科学发展观究竟直面了什么样的时代现实问题，关注了人的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呢?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降，“发展”问题遂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之一，面对这一时代主题，理性优位和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可以说重新一跃成为人们的行动标杆和实践指针，在“现代性”之光、“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理念的引领下，人们不仅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主张以理性为准则来建构社会规范，以进步发展作为社会文明的目标，以科学为动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期的艰难曲折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也以自主的姿态加入至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浪潮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同样是理性化的运动过程，因为，标志着中国业已走向现代化征程的市场经济实质为一种理性经济，而市场秩序实质是以“理性人”的合理合法行为来对市场本身加以维系的秩序。

应该说，理性追求自身的自我实现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随着世界的祛魅化、文化和宗教的世俗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技术化，理性也渐次趋向一种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来最有效达及目的的理性，或者说沦为一种以工具崇拜与技术主义为其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多国家早期的“发展”观念为何会以“物”为其根本重心，以“GDP”为其基本标志，但是，这样一种见“物”难见“人”、唯“经济指数”是崇和唯“GDP”是举的发展观念所引发的意识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异化、信仰危机、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球性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把对“如何发展”的运思与考量作为其最切近、最切己的时代课题。

诸如，标志着人类极限意识重大觉醒的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就是对“人口”、“工业化的资金”、“不可再生的资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积极回应。^［2］(P5)无独有偶，代表着中国现代性内在超越的科学发展观则既是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调控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资源”、“集中关注科学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以及“维护环境与发展平衡”等诸如此类的当代性问题的深度反思，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跃迁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与社会保障压力渐次增加”、“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等悖谬性的生存境遇的真切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充分展露，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关注时代”、“对话现实”等理性精神的又一次本真弘扬。

其二，就理论形态而言，科学发展观在与传统发展观的对话中开显了一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当代发展观形态。“发展”问题虽自二战结束以后业已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时代主题，但是关乎发展的观念亦并非僵化自守、一成不变。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日渐关注与对发展本质认识的日益深化，有关社会的发展观念大致也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的更替与嬗变。

其中，第一代发展观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即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以工业化为中心内容的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同时因囿于自身“以物为中心”的单向度诉求而在客观上导致了社会发展陷入经济、社会、自然相互之间极不协调的态势之中。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观念，究其实质，即是将经济数字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如此一来，“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生态与社会危险，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盲目追求的目标。”^［3］(P13)一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其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4］(P296)}第二代发展观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与结构改善、社会变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由于是对第一代发展观所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之窘境的纠偏，因而尤为注重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不过，该发展理论虽然是以“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为其基质，虽强调当代社会发展境况的综合协调之维，但却忽略了人类长远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等诸多问题，因而也就缺乏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和着眼可持续的向度。与之相较，第三代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则十分注重将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社会进步同后代人可永续发展的问题有机关联起来，从而凸显了发展之面向后代与聚焦未来的本真特质。这种可持续发展观，由于其特别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也就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业已开始步入至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不过，该发展观虽然在现代化发展的运思上具有更高的前瞻性、更强的综合性、更广的包容性，但因其尚未阐明诸如“为谁发展”、“依靠谁来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以及“朝向什么目标发展”等奠基性与全局性问题，故而也就缺乏现代发展观应有的思想深度与时代高度。

有鉴于此，科学发展观以“交往对话”的理论姿态既“汲取”了传统发展观所涵涉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核心要义，同时又“扬弃”了其所具有的“以物为中心”的单向度聚焦、“面向代际与未来”之向度的付之阙如、“发展目的、发展路径、发展性质、发展主体”的蔽而不明等诸如此类的局限，从而创设了一种彰显“以人为本”之宏旨和蕴蓄“发展目的、发展主体、发展手段、发展路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区域、群际、代际的协调持续发展”等多重关系的更高层次的新型综合发展观。质言之，科学发展观在与诸传统发展观的“交往对话”中实现了自身在发展性质、发展路径、发展主体和发展形态上的超越，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社会和谐”的时代精神内蕴于自身的理论硬核之中，又使得“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关涉“社会存在”的当代世界主流最新的发展理念(抑或“社会意识”)蕴涵于其行动诉求之内。而科学发展观所关涉的上述“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与历史唯物主义意在把捉“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交融和谐的基本旨趣恰好又具有相合融通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构，而该重构又和其与传统发展观所进行的动态的、积极的交往对话是密不可分的。

