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
黄 斌
(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法学博士,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对立论、归结论和交集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在驳斥“归结论”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却在历史观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本质上是并存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也是明确的。在把握二者关系中规制哲学转向,关键是坚持两点:一是“现实的人”的理论立足点,二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 整体把握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近几十年理论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几年来,学界在批驳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论断、唯物史观以及以人为本等问题的研究中,对此问题阐发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同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这些见解和分歧,需要我们运用“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研究进行整体把握。本文仅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认识,以期得到同行们的指教。
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何种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之中。但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我国理论界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截然对立的“对立论”。这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属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在西方,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贡献是与人道主义的“彻底决裂”。“马克思与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浑然一体”。[1](p227)在我国理论界,“对立论”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麻痹劳动人民阶级意识的精神鸦片,因而,“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2](p1)
二是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完全纳入人道主义体系的“归结论”。自1932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西方学者纷纷把这篇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关节点和救世主义,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异化思想来解释说明一切社会问题,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统领整个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完全纳入人道主义体系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者更是不乏其人。在他们眼中,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体现,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产物或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本体论。
三是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视界共同点和理论重叠部分的“交集论”。这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存在不同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其发展史上的一个形态,而且是最高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思想,却又不涵盖全部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是仅仅包含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最高阶段——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既不是对立关系,又不是完全归属关系,而是一种交集关系。“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集关系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属于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人道主义的特定形态——科学人道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交集部分。”[3](p112)
在这里,我们暂不对以上观点作具体的评析,还是先来看一看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吧。因为,阿氏这一振聋发聩、富于论战性且偏激异常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认识。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有一个从意识形态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过渡和转换,这是通过1845年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实现的。因而,他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期:1845年前的马克思,支配其思想的问题式是人道主义;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时期。在他看来,在早期马克思那里,‘人’不仅是揭露贫困和奴役的一声呼叫,而且是他的世界观和实践立场的理论原则。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与任何人道主义实行了彻底决裂,“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质当作理论基础,因而也就摒弃了两个假定的全部有机体系。他把主体、经验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它们统治的所有领域里驱逐出去。”[4](p243)科学的历史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代替了原先人的本质、主体、异化等陈旧的范畴,马克思也就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据此,阿尔都塞说:“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和应该公开地提出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复辟人本学或人道主义的理论,任何这种企图在理论上始终是徒劳的。”[1](p199)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创立的“第三块科学大陆”——历史科学上。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反人道主义论证上,阿尔都塞强调说,马克思根本没有在哲学上把人的本质作为理论的中心原则,根本没有把人的本质作为人类世界的原始本质和目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中被认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从中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的,即使其踪影也是找不到的。”[4](P319-320)青年马克思所以能成为成熟的马克思,关键在于他抛弃了早年纠缠着他的人道主义总问题,用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对他发现的科学历史观进行了系统表述和论证,从而同把一切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结论实现了彻底的决裂。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彻底决裂,是成熟马克思同青年马克思“认识论上的断裂”,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诞生,也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与哲学人道主义的分道扬镳和根本对立。
准确评价阿尔都塞的观点就必须了解这一观点出世的背景。当时的苏联、东欧和西方国家共产党内都弥漫着一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有人性的人、异化都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词句。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威胁着‘对时政事物的理解’,包围着科学,并把科学搞得面目全非”。[1](p17)面对这股思潮,阿尔都塞以一种“力挽狂澜”的架势独自打起了反人道主义的旗帜。可以说,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动机和努力是真诚的,他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击也是有力的。但他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异乎寻常的极端思维方式,其消极后果不可小视。
一方面,阿尔都塞所谓的马克思“理论反人道主义”观点是以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理论人道主义为思想前提的。阿尔都塞认为,从人出发的并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原初本质和最终目的的哲学就是理论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的理论则是直接从生产关系出发,在清算费尔巴哈等人人道主义思想时,将矛头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理论反人道主义”。可见,阿氏所说的“马克思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实际要说的是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人道主义,或者说是“非”人道主义。但他为了追求论战效果,故意使用“反人道主义”这样的极端术语,无意中把马克思主义同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传统完全对立起来了,必然会在一般的非专业接受者中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形象。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在批判西方盛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将人道主义归结为一种价值观,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历史观上将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明确地反驳了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理论体系可能。但他从马克思“认识上的断裂”将人道主义思想排斥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之外,从而就遮蔽掉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失掉人道主义的关怀而“成为无主体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和社会规律,成为敌视人、遗忘人、否定人的人学空场。”[5](p112)这是明显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性相矛盾的。对此的匡正,必须进入到唯物史观的深处。
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否是属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是否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文分析可见,阿尔都塞是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对立起来,从而影响了世人对此问题的判断。我国理论界有人从分析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内涵中得出:认为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还有一些合理的东西“经过改造而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接受”,至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必须彻底摒弃”。[2](p118)从当时“人道主义”泛滥和随后“人道主义”在苏联、东欧酿成的惨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论断。但在历史观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加分析地对立起来,并主张将其“彻底摒弃”,现在看来,无疑有些轻率。
人道主义最初是针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以“人道”反对“神道”,把人从宗教神学的封建文化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人的旗帜。无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还是费尔巴哈,理论的人道主义都遵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人是根本”等伦理原则,承认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人,在人格上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有人的尊严,都是平等的,因此强调,我们应该尊重人,尊重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平等待人。后来,当启蒙思想家用这样的观点来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用这种观点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于是,人道主义就成了历史观。
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承接,是建立在他对理性人道主义辩证扬弃基础之上的。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明确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远大志向。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写到:“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当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6](p459)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虽然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但他重视的是伊壁鸠鲁那“偏离直线运动的原子”之锤对确立人的自由观所具有的意义。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p460-461)因此,人类的解放不仅要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要消除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异化劳动问题入手,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从而将追求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消除“人的异化”的社会变革——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变革结合起来,建构了自己的“人本学”和“人道主义思想”。
