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丽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陕西西安,710056)
摘要:马克思的历史观被理解为唯物史观,已成为我们的一个共识,而且我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往往停留于唯心和唯物之争的哲学层面,如果深入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探讨,离不开西方基督宗教神学的背景。由此,神圣和世俗这对宗教性的术语就似乎比唯心和唯物这对哲学范畴更能标榜出马克思历史观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观的区别。马克思在批判以往历史哲学的神学色彩的基础上,把历史哲学建构成关于人的科学,把人从以往神圣世界拉回世俗世界,实现了曾被隔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并把关于自然的知识赋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从而把历史科学建基于人类的世俗活动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加速了人类世俗化的进程,而且也用一种积极和变革的观念代替了以往陈旧的沉思,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即使在所谓的返魅、后世俗的时代,马克思的这种被称为“世俗”性的历史观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史 人的科学 神圣 世俗
“什么是历史”或者“历史是什么”,一直在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对这一问题答案的寻求成为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马克思更是把一生的精力倾注于历史领域的科学建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p20)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区别,却也不是水火不容的、绝然对立的两极。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哲学之所以是唯心的、抽象的,以及充满神学色彩的,就在于过于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区别和对立,从而使得历史领域从来就存在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平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自然史和人类史地结合,完成了从神圣世界到世俗世界的转变,从而把历史科学建构为关于现实的人的科学,实现了历史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彻底清除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神学色彩,并从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劳动范畴出发,把历史科学建基于人类的世俗活动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不仅加快了人类世俗化的进程,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实现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行动议程。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问题日益增多,有些观点把现代化随之而来的问题归结为世俗化,认为人类社会已步入到后世俗社会,以此批判和否定马克思的世俗历史观,然而现实的状况依然证明了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割裂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的观点都是非批判的,这是“因为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出历史过程、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p410)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对自然的理论态度、审美直观的考察,也存在着对人类历史领域的习俗、礼仪、文化、宗教、法律甚至是国家的考察,但是这些都没有触及整个历史的世俗基础,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生存,由此“抽象掉物质基础的宗教史”和“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唯物主义”都是有着根本的缺陷。而基于自然与历史分离前提的历史哲学更是表现为一部“抽象掉物质基础的宗教史”。其实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不无道理,历史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产生以来,就受到犹太基督历史观的影响。即在上帝至高无上的前提下的自然和历史的二元世界,世俗的历史与神灵的历史地平行进行。探求自然知识的模式(自然科学)虽然一直是“欧洲特有的探险和技术能动性的联合表现构成的中介层”,“标志欧洲特殊本性的深层原动力”,[3](P61)却一直被视为一种世俗的探索,[3](P61)从而与作为神圣的人类历史事件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对于人类史的研究,则是注重内省、反思和直接面向上帝,走向神圣的历史。由此,人与自然被隔离,人历史的开启和基督捆绑在一起,人类的历史也就成为与自然的知识相分离的“关于人类学的一种符号学、一种历史观和一种政治权力理论”[3](P32)。而这种在中世纪建立的人类史的传统一直得到延续。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几乎已建立了历史科学的德国哲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已经在一定程度内为文化科学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已经“充分意识到把世界观建立在历史生活之上的意义”。[4](p12)尽管德国古典哲学家在某些程度上建立了有关历史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保守的哲学立场使得他们的历史观只局限于凌驾于世俗世界之上的宗教观念的历史,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洞察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即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但最终通过神秘的辩证逻辑走向哲学的抽象,走向带有神学色彩的“理性的狡计”,最终“在历史的基础上,集中了在一系列叙述中说话的一种声音(le logos)的一切补充的宗教神话”[5](p6)(阿尔都塞语)。由此,马克思批判到,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而对于宗教的世俗社会根源却视而不见。在想象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观念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被宣布为宗教的或神学的意识;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世界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完全地,彻头彻尾地)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在马克思看来,以往一切哲学的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决不会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p23)由此,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马克思认为要真正的理解人类史,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所批判的对象与它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融合与统一。