二、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

科学发展观既是“交往理性”在当代的彰显，又是“价值理性”在当代的复归。因为，就理论旨趣而言，它表征了一种缓解科学与人文紧张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在，或者说实现“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互补统一、力促“人本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交融的精神诉求，而该精神诉求同“价值理性”的内涵意旨又是契洽相融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两种判然有别的理性样态。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一种以知识的追求和个体目的的满足为宗旨的理性活动”^［5］(P22)，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以终极价值、理想信念的诉求、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价值根据与基础的寻求为意趣的理性活动。”^［6］换言之，如果说工具理性所涉指的是行动仅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假借理性达及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所强调的是明确的行动目标、对达及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的精确计算和对行动的伴随性结果的清醒意识，那么价值理性所涉指的是终极的价值关怀在判断中的中心位置，所强调的是动机的纯粹性、目的的绝对性与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及的目的。就科学发展观所凸显的价值理性向度而言，举其要者，有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实现“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互补统一。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既离不开“工具尺度”的权衡，也离不开“价值尺度”的评价，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一个客观历史渐次演进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人之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两相比较，工具尺度可以更好地把工具理性在选择最佳手段时所呈扬的作用、力量、效率和速度彰显出来，以及更好地凸显工具理性所创造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实体性条件，凡此种种都是价值尺度所无法直接加以比拟的。不过，价值尺度虽不能显扬人类理性在把握和改造世界时所体现出来的实体性条件，但是却可以显露和提供那种能够为人类实践指明前进方向、终极目标的精神性要件，即能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所提供的行动的自由感、生存的意义感和实践的价值感。就此而言，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是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

但是，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汹涌而至，“工具尺度”或者说“效率尺度”可谓渐次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社会发展的评价准则。之所以会出现如是的境况，究其成因，与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给工具理性的威力留下了明证不无关联，^［7］在现代性高奏凯歌的态势下，工具理性成了“放荡不羁的自我捍卫”的发动机，^{［8］(P362-363)}它把世界抽象为“空洞的实在”。被“祛魅”了的当代社会日益变成了一个完全由工具效率与认知专门化的标准来支配的社会样态，工具尺度走向了极端化，手段变成了目的，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和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笼”。这样一来，“工具尺度”独超众类而一跃成为一种类似于康德(Immannuel Kant)“理性法庭”的最高尺度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形之下，价值理性却在工具理性的高扬独尊、张扬夹逼下渐趋衰微、失语缺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价值、自由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丧失，人性的贫乏化、工具化、机械化、碎片化以及“物性”对“人性”的主宰与取代。^［6］如此，发端于价值理性的价值尺度沦为一种大遭漠视甚至无人问津的边缘性、次生性尺度也就势所必然了。

这种对工具理性和与之相应的工具尺度的顶礼膜拜所引发的消极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社会的风险化、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人性的异化、生命的客体化、文化的贫困化以及价值的虚无化，都可谓是“工具尺度”轻狂僭越、盛行无碍所致的不良产物。而韦伯(Marx Weber)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等诸如此类的运思构想，均为西方学界对这一态势所做出的回应。这些理论的偏好取向虽有径庭之殊，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旨，那就是消解“是”与“应当”的紧张关系、实现“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深层和解。

无独有偶，中国发展语境中的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对上述基本态势所作出的一个积极回应，或者说是向价值理性的一种深度回归，这种回归当然不是为了否定工具理性和工具尺度，而是为了引入价值理性和价值尺度来纠工具理性、工具尺度轻狂僭越的褊狭，是为了对传统发展观过分倚重“工具尺度”而忽略“价值尺度”的一种反拨。因为关涉工具理性的“工具尺度”与关涉价值理性的“价值尺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和谐的发展都不可或缺，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且在互动中达到“互补统一”，无疑是一个社会走向和谐稳定、协调有序的内在要求之一。

而事实上，科学发展观也是紧紧围绕这一旨趣来展开运思与实践的。一方面，它强调其第一要义是“发展”，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业已摆脱了苏联发展模式的中国的现代化依然要以“工具理性”充当“开路先锋”、“起搏器”和“润滑剂”，以“工具尺度”作为权衡社会发展态势平稳与否的标识，而这一点与工具理性促使工业文明的形成、社会经济的强盛以及使得人类能够得以科学有效地认识与改造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因工具理性的独领风骚会使人丧失对自由和意义的追寻，会使人沦为手段与工具就对其加以全盘否定。如果一味否定工具理性、一味否弃工具尺度，就会缘木求鱼、因噎废食，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文明的倒退。