就马克思来说,他的人道主义不是人的理性异化论,而是扬弃了人“异化劳动”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道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过程,劳动异化的扬弃就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当然,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以人的劳动代替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用人道主义方法来论证社会主义,未能摆脱唯心史观,但这种观点已突破精神性的理性而过渡到物质性的实践——劳动,这就为他架起了从唯心史观通向唯物史观的桥梁。因此,当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时,他就将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念深深地融入到他的历史观之中,用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作为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人道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观的根本变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以往历史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升到科学的层次,即把人道主义思想奠定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在历史观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共存与统一。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新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就是希望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能够实现人道主义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要求,从而走向真正的生活世界的建构。
应该看到,马克思思想中所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由他一生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马克思在为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理论创造时,自然要在历史观的变革中接纳人道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地批判中表现自己合目的性的人文关怀。实际上,在研究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问题时,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对社会主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是有机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融入无产阶级及其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实践之中,从而在历史观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共存与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人道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人道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价值意蕴。马克思历史观本质上就是科学的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科学。
三、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
内容是一种思想、理论或学说得以确立的基本要素,没有内容的思想仅是一种虚无。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基本内容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区别于其它人道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标志。对此,需要在弄清人道主义基本含义的基础上,给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做一个明确的界定。(https://www.xing528.com)
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变动不居的思想话语,在历史上有着多种表现形式。目前,学界将它作为一种研究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哲学价值观,其基本思想是比较明确的:一是对人是什么的基本看法;二是对人是什么的基本价值观念;三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人是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爱人”、“尊重人”、“关心人”等就是这三类命题的主要说法。学界有人从人的无差别性的抽象理解上,将这三类命题看作是现代社会对人道主义的基本共识,进而将是否符合这三类命题作为人道主义的界限和标准,称“承认这三类命题,就是人道主义。”[7](p15)
将人道主义思想的前提看作是对人的无差别性的理解或对人的抽象理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将它作为判断是否是合理、科学的人道主义的标准,这无疑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种建立在无差别人性基础上的“合理的人道主义”,抹去了人的种种现实的差别,也就忽略掉了人道主义应有的阶级属性,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当然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因而,立足于此种认识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种种概括,无疑是要遭到人们的质疑和诘问。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同周围世界关系的一种哲学反思,其理论结构必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人与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整体之间的关系。“合理的人道主义”仅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层面来界定和探讨人道主义的内容,忽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先在性和重要性,忽视人道主义的历史形态,其结果必然是理论逻辑的不完满和具体内容的缺失,而这正是马克思力图避免并竭力超越的地方。他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虚假”的人道主义中,将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追求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了人道主义的彻底变革,也在基本内容上将它与历史上各种形态的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首先,在对人的研究的基本思路上,马克思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抽象的、无差别的人性出发,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它的出发点“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p73)正是在现实人的基点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人道主义学说。
其次,在人本身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上,马克思强调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作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及其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社会的最终目的,严格地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的实现。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94)
第三,在人道主义最终实现的路径和依靠力量上,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等寄希望于把人从“词句的奴役”即观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8](p74),而这解放的依靠力量只能是代表人类彻底解放的无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符合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这一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其他人道主义学说的最为根本的区别。
第四,“人同自然地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人道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9](p81)这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其它人道主义相区分的基本原则。
四、“哲学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地转型,生存论转向、价值论转向、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实践论转向、解释学转向、人学转向等话语在学术研究中随处可见。“转向”已成为学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今哲学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学者们在“转向”中对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研究重点应该放在什么方面、哲学的核心应该是什么等问题的展开理解和思考,也在“转向”中顺应或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发展潮流。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再度兴起,也与当代中国的哲学转向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中国哲学也开始了主题的转换。于是,围绕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实质等问题讨论的深入,“转向”就成为我国哲学发展的必然。当然,无论哪种转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反映,都是在中国哲学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的转化中生成的。因而,从建设哲学的视域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并存与统一结合起来思考,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推进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但已有的旧观念还为完全清除,祛“主义”等非正常转向的病态向学之风又来干扰我们的视线。因而,把握时代脉搏、规制“哲学转向”,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立场是一种理论看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理论间相互区别的内在标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说,其内在的原则立场有两个维度:一是真理性的维度,即以什么样的立足点、出发点才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二是价值性维度,即什么样的立足点、出发点才能确保其与其它理论相区别的价值取向。因而,在哲学转向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必须坚持两点:一是“现实的人”的理论立足点,二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
出发点的区别是哲学路线的基本区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上其他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性差别之一,就在于它们的立足点不同。无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眼中的人都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马克思发现,历史的主体“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p73)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8](p73),正是立足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以此对康德的“理性人”、黑格尔的“理念人”、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给予了无情的“颠覆”,也正是立足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追求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在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彻底地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关于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核心。从这个基本判断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然包含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前的哲学转向,又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推到学术研究的前沿,如何在研究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走向歧途呢?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即是马克思的观点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就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今天,科学发展观的人本追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唤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但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做法,以及像阿尔都塞那样的“对症读解”,无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损害。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将人道主义的研究融入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中,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成长出悦人的绚丽之花。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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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王金福:《为人道主义划界——兼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J].《唯实》2005年第6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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