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世俗历史观的建构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不再是与上帝共享精神的那个原罪的承担者,而是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不停地在现实中劳作、繁衍的、活生生的世俗人,而精神在现实的人那里不再面向上帝,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现实生活的劳作,从而在不断的生产劳动中成为历史发展的驱动者。优先存在的自然首要的就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是养护人和规约人的自然存在。由于人摆脱掉凌驾于自身的上帝,摆脱掉了原罪的折磨,劳动就成为人的本质或本性得以实现的途径,是人生命活动的原初体现,“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6](p46)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6](p38)。在劳动中,人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人来说,既是个人的自我享受,也是他的才华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而一旦人的劳动加入了人类的才华禀赋和精神目的,“劳动也就甩掉了‘最初的本能形式’,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出场了,它代替了专门以肉体器官为中介的对自然的素朴的利用,”[7](p104)而转向借助多种工具的中介作用于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工具的工业,就必然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再度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这种依靠工具所中介了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马克思称之为工业。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是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认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6](p128)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是通过工业来展开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说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活动把自然知识发挥到极致,从而实现自然的社会化,使自然的发展进程和人类的发展进程史无前例的结合起来。由此,通过这条路径,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认为“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p362)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把自然生活过程转化为社会化的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就是要消除那对人产生异化的虚假的意识的存在方式,就是去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圣因素。神话和意识形态被马克思看作两种根本的形式。神话是和尚未被理解的外在自然相对应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8](p48-49)在神话中,表现为被支配的物理的自然的强制性,在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中,则反映着人的各种关系的异化,反映着这些关系被物化而成为难以看清的支配人的命运的阴暗的力量,[7](p151)“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9]681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宗教所钳制的不过是人的精神思考,而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神秘则牵制着人的整个生存方式,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由此,马克思期望着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解放人,不仅是从头脑上,更从整个生存方式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极为明白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9](p96-97)阿尔都塞曾这样评价道:“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而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在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5](p6)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科学的过程,就是去除神话的人类的世俗史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以往被看作卑下的、始终被遮蔽的那个世俗的领域,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那里才能找到历史苦难的根源,才能最终找到全面解放人类的途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知识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切虚假意识形态的对人类的压迫。一方面,自然科学提供关于宇宙本性的基本真理的自然知识,人类通过这种客观的、得到论证的真理以取代以前所有的神学及其虚假的天启学说。而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则说明了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的资本主义工业如何能够如同黑洞一般把自然以及劳动者吸收到自身的发展中来,由此造成人世间的贫穷和奢侈、痛苦和灾难。也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工业的分析,人类历史的命运不再受“看不见的手”或“理性的狡计”的支配,而是有着现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希望通过无产阶级来打破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所带来的物化现象,通过建立共产主义来使人获得全面的解放,这种共产主义不再是充满神学色彩的天国,而是一种来自客观物质条件的实在存在。毫无疑问,马克思建构的历史科学就是人类的世俗的历史,这种历史的世俗性就是去宗教性,不再需要宗教神学的理性支撑,而“是对优良的实践和智慧整合的结果”,是“从科学、道德规范和哲学中得出其基本原理和道德规范价值。”[10]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马克思所建构的世俗历史观却也面临种种责难。
三、马克思的世俗历史观的现实意义
世俗化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方面,已是一个共识,然而对于现代化是否必然伴随着世俗化、去魅化这一问题却提出了疑问,世俗化也常被狭隘的理解为功利化,由此世俗化过程往往遭到严厉的批判。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划分曾被看作是“社会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世俗世界往往被贴上以功利性的占有为存在尺度的标签,而神圣世界则是被看作是以无用性的排泄为尺度的宗教事实。世俗的世界被看作是一个物化了的同质性的世界,一个物性的世界,在这里,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被置于基始的地位,傲慢地成为衡量世界万物的唯一尺度。[11](p109)在此基础上,把这个世俗的、物化了的世界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这样,无怪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解读为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主张人的物质利益、人对不断增加自己的物质福利和使生活日益舒适的愿望是他的主要动力。”