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早就揭明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P775)}可以看出，如果只强调“工具尺度”而不注重“价值尺度”，只奉行一种“唯发展主义”、“唯进步主义”、“唯经济主义”、“唯物质主义”和“唯GDP崇拜主义”，那么，人就会被工具理性、工具尺度所支配，就会失却其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就会变成生产的奴隶，或者变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的“单面人”。有鉴于此，科学发展观又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因为发展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人”，发展唯有落实至“人”的身上，唯有把满足人的本质需求与生产需要有机关联起来，才能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这一发展的最高境界。

其二，力促“人本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交融。标志着价值理性在当代的复归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旨在实现“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互补统一，而且意在力促“人本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交融。“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彰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对“物本主义”价值观的纠偏，因为，物质生产诚然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唯物质生产是举而漠视其他生产形态的存在及其对物质生产的制衡与影响。实际上，早在150余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业已指出，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意识的生产以及在四种生产中所产生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共时态而非历史态的。而诸多传统发展观由于未正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以致社会的发展呈片面乃至畸形之势。

与之迥然相异，科学发展观不仅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更重要的是促使了社会发展理念从钟情“物本价值”到聚焦“人本价值”的嬗变，其标志就是“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的弘扬。顾名思义，“以人为本”即是一切从人本身出发，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增进人民的福祉。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以人为本”与西方语境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谓判然有别。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其意并不是把“人”视作宇宙的中心、万有的灵长，而是强调要把人的发展放在社会的发展的中心位置，强调人的全面而丰富的发展以及强调在实践层面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谋发展之业、共尽发展之责、共享发展成果与共担发展成本。而这显然判然有别于那种动辄把人视作宇宙的中心、把人视作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目的、把人视作万物的权衡、把人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把人的价值观视作评价宇宙万有的最高尺度，以及动辄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培根(Francis Bacon)］、“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自然界为精神所渗透”［黑格尔(G.W.F.Hegel)］等如是的“人类中心主义”。

不过，“以人为本”虽迥异于“人类中心主义”，却仍需谨慎观照与看待“人与自然如何共存、人与环境如何协调”这些人类发展过程中所会遭遇到的永恒主题，仍需始终坚守“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不可同日而语的界限与差别，防止将“以人为本”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误读乃至误用。事实上，直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境遇，不难发现，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也同样产生了类似于西方所出现的“土地沙化、水源污染、空气污染、酸雨危害、温室效应、生态失衡”等比肩而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诚然与中国现代化这一历时性的存在却获得共时性的特征，即传统、现代与后现代诸症候共存的局面密切相关，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之主体性的过度高扬、人之单向度需求的过分张扬也不无关联。从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扬弃，但却并不意味对“人与自然如何共存”、“人与环境如何协调”等诸多问题的消解。(www.xing528.com)

正是有鉴于此，科学发展观在注重“人本价值”的基础上，还尤为兼顾“生态价值”的重要意义，力促二者之间达及一种动态平衡，从而使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生态学思维”的特征。其突出的表现即在于它尤为突出“代际公平、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顾名思义，代际公平、环境友好、生态平衡，指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上都享有均等的权利，指的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1］(P201)}基于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寓于不同历史过程和不同历史主体的全面发展之中，做到既积极谋求当前性发展利益，又实施前瞻性的发展战略，既聚焦当下，又注目未来，既考量发展之基础，又谋划发展之后劲，既为当代谋求现实福祉，又为后代开拓发展空间，从而在发展中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意识，确立节约能源与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意识，以及树立环境即资源、改善环境和保护资源即是保持与发展生产力的意识。这种涵涉人类未来生存之考量的科学发展观，难道不是对社会发展之合乎目的性和价值理性的系统性运思吗?

三、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

科学发展观除凸显交往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理性向度外，还彰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性向度，即通过“自主发展、开拓创新”这一核心要务所显扬出来的实践理性向度。“实践理性”，如若从基本形态上着眼，是与“理论理性”相对而言的一种理性样态。如果说理论理性是以“求知尚思”或者说概念化、范畴化的“思维认知”为其鹄的，那么实践理性则是以“求做尚行”或者说实在化、实证化的“躬行践履”为其旨归;如果说理论理性所膜拜的是思想的思辨张力和理性自身的观念性维度，那么，实践理性所钟情的则是以行动的变革力量与理性自身的现实性向度。对于科学发展观所凸显的实践理性向度，要而言之，有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坚守“自主发展”的实践旨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事业既不是起始于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发端于充分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而是脱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的开拓与推进就必须要走“发展之路”，唯有走“发展之路”，才能一改中国长期被动挨打、贫穷落后的局面，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12］(P791)这一政治韬略相契洽、相融通，因为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文化特性”、“现实动因”和“目的旨归”无不浸润着发展的诉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以资本主义条件下业已形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