[12](p26)由此,马克思的世俗历史观也成为人们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由于把世俗化等同于功利化,就出现了挽救神圣世界,重建我们的信仰的呼声[13](p),认为只有用基督教的神圣世界来不断遏制流俗的唯利生存取向,才能恢复人之为人的灵性和睿智。还有的学者试图把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儒教作为中国人所信奉的宗教。也出现了所谓后世俗社会的说法,人们希望到宗教中来躲避这个似乎到现在还是充满着不幸和苦难的世俗世界。当然,在主张多元并存、平等对话的现时代,我们不能主张单一的话语权,但是也绝不能让马克思的世俗历史观成为时代的替罪羊而被弃之如履。我们在主张多元文化共存在的同时不能忽略马克思所建构的世俗历史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马克思的世俗化不等同于功利化。在马克思看来,世俗化并不是庸俗化,并不是不顾一切美德而不择手段的攫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世俗化不过是要去除宗教的虚幻,还原生活的真实。由此,马克思果断地认为,既然宗教不过是人创造出来的虚幻,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停留于宗教领域的批判,而应该从宗教领域寻根到世俗的人的领域或人的世俗的领域。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自身问题的探究,必须回归到人类所生存的世俗世界。马克思确信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于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于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政治的批判。[14](p453)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在世俗的生活原则中把捉到关联着历史运动的更为深刻的东西。马克思一旦发现了那个“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0](p41),是历史的“世俗基础”[10](p32)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就不遗余力的对“市民社会”的进行解剖,以完成探究历史运动的责任。马克思的知性真诚使得他不仅对这个被资本扭曲的世界痛加鞭挞,而且为人能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得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可能性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12](p23)马克思不是希望人不爱上帝而爱金钱,而是要求人不爱上帝,而爱他人,爱同我们一样在这世界上生存劳碌的活生生的人,尤其是那些需要我们爱护的弱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圣经》提出的要关心寡妇和孤儿的教导,只不过去除了它的神学基础并将其运用到现代性环境。”[15](p279)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俗化历史的建构的目的不过是把以往虚幻的历史真实地还原,把人类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活生生的摆到人类的面前,真正改变人类自身的问题,不可能在天国中找到答案,而只能在人的肉身所处的世俗世界。
其次,宗教并不是一付医治现代病症良药。不管宗教在所谓的后世俗社会看起来多么繁荣,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已被排除在现代政治的舞台而留守于人类的私人领域[16],这是宗教自身的特性使然,一方面,宗教往往依赖于虔诚的信仰而不是公共理性,也正是由于此,宗教也往往是彼此独立的,甚至成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冲突的根源。即使基督教以多种形式在西方一些社会不同程度的复兴,这都不能成为我们追捧宗教的理由,即使在美国存在着对宗教的高度热情,这并不意味在其他社会也存在着同样适合的土壤,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不同社会、不同的利害关系,就会有不同的宗教态度。在我们社会,如果跟宗教有观的信仰或惯例进入政府公共空间或教育领域就颇具争议,这是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宗教历史中学到了必须谨慎,由于宗教导致的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层出不穷,从法轮功到藏独分子的烧、打、砸的恶劣行径,都脱离不了宗教的干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宗教的压制或禁止,“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忠诚,如果他们通过对宗教的包容性的官方表示,而不是取缔它们。”[16](p896)由此,在基于多种宗教文化共存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世俗的历史观,要从“对优良的实践和智慧整合的结果”中,从“科学、道德规范和哲学中得出其基本原理和道德规范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完整的实现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行动议程,而不是仅靠一种宗教来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拯救。
最后,不管人类历史如何发展,作为人类历史的根基的人都无法摆脱其自然性,这也是马克思世俗历史观的逻辑起点。中世纪延续给我们这样一种历史理念,即相信人类的历史有自身的目标和相信理性。世界和人类历史都开始于创世纪,经过天堂、降临、复活,最后随着万物的复归而达致死而复活的基督,从而把人提升到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种神学传统为人类高于自然性的优越性提供了道德基础,也使得人以高姿态征服自然成为长期以来一个约定俗成的目标,并且使得人类历史具有了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的外来的目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是把理性仅停留于自我内省的沉思领域,而更为理性的看待长期以来处于宗教边缘地带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类的自然性存在依然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尽管有的观点通过“形容其他物种呆滞、缺乏任何精神维度”,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彻底决裂”[17](p25),然而我们人类的肉身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过是自然万物之中的一部分。其实人类不仅从求生存的角度受到自然的制约,而且人类很早就存在着对于自然获得理解的精神诉求,即存在着从“每一个物种身上看到与社会中的人有关的特性”,以试图期望“动物能够为人类自我描述提供类型”。[17](p58)尽管自现代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着人与神性的结合而变得疏离,然而要解决自现代所遗留下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恐怕不能逃避基于人与自然的实践理性,而到抽象、沉思的神学理性王国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更为可行的是以更为理性、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回顾过去、体验当下、并展望未来的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的科学性、特殊性以及世俗性之所在。马克思所建构的历史是面向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世界的历史,由此马克思所建立的世俗历史观是“永远向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从它公里确立的那一刻便开放自身,从而在历史运动中发展自身;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的。”[1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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