故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要不要发展，而在于如何发展。就如何发展的问题而言，其路径大凡离不了这样两种类型:一是走“依附型发展”之途，二是走“自主型发展”之路。事实上，走“依附型发展”之途，对中国而言根本就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合法性。因为，从中国自身发展所开显出来的历史境遇看，中国人民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发展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抑或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且在现实实践中也找不到固定的模式和难以因袭他者的经验。况且，时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实践也在不断向前推进，有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与新的实践由于时空的转换业已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预测和构想。此时，如果简单地停留抑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机械地盲从别国的模式，生硬地照抄他者的经验，就可能会在现成理论、经验和模式的寻求上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也可能会在思想上趋于僵化，行动上陷入误区。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所谓“自主发展”，所涉指的乃是摆脱他性镜像的思想依附和行动仿照而走向自主性、创造性的思想建构和躬行践履。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主发展”不仅是任何国家、民族安身立命、当家作主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权衡其发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核心旨奥之一，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倘若动辄盲从与依附他性经验，就会与科学本身所要求的独立精神、怀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超越精神相去甚远、格格不入。而科学之为科学，一方面诚然在于其依凭理论理性精神所呈露而出的理论自洽性和延展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应在于其凭借实践理性精神所显扬而出的行动自主性与超越性，惟其如此，科学自身的向前推进方能获得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同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倘若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和能够保持自主实践的品格，那么，其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自然步入科学之轨道了。

以此为镜，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科学发展观会尤为强调:“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凡此种种，实际上都表明了这样一些事实，那就是，“自主发展”的实践旨趣一以贯之于科学发展观的理性运思之中，“自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能够获得其科学性的重要标识之一。

其二，彰显“开拓创新”的行动诉求。科学发展观除意在坚守实践上的独立自主性，或者说摆脱他性镜像的支配而走向创造性的思想自主，以更好地结合自身的特点来谋求未来的科学性的发展外，还旨在坚守实践上的开拓创新性，或者说摆脱传统的实践窠臼而走向创新性的实践范式，以彰显“开拓创新”的行动诉求。

事实上，就发展的本质而言，其乃是主体之自主创造性和自觉能动性的渐次生成、不断提高与逐渐展露的过程，也是人类实践理念、实践中介与实践范式不断递嬗与创新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要彰显“开拓创新”的行动诉求，是因为“发展”本身就与“创新”具有内在关联性。从哲学的视角看，“创新”所涉指的乃是渗透于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的创造性、超越性行为，是从“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动态演化过程和从“旧质形态”到“新质形态”转化与提升的过程，也是指那些通过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基本规律、相互关系的新发现或者新运用，达到较之已有的实践更有效、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而“发展”所关涉的乃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不难看出，“超越性的动态演化”是“创新”与“发展”共有的一个基本维度。

如果说“创新”与“发展”内在同质性的学理审视尚显思辨抽象的话，那么从历史事实上对此加以聚焦就显得清晰直观了。因为一部社会发展史实质就是一部人类创新史，因为人类社会的嬗变与发展史逐一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若没有“创新”这一隶属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3］(P2)结果也就难免失魂落魄、缺乏生机，乃至失却生存发展的根基、动力与源泉。就此而言，创新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之基石，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无创新即是无发展，无发展即是无未来。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等时代强音会不绝如缕，为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等理念会争奇斗艳。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科学发展观会百般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继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创新发展理念”，“必须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诸如此类的阐述可谓俯拾皆是。基于此，我们也就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开拓创新”为发展之动力的宏旨是宛然可辨的，其目的正是欲通过“开拓创新”这一行动诉求来发展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来提高改进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与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及借此突破传统发展观之静态、机械与线性的行动模式而转向至动态、系统与非线性的实践范式。

总之，科学发展观并非奇思兴动抑或妙想勃发，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产物。如果说其交往理性向度意在彰显一种与现实对话的问题意识与时代精神、表征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而显扬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本真意蕴，价值理性向度意在实现“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互补统一、力促“人本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交融，从而揭明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那么其实践理性向度则意在坚守“自主发展”的实践旨趣、彰显“开拓创新”的行动诉求，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有效奠基于“自主型发展模式”。三重理性向度虽各侧其重、各显其用，却又共同构成科学发展观立意高远、逻辑严谨、运思缜密的有力明证。

参考文献

［1］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丹尼斯·L·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M］.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辽宁社会科学院新技术革命课题组编:《托夫勒著作选》［C］.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5］张再林:《我与你和我与它:中西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胡军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重理性向度》［J］《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7］翟振明:价值理性的恢复［J］.哲学研究，2002(5)。

［8］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年4月3日。

［11］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3］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